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脾”内涵演变

刘剑，陈萌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脾是中医五脏之一。与其他四脏不同的是，脾的结构所指并不清晰。回顾中医学术史，脾的内涵几经演变。近代以来，随着西医学的传入，对于人体脏器概念进行翻译是必然的，但这一过程借用了许多中医学的既有名词，其产生的歧义反而对中医学造成了诸多困扰。同时，现代化中医也要求对脏器的内涵给出清晰的说明。有鉴于此，本文详细罗列了中医“脾”内涵的演变过程，并对其缘由进行了解析。

1.1 从胰到脾胰一体《黄帝内经》虽然没有具体描述“脾”的形态特征，但记录了脾的解剖位置。《素问·玉机真脏论》描述“脾与胃以膜相连”“脾为孤脏，中央土以灌四傍”。对比现代解剖学，胰腺(pancreas)位于胃的后方，在第1、第2腰椎水平横贴于腹后壁，前覆腹膜、网膜囊，除胰头贴近十二指肠外，向胃面的胰脏几乎都通过网膜囊与胃相连，且网膜囊上覆有黄色脂肪，易于被古人所发现、观察。胰腺(pancreas)的位置符合“中央”和“与胃以膜相连”。因此，《黄帝内经》时期脾的解剖学基础应该为胰腺。两晋时期《黄庭经》云：“脾长一尺掩太仓”。太仓即胃，脾横胃后，晋1尺约24 cm[1]，亦与今之胰腺的解剖学位置和长短(14～20 cm)相去不远。后世一些医书中所描述的脾形态和位置，也与胰腺(pancreas)相吻合，如《类经图翼》曰：“脾，形如刀镰，与胃同膜，而附其上之左”。《类证治裁》曰：“脾象刀镰”。

相比于《黄帝内经》，《难经》很可能将脾的解剖实体扩大化了。《难经·四十二难》曰：“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温五脏，主藏意”。此处长宽比与今之脾脏(spleen)较为符合，散膏言其结构松散。胰腺(pancreas)外无包膜，质地疏松，与之相适，如张锡纯所言：“西人谓中医不知胰，不知古人不名胰，而名散膏”。此处将脾脏和胰腺共称为脾，其原因可能有三：①囿于解剖学技术，古人未能将胰腺和脾完全区分开来，脾门部分与胰脏相连，且有丰富的神经、血管、淋巴出入脾门，并为脾肾韧带所包裹，使胰腺和脾脏连接紧密，在当时的解剖条件下想要完全区分开来十分困难[2]。②“五行配五脏”是《黄帝内经》奠定的理论基础。即使古人将脾脏与胰腺分离开来，但若分开记录，有创造“第六脏”的嫌疑，有违古法；
若只记录其一，又有疏漏，故合为一脏，将散膏附于脾，实为权衡变通之法[3]。③胰腺不仅结构松散，质量又仅有“半斤”，与脾重“二斤三两”相比，分量过轻，不足以视为独立脏器，故以附属结构纳入脾中。王冰注《黄帝内经》：“脾，形如马蹄”应当就受了《难经》的影响，马蹄与脾脏(spleen)相仿，并且王冰忽视了散膏的形态，将脾脏视为脾的解剖实体全貌。《针灸大成》则杂糅了《难经》的脾脏质量与《黄帝内经》的脾脏位置，言：“脾重二斤三两，广三寸，长五寸，掩乎太仓”。

另一方面，将《难经》所载五脏质量按战国衡制进行换算，与当今解剖学脏器质量对比，心、肝、肺、肾质量均与现今解剖学接近。唯有脾重“二斤三两”，换算为547 g，与现今解剖学脾脏质量(115 g)存在较大出入，即使去除“散膏”(胰腺)，也有约422 g，仍与实际相去甚远。因此，有人认为是原文传写中出现讹误[4]，此说尚无确切文献证据；
也可能是因解剖学技术限制，未能将脾门的韧带、脂肪、淋巴、血管完全剥离开，而一并计入脾的质量中。刘旭等[3]认为，在《难经》成书的年代，人们生存卫生条件严酷，很可能因肝炎、寄生虫、螺旋体、病毒、细菌等感染导致脾肿大(脾轻中度肿大可超过500 g，重度肿大超 1 000 g)，肿大的脾脏更难与胰腺分割开来，故而《难经》很有可能把肿大的脾脏质量记录下来了[3]。

中医解剖虽然发展较早，但受制于技术条件，传统礼教和法律的禁止，随着宋以后理学的兴起，解剖学逐渐陷入停滞，在“重道轻器，重神轻形”“司外揣内”“取象比类”的思想影响下，人们更侧重于对人体脏腑功能的推理和总结，以此不断扩充藏象的内涵，而对解剖实体趋于淡化[5]。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于脾的解剖实体停留在《难经》的胰脾一体或胰脾不分的层面。甚至出现了《医学入门》中“形扁如马蹄，又如刀镰”简单杂糅的偷懒式结论。或如《脏腑性鉴》中“其形如刀镰，今豕腹中夹肝者是也，又云其形如马蹄，内包胃脘。又曰脾掩乎太仓”。搁置争议，不予深究。

这种混乱的认知也反映在中医解剖图册中。唐代以前的解剖图谱多已亡佚，明代朝鲜医家金礼蒙汇编的《医方类聚》中保存有较早的五脏六腑图，其图片和文字与《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一致，因此被认为是晚唐道人胡愔所作[6]，见图1。书中描绘的脾形如镰刀，并在文中说道：“脾，土宫也，揜太仓在脐上三寸，色如缟映黄……重二斤三两”。可见，在形态和位置上脾与胰腺相似，在质量上又承袭《难经》之说，其颜色“如缟映黄”。结合文中对各脏器的颜色描述：心“如缟映绛”，肺“如绮映红”，肝“如缟映绀”，肾“如缟映紫”，胆“如缟映青”，均与现实解剖相契合。而受五行学说影响的“五色配五脏”在文中另有描述，如“肺也，色白金。肺色如象，音生色也，枯音死者也”，其意在阐述功能与病理，因此脾“色如缟映黄”应为解剖所见。结合胰腺前为网膜囊，上覆丰富黄色脂肪，加之胰腺无包膜，将周围脂肪组织和胰腺视为一体认作黄色是很有可能的。

在《道藏·修真十书》中留存的《烟萝图》是现存最早的脏腑全图，为五代道人烟萝子所作，见图2、图3。但其将肝绘于左胁肋部，脾绘于右胁肋部，可能是受“左肝右肺”的影响。北宋曾有过两次被官方允许的刑场解剖，分别绘有《欧希范五脏图》《存真图》，皆以《烟萝图》为蓝本，条析修正而成，均纠正了“肝左脾右”的错误，将脾绘于左胁肋下，见图4。可见，当时的医家多承袭了《难经》的看法，并删去或遗漏了“散膏”，仅保留了脾脏作为脾的实体。《存真图》对后世认识腑的位置影响深远。

图2 《烟萝图》正面

图3 《烟萝图》背面

图4 欧希范五脏图

1.2 脾和spleen的翻译疏漏明末清初，随着西方解剖学的传入，spleen被翻译为脾加深了这一混乱。

在罗马帝国时期，盖伦总结了前代医学对spleen的认识，确立了spleen在四元素中属于土，在体液中主司黑胆汁，具有帮助消化、纯净血液的作用，其影响持续至中世纪末期。Spleen帮助消化的功能与中医“脾主运化”相似，纯净血液又与明代逐渐兴起的“脾统血”似有关联。因此在最早传入我国的《泰西人身说概》《人身图说》《性学觕述》中，均将spleen翻译为“脾”，这在当时是具有合理性的。

pancreas(胰腺)则因其位置隐蔽，并未被西方医学发现是一个独立器官。直到1642年怀森格(J.G Wirsung，1598—1649年)发现胰腺管，1664年格拉夫(Graaf，1641—1673年) 提出胰液可能具有消化作用之后，pancreas 的外分泌功能乃至作为一个独立的器官才逐渐被认识到。1921年班廷(F.G.Banting，1891—1941年)又发现了胰岛素，pancreas 的内分泌作用机制及在物质代谢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7]。

18世纪中叶，日本出现了翻译西方解剖学的热潮，此时胰腺及其外分泌功能已经被西方医学家初步认识，但脾脏具有消化功能的认识还未退出历史舞台。此时脾、胰被共同认为是消化器官，故日本医家也并未对脾的翻译进行质疑，而是另创词汇翻译pancreas，如《医范提纲》将pancreas译为“脺”。

鸦片战争后，第二次西学东渐的热潮开启，因spleen已经和脾相对应，pancreas被翻译为“甜肉”“胰”“月臣”。1931年科学名词审查会出版了《医学名词汇编》，正式将pancreas翻译为“胰”、spleen翻译为“脾”，这被官方权威肯定的对应关系在社会上推广流传。此时，西医对脾的认识仍停留在消化功能上，当时的中国医家也未及时纠正脾和spleen的不恰当对应，而是采取调和措施。如唐容川解释甜肉(胰腺)是“脾之物”，主张以胰腺的消化功能解释中医脾的运化之功，张锡纯则称胰腺为“脾之副脏”。《黄帝内经》中本来应该是“正脾”的胰腺反而成了“脾之副脏”，这反映了中医在当时西医解剖和语言强势压迫下力图调和两种医学矛盾所采取的妥协和折中态度[8]。

20世纪初期，随着对脾、胰功能认识的进展，翻译错位的矛盾越发凸显。余云岫在《灵素商兑》中道：“灵素之所谓脾者，吾不知其何所指”。他认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和《素问·五运行大论》所言“血生脾”似与脾脏(spleen)有关，其余诸篇的脾皆与消化相关，又与胰腺(pancreas)相似。章太炎亦在与余氏的书信中写道：“《难经》既言散膏，又言主裹血，则已混二物为一矣……所谓脾藏营、脾统血者，古人虽未知脾生白血之事，则满贮血液，则明明可睹。且藏营统血与磨化水谷，分明是两种作用，则亦必是两种器官，两器皆称脾，此古人命名之失，其实则非有偏缺也。”认为胰腺和脾脏在《难经》时就已混为一体，功能上也截然不同，力主将二者分开。恽铁樵则认为“《黄帝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之五脏”，以此否认五脏和解剖实体的联系。

2.1 发挥运脾作用的实体

2.1.1 《黄帝内经》时期：脾行津液运脾，是对脾主运化功能的概括。《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能化糟粕，转味而出入者也”，此六者共同负责饮食物的消化、吸收、转运。《素问·太阴阳明论》曰：“脾与胃以膜相连耳，而能为之行其津液”，明确点出脾的功能为“为胃行其津液”。“津”“液”二字连用为《黄帝内经》首创，《灵枢·决气》曰：“黄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今乃辨为六名……何谓津？岐伯曰：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何谓液？岐伯曰：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可知“津”为汗液，即水液，“液”为谷之气液[9]，故脾为胃所行的“津液”为水液和谷气，这也是后世运化水液与运化水谷之说的渊薮。“脾气散精”“灌四傍”“脾为之使”“脾藏营”等描述均为这句话的阐述与发挥。《黄帝内经》中“津液”也有通常意义上的水液之意，如“津液充郭”，张景岳注：“津液，水也”。结合胰腺的解剖特点——中有胰管，内含无色无味透明胰液，也可能是古人直接观察到其中“津液”的存在而谓之“津液在脾”，进而提出“行其津液”。

《黄帝内经》中关于脾的病理描述，也对推论脾脏实体有所帮助。《素问·奇病论》曰：“此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瘅……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霍达等[10]认为，脾瘅症状与糖尿病前期相符。《素问·痿论》曰：“脾气热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发为肉痿”，其表现与2型糖尿病消渴、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性肌萎缩相吻合[11]。以上症状皆与胰腺的内分泌系统异常密切相关，这从病理上佐证了《黄帝内经》所描述的脾更像是今之胰腺。

总而言之，《黄帝内经》时期脾的主要功能是为胃行津液，解剖实体为胰腺，并且已经从生理、病理角度对胰腺的内、外分泌功能有所记录。此时脾的地位较胃低，以胃统脾，《释名》称：“脾，裨也。裨助胃气，主化谷也”，亦可佐证。

2.1.2 张仲景：脾主消磨张仲景将脾的功能概括为“消磨”，是对《黄帝内经》理念的提炼和形象化。如“趺阳脉浮而涩，浮则为虚，涩则伤脾，脾伤则不磨”(《金匮要略》)。同时，仲景首次提出了“胃家”与“脾家”的概念。胃家，包括了胃、小肠、大肠，《灵枢·本输》曰：“大肠小肠皆属于胃”；
《素问·五脏别论》曰：“水谷入口，则胃实而肠虚，食下，则肠实而胃虚”。胃、大肠、小肠均推动水谷向下传化，功能上具有连续性，病机和治法上也有相通之处。故《伤寒论》中“胃中有燥屎者”，非燥屎在胃，而在肠也。调胃承气汤以芒硝、大黄清肠开结，达到承顺胃气的作用，故曰“调胃”。“脾家”的范围则涵盖了“胃家”，因水谷消磨的场所虽在胃肠，但必须依靠脾来完成，而消磨之后的水液和水谷精气又“上输于脾”，故“胃家”统于“脾家”，“脾家”是消化的中心环节，二者既有磨谷功能的包含关系，也有转运水液、水谷的递进关系。这在病理上反应为邪气的出入关系障碍，如《伤寒论》曰：“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此为伤寒病误治，伤及脾阳，脾“磨谷”功能障碍，津液不能正常从“胃家”入“脾家”，留滞胃肠即为病理痰饮，遂见上症。又《伤寒论》曰：“至七八日，虽暴烦下利日十余行，必自止，以脾家实，腐秽当去故也。”脾家正气恢复，功能亦随之恢复，脾家邪气出于胃家，从肠道排出体外，皆为“胃家”与“脾家”出入关系的体现。概言之，仲景主张脾主消磨，且用“脾家”的概念统领“胃家”，脾的地位不再从属于胃。

2.1.3 宋以后：脾主运化随着宋以后“重道轻器，重神轻形”等思想的蔓延，“脾主运化”逐渐成为主流并持续至今。“运化”是对饮食物在人体的消化过程中经历的消化系统的功能之总和，是形而上之道。换言之，脾主运化整合替代了胃、大肠、小肠的消化吸收功能，与之相对的胃家成为了单纯的装食物的“口袋”，失去了消化吸收功能，是形而下之器[12]。这也与藏象学说逐渐成熟有关，以五脏为核心必然会抬高和扩大脾的功能。如今的脾不仅包括饮食物的消化、吸收、转输(脾主运)，也包括其将水谷精微化为人体所需的气、血等物质(脾主化)。对比现代医学，胰腺外分泌系统分泌的胰液含有多种消化酶，临床和实验证明，当胰液分泌障碍时，即使其他消化液分泌都正常，食物中的脂肪和蛋白质仍不能完全消化和吸收[13]，可见胰液正常分泌关乎“脾主运”功能的正常运作。胰腺的内分泌系统受胃肠激素等多种激素调节，其分泌胰岛素与胰高血糖素，在调控人体糖、脂肪、蛋白质代谢上有重要作用，与“脾主化”的功能相契合。

脾对于饮食水谷的消化和运输功能贯穿古今，这一功能可总结为“运脾”，与今日胰腺的外、内分泌功能颇为相符，故而“运脾”的解剖实体应为胰腺。

2.2 发挥统脾作用的实体——脾脏

2.2.1 脾统血的提出与发展统脾是对脾统血功能的概括。许多医家认为，其源头可追溯至《难经》“脾裹血”。《难经》描述脾、胰一体，脾脏色暗红，内含丰富血窦，“脾裹血”很可能是对脾的直观描述。虽然《黄帝内经》与《难经》中均未有“脾统血”相关证候的描述，但关于脾胃和血液生成的联系却有丰富论述。《灵枢·决气》曰：“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此言血来源于水谷，饮食物入胃，经过人体消化系统的消化吸收，营养物质进入血脉，成为血液的来源之一。故《灵枢·玉版》又言：“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脾运化水谷精微，奉心化赤为血。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仲景原著中没有提及“脾统血”，但其关于黄疸病的论治，却与脾统血颇有渊源。《金匮要略》曰：“寸口脉浮而缓，浮则为风，缓则为痹，痹非中风，四肢苦烦，脾色必黄，瘀热以行。”仲景认为脾家湿热波及血分，发为黄疸。对比现代医学，溶血性黄疸是由于红细胞大量破坏(溶血)，胆红素超过了肝脏代谢能力所致。脾之湿热引起血管内溶血，也对后世的脾统血理论有所启示。唐容川在《金匮要略浅注补正》道：“脾为太阴湿土，主统血。热陷血分，脾湿遏郁，乃发为黄。”此外，《金匮要略》的柏叶汤、黄土汤也被一些医家认为是治疗脾不统血证的方剂，如唐容川《血证论》曰：“血者，脾之所统也，先便后血，乃脾气不摄，故便行气下泄，而血因随之以下。”

“脾统血”理论最早见于《医经秘旨》：“脾喜燥，伤于寒湿则不能消磨水谷，宜术、附以温燥之；
然脾阴不足而谷亦不化，又不可以温燥为治。有思虑伤脾，脾虚不能统血而失出者；
有思虑伤脾，脾虚不能消谷而作泻者，此皆以回护中气为本，勿治其标。”后世医家不断完善该理论[14]。

明代医家薛立斋也持此论，“心主血，肝藏血，亦能统摄于脾，补脾与胃，血自生矣”(《薛氏医案》)。“盖血生于脾土，故云脾统血”(《女科撮要·经候不调》)。同时期医家武之望的《济阴纲目》中也有 “血生于脾，故云脾统血”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将脾生血也归于脾统血。可见，在这一理论提出伊始，一些医家所说的脾统血更接近脾生血。

尤在泾从病理角度诠释了脾气统摄血液为“脾统血”的内涵，他在《金匮要略心典·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中道：“下血，先便后血者，由脾虚气寒，失其统御之权，而血为之不守也。”在探讨先便后血的病机时，尤在泾强调了脾气对血液的统摄作用，脾气虚寒，导致其统摄血液的功能失司，从而使得血液不得控制而妄行[15]。

此后，统血作为脾的一大功能，为越来越多的医家所认同，逐渐形成了一个理、法、方、药完备的体系，直至唐容川臻于大成。他在前人脾气(阳)统摄血液的基础上，首次提出脾阴对脾统血的作用。“世医不识统血之义，几指脾为贮血之器，岂不愚哉？脾能统血，则血自循经而不妄动”(《血证论·唾血》)，并驳斥了“脾统血”是指“脾为贮血之器”这一说法，提出“脾统血”即是统摄血液在脉内循行，而不溢出脉外。自唐容川之后，脾主统血多专指脾对血的统摄作用[16]。

综上，脾统血的概念很有可能是基于脾脏“脾裹血”的解剖学特点和气能摄血的理论基础，对脾生血概念的丰富。因为提出该理论的时代，我国解剖学处于停滞状态，又受限于科学技术水平之不足，脾脏过滤、清除、免疫等功能并未被人们发现，所以现今我们在认识脾统血功能时，不能局限于脾脏，而应考虑与出血、凝血相关的诸多因素。

2.2.2 脾统血的现代医学内涵笔者认为脾统血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发挥作用。

一是脾通过运化水谷精微化生充足的血液，这是血液正常运行的前提。从现代医学角度言，饮食摄入的铁、维生素B12、叶酸均是血红蛋白合成必不可少的原料，而上述物质吸收均依赖脾的“运化”。若脾运化功能失常，会影响血细胞的数量和功能。黄贤樟等对脾虚患者血液流变学进行检测，发现脾虚患者血液呈高黏状态，红细胞变形性差，不能通过某些细血管的管腔，而影响组织供血供氧，红细胞易被破坏，具有出血倾向及贫血现象[17]。此外，人类脾脏在胎儿时期具有造血功能，即使是成人，脾脏仍保留有很少量的干细胞，在机体严重缺血或某些病理状态下可恢复髓外造血功能(两栖类动物的脾为终生性造血器官)。

二是能防止出血。朱凌凌等[18]认为，脾血窦储存血液，可在人体需要时释放入血循环，但脾贮藏的血液有限，肝藏血和调节血流量的能力远大于脾，故贮血、调节血量应主要责之于肝。与血液正常运行最密切的功能是“心主血”“肝藏血”“脾统血”，心的收缩与舒张作为血液运行的原动力，肝藏血包括调节循环血流量和防止出血，前者依赖于肝丰富的血窦，后者可能与肝合成凝血因子有关。而脾防止出血的功能很可能与血小板、血管内皮功能与微循环、红细胞清除三方面有关。

徐重明等[19]认为，脾不统血的机理包括血小板微观结构变异，导致血小板黏附、聚集和释放功能下降，以及血小板自身抗体产生过多，血小板破坏过多引发出血。李杨等[20]通过动物实验证明，归脾汤治疗ITP的作用机制可能通过降低脾脏中CD80与CD86的表达，抑制B淋巴细胞的活化，减少血小板自身抗体的产生，进而保护血小板，以缓解出血症状。此外，脾脏既是血小板破坏的主要场所，也能阻留并储存约1/3的血小板，在机体需要时释放。张涛等[21]认为，脾内产生的体液调节因子对血小板生成有调控作用[21]。换言之，脾既能“统血”又能“破血”，二者对血小板的消长平衡有着重要作用。病理性脾肿大时，脾“破血”增强(阻留和破坏血小板增多)，这一平衡被打破，呈现出血倾向。对脾亢患者进行脾切除后，血小板会逐渐升高，于术后1个月达到顶峰，在术后2个月逐渐回落至正常水平[21]。从中医角度解读，短期的血小板升高是由于亢进的“破血”功能突然被中止，“统血”相对占优，而血小板最终回落正常水平则提示机体通过自我代偿，再次实现了“统血”与“破血”的血小板平衡。这也恰恰说明了脾统血的内涵绝不仅限于单一的血小板或脾脏(spleen)。

脾统血亦是脾主肌肉在血脉中的体现，脉道主要由肌肉组成，脾虚不能温养肌肉，脉道失于坚韧而血溢脉外[22]。研究表明，脾不统血证患者缺乏血管完整性和血管壁的修复能力，可能是导致出血倾向的原因之一。褚雨霆等[23]对脾不统血证小鼠的实验证明了，健脾益气摄血方能升高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达，修复血管内皮损伤。在血管微循环方面，马宗林等[24]通过对甲襞与舌微循环的观察，证明脾虚证存在明显血管微循环障碍，毛细血管抗力减弱，毛细血管的渗透脆性增高而导致出血。黄芪是健脾摄血的代表药物。研究表明，黄芪可以改善微循环，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增加毛细血管张力，防止理化因素所致毛细血管脆性和渗透性增高[25-26]。

脾脏的红髓具有过滤血液并清除衰老或异常红细胞的功能。当原发性或继发性脾功能亢进时，会增加对红细胞的破坏，大量血红蛋白伴随着红细胞的破坏而溢出，超出肝、肾的代谢能力，这种血管内溶血以黄疸为主要外在表现。

因此，脾统血本身就是基于脾脏(spleen)的解剖特点发展起来的，现代诸多研究也证实二者在功能上有相通之处，将统脾的解剖实体对应到脾脏，是具有合理性的，也有助于脾统血现代研究的开展。同时也必须意识到，没有微观手段和分子生学技术的古人很难完全探清脾脏免疫、储血、滤血等功能，故而在对脾统血进行分析和开展现代研究时，不能局限于脾脏。

中医“脾”的内涵包括了解剖实体和功能，二者不可分割，其中又以前者指代最为模糊。《黄帝内经》缺少对脾的形态描述，《难经》的“脾胰一体”则成了争议之源，近代将spleen和中医之“脾”对应更加剧了这一混乱。

回顾“脾脏”内涵演变史，运脾是“脾”最初、最核心的内涵，其解剖实体对应胰腺，负责水谷的消化、吸收和转运，从《黄帝内经》时期“脾为胃行其津液”到宋以后“脾主运化”，胃、小肠、大肠的一部分功能被让渡于脾，最终形成以脾为核心的消化、转运系统。

“统脾”在明代以后才被逐渐纳入“脾”的内涵中来。这是基于脾脏(spleen)“裹血”的解剖特征，结合“脾生血”“气摄血”理论发展而来，其解剖实体应为脾脏(spleen)，经明清医家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理法方药完备的理论体系。虽然笔者认同将“统脾”的解剖实体对应到脾脏(spleen)，但这一发展历程注定了在探寻“统脾”的现代机制时，必定不能局限于脾脏(spleen)本身，而要从整个凝血系统中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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