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皮衣，外省人

马叙

一九九二年，我租住在乐清酒厂宿舍。酒厂早已不再生产，简单至极的两層楼宿舍也已人去楼空。午后的阳光使得这个无人小楼与楼前空地倍加寂静。没有人声，只有从远处传来的一点点其它声音。我租住在其中的一个套间。以往从不午睡的我在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午睡一小时，并且充分享受午睡醒来后片刻头脑的昏沉，以及于昏沉中看寂静的楼前空地及空地上的杂物时所产生的轻微幻觉。阳光下或阴天里，那些杂物总是会在此刻显得虚假、荒诞。只有雨天，雨水从这些杂物上湿漉漉地流下来，才能快速驱除午睡刚醒时的脑中幻觉，事物也因此返回到最真实的状态。其间，流浪诗人牧远从温州来，我买了熟食、啤酒，找不到开瓶器，就用筷子头抵住啤酒瓶盖子的下沿，用食指肚当支点抵住筷子杆一瓶一瓶地开，一瓶一瓶地喝。我喜欢听他说话时的口音，他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叙述自己的生活，叙述泰顺县里的一些人与事。低于膝盖的小圆桌上就摆着极简单的三个熟食下酒菜：花生米、猪头肉、猪尾巴。两个人边喝边谈论文学，谈论诗坛轶事。

这一年牧远没工作，基本是在各地走来走去，乘车，赶路，喝酒，谈天，睡觉，写诗。

他说，你们县的人都擅长经商做生意，你家亲属难道没有出门经商的吗？

我说我老婆现在就在外做皮衣销售，但做得极一般。

他说，那很快你也会去经商的。

我说，这不一定。

他在我这里睡了两天，写了一首诗。牧远来自泰顺县，高中毕业高考落榜，随即在浙江、福建、江西大地上飘荡，会友，谈文学，谈爱情，邂逅各地的诗歌写作者。这一年，是我在安徽的《诗歌报月刊》第二次发表诗歌《青草遍地》《月光，月光》，牧远就是从温州打听到我后，找到乐清找到我的办公室里来的。那时候，中国大地上这样的流浪诗人远不止牧远一人。牧远感情丰富，心地善良，诗思敏捷。

而这一年妻子与她的合伙人一起在上海川沙经销皮衣。她每次来电话都会通报买卖的情况。电话的声音永远是失真的，电线的交流声总是嗞嗞地响。她在那边用的是投币电话，一元钱两分钟，说完挂机。关于经销的话题，关于货物的买与卖，我知之不多。我同村的少量村民远去银川、西安、柯桥等地经销皮衣。我只能想象及揣摩他们在入冬时节，在凛冽的寒风中坐在包租的柜台后面的情景，也许人气旺盛，也许半天卖不出去一件。因为妻子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因此也更多了一些对经销流程的想象。除了冬季，一年中其它三季也要想法经销，即所谓的反季节销售。

而乐清这边正值雨季来临，无休无止的雨水与潮气使得酒厂显得阴翳。地面的积水漫过凉鞋浸到双脚的皮肤，导致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厌恶感。我对阴翳的事物缺乏谷崎润一郎那种安静而细致的审美感受。这与环境及自身的处境有关。没有优雅的生栖环境，难以对阴翳之美产生好感。我宁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更愿感受盛夏炎阳下事物的暴烈与阴影，也不愿在连续无尽的阴雨天气里去感受微妙的阴翳之美。当我读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时，我是无比喜欢的，对他描摹事物的文字，与文字所描摹的事物，都是无比喜欢的。但是一置身于自身现实之中，则完全离开了谷崎润一郎的文字，回到了厌恶的自身处境之中，进而厌恶无尽的雨水与浸泡在雨水中的一切事物。青年时代对雨水的感受与中年之后的感受有着极大的区别。大多时候，阅读与生活是分裂的。雨天酒厂的空地上积满了雨水，倒扣的大酒缸垒得高高的，总能感受到它们向下倒扣的黑暗空洞潮湿的那一刻。因为雨天的事物有种抵近的真实，这种真实有时使我厌恶。当深夜时刻，又会翻开书籍阅读。昼与夜，完全是一个对立的自己，白天不属于深夜的自己，深夜不属于白天的自己。

夜晚的栖息空间是凌乱的，房间里除了床桌椅之外，还堆满了书籍，杂志，日用品及其它杂物。好在是黑夜，尽管雨水仍在无尽地倾泻着，但台灯的光芒能够把人从暗夜的一切中分离出来，抛掷到灯光所笼罩的那部分空间里，抛到文字中去。

冬季到来的时候，我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去车站买了张去杭州的长途车票，再从杭州乘火车去往北京。

到杭州的长途汽车破旧肮脏。我的行李中塞进了一本绿封面的诗集《史蒂文斯诗集》。乘的是一辆改装为卧铺的车子。车内气息浑浊，狭窄的平置位置上罩布与被子脏得发黑，每一个位置都不知有多少人躺卧过。这一班次的长途大都是出门远行的经营小生意的人。除了车顶上堆满了行李，带入车厢内的行李一样多，特大号编织袋，特大号牛仔包，各种行李包，除了塞满狭窄的通道，还堆满了卧铺位置的床头床尾。

拥挤不堪的车厢里，每一处都充斥着混乱的激情、能量、希冀、期盼，以及各种小心思，整个车厢似乎是一个完全的乱局，高密度的间隔、乘客、行包，包括浮躁的方言，使得这种感觉越是强烈越是近距离，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就越大，警惕性也越高。整个旅程中有人整夜不睡，时不时起身查看自己的行李包裹有人动过没有。

车子开出不到十分钟，从车厢前方站起一个中年男人，中年人用语言术引起车内人的关注：大家都是出门人，出门不易，要好好关照自己。等把车里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后，说，这辆车实在是太沉闷了，因此耍个小把戏给大家解一下闷，轻松快乐一下。随即掏出一红一蓝两支彩色铅笔，用一条宽绸带套住其中的一支，再顺时针以两支铅笔为圆心缠绕，然后问车内人，刚才套住的是哪一支铅笔。随即在车厢内站起一个佯装乘客的同伙，说，蓝色。中年人随之打开，确实是蓝色。随即开始的是与这一个潜伏的同伴向车内的人展开一个请君入瓮的赌博游戏，当然这个赌局的庄主包赢不赔。这个佯装成乘客的同伴先是输一局，赢一局，接着是输一局赢两局，再接着是又赢两局，这样下来，总的是赢了三局。每局一陪二，前面押出的每局一百元，后两局押出每局两百元，总共赢了一千元。这时另一个乘客也参与押注，输一赢二。此时开始，神奇的红蓝铅笔，诗意的赌具，点燃了车内人们的快速赚钱欲望，开始还在观望或认为太简单的红蓝变换肯定会有猫腻。但是眼看着其他人轻轻松松地赢钱的过程，心理防线彻底失去了警戒，开始参与押注。开始都试探性押注，十元，三十元，五十元，而且基本都赢。接着押注增多，一百，两百，直至五百。这一轮押注，所有人都毫无疑问地输了。我更相信全身心投入到红蓝铅笔赌局中的乘客更像一个诗人在深夜的写诗状态，其激情、诗性与感性并存，过程的快感与愉悦，促使他在短时间里把仅剩的一点警惕及理智全交了出去。

点燃欲望，从众，自我怂恿，入坑输钱，简简单单，快速开始，迅速结束。还未出乐清县境，就已经经历了一次巨大心理的打击。这个兜里装满了钱的中年骗子随即下了车，另两个佯装乘客的骗子同伙在下一个车站也下了车。剩下的一批参与红蓝铅笔赌局输钱的人，这其中有几个输红了眼，为了扳回被输掉的钱结果却是几乎把身上的现金都输光了。这种失败与沮丧感是前所未有的，不仅仅是输了钱，更重要的是身在车上，车厢的沉闷，逼仄，情绪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仿佛一只躁郁又无处可去的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其中一个输了钱的女乘客，在卧铺上蒙着肮脏的被子在伤心哭泣，身体框架透过被子传递出因哭泣而不停地引发的耸动，她真的是刻骨后悔。有时女性对一件事的专注与在意程度比男性要持久得多。

汽車是缓慢的，去杭州的公路大部分是盘山公路，老旧汽车的动力衰退严重，一到山路的上坡路段，发动机急速转动，动力转换却大部分缺失，总是在山道上缓慢蜗行，此时人在车上昏昏欲睡。而原本喜欢说话的人基本都是参与了先前红蓝铅笔押注输掉的人，此时早已完全沉默，他们不是反思押注，而在反复用沉默适应低沉的情绪打击。

这一路，汽车要翻越黄泥岭、黄土岭、高枧岭、会字岭等高山峻岭，汽车到了会字岭头突然抛锚了。高山，夜幕，抛锚的旧车，与一车散落的乘客，男人理直气壮的方便与女人的躲闪，构成了一幅疲惫长途旅程中间段的一个典型图景。而这时，几个参与过红蓝铅笔押注的男人重新活跃了起来，活跃的标志，就是高声叫骂，骂驾驶员，骂汽车，骂社会。骂声在空旷的山谷里回肠荡气，解了一时的旅途寂寞。在卧铺上，我曾掏出《史蒂文斯诗集》阅读，但是没能读下去，无法分裂此刻的思维与情绪来读史蒂文斯。在这辆长途客车上，红蓝铅笔又何尝不是一种诗意，它的色彩，它魔术般的变幻形式，激情的点燃，以及最后的抽空与沮丧，内心的无尽的懊悔，其残酷诗性不言而喻。

到了杭州即刻赶往火车站买火车票。杭州城站广场狭窄，挤满了背着拎着各种大号背包及编织袋的人。这是我一九七九年底乘坐郑州到上海的火车之后，时隔十二年再次乘坐千里长途火车。这列开往北京的火车到了徐州境内，上来五个说东北话的人，他们没有大包小包的随身行李，个个轻装简衣，却一脸横相，出言不逊。周边的旅客几乎都显出了厌恶与不安。

周而复始的火车轮子与铁轨的撞击声，缓解了这五个人给整节车厢带来的惊恐、压抑气氛。与长途汽车不一样，火车大多时候奔跑在苏北、山东、河北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远处苍凉的土地缓慢地向后闪去。一成不变中有着细微的区别。人，畜，房屋，村落，集镇。这一切与我去北京的目的完全无关。也正是这完全无关的大平原，使我北去的心境得以空前的平和。

下火车出北京站，找到地铁入口，随即进入地铁站，一个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入口，自动扶梯到底，那么多拥挤的外省人，源源不断地、反复地进入这个巨大的饕餮之口。警察，公务员，农民，工人，教师，学生，商贩，小偷，泥沙俱下，提供一个大容量的快速通道。当我置身其间，我几乎无法确定自己的身份，因为人之众多，因为个体与自我之渺小，使得单个人的身份，在巨大的北京城，在人群拥挤的地铁里，极易发生游移，甚至在某一瞬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偷，只不过是一个没有进行事实偷窃的小偷而已。如果此刻车厢中有人被暗中袭击受伤，而不见凶手，而我也极有可能会对自己是否就是这个暗藏于车厢人群内的凶手而产生自我身体怀疑。这种身份的游移是令人羞耻的。但是我确实在某一瞬间出现过这样的幻觉。有一次，地铁里的一个女人，狠狠地盯了她身后的一个猥琐男人一眼。我刹时感到一种难堪，仿佛我就是那个男人。因为这种幻觉的出现，过后，又反思自己内心这种恶的动机，警惕这种恶的动机。这其间，就是从没觉得自己是一个初级皮衣商贩。

从木樨园地铁站上来。北京的深冬使得带来的外套完全失去了御寒效果，仿佛身体是赤裸暴露在寒冷的空气里被浇上了冷水。严寒、陌生、繁华、藐视人的深冬城市，既满地京腔，又外省人遍布。自地铁口一冒头，即陷入迷思。这个我从前从未来过的城市，此刻第一次进入的城市，令人无所适从，这个早年被课本、明信片、挂历、邮票、画册等积累起来的早已熟识无比的城市，当置身于此现场时，却是比其它城市更陌生。它与个体之间，因为距离的巨大，方位、人际、语言的距离，其它城市都没这里这么大。

我去的地方是后村，一进入后村，就听到了熟识的乐清方言，这些方言从许多的道路、角落、店铺、地摊等处很自然地冒出来。千里之外的方言的跟随，并没有令我喜悦。凡到了外地的城市，我都不希望遇见熟悉的人与事，我一直喜欢处于完全陌生的情境之中，包括语言。这个村与马村、海乌屯村都是温州人最密集的村庄，每个村庄都有半数以上的民房出租给了温州人，因此媒体就称这些村庄为浙江村。我并不愿在北京听到满村的乐清方言，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村庄，熟悉的方言出现在这个村庄的密度使我产生出了荒谬感，我暂时忘了自己这次北京之行的目的。在别的城市，我更愿意处于一种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处于一种与该座城市的完全游离之中，这样能保持一个外来者的行为的隐秘，隐秘即自由。但是在后村，一处于熟悉的语言环境中，这些熟识的语音因处于陌生城市的一个个角落，它就具有了一种身份监视者的功能。偶尔一句突然冒出的方言，你会情不自禁地自动冒出应答的话语，这话语自然是乐清日常方言。我却不愿因语言而被认同，被亲近，被无端压缩掉巨大的一个人的自我空间。

后村完全消解了我刚出现在木樨园地铁口的氛围感受，消解了那种陌生与迷思。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这种消解于我而言，极不自然。它强行改变了我作为一个彻底外省人的感受。但是又融不入后村的这个乐清人群体。

找到了我在雁荡山工作时期的好友张永顺，他兄妹三人在后村落脚，搭建了一个极简陋的皮衣成衣作坊，招了两个江西女子作缝纫工，永顺自己负责进料与出货，他弟负责剪裁，他妹负责烧饭加做缝纫活计。五个人组成了一个极其高效的皮衣制作生产组合。这是最小的经济生产集体之一，追求短平快的皮衣制作业务。作坊是三间房，一块门板被卸了下来当作剪裁皮料的案板，做工到深夜凌晨，收起衣料这门板又当作了床板，一物多用，空间压缩，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我来时，永顺刚用拉车拉了两大编织袋的山羊皮料到作坊。成衣作坊是整个皮衣销售链里最底层的一环。十几万的款项加超时越体力超精力的付出，然后联系到二级批发商出手，赚的基本是在这过程中付出的体力钱。

接单，赶工，赶工，接单，皮衣作坊的循环方式，简单，直接。深夜的缝纫机声音响彻了整个后村。永顺作坊的三台缝纫机也不例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一直持续地响着。我入睡早，睡着时是十点，凌晨一二点醒来，一睁眼，立即听到三台缝纫机哒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

租赁后村民房当成衣作坊的乐清人数相当于半个后村的人口数，经常能听到隔壁或更远一些房屋里传来乐清话。当然，其中一些人在村里办幼儿园、开菜市场、小吃店、小卖部、踩三轮车，乐清老乡做乐清老乡的生意，熟悉，方便，双方都乐意，足不出村，就能保持与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后村是整个中国皮衣制作销售的底层节点之一。与此同时间的，还有浙江海宁和内蒙集宁、河北辛集等地的皮衣批发基地，构成整个中国的皮衣生产销售网。其中乐清人占据了生产、批发、销售的重要比例，特别是生产与终端销售比例。我在后村的这四天，每天看到不断地有人进来提走一车一车的皮衣，然后再通过下一级批发商批往全国各地。凡来提货的人，都现金交易，讲好价格后，掀开外套，从腰带处挖出一大沓现金，飞快地数给成衣作坊生产者，直接提货走人。现付现卖，流通的最简易形式，有着一种交易的快感。但也蛰伏着风险，这类提着一叠空编织袋的皮衣贩子容易被人盯上。我在永顺那里的第二天，村子里会传来某某人在哪被抢了，绑在身上的现金被抢得一分不剩。而收钱保护村子作坊的暗处狠人也应运而生，至少在村子的作坊及附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我也看到个别带有纹身、一脸凶险，无所事事且也讲乐清话的人进出在后村，一看就是拼命三郎，我想，他们就是这类人。

我在离开后村时，因为永顺做的皮衣制作成衣已经被别人订走了，因此我就到別的成衣作坊那里购进了两大编织袋皮衣。叫了讲乐清话的三轮车夫运到地铁口。从乱哄哄的后村，到达地铁车厢，两大袋五十余件皮衣显得沉重，好在地铁站的地面都嵌有光滑瓷砖，拖着走比提着省事多了，我就这么把两大编织袋的皮衣拖到地铁车厢里，又从地铁站提到面的（出租小面包车）上直奔北京站。我这时的状态与刚到北京时从木樨园地铁口走到地面上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此时的我，表现出了横的一面，为了自己与货物的安全空间，不惜用身体及编织袋挤走身边的人。当人为了生存与自身的利益，会显得相对的自私，甚至这自私会膨胀，会侵害到别人的利益。这两大袋皮衣也就五千多元，而我却会把它的价值放大，由此心安理得地去挤占别人的空间。

这两大编织袋的皮衣最终被我运到了吴江。

在吴江，妻子早已经承包下了百货商店的两个经销柜台。如何让吴江的市民知道百货商店里有皮衣专卖处，这是一个有点伤脑筋的事，若在报纸、电视上打广告，每次付费太高，只打一两次广告，则根本不起作用，如果连续不停地打广告，则根本付不起广告费，且本末倒置。于是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印皮衣券，写上某年某月某日至某日（前后一周时间），可持本券到百货商店皮衣专卖店购皮衣一件，此券为优惠券，抵三十元折扣。这是一种特别的商品言说方式，也是关于商品的一种简约叙事，有品名，有时间，有地点，有抵价。符合商品销售叙事的四要素原则。

为了这些皮衣券能及时地发到单位里，就借来百货商店的公用电话簿，电话簿是既有电话号码，也有单位地址，于是买来八百个信封，每封信里装上两张皮衣券，往各个单位寄，往各个乡镇、村庄寄，注明负责人收。……盛泽、同里、平望、松陵，物资局、航运管理局、土地局、房管局，镇政府、丝绸公司、工厂、村里……，这是一种不错的广告方式。确实我们在售出时有券的则实实在在地减三十元，无券则一分不减，这是真实的，并不是虚的。这样持券者不但自己买了，还会介绍亲友来买。生意也就做起来了。这减三十元相当于每一件皮衣的广告支出。信件是一种神奇的事物，它使得两个完全陌生的人得以沟通。这是数百年来借助邮政系统逐渐建立起来的人们对书信的亲近感信任感。虽然皮衣券印刷字体是相对冷漠了一些，但粉色纸张及加盖的圆章，强调了温情与信任部分。而专卖处与购买者之间的简单关系也这样建立了起来。每隔几天就寄出一批，那些天，写信寄信仿佛是一件无限循环的事情。

这期间我回了一次乐清，再从乐清回吴江，把存在乐清的一包皮衣运到吴江。这天到达吴江正值深夜凌晨。车停在离车站很远的公路上。我与货物一起被抛在漆黑的深夜里。我站公路边上，在此时此地，一个人，一包货物，显得如此可疑，一如在北京地铁中的个体身份游移与自身认知偏差，仿佛自己此时此刻是一个刚从某辆车上得手的小偷，使得自己也怀疑自己。这是我吗？我的这包货物来路正当吗？正在我自我怀疑的时候，远处晃动着几个人，每个人都手握一把手电筒，手电筒的集束灯光向着我这个方向划动着，快速地向我靠近，以下是极简对话：

谁？

站住！别动！

别动！

（连续三个严厉的极短句）

对方：这是什么？

我：皮衣。

对方：跟我们走一趟！

我：凭什么？

对方：深更半夜带着一包货物，太可疑了！

结果是到了治安室，我出示身份证，说明了货物来源。解除了小偷嫌疑后，我回到了住处。因为皮衣批发交易都是作坊交易，没有发票，只有一张简单的写在白纸上的数量，金额。要是治安方顶起真来或故意为难，就会很麻烦。好在他们基本能凭直觉正确判断，让我回到了住处。但是我还是恍惚了许久。甚至进一步陷入自我判断自我怀疑的错觉之中。

就在这几天，我接到了二哥打来的电话，说是在我租住的乐清酒厂宿舍，许多书遗失掉了。他说在南门市头逛街时看到一老者摆的一卖书的地摊，他蹲下去翻书，结果看到好几本书的扉页上都有我的手写体签名，并盖有藏书章。问老者，这些书是哪来的，老者说这些书是一个孩子卖给他的。二哥由此知道这些书是从我的租住处流失出来的。

这些书虽然流失了，但它们没有被送进垃圾站，没有被送进打浆机，而因此流动起来，这未尝也不是一件好事，当时这样想了之后也就释然了。

（若干年后，乐清青年诗人卢小宇对我说起，他当年就是在遛街时在老者的地摊上买了有我签名并盖有藏书章的一套袁可嘉编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与《探索文艺书系：探索小说集》，读了这些书之后考了中文系，走上了写作的道路。这条路未必是正道，但这次的藏书流失却是确确实实地影响到了一个青年人的事业与道路）。

藏书遗失事件显然是与我离开乐清外出经销皮衣一事相关联的。总有一些事，有了一就会有了二或三，彼与此总会有那么些关联。

吴江之后妻子去了金坛包柜台卖皮衣，我则去了淮阴。

淮阴的隆冬时节使得整座城市显得萧条。冬日的淮阴是一座灰色调的城市。街道，房屋，街道树，人群，都是相对的灰调子。

租住的地方与商场有着五百米的距离，第一次长时间地经受刻骨的零下八度严寒。出租房里没有暖气，全靠自身保持热量。街上的行人中，我是最怕冷的一个。皮衣经销日销量也因此不断地上升着。

因为寒冷，租住处又无暖气，因此我第一次敞开喝酒。我买了两瓶高沟大曲，油炸花生米，猪口条，揣在怀里回到了住处。一种完全的灰色生活片断。严寒使得身体的边界前所未有的丧失着，大口地喝下高沟大曲，使得快黏滞不动的血液重新暖和流动起来。在这样的空间里，仅有身体是自己的，零下八度的寒冷正侵蚀着身体的边界，手脚迟钝，感觉流失。高沟大曲入口一会后，感觉慢慢回来了。高沟大曲，花生米，与猪口条，小屋中的御寒三寶，它的心理暗示如此强大，最重要的是一人独处的时候需要心理暗示时正好有了承载心理暗示的这三种物质。

开门出去，北风吹面。身体里有了半瓶洋河大曲，身体的边界也因此扩大了许多，这边界更多的是在心理感受上。

商场里是有暖气的，厚厚的棉布帘子把寒冷的空气隔在了商场的外边。身体的还魂。这是一个综合性大商场，皮衣专卖只占其中极少的部分。暖气与繁多的商品，吸引着这一区域甚至这区域外的市民前来购买或闲逛。棉外套，羊绒衫，羽绒服，滑雪衣，三件套床上用品，家电用品，酒类，食品，包括皮衣。这一天我的皮衣柜台清闲安静，没有购衣者。等待顾客而顾客永远不来，一如等待戈多，干坐是如此煎熬人。我交代给隔壁柜台的营业员，若有人来买就按标价卖，卖一件给她十元。交代好之后，我去了淮海广场，一个城市，广场是它发言的地方。淮海广场人员稀落，这也是寒冬的广场应有样子，一个偌大的冬天广场，空旷，寂寥，无人愿意去。我进了广场边上的一家小吃店，要了一份盱眙小龙虾，一个小二锅头。寒冬的广场，小龙虾，食欲，烈酒，构成了一个外省人在淮阴的景象。在如此陌生寂寥的地方，有着一种隐秘的乐趣。店里放着一个早年的歌星凤飞飞的歌，《我是一片云》 《敲敲门》 《风飞飞云飞飞》。一个旧歌星，旧旋律，每个时期都有人或在怀旧，或落在时代后面，或许多年只喜欢一个歌星，甚至只喜欢一首歌。在另一个地方还听到了龙飘飘的歌。越是在角落，越是有人在怀旧，听歌就是听自己曾经的青春。

在水门桥，这座淮阴最著名的地标性桥梁上，我从这头走到那一头，重又走回来。桥下里运河的河水几乎是静止的，它没有流速，或是极缓慢的流速不诉诸视觉。我长时间站在桥上，汽车，自行车，三轮摩托，行人，时不时地从我身旁过去。寄优惠券写信封地址时，我记起了好几封是水门桥边的，其中有水门南淮海南路的轮船运输公司。这是一封简单至极的信件，它被传递到传达室，再被分送轮船公司办公室，落在桌子上。被抽出信封的宋体印刷字体的表达，接近千篇一律，是生硬的。我站在桥上，更多的是想到轮船运输公司与大运河的关系。当人站在桥上，我仍然没有脱离经销皮衣这件具体的事。但里运河的流水多少让人静心。这与我的写作有关吗？想起从乐清带到淮阴的一本诗集《史蒂文斯诗集》，站在水门桥上，重想起史蒂文斯关于人与桥梁与村庄的一首诗：

二十个人过一座桥，

进一个村，

是二十个人过二十座桥，

进二十个村，

或是一个人

过一座桥，进一个村。

这是古谣

不言自明

……

我着迷于史蒂文斯对数词的坚守。当我站在水门桥的那一刻，我所看到的是车辆与行人并置的不断变化着的数词。不断增减、变化的数词是轻佻的。我更愿意贯彻史蒂文斯的明晰又单纯的数词坚守——“二十”与“一”。这座水门桥是“一”，还是“二十”？站水门桥上的我是“二十”，还是“一”？所到达的村庄呢？

水门桥与里运河的流水让人平静下来，那一刻，史蒂文斯的量词，与隐喻一起到达这个空间。它让我不再过多地去想什么。进一个村庄或二十个村庄，多好。而我在此同时，仍然想起商场里的皮衣，想起它的形态，它的价格与销量。我回避不了俗世，在人生的天平中，俗世是我生存的根本。但是，史蒂文斯，也占据了这一阶段某一个不大的空间。正因为史蒂文斯的存在，因为史蒂文斯诗的纯粹，所以使得我能够有着更足够的理由正视世俗的需求：诗仅是我的极少部分，越是纯粹，它占据的位置就越小也越深刻，在保存好这极少部分的同时，我更需要处理好的是笼罩着我压迫着我的生存。

回到租住处，寒冷重新包围了我，我又重新陷入无尽的信封地址书写之中，直写到握笔的手冻僵为止。

门外寒风呼啸。

【责任编辑 黄利萍】

猜你喜欢皮衣乐清老祖宗怎么做“皮衣”？奥秘(2020年9期)2020-10-12鱼皮衣，赫哲族努力传承千年技艺环球时报(2020-01-23)2020-01-23第二十届乐清模具设备塑机工业自动化展圆满落幕模具制造(2019年4期)2019-12-29动物狂想曲小资CHIC！ELEGANCE(2019年36期)2019-11-26“媒立方”首次试水 全媒体融合播报——乐清日报两会报道奏响最强音传媒评论(2018年3期)2018-06-21不忘初心 新闻为民——乐清日报深度融合的实践传媒评论(2018年1期)2018-03-22SUPER YOUTH小资CHIC！ELEGANCE(2017年25期)2017-09-29第十六届中国电器文化节在乐清盛大召开电气技术(2016年3期)2016-10-14穿对皮衣做型男商界·时尚(2016年1期)2016-02-26周乐清戏曲活动及交游考中华戏曲(2016年2期)2016-01-22

推荐访问:外省人 皮衣 冬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