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领袖像与中国共产党的肖像政治

【摘 要】新中国初期，在“一边倒”以及“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的重大政治议题框架下，中共着力构筑以苏联领袖像为中心的肖像政治。经由规范制备、仪式操演和轮换调适，苏联领袖像乃至新中国肖像政治的基本仪规得以确立，个中政治象征意涵得到释放，中共象征政治诉求也渐趋达成。然而，中共肖像政治及其“新传统”的形塑，迅即受到苏共二十大及其之后中苏关系演变的深刻影响。尽管在恪守原则的基础上，中共对肖像政治和中苏关系屡加调适，但中苏彼此间还是由渐生分歧走向最终裂变。统观新中国初期肖像政治历程，它既曾参与建构中苏友好关系，亦能直观鉴证中苏关系转轨。这说明，中共借助对苏联领袖像的政治操演，确实可以进行“政治的联想”，抑或征兆“政治的冲突”，并借此为新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着既可视又可靠的“历史的证词”。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纪念活动；
苏联领袖像；
肖像政治

【中图分类号】K27；
D2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6-0005-19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苏联领导人在20世纪上半叶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与深远影响，其政治肖像被频繁使用于中国国内重大纪念活动，并由此构成中共肖像政治的独特镜像。从现实层面看，这是在“一边倒”以及“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的政治议题框架之下，中共构筑新中国肖像政治的历史性选择。借此政治符号和仪式过程，苏联领袖像开始深度介入新中国的政治叙事，并广泛影响到新政权的政治生活、权力运行和对外交往。对此议题，相较学界在苏联政治图像或毛泽东像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相关研究亟待深化和拓展。究其缘由，实因它既关乎新中国肖像政治的价值判定，也关涉中苏关系演进规律的历史透视，而且还对当代继续推进中国象征政治具有一定的镜鉴意义。

一、从承诺到践诺：苏联领袖像介入新中国肖像政治的缘起

领袖像作为一种象征性视觉语言符号，往往具有易于频繁复制再现和广为传布散播的鲜明特点，因而常“被用作教化的手段、崇拜的对象、唤起冥思的刺激物和争论的武器”，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发挥建构形象、寻获认同、塑造权威和协调关系等诸项功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积极构筑肖像政治，广泛使用苏联领袖像，核心诉求也正在于此。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可视作中共尝试在国家层面展示苏联领袖像的初步探索。它通过将列宁、斯大林、孙中山、毛泽东的油画像共同悬挂于大会主席台的上方，来向苏联申明新中国四个“不能忘记”之本心，言明中共将继续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学习苏联经验为指针、以“一边倒”作为中国基本外交方针和重大战略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于1949年10月7日和9日接连发布关于悬挂领袖像的规定。它除对公共空间的挂像选择、排列秩序和组合模式予以整体性规范外，还特别规定了苏联领袖像的使用规范：在党的一切机关中可以面向从右至左平列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像，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工会会场两旁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在中苏友好协会会堂从右至左悬挂毛泽东、孙中山、列宁和斯大林像。其中，列宁和斯大林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和世界革命导师，在新中国肖像政治领域享有如此角色定位和在场感，当属合情合理；
至于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和孙中山，作为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领袖，其肖像政治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不足十日内，中共中央为何要两次发文规范挂像问题呢？细究两份文件间的内在关联，东北地区苏联领袖像的悬挂和处置问题是关键，而个中原委耐人寻味。

从字面解释看，鉴于国内出现粗制滥造领袖像、挂像方式不合规范（招致民主人士指责）以及苏联援华专家要求挂像等问题，中共中央才二度作出“补充”挂像规定的。但是，上述问题并非东北一地特有，全国各地也多有表现。若再度细究中共中央文件，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民主人士为何“有理由”指责挂像问题？二是“东北情况特殊”到底“特”在何处？根据苏联解密档案所示，爱国华侨陈嘉庚在1949年8月结束东北之行后，向中共中央报告（又说向毛泽东“哭诉”）：东北地区悬挂毛泽东领袖像的范围和数量，明显不及苏联领导人像。对此，东北局书记高岗认为，因陈嘉庚发出上述“挑衅性”言论，才促使毛泽东签署致东北局的电报，明确限定在苏军驻地、苏维埃学校、苏侨集中地、中东铁路区域内以及蘇中友好协会驻地等范围内，可以悬挂列宁和斯大林像。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电文内容与10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的“补充”挂像规定一致。事后，根据高岗向苏联代表科瓦廖夫的转述，毛泽东为此还专门向苏方解释：“现在不是大规模悬挂列宁和斯大林肖像的时候，因为各地的反动分子会利用这些肖像来反对我们”。对此，斯大林反倒“颇为大度”，在“惊诧”高岗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挂像分歧之余，还表示“在中国越少悬挂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越好”。综上说明，东北地区挂像问题的复杂性，已完全不只牵涉到中苏关系的和谐，更从侧面说明肖像政治对新中国内政外交的极端重要性。再则，尽管现已无法验证斯大林的话语是否出自本心，但这种政治姿态随即得到中共领导人的认可与承诺：“那个时刻会来到的，到时我们将在各个地方悬挂上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在此基调下，两国领导人同时表示：双方应就挂像问题做好“解释”工作，务求自然、稳妥处置为上，勿使“如此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言及至此，悬挂苏联领袖像真的“如此简单”吗？若真如斯大林所言，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挂像问题缘何又会牵涉到中苏高层，进而又在中共党内造成分歧呢？

先从外部因素考量，通过回溯苏联对华肖像政治输出的历史和诉求，或可发现个中端倪。早在抗战结束之初，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主任И.В.希金就曾向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建议，需在中国东北各大城市传递苏联真实信息、展示苏联伟大形象、巩固苏联在华影响，特别是要以广泛悬挂苏联领袖像作为核心传播手段。新中国成立后，来华援建中国空军的苏联专家也曾直接要求，让中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驱逐航空学校校部大门和外围围墙上悬挂永久性的苏联领袖像（斯大林像居中，毛泽东和朱德像分列左右，且斯大林像要比后二人像大）。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节点，缘何苏方均提出要在中国悬挂苏联领袖像？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政治领袖作为国家、政党和政权形象最有价值的代言人，具有独特的传播载体特质，以及被异化为符号的政治象征功能，其政治肖像已成为各国推行和推广政治理念、发展道路、制度文明的首要政治符号；
同时，在中国广泛使用列宁和斯大林像，对强化苏联作为世界革命的领导者，特别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指导者的角色地位，建构苏联形象和维护苏联在华利益等方面均价值斐然。

再从中国方面来看，作为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图像，苏联领袖像长期存在于中共政治符号系统，并在系列仪式实践与日常社会生活中，彰显出“使事物合法化，起导向作用的特性”。述及个中缘由，苏共对中共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多有襄助，苏联领导人及其政治图像早已成为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缺席的在场者”。民主革命时期，苏联领袖像就已频繁出现于中共各类公共政治空间和根据地的私人生活领域，并化作十月革命道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等多维政治象征。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先在较早解放的东北地区，后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广泛使用苏联领袖像，远非是在“另起炉灶”时建构起对中苏两国革命历史的“回忆”，而是着意于借此进行着有关“新中国”意识形态、发展道路和对外政策的“政治想象”，据以建构对“新政权”“新制度”“新道路”的政治认同。对此，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中央连续发文规范挂像问题仅系明证之一，而将苏联领袖像频繁操演于新中国重大纪念活动之中，才是新中国肖像政治的典型表征。

基于此，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即到来的斯大林七十寿诞，就成为中共以苏联领袖像操演肖像政治的首次尝试。1949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为“迎接世界革命领袖斯大林七十大寿”，在头版刊登了斯大林大幅半身正面像，此时距其生日还有六天；
12月21日，斯大林大幅半身侧面像刊登于《人民日报》头版，并配以《向伟大斯大林祝寿的献礼》的社论。那么，在如此登像规格之下，中共的政治诉求又何在呢？如其配图大字标题所示：一是祝贺“斯大林元帅万岁”，二是推进“中苏友好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日报》自新中国成立后还从未刊登过如此大幅的照片，单从其像高和所占版面空间看，几乎占据整个版面的四分之一，如此报纸登像仪规极为罕见。及至全国性的祝寿活动开启，斯大林的政治图像更是传遍各地：或是由集体举办斯大林像展览，或是在室内悬挂斯大林像庆贺，或是由工人群众绘制斯大林像来相互送礼。如此盛况，虽有少數群众疑惑为“斯大林祝寿，中国人为什么要挂外国人的像”，但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认为这是在“庆祝自己、庆祝全世界的生日”，是在借机感谢斯大林援助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也是在进一步巩固和平堡垒和中苏友谊，为此，更应该提升革命信心、努力工作学习和全力向胜利道路迈进。

事实上，这场发生于新中国成立不足百日的政治操演，当然不会仅为表达对斯大林的敬佩和祝福，在本质上寄寓着中共对“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的特别期待，并与正在进行着的中苏谈判相呼应。与此同时，政务院还颁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这意味着苏联领袖像适用于中共肖像政治的仪式空间和法定时间也得以确定。由此，它在1950年中共中央发布的系列纪念活动中的使用规范就是：在“七一”纪念会场两侧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左）和列宁、斯大林（右）像，在“八一”纪念会场上居中悬挂毛泽东（右）和斯大林（左）像，在“十一”国庆游行中将斯大林像作为各国人民领袖像加以抬举。及至具体操演，“五一”纪念期间北京天安门门楼两侧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大幅肖像；
上海市在“十一”国庆游行中将毛泽东和斯大林像列入第三列并行抬举；
首都各界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33周年时，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孙中山像并排悬挂在会场主席台上方。如此处置，其实有“据”可循，因凡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肖像组合，多表达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政治发展意涵；
“毛泽东+斯大林”的肖像组合的频繁出现，多与新中国国家政治以及中苏党际和国际关系议题相互联系。若再就其政治操演的象征效果而言，其中一个比较直观的反映，是纪念活动后民众政治观念的转变：一是各界人士由此认识到“全世界都有共产党，你看好多大像不都是共产党领袖吗？毛主席的朋友真多，共产党的办法真好”；
二是借此推动了广大群众在“政治思想上提前一步”，促使党员干部“对形势国际时局进一步认识”。

不难发现，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完整的纪念年份，1950年的肖像政治实践及其仪式规范，实际上为新中国相关政治操演奠定了基础。当1951年迎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周年纪念和中共成立30周年纪念时，中共中央对苏联领袖像的处置方式就更为成熟。从报纸登像、集会挂像和游行抬像三个维度看，1951年2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虽然只刊登了一幅叙事性图片（以毛泽东和斯大林为背景的中苏签约现场），却在整个第5版刊登了“中苏同盟是和平民主阵营的坚强堡垒”主题志庆图片；
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庆祝大会上，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孙中山像被并排悬挂于主席台上方。同期，为规范“七一”纪念活动中的登像仪规，中共中央还规定一般报纸可在头版右侧刊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像，在左侧刊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在纪念会场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顺序悬挂八人肖像，“如此则毛斯两像居中”。对“五一”纪念和“十一”国庆中的肖像使用规范，中共中央规定集会挂像和游行抬像办法可保持一致。具体而言，北京市在举行“五一”纪念游行时，“队伍的最前面是高举着国旗和绣有毛泽东主席像的红旗队，和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孙中山为前列的三十位各国人民领袖巨像”；
上海市在举行“十一”国庆游行时，各单位游行队伍“多用毛主席、斯大林的像片”，并在游行队列第三排抬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此外，在直接涉及苏联的纪念活动中，《人民日报》先是在1月21日头版刊登列宁和斯大林的工作照，用以纪念“中国人民的朋友和导师”列宁逝世27周年，后是在11月7日头版刊登斯大林大幅肖像，作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34周年的主题图像。从整体上看，中共对1951年新中国纪念活动中的肖像使用，斯大林像是选择和使用的核心，几乎达到与毛泽东像等量齐观的程度。如此显著特征及其政治象征意蕴，在1952年的系列纪念活动中既有承续与放大，也有调整和轮换。

基于上述规范及实践，中共中央再度规定1952年“五一”纪念集会挂像和报纸登像的要求，与1951年建党30周年的处置办法相似，区别仅是在挂像时将前述八人肖像组合（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中间稍稍隔开，游行抬像方式也是根据“五一”纪念的特性，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肖像置于第一排抬行，据以征兆并强化中国人民群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对国际主义问题的认识。在具体实践中，考虑到1952年“五一”纪念期间将有人数众多且身份不一的国外观礼者、参会者和参观者来华，中共中央随后又调整了游行抬像以及报纸宣传的相关策略，主要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置于第三排抬行，并要求各报在“五一”期间不再登像。如此处置，实因挂像、登像、抬像本就是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它高度关联新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对外关系。进一步而言，在面向社会主义阵营的涉外场合，不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特别是斯大林像），容易引发兄弟国家对中国是否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怀疑”；
在涉及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或政党时，过多悬挂苏联领导人像或是在排序问题上产生认知分歧，容易催生误解甚至遭遇恶意中伤。所以，中共中央强调对此必须“仔细斟酌，安排得当”。及至建党31周年纪念和1952年国庆纪念期间，前者报纸登像和纪念会场挂像的办法，基本延续1951年的做法，后者仍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置于游行队伍的第三排加以抬行。

除上述常规纪念活动外，“中苏友好月”无疑是1952年最为核心的主题性纪念活动。虽然它仍被纳入“逢五”或“逢十”周年举行隆重纪念的范畴，但其历时之久、动员之众和影响之深，在中共纪念政治中当属独树一帜。从对苏联领袖像的使用来看，中共中央先是在11月6日举行的“首都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大会”的会场入口处高悬毛泽东和斯大林并肩站立的大幅肖像，同时又在主席台上方悬挂中苏两国国旗和孙中山、毛泽东、斯大林、列宁的巨幅画像；
及至11月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大幅肖像和纪念大会主席台照片，并用第6版整版刊登了8幅斯大林和列宁的油画。统观1952年的新中国肖像政治可以发现，中共进一步强化了对苏联领袖像的使用。就其整体政治意蕴来看，无不与实施“中苏友好”“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新中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等重大主题教育相关。借此纪念与操演，不仅能够有效增加对苏联的认识和了解，增进中苏之间的友好和团结，而且对于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而言，也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总的说来，经由1949—1952年间的政治操演，新中国肖像政治的仪式规范和运行机制已臻成熟。特别是，伴随着新中国相关纪念活动的高潮迭起，苏联领袖像的价值意涵也得以逐步释放，并在悼念斯大林逝世的系列仪式活动中达到巅峰。1953年3月9日，首都各界举行由60万人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各界人民追悼伟大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大会”，天安门广场作为新中国最为重要的国家政治空间，“悬挂着巨大的斯大林同志的遗像，四周环以红黑色纱带和松枝，两侧挂着中苏两国国旗，国旗顶端缝着黑色飘带”。由此，斯大林像成为唯一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上的外国领导人像，此乃空前绝后之举。同时，7日至10日，《人民日报》所有版面内容均与悼念斯大林相关：7日头版刊登斯大林大幅正面肖像，8日头版刊登苏共中央主席团十位成员肖像，9日头版刊登斯大林遗像。上海市在举行悼念活动期间，更是要求在“各重要城市冲要街区，公共场所，集会地点，凡挂有斯大林同志像片者，像片上沿均缀以黑纱”，以示庄重肃穆。这说明中共正以最大限度的政治诚意和革命礼敬，来兑现毛泽东曾经许下的政治诺言。借此过程，斯大林所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所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所缔造的世界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再度得到新中国的政治认同。若从干部群众的政治情感来看，他们不仅“坚定”地相信斯大林虽然去世了，但他所代表的“方向都在”，而且纷纷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巩固中苏两国人民友谊，认真学习苏联先进学说、技术和经验，全力建设好新中国。

二、从应变到裂变：苏联领袖像介入新中国肖像政治的流转

作为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的缔造者，斯大林逝世掀起了新中国肖像政治高潮。然而，面对失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的“不幸”，在仪式活动中如何继续使用苏联领袖像（特别是斯大林像），可能既需要秉持传统，又需要及时调整，甚至还需要根据形势变化多有创新，这均要求中共中央妥善处置，并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外交定力。加之，伴随苏联政局的连续调整与震荡，中国民众的历史质疑与现实误解，以及前两者与中共高层间的认知错位，均对新中国肖像政治提出了挑战，要求中共能够审慎而又及时地因应。

从整体上看，国人对于斯大林逝世大致有以下三种心态反映：大多数人“沉痛而坚定”，少数人“无动于衷”，个别人“幸灾乐祸”。表现在外显行为上，第一类多显露出敏感性行动举止，如北京市第二十四中学为缅怀斯大林，拟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班级；
后两者多有抱怨、造谣等非理性行为发生，如部分群众擅自将苏联歌曲中的斯大林改成马林科夫。如果说这些举动合乎国人亲苏情感或疑苏情绪的即时表达，那个中更为敏感和直接的问题，最后还将落位到挂像问题上。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就接到多个部门征询，反映在很多会议上不知如何挂像，特别是同时悬挂毛泽东与马林科夫像时更难以决断。及至外事领域，外交部及其下属交际处也曾先后行文，拟就斯大林和哥德瓦尔特逝世后中国驻外使馆挂像问题作出规范，但外交部领导批示相关文件应“缓发，待中央指示后下发再办”。这足以说明挂像问题的极端敏感性和重要性，仍需从国家层面作出统一规范。

1953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悬挂中国、苏联以及其他兄弟国家领袖像的办法，就上述关切予以直接回应。其中，苏联领袖像的使用规范包括：在中苏友好协会及一切有关中苏友好活动的室内，自右至左在正中墙上挂毛泽东和马林科夫像，在两侧墙上挂列宁（右）和斯大林（左）像；
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日、十月革命纪念日以及其他中苏友好集会会场主席台的正上方，挂毛泽东（右）与马林科夫（左）像；
在与兄弟国家的友好活动集会中，挂该国领袖、马林科夫和毛泽东像（分居中、右、左）；
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日的报纸头版上，右上方登马林科夫（左）和毛泽东（右）像，十月革命纪念日在相同位置登列宁（右）和斯大林（左）像；
在涉及苏联的外交场合，可只挂毛泽东与马林科夫像；
在“五一”庆祝集会会场上，可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及毛泽东像（不要挂成一排，可将前四人像挂在较高地方），举行游行时在第一排自左至右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整体而言，上述规范主要是递补作为苏联国家领导人的马林科夫像，继续保持斯大林像的传统地位，并同时从多个层面凸显苏联领袖像的存在。

中共中央就苏联领袖像使用问题作出的调整，是符合国际交往惯例的，同时也持续给予斯大林足够的政治礼敬，进而将其置于两种相对固定的使用模式，即关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范畴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组像，以及表征由十月革命开辟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列宁+斯大林”组像。所以，从1953年纪念马克思135周年诞辰起，这些规范就得到有序实施：中共中央要求全国各報除刊登马克思像外，应在各演讲会场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不是单独挂马克思像），据以聚焦和象征“列宁和斯大林对马克思学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传布及胜利”。但该规定并非没有缺漏，因其主要针对涉苏纪念和“五一”纪念，并未涉及“七一”建党和“十一”国庆纪念，也未就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日常交往活动中的悬旗、挂像、奏乐等象征仪规进行规范。对此，常规纪念活动或可参循旧例，但在涉及马林科夫作为苏联政府首脑的挂像问题时，旋即又催生出新中国“十一”国庆游行抬像的新课题。

对于该问题，1953年“十一”国庆纪念采取的主要做法，是将马林科夫作为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之一，纳入各国人民领袖像抬行之列（置于最前列）。如此做法有悖常规，外交部事后也因此专门电告各驻外使馆，要求了解驻在国为中国或兄弟国家举行国庆庆祝活动时的挂像规范。征询内容主要包括：“一是举行国庆会：悬挂像情况如何？悬挂苏联国旗及苏联领袖像（列宁斯大林像或是马林科夫像）否？旗像如何排列？二是奏国歌情况：是否奏苏联国歌？或仅奏我国及驻在国國歌？次序如何？三是标语上文字次序如何？我方写在前？”可见，个中问题除直接关联国庆纪念外，也针对国内在举行兄弟国家的庆祝会、电影周或展览会等活动时的仪式规范，而借机“改进此项工作”，也远非仅是外交部门亟待解决的政治课题。

其实，围绕悬旗、挂像、奏乐和标语等问题，中宣部、外交部、文化部和文委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曾在1953年至1954年间多有沟通。个中所涉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它看似肇始于斯大林逝世，却实际牵涉到中国、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三方关系的整体调适。从国内方面来看，这主要源自对1953年中共中央挂像规定的理解差异，以及未能厘定国家纪念活动与日常交往活动的肖像使用差别。具体而言，前者多有相对稳定的肖像政治意涵和使用规范，但后者却多涉及敏感的外事问题，既直接关系国家主权与形象，又关联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秩序。尽管中共中央在4月13日发布了前述规定，但外交部仍于5月5日向中宣部二度征求意见，拟就新规定中挂像次序与原外交部挂像规定的冲突，以及因挂像改变引起的挂旗问题，征询正确看法以及配合悬旗意见，以便转发各有关机构在对外活动中统一执行。论其焦点，乃是在政治操演中如何显示“以苏联为首”，以及是否还需要突出斯大林的问题，而个中所涉领袖肖像的选择使用与冲突协调，仅是这种分歧的外部表征而已。

此外，新中国肖像政治领域容易引起政治敏感与情感纠葛的，除上述涉及中国、苏联、其他兄弟国家间的“三角”关系，以及苏联新晋领导人领导地位的确定与否等因素外，还关系到不完全是兄弟国家间的友好活动（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此，外交部在1954年4月曾就外交活动中挂旗、挂像办法形成一份内部讨论稿，提出在国内活动或驻外使馆活动中可以“不必挂像”，在双边活动中可以不挂第三国国旗的意见。若能循此方式推行，的确有助于规避前述涉外肖像政治难题及其连带风险。从1954年整体性纪念举措和挂像办法看，中共也确实是以此为据，在恪守肖像政治传统中进行了适度调整。例如，在“五一”纪念游行中，首排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在第三排以后抬苏共中央主席团九位成员像；
在“十一”国庆游行中，以俄文字母为序，在第四排以后分五人一排抬行前述九人像。与此相对，在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的政治操演中，北京市及各大区、省、市报纸头版刊登斯大林照片（不带黑框），北京及各地出版的刊物登斯大林照片，在中共中央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大会会场入口和主席台上悬挂斯大林大幅肖像，这属于具体问题的特别对待。

经由一年多的调整、规范及使用，新的《中央关于悬挂领袖像的通知》于1954年12月发布。关于如何使用苏联领袖像，通知规定：在党的一切机关中可（面对的方向）从左至右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像；
在各人民团体（工会、青年团、妇联机关）中的挂像办法与党的机构相同；
在中苏友好协会机关室内的墙上，可自左至右悬挂毛泽东和马林科夫像，两面墙上可悬挂列宁（左）和斯大林（右）像，但也可只挂毛泽东和马林科夫像；
在一些特殊性质的机关或场合，可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经各省省委、各市市委批准作不同处理，如果再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可请示中央解决。如此处置，着实增加了新中国肖像政治操演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因此，面对1955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再次调整，中共变更苏联领袖像的使用对象当属常规操作。2月8日，布尔加宁接替马林科夫的职务，次日中国外交部就根据天津外事处的请示电，以及苏联使馆提出绘制布尔加宁挂像的请求，拟向苏联使馆交际秘书询明后，转报中宣部发出有关挂像的通知。但因事出紧急，此时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纪念已不足一周，所以《人民日报》并未秉持1954年的登像惯例（登毛泽东+苏联元首像），而是刊登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2月13日举行的“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大会”叙事性图片。就其仪式元素看，主要是在主席台上方挂中苏两国国旗，国旗两旁挂“一九五○”和“一九五五”巨大金色字标。这是一种临时机变的处理方式，但也是一种值得借鉴和推广的替代方案。随着斯大林逝世两周年纪念日临近，中共中央又借2月25日发布的纪念通知对悬挂斯大林像作出调整：“各地可不举行纪念。以后列宁、斯大林等将着重在他们的生辰举行纪念”，但可刊载回忆性和理论性文章，“着重说明学习和宣传马、恩、列、斯学说的伟大意义”。如此举措当无争议，也显示出中共对肖像政治操演再度调整的宽松姿态。1955年3月，中共中央重新规定中苏两国领袖像的悬挂办法：一是今后在一切中苏友好活动的场合，可只挂中苏两国国旗，亦可同时按人的面向自左至右挂毛泽东和布尔加宁像；
二是在各地中苏友好协会、交际机关和其他公共场所，今后有单独悬挂马林科夫像的应取下，可改挂中苏两国国旗，或不挂像和改挂布尔加宁像，在挂苏联领袖九人组像的场合，仍应挂马林科夫像。

很显然，中共中央“重新”规定的挂像使用对象，相较之前范围更为宽泛，灵活度也大为增强。这项规定在当年“五一”纪念中被立即执行，后又经6月7日发布的《中央关于兄弟国家及其他国家外交活动中挂像、挂旗等办法的通知》得以进一步确认。仔细考量上述规定的重点，乃是引入国旗作为图像政治叙事的替代符号，据以规避因由领导人频繁更换而带来的肖像处置问题。其实，此举已有使用先例，先前使用叙事性会议图片即是明证，现在进一步规定悬挂领袖像可作为备选方案，国家元首像亦可替代领袖像，甚至还可以不挂像，据以灵活因应各种可能出现的挂像纷争。由此，1955年国庆“庆祝会场上挂像和游行时抬像办法，都按照去年国庆节规定执行”，区别仅是增抬了基里钦科和苏斯洛夫像（新增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人民日报》10月1日头版不再登像；
11月7日，布尔加宁与毛泽东像同时登上庆祝十月革命胜利38周年大会的主席台上方，在他们两旁还挂着中苏两国的国旗。至此，中共中央有关苏联领袖像处置使用的规范得以再度理顺，但在具体执行时是否还会产生新的问题，以及它能否即刻奏效，尚待进一步实践检验。况且，在接待外宾和平时机关礼堂、会议室的布置方面，如何挂像、挂旗仍是悬而未决。对此，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曾发布过一份“机密”级通知，随文转发1954年12月和1955年6月中央发布的挂像、挂旗通知，以此作为在外事机关内平时挂像和在外交活动场合悬旗、挂像和奏乐的处置依据，要求“各单位在执行中如有问题，望及时报告，但切勿擅自改变，以免造成政治上的错误”。这更说明，制定规则是一回事，具体执行是另一回事；
常规变动可循旧制，若遭遇突发情况，则可能猝不及防。

上述肖像政治仪规的充实与调适，既反映出中共肖像政治“新传统”的形塑过程，也呈现出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情况的频繁遭遇。特别是，苏联政局频繁变动带来中共肖像政治策略和规范的反复调整，致使从中央到地方在日益扩大的内外交往中疲于应付。不过，此类变动若非根本性改变了既有政治格局，均可通过及时调试和轮换领袖像来加以解决，但如果发生类似苏共二十大的重大事件，相关变动或将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赫鲁晓夫以秘密报告的方式重評斯大林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轩然大波，这自然会影响到中共对苏联领袖像的整体使用。1956年3月21日，中共中央为研究和解决当年“五一”纪念挂像问题，曾专门要求外交部向驻苏联、波兰等11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发送密电，征询和了解各兄弟国的挂像情况，查明“‘五一节游行中准备抬哪些人的像”，特别是弄清楚各国是否以及如何使用斯大林像。

外交部的密电发出后不久，中宣部也委托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向苏共中央“请求明确关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和苏联共产党及苏联政府领导人肖像悬挂方法”。从相关备忘录看，其字面意图是征询“在节日期间和平时如何悬挂无产阶级领袖及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肖像”，该表述与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И.库尔久科夫向苏共中央领导人И.С.谢尔巴科夫的汇报内容相同，与中国外交部致各驻外使馆的密电也一致。从苏方对报告的处理过程看，首先，3月30日由И.维诺格拉多夫提请И.С.谢尔巴科夫“谈谈意见”；
其次，4月4日由波诺马廖夫向И.库尔久科夫“通报答复情况”；
最后，4月16日向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发出电报。电报内容是根据4月1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而制发的，核心内容是今年“五一游行中应当仅使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领导人的肖像”，并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名义“通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随后，尤金向中共中央通报苏方在“五一”纪念节“不挂斯大林的像了，游行的时候只拿列宁及其他活着的领袖的像”；
尽管他没有提出“也让中国照办”，却令“我们很为难”。对此，反映在《中央关于接待“五一”来华外宾的指示》中尤为明显：中共中央除要求全国上下要借“五一”纪念“继续巩固和发展对兄弟国家的友谊”外，还要求中央各有关单位党组和各地党委务必要认清接待外宾工作的“政治意义”，重点“做好对外宾的政治、思想接待工作”。究其缘由，只因此次“五一”纪念不同于往年，它处于完全不同的国际政治背景，自不可同等视之。

事实上，中共是以相对含蓄的方式向苏方征询“五一”纪念中的斯大林像使用问题，至于其他兄弟国家如何举措，更多的是用作参考。纵观后者的处置，主要变化是直接撤除斯大林像。如此做法，当然是依循苏共中央通告的精神。中共则并未完全按照苏方意见行事。195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五一”挂像的最新规定：“游行队伍一律不抬国内外任何领袖像，也不在广场上挂像。北京天安门广场已经照中央规定挂了像，现决定不改变，不取下。”之所以如此处置，事后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给出了详细解释：“斯大林的四条错误，中国人民并不知道，就我们整个的党来说也不知道。……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你们从上到下都欢迎，而我们就不同，我们人民不满意。因此中国不挂斯大林像不行。”若再综合考量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以及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方遭遇的尴尬处境。毋庸讳言，苏共二十大引发了国际政治的剧烈震荡，尽管此时中苏双方尚未因斯大林评价问题而矛盾公开化，但个中分歧已较为明显。中共在“五一”纪念中继续使用斯大林像，不可能不招致苏方的不满。中共中央之所以要“别出心裁”，只因此举既契合于党和国家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无论如何，中共可以配合苏方减少斯大林像的使用范围，但绝不会放弃它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政治象征及其价值意涵。

三、从式微到探微：新中国肖像政治鉴证中苏关系的可能

毛泽东曾指出，1956—1957年是“多事之秋”。若暂将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纷争和中国自身的问题撇开，这两年既是中苏关系渐趋达至“蜜月期”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共肖像政治因“五一”纪念挂像问题发生转轨并日渐降温的重要节点。在这“升”“降”之间，新中国肖像政治也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得以挂像这种“曲折的形式”来鉴证中苏关系成为可能。

通过比较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对1956年“五一”纪念的肖像处置，可发现中共既坚持了原则，又作出了形式上的调整：《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头版不再刊登任何领袖像，天安门广场维持原来的挂像传统，首都各界50万人游行队伍不再抬像和举像。如此举措，正如前文所言，既有助于继续肯定斯大林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政治符号意义，也有利于赓续中共新培育出来的肖像政治“新传统”。与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相比，中方并未别出心裁地创制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组像、“马克思+列宁”组像、“列宁+本国领袖”组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赫鲁晓夫”组像和单挂列宁像等适用范式。在这些颇具“创意”的组合中，受影响的不只斯大林像，也包括被“牺牲”的恩格斯像（为追求所谓仪式上的平衡或对称）。毋庸讳言，此举不是受到苏共中央意志及其通告的影响，就是其他兄弟国家急切想要摆脱斯大林的影响。更为合理的解释，实为两个因素兼而有之，其他兄弟国家不过是借机行事。而经此一试，各国对于如何使用斯大林像，就再也不是一个棘手的政治外交难题了。但对中共而言，却意味着新中国肖像政治遭遇“内在紧张”的开始。因为，这既与中苏党际和国家间的关系和谐相关，也与新中国内政建设和党的团结紧密相连。

事后也证明，对中共在1956年“五一”纪念挂像问题上的处置，苏共中央是严重不满的。从赫鲁晓夫前后反映看，他先是恼羞成怒却又无可奈何的隐忍，后则通过布加勒斯特会议、中苏论战、苏共二十二大等场合“秋后算账”，谴责中共未能与其保持一致。对此，中共自然清楚苏共通告的初衷以及其对中共“五一”纪念举措的隐忍，甚至也清楚这种“特立独行”的后果。所以，中共在“五一”纪念活动结束后，马上出台了新的挂像规定，意在淡化挂像问题的国际政治底色，力求从形式上消解可能存在的双边或多边分歧。从1956年6月25日发布的关于挂像问题的通知看，中共中央“重新”通知各省省委、中央和国家各机关部委、中直和国家机关党委，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局和各群众团体，提出今后除外交活动中的挂像问题由外交部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外，各机关、公共场所及会议的挂像问题“均不作统一规定”，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很显然，该通知并未就重大国家纪念日的肖像使用作出规范，这也意味着中共并未打算放弃业已成型的肖像政治“新传统”。

客观而言，中共中央明令今后各地各部门对挂像问题可以“自行决定”，这种策略性调整无疑与毛泽东从苏共二十大得出的“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的教训相关，但其中也多少饱含着类似苏方的隐忍。由此，在1956年的“十一”国庆纪念办法中，中共中央规定纪念规模应限定为大致与往年相同，但对使用领袖像问题只字未提，反倒增加了两条前所未有的纪念口号：一是“感谢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支援”，二是“感谢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对我国的支援”。与中共中央纪念通知的“含蓄”表达相比，上海市庆祝国庆节筹备委员会发布的纪念通知较为直白，它先后两次在“注意事项”中特别提醒：国庆“游行队伍一律不抬领袖像”，“各国国旗和领袖像一律不用”。先前抬行多年的领袖像队，自此消失于上海市的国庆游行队列之中。如此简化处置，并非仅限“十一”国庆纪念，在随后举行的十月革命胜利39周年纪念中，中南海怀仁堂会场主席台的上方也仅悬挂了中苏两国的国旗。这些举措，均是基于苏共二十大和“五一”纪念挂像争议而作出的应变。可想而知，随着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案、莫斯科会议、中苏论战等重大外交议题接踵而至，无疑将再次要求中共对肖像使用对象作出调整。由此也不难预判，在逆势而为中坚持原则，在关系微妙时别有因应，将逐渐成为1956年后新中国肖像政治的基本样态。

众所周知，苏共二十大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的系列重大事件，实际具有高度的关联性，而当它被投射到1957年的新中国肖像政治领域时，中共的各项举措与之均多有互动。首先是“五一”纪念，《人民日报》仅刊登了毛泽东与伏罗希洛夫登上天安门主席台的照片，不再使用大幅领袖肖像，室内挂像和游行抬像办法也基本保持与往年一致，以期据此“加强中苏友好、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宣传工作”，这明显是对既有传统的坚守。其次是中宣部在征得中央联络部和外交部党组同意后，发出关于“宣传工作中有关马、卡、莫等问题的请示”的电文，明确前述相关人等的单身照片、主题照片、历史照片和苏共二十大后的照片的使用规范，此乃顺应苏联政局变动的及时应变之举。然而，个中焦点不只是领袖肖像使用对象的更迭，更涉及即将到来的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纪念，以及一个无法规避的棘手难题——如何评价斯大林、要不要继续悬挂斯大林像。从电文给定的基调看，它要求“在涉及到苏共历史和苏联四十年来的建设时，千万不能不提斯大林”，“在宣传斯大林时把他同苏共中央联系在一起，同时注意对于斯大林的宣传不应当超过对列宁的宣传”。据此原则，无论是在1957年国庆纪念中，还是在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中，中共中央均继续强调在游行时不抬像、不拿像，但又明确要求在庆祝会场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以及在天安门广场保持既定挂像传统。中共此举仍系在“多事之秋”的1957年，在秉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肖像组合既定政治意涵的基础上，继续使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组像，并借此表达中方对斯大林的历史评价问题上的态度。对此，毛泽东事后也多次强调：“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

如前所述，因对斯大林的评价而催生的中苏分歧，虽未立即影响两国关系（中苏关系甚至在1957年达至巅峰），但个中潜藏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秩序的结构性失衡，以及双方在内政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加深，使得中苏关系渐生裂痕已有迹可循。在肖像政治领域，在1957年纪念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后，国内常规纪念活动的频次、规模和交流等多个方面，均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中共中央于1960年3月29日再度发出关于悬挂领袖像的通知，对20世纪60年代的中共肖像政治产生了全局性影响。就其内容看，一是加重中国领导人像在党、政、军、群等各类机关及会场的使用范围和比率，彰显中共在政治视觉和象征符号使用对象上的重新整合；
二是强调在外交场合按照1959年7月20日外交部《关于对外活动中悬挂领袖像的几项规定》来办理，表明中共在外事领域将继续秉持特事特办的原则，据以重新厘定域外领袖肖像使用的界限和规范；
三是重点规范“十一”国庆、“五一”纪念以及天安门广场的挂像规则，并以此作为日后挂像的统一仪规，据以夯实新中国国家纪念的“新传统”；
四是强调该办法“可供各地‘五一及‘十一挂像参考”，这是新的肖像政治规范从中央向地方有序落实的关键步骤。比较1960年和1956年的中共中央挂像通知，其中明显的差异，就是中共中央重新“收紧”领袖肖像的使用规范，不再由各地各部门“自行决定”。

另外，需特别注意1960年中共中央挂像规定中的第二项，因其实际出自外交部1959年7月13日的请示（内含意见），并且直接关联涉苏纪念及其相关领袖像的使用。就其核心内容看，首先，在国内的涉外活动中，一般情况下不挂旗、不挂像或少挂像；
在必要情况下，为显示隆重可挂像，但不随便挂像；
在必须挂像的场合，可挂毛泽东和对方人民领袖像，或挂毛泽东、刘少奇和对方人民领袖及元首像（适用同兄弟国家的有关场合），或掛刘少奇和对方元首像（适用资本主义国家）。其次，在驻外使馆举办的活动中，一般不挂像，如使馆内平时已挂像，举行招待会或庆祝会时不必临时取下；
使馆平时挂像可视实际情况而定，或挂毛泽东像，或挂毛泽东和刘少奇像，或挂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四人像。再次，在出国代表团、展览会等举办活动时，驻华使馆是否挂领袖像，原则上由使馆自行决定，如对方征求我方意见，可建议不挂，如驻华使馆认为必要，可根据各国情况决定，建议挂毛泽东或刘少奇像，或同时悬挂二人像，具体挂法由其自行决定。

纵观两份规定可见，其核心指导思想是尽量不挂像或少挂像，即便挂像也应以中国自身领导人像为主。统观1958年至1966年间新中国肖像政治的实态，中共基本践行了上述规范。一是在“五一”纪念中，自1958年起改变传统纪念办法，不再举行大规模检阅和游行活动，逐步采用“分散纪念”办法，但同时在认定“应当挂像的地方”，统一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二是在“十一”国庆纪念中，中共中央历年发布的纪念办法以及设定的纪念规模，开始普遍采用“同去年一样”的规模和规范，即便在报纸登像和会场挂像上，也要求遵照1960年中共中央挂像通知的精神。三是在涉苏纪念活动中，除纪念十月革命胜利41周年时曾在《人民日报》刊登过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合照，其余年份均只刊登纪念会场主席台的叙事性图片，或干脆采取不登领袖像的做法。相关纪念活动及做法，还包括《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周年纪念，但不包括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究其缘由，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苏共二十大后借用斯大林肖像展开政治叙事，其中的政治分歧与外交风险显而易见，中共在重大纪念活动中虽未放弃斯大林像，但其使用的政治意涵、分布范围和时间节点均被严格限定；
与此相比，列宁像的使用完全不同，因它几乎从未在肖像政治议题中引发争议，并且在渐趋激烈的中苏论争中，积极操演列宁像和释放其符号象征意涵，还有助于中共开展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理论争鸣。

在新中国肖像政治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特别是随着中苏关系渐趋紧张，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不断调适的肖像政治规范及其操演过程中，那些已经接受“中苏友好，学习苏联”观念的基层干部和党员群众，如何才能将既有认知、理解与实践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呢？对他们而言，纵然能够理解在涉苏纪念中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国际主义的旗帜，反帝、和平的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的政治意义，但无论如何也一时难以接受另一个事实：在耳熟能详的纪念讲话和纪念文章中，中共中央开始“不提感谢苏联对我国的援助，不提感谢苏联对于我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的支持，不提学习苏联”，进而连庆祝会也“不安排苏方人员讲话”；
与曾经盛极一时的肖像政治操演记忆不同的是，官方开始采用“悬挂中苏两国国旗，会议开始奏苏中两国国歌，结束时奏国际歌，会后放电影”这种更加程式化的仪式开展纪念活动。如此反差，在历史时空与政治层级维度上，均易形成对苏情感、政治观念的冷热不均和高低错位。由此，也催生出一幅“另类”的政治图景：在中苏关系逐渐从分裂走向对抗之际，每逢涉苏纪念活动，总有部分群众自发在街道上张贴斯大林像和拥护斯大林的标语。这意味着，不管上级机关向各基层党组织提前作出何种政治布置（各单位可在内部进行讨论，但不要上街游行，不要在街道上张贴标语，也不要直接给苏联大使馆写信等），要想彻底扭转群众已形成的政治观念，并在实际行动上收其全效，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以至于最后还得公安部门来协助处理。由此可见，社会公众历时多年形成的亲苏情感，虽然不再契合现实政治需要，但这种情感终究不是在一日之内形成，自然也不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凭空消失。这也从侧面说明，新中国肖像政治在“中苏友好，学习苏联”政治象征体系的建构中确实发挥了作用。

言及至此，或可概括苏联领袖像介入新中国肖像政治的基本轨迹，亦可见个中遭遇的多维裂变。在国内政治维度上，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全力推行以苏联领袖像为中心的肖像政治，欲以图像象征去说服国人，认同并接受“中苏友好，學习苏联”的正当性和重要性。对此，即便是作为曾经支持中共开展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恐怕也难以在短期内达到对“一边倒”等重大战略和政策的完全认同。究其缘由，只因普通干部群众很难彻底理解中共政策的实际内涵。诸如“一边倒”问题，它远不止于表达外交方针那么简单，还与新中国意识形态的选择、内政建设的外援等广泛涉及苏联的因素相联系。经十余年肖像政治操演，曾以苏联领袖像为中心的图像政治叙事，业已将抽象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理念变得“可视化”，将高度概括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具体化”；
借此过程，苏联领袖像得与中国民众一并介入新中国纪念活动，就其政治象征价值而论，已不止于“操纵观众”，而更在于帮助新政权唤起民众的政治意识，并鼓舞他们积极参与到国家政治和对外关系的实践中来。事实上，中共围绕苏联领袖肖像使用所作的应变、调试与再规范，既实现了对权力技术“合法合理的运用”，也为获得解放后“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但是，缘何又会出现多重反差或认知错位呢？正如有论者言，当中共需要全面倒向苏联之时，国内民众对苏联或是一无所知，或是充满质疑甚至反对情绪；
当民众对苏联产生好感之际，中共高层已考虑与苏联展开对抗。新中国肖像政治恰似一面棱镜，它既曾与中苏关系演进相得益彰，也因遭遇重大政治分歧而相形见绌。

再从国际政治特别是中苏关系来看，苏联虽率先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或苏联高层已完全认同中方，抑或基于国际主义情感将无条件支持中国，即便是在苏联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动后，情况亦是如此。必须谨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中苏关系，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国际关系，实际存在着“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主权和平等权利的国际关系准则之间的矛盾，以党际关系影响、指导甚至替代国家关系”等多重难以调试的冲突，这就决定了中共使用苏联领袖像于国家政治生活领域，也是作为面向国内外公众“展示体现某种思想或价值观”的政治与外交手段。从规范、调整、使用直至重复性的操演苏联领袖像来看，中共的根本旨趣是为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对外关系领域中，双双绘制出中苏友好的政治图景，借以进行着关联“新中国”的政治“想象”与外交“表演”，达至中苏彼此间的国家认同、政党认同和政策认同。及至肖像政治领域，毛泽东和新中国既兑现了政治承诺，也不断作出调整。尽管在苏共二十大后的处置方式令苏方不满，但在新中国的政治象征系统中，中共实已竭力操演苏联政治符号，这正是新的亲苏价值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逐渐形成的原因。但在变动的世界局势中，中苏双方针对彼此肖像政治的态度，已形同中苏关系一般，均已无法再度协同一致并获得相互认可。

四、结语

彼得·伯克指出，领袖像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既蕴藉着“理想化的成份”，也充满了“讽刺性的暗示”，不仅可以唤起“政治的联想”和表达意识形态，起到调试国家关系、弥合政策分歧的功用，而且还可以征兆着“政治的冲突”，并为此提供着“历史的证词”。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以有关纪念活动为载体，以苏联领袖像为核心政治符号，积极构筑、规范和操演肖像政治，在塑造国家政党形象、象征社会主义道路、协调中苏双边关系、动员社会政治力量等层面，确实产生了实际效果。整体考察中共推行肖像政治的历程，实可视作一部可视的中苏关系叙事史，既鉴证了中苏关系演进的实态与轨迹，也征兆出中苏关系发展的本质与规律，同时启迪着新时代中国形象政治的取径与新途。

【许冲，法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何飞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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