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视域下数字孪生人的“认知弥补”与伦理规制

刁生富，刘 杰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佛山 528000）

随着新兴技术对人类身体的改造、延伸与增强，人类身体的存在范式逐渐发生改变。不难发现，美国后人类主义理论家凯瑟琳·海勒（N.Katherine Hayles）预言的“未来必定是一个人类与其它生命形式（包括生物的和人工制造的）共存的世界”［1］291已经悄然变成了现实——不管我们接受与否，我们早已迈入了“后人类”时代的大门。当前，基于数字孪生技术，人类除了作为一种物质实体存在外，又化身出一种新的由数据浸润的、脱离生物基础的数字孪生人。这是“后人类”中的一种新的生命形态，它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正以数据化身形式向赛博空间整体迁徙。数字孪生人作为现实人在赛博空间的镜像、映射与孪生，极大地“弥补”了人类认知自我的能力，但同时又带来一系列的伦理隐忧。本文尝试在后人类视域中对数字孪生人的认知增强与伦理规制进行一种新的审思。

数字孪生人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介入下人的生存新样态，而且在本质上已成为一种后人类中新的生命形式。这一新的生命形式具有数据浸润性、信息化的身体、与现实人实时交互和同生共长以及“相似版”的现实人等四个重要特征。

（一）数字孪生人：新的生命形式

20 世纪80 年代后，在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思想的深刻影响下，人及其所生存的世界都处于一种不断被信息化的过程之中。与此同时，信息成为一个审视与建构人、社会和自然的新路径和新视角，人类成为本质上类似于智能处理机器的信息处理实体。正如凯瑟琳·海勒所言，“在控制论影响下，当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审视和反思当代社会时，信息不再是传播的工具及内容，相反地，信息作为一个整体从其沉浸其中的物质形式中分离出来，被重新概念化，成为一种理解人类及人类社会的模式。”［1］2由此，通过技术对人的“身体自然”实施本质主义操作［2］的后人类主义思潮兴起。例如，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在著作《心智儿童：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未来》中谈及的“人居于电脑的金属体内”的方案设想；
诺伯特·维纳指出的直接向人类/人体发送电报的理论可能性。可见，当前的文化相信信息能够在不同材料的基质之间循环而且自身并不发生改变。数字孪生人正是后人类主义思潮中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延伸人的“身体自然”的一种尝试。

数字孪生是指将物理模型作为参照物，并将其多元异构数据集成为多学科、多物理量和多尺度的孪生模型，以实现在信息空间精准映射物理模型，具有精准映射、时空压缩、虚实交互和以虚控实等特征。随着泛互联网、大数据、新一代人工智能、云计算、传感器等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孪生技术框架得以成熟。基于数字孪生这一技术路线而构建的整个人的数字孪生体这一新的生命形式逐渐受到关注。实质上，构建的数字孪生人就是现实的人这一物理实体的数字模型在虚拟环境中的精准复制和映射。那么，数字孪生正是充当了现实人和数字孪生人之间的技术媒介，创生数字孪生人的同时也是人的自我创生。正如技术哲学家卡普（Ernst Kapp）所说：“在工具与器官之间所呈现的那种内在的关系，以及一种将要被揭示和强调的关系——尽管较之于有意识的发明而言，它更多的是一种无意识的发现——就是人通过工具不断地创造自己。”［3］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创生自我的过程遵循数字孪生技术的实现特征，数字孪生人的组织、器官、肢体乃至整个身体都以数字孪生的方式实现对现实人的血肉和骨骼的状态、规则、结构和行为等的延伸，每个现实的人和相应的数字孪生人同步发生变化。具体而言，数字孪生人通过传感器、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等工具获取得到现实人的组织、器官、肢体乃至整个身体的信息，信息从现实人的身体流向数字孪生人，借助信息现实人可以被洞察。同时，数字孪生人也可以通过算法层对信息进行分析、预测，并生成反馈以调节现实人的身体。这样，信息实现了在以碳元素为基础的现实人和以硅元素为基础的数字化仿真模型之间的流动。

（二）数字孪生人的特征

首先，数据“浸润”下的数字孪生人。孪生数据是数字孪生的驱动。［4］数字孪生人的建构得益于数字孪生技术对现实人的结构、层次与本质的实时的、动态的数据成像。成素梅教授指出，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使得数据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新界面。［5］在这个意义上，孪生数据不仅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新路径，更将成为人类认识自身的一种新指引。

其次，数字孪生人的身体是“去物质性”的信息化身体。海勒笔下后人类观点的第一要义是（信息化的）数据形式的重要性大于（物质性的）事实例证。值得注意的是，在孪生世界中，数字孪生体的去物质化的属性并不是指它摆脱了物质的本源，而是它以数据、信息、图形等方式表征了物质实体所传达出来的原始本质。［6］数字孪生人没有由细胞构成的生命的物质化身体，而是一个对现实人这一物质实体进行多维度、多方位和多功能的精准孪生与动态呈现的信息化实体。此时，信息也就脱离了曾经以为是其栖息地的物质形态。

再次，数字孪生人与现实人实时交互、同生共长，能够动态地精准映射复杂的现实个体。从本质上讲，数字孪生人就是现实人的动态的、可视化的数字化映射模型。数字孪生人通过实时接收来自现实人的多元异构数据而实时演化，从而与现实人保持一致，同生共长。也就是说，数字孪生人实现了从对人的“片面状态”的映射向人的全方面、多层次与立体化的状态的精准、实时、动态的映射的转变，完成了对虚拟人的非“完满的充实的状态”向孪生人的“完满的充实状态”的转变。［7］数字孪生人与现实人之间呈现精准映射的关系，这使得人类向海勒所说的“物质-信息混合物”的后人类主体更加接近了一步。

最后，数字孪生人是现实人的“相似版”。人是现实世界中极端复杂的复杂巨系统的事实注定其数据信息的获取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并且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也存在着现实局限性。这必定造成实际获取的孪生数据相较于理想状态有一定程度的“减损”。因此，数字孪生人和现实人并不是完全的重合关系，数字孪生人只是与现实人不完全相同的“相似版”。我们必须接受数字孪生人只是“部分地”、“近似地”反映了现实人的“部分属性”这一事实。

数字孪生人作为人的各个方面的镜像、映射与孪生，当然可以说它能够充当人类向内认知自我的一面“镜子”。基于数字孪生人的客观性数据化身体、精准映射、时空压缩等特征，当人置身于其数字孪生人中之时，可以充分弥补人向内认知自我时固有的感知、时空和主观局限。可以说，数字孪生以其自身的技术特征与优势达成了一种“认知弥补”。

（一）弥补人认知自我的主观局限

法国知名精神分析学家拉康（Jacques Lacan）的镜像阶段理论阐释了自我认知实现的过程，即自身主体性的认同以及他者对于自我认同的重要作用：自我的构建既离不开自身也离不开他者。按照拉康的观点，一个完整的镜像生成过程需要有作为主体的“我”以及作为他者的镜像。这种“成为他者”的美好神话，则会推动认知主体沉浸于完美自我的幻象中而迷失自己的本真状态。主观错觉导致人们认知自我的活动存在很大的局限，这种局限的“樊笼”限制了人们完全认知自我之可能。但是，当数字孪生人以客观的数据来表征人并充分赋予人以客观性之后，人此前那种认知自我的主观局限性将得到极大的弥补。因为，数字孪生人的动态数据为人类“解读”自身提供了一种客观的、理性的认知框架，此时的人能够非常直观地看见自己的客观存在状态，并能以旁观者的视角展开自我认知工作。自我与镜像我实现了技术上的统一，主观与旁观的双重认知视角的叠加助力我们超越自我认知中的主观描述和判断的局限，促成我们以更加客观的视野实现对自我的认知。

（二）弥补人认知自我的感知局限

按照美国当代著名技术哲学家和现象学家唐·伊德（Don Ihde）的观点，人与技术的关系分为四种，即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s）、解释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s）、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s）和他者关系（alterity relations）。［8］其中，最核心的是具身关系。实际上，当人化身为数字孪生人之后，人的身体机能状况是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终端设施通过与现实人身体不同部位互嵌而获取的。此时，人与传感器等技术之间实质上已经构成了唐·伊德所言的人与技术的具身关系，传感器等成为一种具身技术或“电子器官”，它们不再是被当成引发人类关注的现实客体，作为人类身体器官的延伸，它们变为人类借以感知世界的工具。那么，数字孪生人就能够以非常直观的方式动态、及时地向我们反馈现实人的身体的“知觉—运动”系统的此刻状态的数据、规则、结构和行为，助力我们超越自身的感知以量化、精准的数据来认知自身的身体机能状况，这意味着人类身体知觉的范畴得到极大的拓展。因此，数字孪生人充分弥补了人的感知局限、扩充了人的感知能力。

（三）弥补人认知自我的时空局限

数字孪生人除了能够弥补人类认知自我的主观局限和感知局限外，我们还能发现其所具有的更重要的认知价值，那就是它能够弥补我们认知自我的时空局限。众多周知，如果我们从一个静止的、单一的、无时间的角度进行认知，往往难以完成对具有流变性、杂多性与时间性的人之本质的推定。但是，数字孪生人能做到将其所分析的关于人的测量数值存储为历史数据，并由数字孪生进一步处理以更新或增加其知识和能力，从而为人们的决策提供可靠的预测。［9］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物理空间中的现实人相重叠的数字孪生人将越来越多地保存着现实人的历史数据。此外，这一技术手段还能够早期洞察并提前预测人的身体机能运作状况。可以看出，数字孪生人能构建出现实人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的一条完整的发展脉络。当数字孪生人这个时间之“镜”中的相对完整的历史图景与时间线全部向自我展开时，它能完美地助力现实人审视过去自我之优缺、预测未来之发展，人类就此挣脱时间的牢笼，更加透彻地“认识自身”。与此同时，数字孪生人也具有助力人超越空间局限认识自我的优势。数字孪生人与现实人之间在时空上呈现对等的关系，人能够从固有的具身在场的方式中获得分身在场这一新的在场能力从而实现远距离现身。当处于更为广阔的空间场景中的数字孪生人向我们展开的时候，它就能助力我们从更为广阔的空间视角去认识自身。

数字孪生人虽然能够极大地弥补人类认知自我的主观、感知和时空的局限，极大地增强了人类认知自我的能力，但同时也会带来隐私伤害、数据控制与透明化社会、量化与单一的人类、更加严峻的数字鸿沟等伦理隐忧。

（一）实时、放大的隐私伤害

自古至今，人类需要隐匿于私的东西一直是存在于其身体的部分。但是反观数字孪生人，当人化身为数字孪生人之后，人的身体状态、一切行为都变成透明的、可被监视与预测的数据，这些简单的数据与符号无疑为隐私保护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与压力。其根本原因就是隐私与身体相分离后，真实肉身不过是“一种被变动不居的模式控制弄得消极顺从的客体”。［10］

首先，数字孪生人和现实人保持实时连接，这意味着数字孪生人可以持续不断地以实时数据映射现实人的状态，获取现实人的行为信息、通讯内容、位置信息、交易信息等，并持续生成现实人的身体数据、健康报表、社交数据等。尤其是与现实世界高度同步化的个人资产、行为、生活模式等的记录都可能导致“数据透明人”的危机。凯瑟琳·海勒把信息理解为“没有具体形状的流（fluid）,可以在不同的基质（载体）之间流通传递，而信息的意义和本质都不会丢失”。［1］4本质上看，数字孪生人这一拥有巨大信息量的实体正在推动隐私数据发生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反向流动。在这种公私的反向流动中，人的人格尊严、情感都会受到巨大的伤害。一方面，这种利用传感器、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等智能设备来实时性、持续性地收集数据的行为会让现实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被控制”的感觉。另一方面，身体隐私在被加速地收集、存储、分析，而作为数据提供者的现实人面对这一切的发生是后知后觉的，等我们意识到身体隐私被侵犯之时，新一轮的隐私侵犯又已经开始。

其次，数字孪生体无需数据专家，便可以自动执行数据分析、融合，深度挖掘孪生数据的价值。这意味着数字孪生人在获取现实人之数据的基础上，还会以高度特定和自适应的方式分析、解读身体隐私数据。通过自相似的组件合成新的隐私数据，身体隐私会进一步被放大。如果数字孪生人对身体隐私数据进行更多、更复杂的组合，那么就会“揭露”现实人的更丰富的精神层面的隐私。这种持续把个人的隐私数据进行重新组装以产生和创建隐私程序集的行为，实际上就是“数据双倍”或“数据加倍”。

（二）数据控制与透明化社会

数字孪生人作为后人类身体文化图景中的一种，极易引发我们对于后人类身体和身份意义的焦虑心理。众所周知，我们的存在决定于可被识别的身份，然而当人化身为数字孪生人之后，所有的生物性个体都变成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所说的“可识别的或可确认的身份。”［11］那么，正确意义上的身份证件和档案便不再是公民身份被识别的唯一且重要“资本”，人的各种表征数据将成为更重要的要素。这意味着只有当我是数字孪生人的数据时，我才是我，我才获得成为生命体的资格。就如科林·库普曼（Colin Koopman）所言：“今天，我们的数据就是我们之所是的一部分。我们的名字或许不会镌刻进我们的血肉，但我们却被数据化的身份所纹身，我们通常在这样的数字身份下承担我们的人格。”［12］试想，我们在计算机上一看数字孪生人，便能轻而易举地获知现实人的名字、职业、身体各项体征数据、行为习惯、生活轨迹等所有情况。新冠疫情期间的“健康码”和“行程码”是数字孪生人的一种表现形式，透过它我们能准确掌握现实人的身体状态、位置状态及其变化以实现对人的健康和感染风险的精准识别。反之，如果你失去了你的孪生数据，就面临被社会“驱逐”的风险。失去信息流的人如同没有灵魂的肉身，会成为孪生世界中没有身份码的隐性人，世界失去了他的信息，他也失去了他的一切身份。可以说，数字孪生人这一新生命形式形成后的一种后人类生命政治，构成一张巨大的数据控制“网络”，当我们化身为数字孪生人时，我们已然成了那个隶属于一个更庞大的体系的数据化的身份。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变得“透明化”，人们显然进入了法国著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的“监控社会”中的一种日常生活。“数字化全景监狱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居民们通过自我展示和自我揭露，参与到它们的建造和运营之中。他们在全景市场上展示自己。”［13］

（三）量化与单一的人类

在信息科技大繁荣的现代科学场域之下，由孪生数据取代人类沉重的肉身组建成为存在于孪生空间中的现实人的身体镜像，该身体镜像在人工的孪生空间中体现为一种与现实身体同样的真实。当包括人类的心理、情绪在内的方方面面都将面临被量化的境遇时，人类就会逐渐沦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这会产生对人类的目的和价值的消解，进而陷入伦理学视域下的“数据主义”困境，导致信息和数据至上。然而，“一旦权力从人类手中交给算法，人文主义议题可能就惨遭淘汰。只要我们放弃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而秉持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观，人类的健康和幸福看来也就不再那么重要”。［14］人类本应拥有的丰富体验、主观感受和福祉等一切都将被忽视，甚至人类的身体这一“物质”实体“摇身一变”降格为一堆可供随意拆解拼接和复制粘贴的数字化元件（如人脸、指纹、声音等）。实质上，正是在这种数据化过程中，人已降格成为被剥离一切社会关系和政治身份，仅仅保留了身体之生物性特征及其行动轨迹的可精准量化的对象，亦已成为无差异化的、单一的可被计算的数字。以医学手术为例，医生可以在孪生空间中的算法系统的支撑下对数字孪生人进行多次反复地手术模拟，那极有可能医生在现实世界中对现实人进行真实的手术时，在他们眼里，手术只是手术，人也只是可精准测算的数据结构体，从而完全忽视了手术应有的人文关怀，忽视了病人的痛苦与无奈。

（四）更加严峻的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最初起源于20 世纪90 年代互联网商业化发展。就其实质而言，数字鸿沟的本质就是数字技术大规模地落地应用并愈来愈深层地嵌入社会内部与当前社会缺乏完善的技术伦理和伦理规制之间的张力。而当数字孪生技术在孪生世界中创生出一个作为人的镜像、映射与孪生的数字孪生人之后，数字鸿沟已经不仅仅关涉整个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而且更加关乎人类自身的安身立命问题，每个人的“生命机会”都将逐渐变得相去悬殊。例如，数字孪生人可以增强人类认知自身的身体机能运作状况的能力，富人就可以利用这种绝对性的优势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甚至延长生命更甚至实现“数字永生”，但这却是穷人无法企及的。正所谓“机器作为‘强者’统治‘弱者’的工具，以绝对的优势加固了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加剧了人类生存的‘马太效应’”。［15］久而久之，原本的“生物性不平等”将逐渐被更加显著的“符号性不平等”所替代。无法化身为数字孪生人的那部分群体除了会被拦阻在数字孪生技术进步红利的围墙之外，也会被阻隔在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所讲的“沟通共同体”之外。此即是说，他们会因为在数字世界中经历“缺席”的状态而造成在现实世界中的群体的孤独和失语，也因此彻底丧失了与其他人产生联结的机会。未来数字孪生技术加速演化后，这部分人群很可能会沦为绝对的技术化赤贫群体，从而面临生活濒危和社会化消亡的真正危机。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数字孪生技术为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人性化的科技系统，但同时也使弱势群体变得更加弱势。正如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在《弗兰肯斯坦》中所隐喻的那样，“科学怪人”以超乎常人的能力救助大众，展现出科学技术富有温情的一面；
但是他也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社会秩序的破坏者。

上述有关数字孪生人的伦理隐忧不仅是个体层面的问题，更是数字时代社会层面的问题。当隐私伤害、数据控制与透明化社会、量化与单一的人类、更加严峻的数字鸿沟等一系列问题接踵出现时，最终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运行和个人的生活。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一定的超前意识和必要的伦理规制，以使数字孪生技术和数字孪生人更好地向善发展。

（一）隐私的保护与让渡

不难承认，构建数字孪生人的最大挑战就是隐私保护，因为我们的身体、行为等一切都会变成被智能机器入侵、访问的对象，身联网（Internet of Body）已然成为现实。人类的先民即已认识到某些纯属于私人的、不宜示人的事物——隐私之存在，［16］其具有维护个人自由、人格、尊严的重要内在价值。诚如有学者所言，隐私就是自我与自由的边界，其本性在于其对自我的捍卫。［17］所以，隐私保护的话题一直在被如火如荼地讨论着。面对数字孪生人带来的隐私伤害这一再度出现的冲击，无论是科技至上主义者的“隐私已死”的观念，还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捍卫隐私”的决绝，都不是我们面对数字孪生人的隐私保护应有的态度。更可取的态度应该是在数字孪生人的建构和隐私保护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做好对数字孪生人隐私的合理规制。为此，我们需要从观念、制度和技术三个方面作出努力。

首先，强化公众自愿“牺牲”部分隐私的意识。数字孪生时代，隐私被“触及”的目的从绝对的外在控制变成了携有安全和便利服务的控制，甚至换来的是生命权、健康权等更为重要的价值。要知道，在政治哲学的层面上，隐私权和生命权的政治价值都是由现代性所创造并获其正面认定的，但前者在政治哲学层级中的符号性—话语性地位远远不及后者。现代政治哲学中，最底层的逻辑应是保护全人类的生命安全。所以，面对建构数字孪生人所带来的隐私“触碰”风险，应该反复思考的是我们是否愿意为更高的政治价值而牺牲部分隐私以及牺牲多少隐私。

其次，构筑“坚守底线+同意让渡”的社会隐私制度。一方面，要坚守社会的底线隐私。人之所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人何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正是因为他拥有一部分自己的“私物”。而且这些“私物”是直接关涉人的尊严这一生而具有的内生性本质的存在。因此，人的隐私并不能被完全剥夺，社会必须保障最基本的隐私以及基本的人权。另一方面，人应该拥有个人隐私自由，个人愿意用多少隐私“支撑”自身的数字孪生人的建构应该是自由的。所以，网络平台运营商、技术研发人员等在使用个人的数据信息时必须获得用户本人“同意让渡”的许可。

最后，建立道德化的数字孪生技术框架。在数字孪生人的伦理规制中，要把外在进路与内在进路有机结合，使之发挥协同效应。传统的技术伦理学研究的外在进路（externalist approch）是指站在技术活动之外对技术后果进行伦理反思和批判，而由荷兰技术哲学家普尔（Ibo van de Poel）等人提出的技术伦理学的内在进路（internalist approach）指出:“应当超越工程伦理学中流行的外在主义观察，从而致力于技术发展的一种更加内在主义的经验性观察，考察设计过程本身的动态性并探讨该语境下产生的伦理问题。”［18］根据技术伦理学研究的内在进路，我们可以建立道德化的数字孪生技术框架。人的隐私数据化的过程是基于预先设定的价值并实现该价值预设的过程。那么此过程中凡是与之相冲突的价值都会被自然地消解，我们的隐私生活也会因此遭受严重地破坏。不过，如果反过来思考，我们可以将数字孪生技术的原有价值进行重新设定，并在其中融入全新的、符合社会期望的价值观，这样一来，我们非常有可能改变隐私数据化的道德后果。目前，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重置数字孪生技术的道德因素：一是道德算法化，即重新确认数字孪生技术架构的价值基础，这意味着我们要基于道德编制作为数字孪生技术基底的算法；
二是道德技术化，即创造出专门服务于一定目的的数字孪生技术。

（二）对数据控制的批判与反抗

面对数据身份的建立和透明化的社会演变，我们必须回归身体，诉求于自由自觉行动的个体。正如哈维（Harvey David）指出：“我们若不能同时准备好在心理和身体上改变我们自己，就无法奢谈社会变迁。”［19］对此，我们需要从三方面努力。

首先，以身体的自然性和经验性对抗抽象统治。数字孪生人的建立意味着我们进入了生命政治的治理装置之中，其实质就是身体被抽象化而变成被统计和可计算的对象，被移除或简化了身体的差异性和鲜活性。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所言，人类在文明化的过程中使身体不断被“社会化、理性化、个性化”，身体的自然性在社会机制的管控下逐渐隐退，“更多的身体维度和身体功能被界定为生物性和自然性的生命领域的对立面”。［20］因此，回归身体的自然性和经验性会有力地对抗抽象统治。

其次，唤醒身体内在的反抗意识。数据身份建立后，数字孪生的中枢计算机系统通过各种数据传感器持续监测并控制着现实人类社会。这种控制的实质就是我们被卷进了其中的算法和控制系统。面对这种境况，首要任务就是唤醒身体内在的反抗意识。

最后，促成身体权力的实现。身体权力意味着每一个独立的主体都拥有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并进行自主活动的权力。在阶级社会，被统治阶级需要从统治阶级那里争夺自己“被占有、支配与使用”的身体。进入技术社会后，技术演变为“统治阶级”并不断地奴役、支配着我们的身体。而当人类化身为数字孪生人时，身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大数据和超级平台的权力施压。身体政治的核心目的就是避免我论的身体变成为他论的身体。［21］因此，促成人类的身体权力的实现就是以对抗身体的被规训与被压迫为目的，彻底让身体从其他者的奴役与支配中获得解放，实现每个主体独立、自主与自由的发展。

（三）在数据化中坚守生命本质

构建和谐的“现实-孪生”伦理关系的首要前提是明确现实人和数字孪生人之间的关系界限。其中，较为和谐的选择就是我们既能够明确数字孪生技术精准映射范围的局限性从而坚守生命的本质属性，又不抗拒数字孪生技术对我们人类个体的精准映射，这就需要我们明确自身的哪些部分是可以交由数字孪生技术来精准映射的。毕竟，一方面，数字孪生技术虽拥有强大的复制与替代能力，但是无论数字孪生人对现实人的精准映射程度多么高，它始终无法代替现实人的动态的生命本质。另一方面，人的一切并不完全都应该由数据映射，仍然有一些人的本质属性，无法变成数据，也不应该成为数据。［22］构成“现实-孪生”伦理关系不和谐甚至冲突的原因，正是因为人们无法坚守现实与数字孪生之间的关系界限，或义无反顾地坚守科学至上的观念甚至陷入对数据技术的无限崇拜，此即是说，“人类误以为他们自己是一种技术增强的存在，而且把他们自己当作是生活在控制论系统里的潜在的数字化信息量子，而没有当作生活在历史中并参加一种高度开发的系统里的具体存在。”［23］又或一味地排斥技术对我们的“改造”、极力地抵抗被数据化，认为数字孪生人将我们降格成为一堆外在的数据、符号。

在数字孪生时代，“现实-孪生”之间应该实现一种基于融合与协同的共生关系。我们在技术崇拜和技术排斥之间也应该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毕竟，技术的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本就是相对而言的，二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那么，我们就应该在一个动态的伦理层面上去考察数字孪生技术应用的价值与定位。但无论如何，人类一定要坚守自身的生命本质，情感、道德等具有温情的、高尚的存在是我们最不应该迷失的。就如美国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言，“人类存在的最重要意义，完全不是由于物质性设计。而正是人类所独有的全部情感，让人产生了生存意义、目标、方向、渴望、需求、欲望、恐惧、厌恶等意识，因此，这些才是人类价值的来源。”［24］

（四）弥合更加严峻的数字鸿沟

为了弥补数字孪生人带来的更加严峻的数字鸿沟问题，构建平等、公正与相互依存的人类社会以拥抱更为有序的社会秩序，我们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应对策略。

首先，通过数字孪生技术“补缺”以促进其服务可及化。这种补偿式的弥合方式是弥补数字孪生技术带来的鸿沟问题的最直接的解决方式。具体而言，一是要开展家庭内部的反哺教育。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将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划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三种类型，提出了未来年轻一代的文化反哺作用。［25］在助力老年群体跨越“技术沟”的过程中，需要年轻人开展家庭内部的数字反哺教育，以帮助老年人更好地理解数字孪生技术。二是要不断地优化数字孪生技术，通过数字孪生技术的完善来更好地发挥其服务弱势群体的功能。

其次，基于平等和正义价值原则的算法技术伦理设计。无论是对抗技术社会对人的自由的削弱和压迫，还是保护个人的权力免受伤害以实现所有人的向上发展，都需要一种基于人类的核心价值原则的技术伦理设计。正如美国哲学教授拜纳姆（Terrell Ward Bynum）对维纳观点的概括：“维纳认为，从根本上看，人是社会的人，即使他们拥有幸福生活，也必须生活在有组织的社会之中。但社会可能是非常压抑的，并可能会扼杀人类的蓬勃发展，而不是鼓励或支持它。因此，社会必须有道德政策、正义原则以保护个人摆脱压迫并且是自由和机会最大化。”［26］作为数字孪生技术运行的基底的算法是一种独立于人而又嵌入着人类意志的非价值中立的存在。因此，我们务必要基于平等、正义的价值原则编写代码和算法以规范数字孪生人的发展，在避免数字弱势群体的权益被忽视的问题上具有一定的预防功能。

最后，重塑更具公共性和包容性的数字孪生技术底层逻辑。“技术补丁”和“服务补丁”对于弥合数字孪生人带来的鸿沟问题尤为重要，它既是数字孪生技术的再发展，也是公共服务的再设计。可即便如此，试图仅仅通过“技术补丁”和“服务补丁”来单向地跨越这道鸿沟还是远远不够的，跨越这道鸿沟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更为深层的逻辑分析。从表面上来看，数字孪生人带来的鸿沟问题是源于人类对于数字孪生技术的“悬殊化”利用，但是从底层逻辑来看，作为技术主导性逻辑的商业性逻辑是导致这一鸿沟问题的根本因素。因此，应对数字孪生人带来的鸿沟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应该是重塑数字孪生技术的底层逻辑，以包括科学逻辑、社会逻辑和政治逻辑在内的底层逻辑取代单一的商业性逻辑主导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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