国家安全和华人移民身份认同的建构

吴前进

移民和国家安全话题主要指移民接收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等方面所感受到的与移民相关的威胁问题。这种威胁，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也可能是虚拟想象的。它关涉到移民和住在国的关系认同，特别是移民对住在国的政治和文化的认同，以及住在国对移民群体是认可和接纳还是将其视作威胁因素而加以排斥。

安全指人类的整体与生存环境资源的和谐相处，互不伤害，不存在危险或危害的隐患。安全的通俗理解是“无危为安，无损为全”。国际政治领域的安全主要指国家安全。在探讨移民与国家安全的关系问题时，大部分学者都将国家安全按照不同价值，分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环境等不同领域加以研究。其中，被普遍接受的分析框架是将国家安全划分为政治(包括军事)、社会和经济(包括环境)三个领域。虽然学界在有关移民是否威胁国家安全这一基本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岐，但在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上，无论是传统安全理论还是新安全观，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建构主义，无论是坚持移民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学者，还是反对这一观点的学者，已经趋于统一，即移民对输入国安全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由于各国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地位也不尽相同，故而移民流入的安全后果各有差异。在一些国家，移民影响国家安全的消极因素得到很好抑制，积极因素得到充分展现；
而在另一些国家，或者在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不同的内外部条件使移民对国家安全的消极影响增强，或者积极影响不足以补偿消极影响导致的损失，那么移民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就会凸显。(1)田源：《移民与国家安全：威胁的衍生及其条件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有关移民影响输入国安全的研究有若干代表性作者。杰瑞·弗里曼通过对澳大利亚移民问题的个案研究，认为二战后的移民对澳大利亚安全构成一定威胁。这种威胁主要表现为非欧洲移民的大量流入改变了输入国的主体文化和社会结构，威胁输入国传统的政治和社会安全。(2)同上，第20页。此外，米隆·维纳(Myron Weiner)从全球角度对移民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承认移民属于一种能够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但同时也认为，若因此而迫害、甚至排斥移民，与否认移民具有安全危害一样错误。(3)Myron Weiner, “Security, St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Myron Weiner, 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Securit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3, p.9. 转引自田源：《移民与国家安全：威胁的衍生及其条件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吉格斯·威尼兹(Georges Vernez)对移民危害输入国安全的观点持批评态度。他认为，虽然有相当多经验证据表明，移民会对国家传统价值观、文化认同、社会融合、经济稳定构成威胁，但这种威胁与经济波动之间具有明显相关性。当输入国就业状况良好、劳动力收入稳定增长时，移民流入就弥补了输入国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缺口，提高了社会总需求，故这种移民流入不仅不会带来威胁，而且有益。但当输入国经济低迷时，对移民的敌意和忧虑就会增强。他据此认为，所谓移民对国家传统价值观、文化认同和社会稳定的威胁，只不过是本国国民在面临外来移民激烈竞争时的一种自然的社会性反应。(4)Georges Verne, “National Security and Migration How Strong the Link?” pdf, pp.7～12. 转引自田源：《移民与国家安全：威胁的衍生及其条件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另一位著名移民问题专家、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瑞恩哈特·罗尔曼(Reinhard Lohrmann)关于移民、难民与社会安全问题的研究也极具启发性。他指出，移民文化身份属于一种社会结构，是政治层面利益冲突的表现。移民对社会安全的威胁，并非移民本身的威胁，而是由文化差异(cultural differences)所具有的政治价值所赋予的。真正的威胁在于具有政治意义的不同文化的冲突。(5)Reinhard Lohrmann, “Migrants Refugees and Insecurity: Current Threats to Pea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38, No.4, 2000. 转引自田源：《移民与国家安全：威胁的衍生及其条件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罗尔曼的研究透过移民与输入国本国国民社会冲突的表象，深刻揭示了移民安全问题的本质，弥补了威尼兹的缺陷。

随着建构主义学派兴起，一些学者开始运用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审视移民安全问题。他们通过彻底否定判断安全威胁的客观标准，质疑移民安全威胁理论。这一派学者认为，安全并非客观存在，而是被共同体中的个体所感知的。威胁属于政治行为者建构的社会性观念，是主要行为者——官僚机构和政治精英——运用权力和立法在某一具体领域进行安全讨论，以动员他们的共同体成员去应对危险的结果。(6)Valsamis Mitsilegas, Jorg Nonar and Wyn Re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nternal Security-guardian of the Peopl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47. 转引自田源：《移民与国家安全：威胁的衍生及其条件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瓦尔萨密斯·密斯雷格(Valsamis Mitsilega)、约克·摩纳(Jorg Monar)和温·里斯(Wyn Rees)在对移民安全问题进行的专门研究中表明：移民，即便是非法移民也不存在对输人国“可以确认的恶意”，(7)Valsamis Mitsilegas, Jorg Nonar and Wyn Re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nternal Security-guardian of the Peopl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47. 转引自田源：《移民与国家安全：威胁的衍生及其条件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它的安全化完全是由于移民问题触及社会自由与安全需要之间最重要、最敏感的神经而被建构为一个会危害社会、劳动力市场和福利体系以及公共秩序的安全威胁。这些学者同意，安全的概念和范畴并非固定，也非客观，而是随着形势变化，根据国家统治需要而建构的。(8)Jef Huysmans, The Politics of Insecurity: Fear Migration and Asylum in the EU,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xii. 转引自田源：《移民与国家安全：威胁的衍生及其条件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当前学术界有关移民威胁国家安全的条件的研究，主要关注输入国内部的条件作用，很少将国家间关系的因素考虑在内。而移民作为一个跨国性因素，必然会牵涉到国家间关系问题。由于国家间关系的本质表现为冲突，故来自其他国家的安全威胁始终存在。因此，关于移民威胁输入国安全这一问题的探讨，应当将国家间关系的因素充分考虑在内。(9)田源：《移民与国家安全：威胁的衍生及其条件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综合已有的研究视点，移民作为外来者，由于身份认同、种族、宗教等因素而成为被怀疑对象，这些“外国的”因素往往导致他们在特定时期内被住在国视为间谍、敌人同盟者，成为影响当地安全的威胁来源。如果这些客观因素的确存在的话，那么如何确保移民的文化和身份的安全？如何令移民与住在国互相认同与接纳？这就关涉到移民的身份认同，即移民的国家认同。移民必须首先确认“国族”认同，即我们是谁？通过国民身份的法律表达，来确认国家和主权的文化身份，确认移民与国家的文化融合与排斥。(10)Elspeth Guild and Joanne van Selm, e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Securit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London: Routledge, 2005, p.3.故此，国民身份对于多民族种族国家而言，乃是一种移民身份的现代性建构。

华人移民对住在国的身份认同，不仅关涉华人对自身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归类，而且关涉华人与祖籍国和住在国的关系定位，以及华人祖籍国和华人住在国针对华人移民的政策定位和资源调用。本项研究从国家安全视角说明华人移民身份认同的建构及变迁是历史的自然进程，更是住在国为了国家安全目的而施行的民族种族政策的结果，以及移民出于自身安全考虑的反映和适应，通过法律和文化身份的表达获得住在国的接纳和认可。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和其他国家移民群体相比，华人移民和住在国国家安全的话题，以及中国和华人移民住在国的国家关系，总互为牵扯，并在一定程度上困扰或阻碍华人移民身份认同的构建。

有关华人移民与住在国文化和身份安全话题，须要放在国家认同的背景中去考量，移民个人在面对主权和领土时，如何定义自我以及如何被周围的环境所定义。其中，国族、主权和身份，这三个词是改变移民与住在国在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方面行为方式的关键词。移民作为住在国的新来者，如何看待自己，如何遭遇外部环境的歧视，他们在语言获得和经历表达方面，如何构成住在国社会的一部分，成为住在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均须要透过移民身份的锻造来表达和维持。换一个视角看，国家文化的多样性是通过移民身份认同的获得体现的。国家通过多样性尊重并接受有“差异”的各类外来移民，从而确保移民们获得身份和文化的安全。一些极端势力、右翼分子经常拿移民说事，既有违文化多样性原则，也有违人类文化的自然演进历史。(11)Elspeth Guild and Joanne van Selm, e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Securit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London: Routledge, 2005, p.113.

随着全球移民潮发展，具有不同文化规范的移民个人和群体，往往被住在国主流社会视作对当地文化身份与文化和谐的一种威胁。故身份认同问题越来越困扰国家、民族、社群和个人，成为移民和住在国之间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所谓身份认同(Identity)是主体对自身认知的一种选择，它涉及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就移民个人和群体的身份认同而言，它包括个人的自我身份认同、群体的社会身份认同，以及面临主流社会及文化时所产生的身份选择或混合的身份认同(Hybrid Identity)。这种移民特有的身份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它关涉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及其相互关系。换言之，“认同”意指个体与团体寻究自己身份的指认，以确定“我是谁”的问题。“认同”也表示个体或团体在变动不居的生活经历中，寻究某种恒定的特质，以区别自己与其他的人或团体。无可避免地，“认同”属于一种建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认同”与“差别”同时为建构者所体现。(12)蔡英文：《认同与政治——一种理性之反思》，台湾《政治科学论丛》1997年第8期，第51～84页。

华人移民身份认同的安全建构及其变迁，在华人移民历史的不同时期内，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华人群体中，各有不同选择和重点。其中，既有移民群体总体的趋势，从认同祖籍国到认同住在国的历史必然，它通常随着移民代际更替的实现而自然转换；
也有移民群体秉持多元认同、身份兼容，同时认同住在国和祖(籍)国双方，但在政治倾向和行为方式等方面仍以住在国为主。这两类构成当今大多数民族国家移民身份认同的常态。当然，还有一种状态是以祖籍国认同为首要，兼具住在国认同，这种秉持祖籍或故乡认同的华人移民在一些特定国家和地区也有存在。

2014年海外华侨华人总数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3000多万发展到6000多万。这6000多万华侨华人中，既包括历代定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及其后裔，也包括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新加入的移民群体，以及台港澳的新移民。然而，对于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公布的这个大致统计数字，华人移民从自身“认同”的视角提出了疑虑。(13)详见麻卓民：《关于海外华文教育的再思考》，《西班牙欧华报》2016年5月7日。因为它涉及一个有关华人族群之于祖(籍)国身份认同和分离的话题。在大多数华人入籍住在国，其二三代早已融入住在国并成为当地社会一分子的当今，哪些人还自认华人？他们身份认同的群体和个体的边界与标志在哪里？

这就关涉到种族群体的定义。它通常被理解为人类学的特定人口概念：1)生物学上能够自我延续的群体；
2)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并且在文化形态中拥有明显的一致性；
3)拥有沟通和互动的领域；
4)具有成员的认同意识，并且这种显著有别于其他类型的分类组成也被其他群体所认可。在这种情况下，种族的边界透过人种差异、文化差异、社会分离和语言障碍，以及有意和无意的敌意所划定。(14)Fredrik Barth,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pp.9～38.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的“种族边界”(15)陈乃华：《“族群”与“边界”所延伸的断想——[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评介》，《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第2、197页。观念有助于理解各种类型华人社会如何保持自我的种族意识以及种族意识在个人追求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及政治影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比如，中国灯笼、龙、阴阳符号的使用，以及在餐饮业中的其他装饰都是商业品牌的显示样本，在那里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而唐人街的拱门、汉字招牌和节庆方式都支持着这种经济效用。它显示餐饮业不仅维持着生存在边缘的移民劳工的生计，更是种族经济与文化的象征与符号。(16)Flemming Christiansen, Chinatown, Europe: An Explo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dentity in the 1990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177～178.华人正在自觉地透过移民文化身份的建构来寻求并获取这种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利益。

由于种族身份反映了种族集团成员通过与外部种族集团成员的互动来寻求社会安全、地位或利益，故而这种社会互动的主要工具是文化模式、行为假设、道德规范、习俗和历史的爱好、语言使用等等。在世界各地，华人的种族身份有许多类型，且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对于大多数华人来说，华人血统是判定谁是或者不是华人的重要依据，但是这种判别在他们自己的经历中往往失效。一些调研者在懂华文和中华文化的华人和已经被当地同化或失去华人身份和语言者之间做过一个对比，发现人们无法断言具有巨大差异的华人社会可以共享一种种族身份，因为不同出生地、不同口音以及各个国家间巨大的不同背景，都阻碍着华人之间的互相沟通。(17)Ibid., pp.3～4.

在上述语境中，谁是华人？种族认同的边界既具有与生俱来的规定性，又具有社会身份演变的灵活性，还由外在生存环境的压迫性所决定。无疑，华人移民的身份认同虽然由于出生地、受教育背景和职业及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千差万别，但他们仍然无法否认难以抹去的种族身份标记和文化共性等基本而持久的身份识别元素，并以不同方式、或多或少地凝聚并维持着华人在域外的互为认同(作为种族和文化的标记)，从而成为具有中华民族(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同一起源地而不同流散类型的各种欧洲华人、东南亚华人或北美华人等等。他们可能在政治上互为排斥，语言上彼此隔膜，情感上难以沟通，但总有一根红丝线把他们贯穿起来，那就是种族和文化的烙印，把彼此的似曾相识以一种“哦，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感叹聚合一起或分离开来。故而，认同的概念对于辨别全球各地华人的身份类别非常重要，它属于文化种族的母概念。至于文化种族的子概念，华人移民群体的多重身份构建，尽管凭借认同而确立或对立，但终究需要依附各个不同的具体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归属而达成，从而形成更为明确的自我归类。

华人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可以叫做“华人性”或“中国性”(Chinesesness)。在英文表达里，虽然“华人性”与“中国性”都是同一个词“Chineseness”，但在具体语境中，“Chineseness”有很多种涵义，而且视侧重点的不同而不同。吴小安教授对此有过辨别。他认为，在中文语境中，与华侨华人相关联的“Chineseness”主要概括为两点：其一，中文“中国性”与“华人性”的不同表达，明显地体现了其中的差异：前者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和一个国家的地理政治维度，后者强调华人作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族群文化的维度；
其二，以“华人”族群和文化为焦点参照的“华人性”，则主要侧重于华人个人与族群相对于异国他乡与祖籍国文化之间时空错位的身份认同，主要强调是个人对国家、少数族群对多数族群、边缘对中心、移民与同化过程中的多元性、差异性与复杂性的对立统一。(18)吴小安：《概念脉络、文化关怀与比较视角：华侨华人研究的再梳理》，载李卓彬主编：《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馆纪念特刊》，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第75～87页。

王赓武教授对“华人性”有更简洁明了的解释。他说，“华人性”是指那些与中国有联系的、其他族裔所没有的特性。他又指出：华人从未有过认同的概念，而只有华人属性的概念，也就是身为华人和变得不像华人；
有些华人的中国味多一些，另一些人则少一些。因此“华人性”应包含着多个维度和指标，如祖先为中国人(具有中国血统)、保持中国传统文化规范、会说汉语或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主观上认同为华人、与中国的社会联系等等。然而，几乎所有移民他国的中国人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华人性”弱化的趋势，只是弱化程度强弱和弱化时间早晚的差异。(19)梁茂春：《具有中国血统者就是华人吗？》，《经济观察报》2016年1月30日。当然，一些与中国失去联系的海外华人由于文化资本的需要，仍然需要在住在国寻回华人性，以满足个人的文化兴趣，并借此寻求更为广阔的职业空间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海外华人曾经执念的“华人性” 或“中国性”，到大多数华人入籍住在国之后的今天，已经在心理情感上变得有限，即这种华人性不再构成侨民移民情感特征和心理活动的全部。想象的“中国性”最重要的不是真的回到中国，甚至也不是要跟中国挂钩。在移居地(地方社会)，人们并不一定需要这些文化象征的东西，但他们要在那个地方生活，就要建立一个“我”跟“你”不一样的东西，强调我们的世界与你们的世界总是存在一些距离。华人对这些所谓“中国性”的强调，主要不是为了加强与祖(籍)国的联系，而是为了让自己在“中国”以外，在没有“中国”的地方生活得更好。(20)蔡志祥：《跨越边境的华人社会》，《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号，2017年4月6日。此种有关“华人性” 或“中国性”的解说，可能更为符合当今大多数在地华人的社会心理和生存情态。

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指出：我是谁？“真正的”我是在与多种异己的叙述关系中形成的。迄今为止存在着两种文化身份观：第一种是“种族本质论”(ethnic essentialism)身份观。这一身份观认为，身份是一个民族“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的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真正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的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21)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15页。转引自王亚丽：《边缘书写与文化认同——论北美华文文学的跨文化写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对于华人移民而言，作为“种族”的华人拥有一些自然特性，并且这些特性不会随着地点、时间或背景而改变，它假设华人移民有一些与生俱来的文化特性，令他们可以永不被住在国的国家文化所同化。本质论经常被归因于和民族主义有连接：它假定，不论历史、文化甚至政治情形如何演变，生活在中国之外的华人继续关注他们的祖国。(22)参见Philip A. Kuhn, “The Homeland: 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http://ciw.anu.edu.au/sites/default/files/morrison58.pdf。这也是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侨务资源得以调动的依据所在，因为凭借移民与祖(籍)国的关系和情感特征，侨务政策(或海外同胞政策)才是可行的、有为的和积极的。第二种是后现代身份观。这种身份观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23)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15页。转引自王亚丽：《边缘书写与文化认同——论北美华文文学的跨文化写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就华人移民历史进程看，如果说早期认同中国的华侨一代大多属于本质主义身份观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后形成的华人移民一代，则可能更倾向于后现代身份观，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身份认同正经历着流动、变通和多元的状态。他们的教育背景为个人的跨国性提供了适当舞台，而冷战后国际关系的缓和也给华人移民融入住在国提供多重可能途径。为了调用移民资源，祖籍国政府也曾不断适应全球化时代移民认同的多元方向，给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调整，以加强祖(籍)国和移民的关系连接。可以说，华人移民身份认同的历史和现实，不仅是他们不断确立自身与祖(籍)国和住在国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更是住在国和祖籍国基于国家安全因素对华人移民的政策引导。

国家安全和移民身份认同的研究涉及三个不同层面：族群身份层面的文化认同主题、民族身份层面的国家认同主题以及全球化时期多重身份层面的全球认同主题。(24)余彬：《国际移民认同问题：一种身份政治研究方法》，《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61～67页。其中，国家认同是移民身份认同的安全核心。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移民身份认同问题是“去领土化”的产物。移民恰恰是在离开了传统社区，移民他乡后，原本的身份认同不再被移居地社会所支持，并且需要面临强大的融入主流社会文化形态的压力时，传统社会中从来没有的身份认同问题出现了。(25)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and Migration,”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article_details.php?id=8239.海外华人的移民经历决定了他们必须建构群体和自我的身份认同，以与在地文化相区别(又相联系——嵌入)，以与遥远故国相连接(又相区隔——不再一体)。这种华人身份认同的本身便是他们与住在国和祖(籍)国关系双向进程的恰当反映，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家力量和国家关系的互动，以及全球化进程对民族国家的多方面影响。

国家力量决定华人移民的身份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针对海外华人的认同困境和现实处境，王赓武教授提出“散居族裔文化”概念。这一概念指的是源自华南诸省，并在外国领土上形成的与主流文化碰撞的华人少数民族文化。这种华人文化能否存活下来，取决于社群的规模和活跃的范围，以及社群如何通过血缘关系、宗教习俗和文化自豪感而相互联系并与祖(籍)国保持联系。同时，散居族裔文化又受制于当地环境和居住国针对华人少数民族的政策。散居族裔文化可分为两类：一类与中华文化变迁息息相关，另一类则是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结合而成的适应性变种，这最先出现在东南亚，后来又出现在美洲和澳大利亚。(26)王赓武：《国旗、火焰和灰烬：散居族裔文化》，载王赓武：《华人与中国：王赓武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102、105页。

散居族裔文化可以通过海外华人不同时期做出的决定清晰地辨认出来：a、有些人始终想要“回归”或重返中国发源地；
b、有些人为保护他们的社群，愿意适应当地生活，同时尽可能久地保存他们的中国文化观念；
c、有些人同意扎根于入籍国，同时发掘独特的地域文化，在政治和社会上融入当地；
d、有些人则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如果条件允许，他们的前途就在于被当地文化所同化。这些决定造成的结果，并不像它们从一个到另一个的渐变那样清晰可辨。就大多数状况而言，散居族裔文化集中于b、c群体的经历。(27)同上，第103页。也就是说，散居族裔文化的认同来自于国家力量的强弱。当二战前东南亚民族国家没有建构之前，华侨的中国身份认同占主导；
当二战结束东南亚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出于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和国家安全的考量，华人的住在国身份认同逐渐取代华侨身份，成为东南亚国家的主流。以后，这种与住在国认同的华人身份逐渐蔓延到北美和大洋洲，成为华人社会认同的主流。当然，这种身份认同的转向，除了住在国民族种族政策的规定性影响之外，更有中国政府顺应国际情势而做出的主动引导和政策定位所促成的。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中国文化和民族理念在世界上影响的增加引起一些东南亚国家的警惕。(28)欧大旭：《新加坡华裔，你是中国人还是华人？》，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50213/c13aw。尽管经过二战后70多年的变迁，无论是住在国政府和民众，还是东南亚华人族群自身，都深深明确，华人与住在国的政治认同已经完成，他们现在与中国所建构的仅仅是文化认同而已。但在一些东南亚人士看来，中国政府与海外华人的关系正在被重新建构。随着新移民的到来，华侨的概念复活了。或者说，为了搭上中国经济快车，华人认同的选择性比过去更灵活了，他们需要两个世界的舞台和认同，从而把住在国和祖(籍)国的经济利益与文化关切联系起来。只是这种适应全球化时代变迁方向的移民跨国认同并不被东南亚国家政府所欢迎。在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国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依然是一个意识形态不同且值得警惕的正在崛起的大国，而本地区占有相当比例的华人人口以及他们与中国的联系，仍然属于东南亚国家在有关国家安全方面一个绕不开的心结。

国家关系决定华人移民的身份建构。当前，国家关系与华人身份认同的建构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许多海外华人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失去中国认同意识，成为住在国多民族种族社会的一分子；
另一方面，许多海外华人又由于中国的发展而逐渐增强了自身的华人身份意识，从而建构与中国的联系和认同。在此过程中，海外华人已经非常清晰地明确，认同于住在国的政治和历史远比认同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重要得多，特别就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而言，认同并融入住在国已经成为华人族群的政治共识。而在东南亚地区之外，华人与住在国的政治认同与政治忠诚也面临需要进一步确认的经历。特别是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国际形势正遭遇逆全球化潮流，意识形态对立的矛盾因素再次凸显，华侨华人与中美关系、中澳关系等话题不断透过媒体得以渲染。近两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怀疑与指控一些华裔科学家与中国学生是“间谍”，并企图通过限制中美科技交流来维持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霸主地位。它由此提示华人身份意识的建构，除了“华人性”这一基本的、共同的民族特性之外，离不开住在国民族、种族政策的取向，离不开国际政治背景以及中国和住在国双边关系的发展。

由于华人的民族特征从根本上规定了他们与中国有着种种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客观的情景限定有时令海外华人不得不向拥有其他种族身份的人表明，他们之于中国的关系属于怎样一种情景。事实上，海外华人中的大部分人认可自己的文化身份，并愿意保护和维持与中国的文化联系，在东南亚、北美和全球其他地方的华人大抵如此。但也有另外一部分华人并不愿意与中国有过多政治或文化的关联，他们希望自己被视作地地道道的住在国公民，全心全意地认同住在国。这种情景在全球各地华人社会中亦常有呈现。在新加坡，尽管当地华人和中国大陆移民之间血脉相连、同根同源，尽管中国新移民对新加坡华人日常生活的影响逐渐增强，但这种交往和影响进一步激发了新加坡华人对于新加坡的身份认同和自豪。类似现象既有世界各地华人社会新老移民之间由于经济地位、教育背景不同而引发的不和谐所致，更有移民对于国家认同所做出的政治选择。当然，和其他国家华人社会不同的是，华人作为新加坡主体民族，其国族概念已经形成，认同新加坡而不是中国，才是政治正确的选择。(29)欧大旭：《新加坡华裔，你是中国人还是华人？》，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50213/c13aw。

华人民族情感的凝聚与国家认同的困惑一直交织而行。一方面，海外华人拥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对自己来自一个内涵丰富、历史悠久的文明故国感到自豪；
另一方面，海外华人又自愧来自一个积弱贫困、千疮百孔的封建王朝。自清至民国至新中国成立之前，海外华人的民族自豪感没有得到进一步提升，民族国家的观念没有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经过短暂辉煌又走上极左错误路线，直至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参与国际体系，确立自身发展道路，并开启寻求中国梦的征程。简言之，在移民认同的建构中，虚拟或想象的中国和真实或现实的中国，给予华人身份认同的建构和暗示，曾经如此地不和谐。但即便作为移民个人可以根据不同场景和需要或接受或排斥华人的身份，但整个族群的民族记忆和情感仍然牢牢地维系着华人的民族特性，并在异域以自己的方式展现生命的魅力。这方面，唐人街认同可以说是一种交织着经济利益与民族情感并存的共同体。通过各种文化符号，它不断地在异域呈现并延续着古老而时兴的华人特性，从而把移民族群与中国联系起来。对欧洲华人认同做过深入研究的汉学家费立民(Flemming Christiansen)认为，华人的身份认同固然具有种族因素，但在此之外，利益需求同样具有决定性影响。比如，唐人街作为华人性构建的一个具体象征，既是世界各地不同华人聚居区的地理位置和生活场景，又是中国想象的文化符号，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华人在异域构建了属于他们自己领地的社会文化区域，在那里他们的文化认同得以具体呈现。在这种情景之下，华人认同既是存在的选择，又是创造性的事务：作为华人，你成就了它。同时，它也是社会强加于个人的。(30)Flemming Christiansen, Chinatown, Europe: An Exploration of 0verseas Chinese Identity in the 1990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173.华人的身份认同不仅把自己和中国联系起来，而且已经实实在在地嵌入到各个国家多民族种族的历史和现实场景之中，从而把住在国和中国紧密地连接起来。

全球化时代华人移民的身份建构。自20世纪中期以来，认同问题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在当代多民族国家中，社会成员的认同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侧重于文化归属的民族认同和强调政治归属的国家认同。但全球化作为重建世界经济体系、政治格局以及文化形态的重要力量，已经成为影响国家认同的重要变量。(31)李智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述论》，《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89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移民问题研究者不断突破民族国家概念的既有视野，重新思考和看待世界范围内的移民现象与移民运动，跨国主义的移民研究因之兴起，并试图解释“移民形成与维系的多重的联结原籍地与定居地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进程”。它强调当代移民建立了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边界的社会场(social fields)。跨国主义因此成为“将民族国家疆界之外的人民与机构连接起来的多重关系和互动”。(32)参见 Linda G. Basch, Nina Glick Schillier and Christina Blanc-Szanton, Nation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rorialized Nation-States，Langhorne, PA: Gordon and Breach, 1994, p.9; Alejandro Portes, Luis E. Guarnizo and Patricia Landolt,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22, Issue 2, 1999, pp.217～237。这样，跨国主义不仅依赖对一个以上的民族国家认同，而且依赖至少两个社会的参与舞台。它涉及双重或多重公民身份。但必须指出的是，双重公民身份不一定就意味着同时直接参与两个政治舞台。公民只能是他在其中充分行使权利和履行职责的那个国家的公民。确切地说，跨国主义所导致的是多重归属的一种制度性体现：祖(籍)国成为认同本源，住在国成为权利本源，新兴跨国空间成为包含两个甚至更多国家的政治活动空间。(33)里瓦·卡斯托里亚诺：《移居、跨国社群和公民身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1年第3期，第55～60页。跨国主义因此被视为是把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等联系起来，并与传统的民族国家关于领土的观念割裂。从这个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中国政府通过任命海外华人领袖象征性的政治位置来寻求政治和经济利益，并促进与海外华人社会的经济联系。这些跨国联系的前提是种族认同的共有基础。对于华人社会领袖来说，祖籍国政府授予的荣誉加强了他们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同时更加强了他们在住在国当地政府中的角色和影响。(34)Flemming Christiansen, Chinatown, Europe: An Explo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dentity in the 1990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178.只是在当前逆全球化思潮中，这种移民的跨国认同不但不被看好，反而招致民族国家对外来移民政治忠诚性的质疑和移民本身对所处环境的焦虑与不安全感。它提醒各移民接收国政府，在冷战后民族主义与跨国主义互为激荡的趋势中，外来移民和国家安全之间的问题并非移民本身或移民输出国政府所导致，而恰恰是一些住在国政府的政客出于政治需要无端指责的结果。

全球化时代不仅是传统移民(落地生根或落叶归根)的时代，更是跨国移民(同时认同住在国和祖籍国双方)的时代，越来越多的移民接收国曾经和正在鼓励移民拥有多重身份，从而更好地运用多种资源为住在国发展服务。正由于此，一些华人社群在效忠和服务于住在国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在从事促进祖(籍)国国家利益的活动，而中国政府也有意号召华侨为实现“中国梦”服务，(35)“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广大海外侨胞有着赤忱的爱国情怀、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智力资源、广泛的商业人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参见《以“侨”架“桥” 习近平这样谈侨务工作》，http://news.china.com.cn/2019-05/29/content_74834984.htm。只是这个政策的对象群体是华侨，与华人无涉。这方面，中国侨务政策以及国家人才引进项目等计划，已经实施过多方面的积极作为，以发展华侨和中国的关系。但这种作为正在被一些国家所防范和疑虑，如为了阻碍中国借人才项目而得到的快速发展，美国已在拟议和落实相关法案。这意味着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祖籍国和住在国的国家利益怎样与侨民个人利益相得益彰，仍然是中国侨务政策需要平衡与协调的内容。因此，在全球化时代，移民与国家安全的话题仍然会困扰着移民群体、移民接收国以及移民输出国。

孔飞力曾言，如果移民的认同有一天完全被接收国所涵盖与接纳的话，我们可能在移民历史上达到一种状态，即不再讲“华人后裔”(或任何其他种族后裔)作为历史行为者的意义。然而，有理由相信，我们至今还没有到达这样一个阶段。(36)Philip A. Kuhn, “The Homeland: 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http://ciw.anu.edu.au/sites/default/files/morrison58.pdf.民族国家对移民的吸纳与排斥，仍然取决于各个国家各族群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与发展，取决于国家多元文化政策的导向与效果，以及移民输出国和移民接收国之间的关系。

移民的身份认同，既具有满足与住在国主体民族相似、统一或同一的性质与状态的要求，又具有与住在国主体民族相异与独特的身份差别的特征，此二者的互促共进，形成移民与住在国国族身份认同的演进史。换言之，认同的构建虽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原则和标准，但它不只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动态、灵活、交叉、多维，甚至分离和分裂的并进过程。移民身份认同的构建，既需要住在国和祖籍国政府双方共同的促进、引导与管理，又需要移民个人和群体对身份认同的选择、维护与创造，是调和与适应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华人移民与中国以及住在国关系的认同与定位，不仅需要国与国关系的良好发展，更需要各个移民接收国本着更为开放的态度，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在多元一体的基础上，为移民与住在国和祖籍国的多重认同创造可能。当然，在此过程中，住在国之于移民身份认同和识别的意义仍然是强大、有效而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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