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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山西抗战文艺实践——以《西线文艺》为中心

发布时间:2023-07-08 14:05:05 浏览数:

裴亚蒙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32)

《西线文艺》为16开大型抗战文艺月刊, 1939年在陕西宜川创刊, 每月10号由民族革命出版社出版, 西线社为编辑兼发行者, 总售处是战地书报供应社并在全国各大书局有代售处。

1939年8月10日为第1卷第1期, 1940年1月10日终刊, 共出版6期。

它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产物, 名义上隶属阎锡山为代表的国民党, 实际为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控制, 以阎锡山可以接受的方式宣传抗战, 为大后方和前线提供文化精神食粮。

“战时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曾在1939年第495号上为《西线》和《西线文艺》登载广告, 介绍民革社的期刊。”[1]

目前, 学术界对于《西线文艺》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对其中少数作品进行评析, 论述民族革命出版社时提及本刊, 而对其整体研究还比较薄弱。(1)目前, 学术界对《西线文艺》的研究成果有:
屈毓秀和石绍勋等主编的《山西抗战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 陈应谦《五姑娘与阎锡山》(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6年)、 杨茂林《山西抗战纪事》(商务印书馆, 2017年), 张楠《图书出版与战地文化建构:
论抗战时期的民族革命出版社》(2017年, 《中国编辑》第7期)。本文试图通过国共第二次合作下阎锡山政府创办的抗战文艺期刊《西线文艺》来探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抗战文艺期刊生存的独特性和艰难性, 回到历史现场, 以其多样的文艺实践, 再现1939年前后山西抗战文艺图景。

一个期刊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 《西线文艺》作为抗战初期创办的文艺期刊, 是党坚持争取阎锡山联合抗日、 在“七七事变”后形成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下产生和发展的。

当时, 敌人进攻晋西, “其主要目的在于实施其所谓扫荡计划, 以达成其政略上的进攻阴谋, 畅行其怀柔政策和‘以华制华’的奴化教育, 而其在军事上的进攻意义倒还是其次的”[2]。

西线战场(山西抗战前线)乃至整个中国都处在敌人的政治进攻和文化侵略的紧急关头, 文化宣传迫在眉睫。

此外, 国共两党相互配合, 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 晋察冀边区共产党成功粉碎敌人围攻, 击溃日寇对吉县的第2次进攻, 加上来自延安、 上海、 武汉等地的作家, 不论党派, 纷纷奔赴山西前线, 从事战地文化工作, 给予了西战场不少生力军, 这种环境造就了建设西战场文化堡垒的必要性。

于是, 梁綖武奉阎锡山的命令在秋林镇筹办民族革命出版社, 吸收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在他的主持下成立了“西北电影公司” “实验剧团”等机构, 创办了民族革命艺术学院和刊物《西线》《西线文艺》, 之后, 把这些机构统一起来, 正式成立了第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 借此将二战区的消息传达到大后方及海外, 以振奋人心。

他们从西安购置印刷机, 雇用工人, 印刷出版《西线》和《西线文艺》, 承担起文化宣传的重任。

1939年3月, 半月刊综合性杂志《西线》诞生, 比《西线文艺》早5个月。

有些人提议《西线》应多载国际政治的分析文字、 各种工作的实践与检讨、 对于战地实际工作的指示与批评之类的文章;

有些人则建议应该更文艺些, “多载关于文艺方面的文字, 如创作、 诗歌、 戏剧、 翻译等”[3]。

为了兼顾两方面的意见, 更好地开展战地文化, 《西线文艺》作为《西线》的姊妹刊诞生。

因为已有办刊经验以及慢慢增多的文化工作者和领导部门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所属各单位爱好文艺者的支持和鼓励, 《西线文艺》一经面世, 便受到了外界的关注。

《西线文艺》的产生是中国共产党全力倡导下建立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 也是党在山西进行文化宣传的成功实践。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深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已经深入人心, 人们渴望得到抗战前线的消息, 党不仅在军事上努力争取和阎锡山合作, 在文化宣传上也寻求与其更多的合作, 共同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

即使阎锡山因个人利益在1939年3月召开秋林会议, 公开传播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思想之后, 阎锡山政府创办的文艺期刊还能如实地反映山西前线的抗战面貌, 报道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及地方抗日游击队、 自卫队对日军作战的胜利战绩, 鼓舞民众齐心抗日, 这正是党提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文化宣传上取得的巨大成功。

因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西线文艺》虽然刊载了大量歌颂游击队、 反对妥协的作品, 送审刊发还算顺利, 但也面临着众多困难, 最终沦为政权争斗的牺牲品。

可见, 战时文艺期刊生存的艰难, 战时进行抗战宣传的不易。

首先, 因阎锡山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 于1939年 12月初发动“晋西事变”而被迫停刊。

就在期刊逐渐发展壮大, 第5期中预告已约定茅盾、 高滔、 姚雪垠、 何其芳、 严文井、 王西彦、 田涛、 力群等知名作家为撰稿人, 1940年1月, 第1卷结束, 《西线文艺》突然终刊, 同一时间, 《西线》出版至1940年1月第3卷第1期也停刊了。

早在1939年11月《西线》第2卷第8期就由在山西出版改为陕西宜川, 而《西线文艺》在1940年1月最后一期的“短简(本社)”中也写道通讯处由山西九二军改为陕西宜川观亭信箱转, 可知当时山西政局日渐动荡, 办刊形势已极度严峻, 不仅日军加紧对山西的侵略行动, 而且阎锡山在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充当急先锋, 策动了“ 晋西事变”的发生, “ 使晋西南地区原有的几十种报刊均陷于停顿。

晋西北的新闻出版事业也受到了反动势力的压迫摧残, 许多报刊被迫停刊”[4]144。

晋西的文艺工作者纷纷向延安和各个根据地转移。

其次, 稳定性撰稿团体还未形成。

自第3期起, 本刊新增编者所作的“编后”板块, 呈现出刊物的发展历程, 形成了编者与读者的互动关系。

“假如目前有人善意地指责《西线文艺》前三期, 不像大众的刊物, 倒像是同人性质的东西, 这我们必须请求读者的原谅, 因为直到现在为止, 成为本刊广大的支柱的撰稿者, 还是非常少的。”[5]可见, 在战时环境下, 作家们无法安心创作, 只有魏伯、 胡采、 力群、 青苗、 严文井等西线社成员为本刊撰稿, 社外投稿少之又少, 稿件缺乏。

几乎在每期的“编后”里, 编者都会迫切地要求战地文艺工作者积极投稿支持, 为西线文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最后, 在物质情况及文化教养各方面落后的条件下, 文艺期刊很难留存。

1938年, 国势严峻, 太原、 临汾相继沦陷, 阎锡山的总部由吉县撤退到了黄河西岸的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 环境艰苦, 物质资源短缺, 期刊出版减少。

相较于《西线》等新闻报纸用于为阎锡山吹捧军功政绩, 传递西线战况报道, 当局者认为《西线文艺》的社会功能稍有逊色, 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新闻报纸。

此外, 抗战时期, 物价飞涨, 读者购买力弱;

民众生活贫苦, 文化水平低, 许多百姓都不识字, 更别说阅读文艺作品。

《西线文艺》作为文学性较强的文艺期刊, 受众范围相对较小, 不可避免地会因上述原因而生存艰难。

《西线文艺》为作家发表作品、 文艺讨论提供了重要阵地, 是探索战时文学的一个窗口。

它有小说、 报告、 诗抄、 散文、 插图5大栏目, 每期根据各个体裁投稿数量灵活设置, 在第3期还设置“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专栏, 文艺形式多样, 成果颇丰, 总计发表各类文学作品98篇(编后和广告除外), 包括诗歌19篇、 小说15篇、 报告12篇、 散文12篇、 独幕剧6篇、 插画18幅、 文艺理论8篇、 民谣2首、 翻译4篇、 1篇苏联作家法捷也夫的介绍、 1篇艾青《北方》的书评。

山西各根据地和延安以及大后方的作家都曾为其撰稿, 他们大多自己就有随军采访的经历, 既有力群、 沙丁、 青苗、 张季纯、 曹葆华、 洪流等在当时小有名气的作家, 又有逢美、 雷加等新生作家参与, 具有广泛性。

3.1 “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文艺活动

鲁迅先生不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 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 英勇的民族革命战士。

他一生精力都消耗在为民族、 为大众的解放斗争中, 战斗在最前线, 警醒青年, 引导青年, 向最终的目标进取。

《西线文艺》紧密联系全国文艺动态, 在1939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3周年之际, 设置专栏, 刊载散文《学习鲁迅精神》和《纪念民族解放战士鲁迅先生》、 诗歌《你永远活着》和《金字塔》 4篇作品。

穆毅的《学习鲁迅精神》诚挚地追忆了鲁迅先生在文学创作和文化上的伟大功绩, 反抗封建思想, 追求真理的气魄以及对青年的保护, 鼓舞读者学习发扬鲁迅现实主义精神和坚韧的战斗精神, 对民族与人民保持热爱, 这样中国一定会彻底解放。

同时, 在本期的“编后记”中编者又重申了在战地来纪念鲁迅先生之意义重大, 鲁迅先生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感染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正如清泉所说:“当此抗战第三年, 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之时, 而妥协求和及破坏团结的空气, 正如浓云迷雾, 我们纪念鲁迅的意义便更大了。”[6]此时, 在抗战最艰难时期, 纪念鲁迅先生已经不单单是纯粹的悼念活动, 而逐渐具有了政治目的, 希望借鲁迅先生的威望凝心聚力, 建立各阶级在思想上的统一战线。

“鲁迅精神”此时已经成为人们心中的精神标杆, 契合了他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需求, 而“鲁迅精神”也成为实现民族革命胜利的精神导向, 一种民族精神和革命力量。

3.2 饱含激情的抗战诗歌

抗战爆发后, 诗歌以其内容丰富、 感情充沛、 可长可短和便于朗诵等特点成为了激发民众保家卫国、 鼓舞人们奋起反抗日寇侵略的有利武器, 诗人们纷纷“以笔为枪”, 以诗歌的形式反映抗战。

《西线文艺》中诗歌数量最多, 大多是抒情诗, 有些夹杂叙事, 展现出必胜的决心和勇气, 洋溢着昂扬悲壮的精神, 思想情感没有半点消极彷徨, 表现手法多样, 诗歌语言不同于完全口语化的街头诗和墙头诗, 是一种散文化的语言, 易于朗诵。

内容上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歌颂伟人, 怀念友人。

罗迅的《哨兵》是一首短诗, 仅仅32行塑造了一位在寒冷的冬夜, 穿着破旧大衣, 为防止敌人偷袭, 伫立在高高的山岗上放哨的哨兵形象, “枪身浸润上露水/刺刀在月光下闪明/你的手握得紧紧的/心铉拉得紧紧的/像一个幽灵/守着这长夜漫漫过去/期待着鸡声换来的黎明”[7], 他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以坚毅的精神威震山川, 期待着战争的结束, 光明的到来。

诗人笔下北风是“愤怒的”, 树叶是“带病的”, 虫声是“悲切的”, 宇宙间的万物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中失去了颜色, 失去了生机。

蔡若虹的《墓场上的番薯》歌颂了长征烈士无私奉献的精神, 生前他们为保卫国家而牺牲, 死后仍以“最后一滴尸水”滋养着土地, 为繁殖番薯提供养分, 诗中营造出一种温柔且深刻的意境, 没有直抒胸臆地宣泄呐喊, 没有愤怒地控诉, 而是温柔地悼念。

还有石雷榆的《朋友, 你去吧》、 尤酣隐的《同志, 再会》、 洪流的《新生之歌》、 逢美的《寄南方友人》、 曹葆华的《悼念 ——纪念鲁迅三周年》、 安危的《寄母亲》以及逢美的《高原的云 ——献给在祖国西北角上奔走的战士》, 那些为战争奔走的战士、 告别母亲的儿子、 逝去的伟人在诗人的笔下永垂不朽。

另一类是缘事而发, 呼吁民众勇敢战斗, 情绪高昂, 感情激烈。

寒枫的《这一次, 我又进行了战斗》是诗人在岚县和西马坊进行战斗后有感而发;

林野的《遥祭卢沟桥》是一首纪念卢沟桥战役的长诗, 叙事与抒情相结合, 意蕴深厚, 全诗共1 785个字(带注释), 这么长的诗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

诗中用对比的手法呈现出战役前后乡村的差异:
战争前, 百姓闲坐在桥头看云卷云舒, 听驼铃叮当, 孩子们唱着儿歌直到静谧的夜晚, 但七月七日那天之后, 遍地鲜血, 庄稼霉烂, 一切化为硝烟。

前后形成鲜明对比, 一幅幅画面呈现在读者眼前, 触目惊心。

“法兰西强盗已为人类掘下了/覆灭的深渊/他要推动历史的轮子逆行”,“……起来吧/为着世界的正义和平/为着人类的自由幸福/为着你破碎的河山。”[8]32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 诗人以前所未有的开阔视野将战争上升到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幸福, 呼吁世界人民站起来反抗, 这在当时是少有的。

3.3 军民联合保家卫国的抗战小说

在抗战一开始, 相比于其他体裁, 小说更需要作家有深厚的生活体验、 冷静的思考和驾驭重大事件的能力, 但在山西, 外地作家陆续来到山西抗战前线, 与本土作家相结合, 于1938年前后促进了小说的繁荣, 尤其是短篇小说。

《西线文艺》中小说的数量比报告文学还要多出3篇, 其立足于现实斗争, 篇幅长短不一, 最长的可达9 000字左右, 容纳了广阔的社会图景, 情节紧凑, 描写细腻, 艺术成就很高, 内容上多讲述八路军和老百姓联合起来共同抗敌的故事, 塑造了不怕牺牲、 勇于反抗的工农兵新人形象。

《游击队的孩子们》由村民们感慨3个孩子救了全城的生命引出3个小战士。

硕生(15岁)、 国宝、 士英(11岁), 他们有勇有谋, 成功阻击了去往村子的日军, 在国破山河之际, 孩子们无家可归, 无学可上, 顽强地奔走在抗战前线。

《引路》中老实的刘大福配合游击队把日本人引到了包围圈, 重创日军, 乡亲们对大福投来钦佩的目光。

百姓们见到了游击队, 给他们送饭, 攀谈, 心里想原来游击队和普通人是一样的, 更正了人们对于“兵”的认识。

《杜天雷》中佯装为日本人做事的练武人杜天雷, 联合共产党夺回稷山县。

《猎》中绿林好汉出身的镇河东屡屡化险, 成为抗日将领。

他们都是普通的百姓, 在战争环境下, 农民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 积极为抗战做出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 《西线文艺》在第6期刊出青苗的《特鲁木齐的夜》和高阳的《达布赤克草原》, 是描写内蒙古地区抗战和生活的小说。

青苗小说中的蒙古包、 羊奶、 篝火、 喇嘛、 王爷等构成了独特的地域特色, 借也利这一人物说出满汉是一家人, 汉人和内蒙古人在共同守卫家园。

3.4 真实记述的抗战散文

《西线文艺》刊载的散文有24篇之多, 包括报告文学和抒情散文。

报告文学在战时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真实性使它区别于其他体裁的文章, 以真人真事为依据, 采用多种表现手法, 迅速及时地呈现出事情的本来面目, 兼具真实性和文学性, 也正因其真实、 迅速、 极具战斗性的特点成为了“战时文坛的宠儿”。

《西线文艺》中的报告文学大多是对在西线战场的游击行动和行军路上的见闻进行纪实性描写, 真实地再现了战争的场面、 战士的行动和心理。

李庄的《袭击》全面记述了一场袭击的战斗过程:
接到命令、 勘测地形、 布置兵力、 等待日军到来、 一场激战开始、 一直到天黑结束, 我军开始打扫战场。

《拂晓伏击》写从离石到中阳有一段公路是敌人的交通要道, 我们在拂晓时进行伏击, 最终敌军仓皇败退, 我军勇猛出击战胜敌人, 满载而归。

这些对于战斗胜利的纪实性叙述, 往往激起人们舍身杀敌的勇气, 给予人民必胜的信心。

有的则记述了在战争形势下百姓们颠沛流离、 苦不堪言的生活境况。

力群所写的《行军在吕梁山中》便是他在决死二纵队期间经历敌人扫荡的真实经历。

1939年12月, 日军向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四路围攻, 决死队员们紧急行军, 为躲避日本人的迫害, 双池的所有人背着行李行走在吕梁山上。

冰天雪地下炮声不断, 十分危险, 终于遇到一个村子, 大家进村歇息, 一切归于平静, 这时传来好消息, 敌人伤亡惨重, 双池的日本人已经溃败。

在战争中, 人们艰难求生, 对日寇充满愤恨, 同时, 文中暗含讽刺, 长官的家眷骑着马, 穿着细羊毛皮大衣, 戴着帽子, 而普通士兵则背着装备粮食, 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感情色彩更加浓厚。

《山庄》写一伙八路军为躲避空袭借宿在一个只有20、 30人的村子里, 他们为村民普及防空知识、 表演新戏、 演讲“最后的胜利” “论持久战”等先进理论;

女兵教孩子们唱歌、 和妇女们拉家常, 真实记述了共产党通过组织演讲、 演新戏等各种形式进行抗战宣传, 开发民智, 再现了八路军的亲民形象。

其中, 也不乏表现出民众的麻木无知, 封建思想等劣根性, 当飞机往长治城的方向飞去, 村里有人却说:“只要飞机不炸我们的屯子, 那就无妨多来几遍, 我们也好看热闹。”[9]百姓们依然有种“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心理, 没有意识到战争的严酷性, 反映出抗战宣传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抒情散文也脱离了之前局限在自己狭小天地的视野, 作家们纷纷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将个人气质与时代精神相结合, 表现在战乱生活中的所见所思所想, 相对于报告文学战斗性、 纪实性的特点, 其抒情性更强, 感情炙热而深沉。

《牧羊女》以回溯式的手法写了牧羊女在日本强盗来到内蒙古草原后家毁人亡的悲惨命运, 语言婉转凄凉, 动人心弦。

本文以“可是牧羊女已经复活了, 在脑海里写着两个大字:
复仇!”[10]结尾, 表现出对日寇的仇恨, 洋溢着战斗精神。

《花的海》中“我”和同志们去山阴县的路上看见了大片的花海, 正陶醉其中时, 有个同志告诉“我”这是“鸦片烟”, “我”的心情由欢喜变为沉痛。

这在当时是不争的事实, 日军在日战区强制推行种植罂粟, 并抽取税钱, “1939年, 山西有30多个县500万亩良田种植罂粟, 仅‘罚款’一项就掠夺民财上亿元”[11]。

他们用鸦片毒害中国民众, 消磨民众的意志, 妄图奴役中国。

3.5 民族至上的抗战话剧

《西线文艺》定期刊载1篇独幕剧, 有张季纯的《插翅虎》、 罗平的《伪皇协军》、 慕琨的《良民》、 朱奇平的《鸡毛店》、 萧枫的《五分钟内》和《梦》 6篇, 形式短小精悍, 内容上多是日本人对汉奸的压迫和打击, 警示百姓面对日军的威胁时要奋起抵抗, 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

通过符合剧中人物性格身份的言行, 窥见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 塑造了一个个在日军面前畏缩胆怯、 滑稽可笑、 对同胞作威作福的汉奸形象。

剧中矛盾集中, 戏剧性极强, 营造出幽默诙谐的氛围, 削减了战争的严肃性, 百姓更容易接受。

《伪皇协军》里4个中国人因贪财当了伪皇协军, 结果没有钱拿, 反而因百姓们“空室清野”饿了两天, 好不容易找到一点豆腐渣却被日本队长抢走, 在游击队袭击的时候, 日本队长让伪军穿上黄军的衣服抵抗, 黄军则穿着百姓的衣服逃走了。

《梦幻》中塑造了慕平这一青年形象, 参加游击队后因见了太多战争感到疲倦想回家过安稳日子, 回到家之后更加感到失望。

《鸡毛店》里便衣队长黄二愣和吴进为了几块银元到处搜游击队, 因为刘头用红布补腚, 就诬陷他是游击队, 抓住盘问, 整个过程就像一场闹剧, 充满了戏剧性。

剧中被迫卖身的妇女、 乞讨的叫花子虽然生存艰难, 却有气节, 面对强权, 毅然随陈昌去参加游击队, 走向反抗的道路。

这些都告诉我们:
只要在日本人的占领下, 各个阶层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 他们把中国人当作奴隶和工具, 而任何叛国投敌的人也不会有好下场, 只有反抗才是唯一出路。

3.6 直观真切的抗战插图

《西线文艺》每期固定刊载3幅插图且使用其中1幅作为本期封面, 共刊收力群6幅、 焦心河4幅以及安林、 庄言等人的若干幅。

在特殊时期, 插图成本低廉、 易于流传, 强烈的黑白对比给读者造成视觉上的冲击与感染, 对于广大不识字的老百姓更有影响力。

力群还发表文艺理论《论木刻与绘画》(第4期)和《论木刻画的“黑白”》(第5期), 针对木刻画初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要学好木刻画必须加紧学习绘画, 练习素描;

以头发和脸的颜色在不同光影下的明暗对比提出“黑白”的严格分析、 巧妙运用的重要性;

最后提出初学者可能出现的毛病, 给出建议。

本刊插图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审美倾向, 多以处于社会底层水深火热的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为描绘对象, 刻画出战争状态下的社会百态, 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形象, 激励民众奋起反抗。

安林的《保卫收获》(第1期)中, 一位高大健硕的战士双手紧紧地握着枪, 眼睛注视前方, 保护着农民收粮, 身后的两个农民手拿镰刀抢收谷穗。

人物借用强烈的光影对比和黑白面积的合理分配, 惟妙惟肖, 笔触粗旷, 线条走势大气磅礴。

焦心河的《沦陷区的孩子们》(第5期)中, 1个黄军手持一把带血的刀, 拿着一本书上面大大地写着“黄军和善 爱护儿童”, 孩子们纷纷面露惊恐, 直接呈现了日军在沦陷区开展奴化教育的事实, 揭露了日军的阴谋。

插图中孩子的高度为页面的四分之一, 黄军占据整个页面, 强烈的高低对比, 更加突出日军的压迫威胁。

《西线文艺》具有战斗性、 地域性、 文学性和全国性的鲜明特点, 流露出抗战初期昂扬乐观的战斗精神, 紧密围绕抗日救亡主题, 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再现了山西抗日军民激烈的斗争和艰难的生活, 歌颂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英雄, 毫不留情地批判具有错误思想倾向的人。

相对于我党在根据地所创办的面向百姓、 通俗易懂的报刊, 其更面向知识分子, 注重艺术形式和文学性语言的雕琢, 艺术成就较高。

此外, 它紧密联系苏联文艺, 翻译了苏联优秀的革命文艺作品, 有普列蒲衣的《意外之惊》、 亚弗勤科的《一个例外的流浪儿》, 引进先进的文艺理论, 介绍了苏联作家法捷也夫, 具有开拓的文学视野, 让读者了解到苏联文艺的情况, 一定程度上指导了中国抗战文艺, 促进了中国抗战文艺的发展。

4.1 社会价值:
对动员民众、 教育民众起到积极作用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 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 使我党在宣传工作中处于有利地位。

1938年到1939年, 报刊发展形成高潮, 仅山西境内就有100多种期刊。

《西线文艺》刊载了众多反映抗战、 具有战斗精神的文艺作品, 为朗诵联动、 宣传抗战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素材, 以文艺的形式去宣传抗日、 教育群众、 鼓舞群众、 激发群众的抗日斗志, 使广大民众树立起“中国必胜, 日本必败”的信心, 从而自觉地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编者在第5期中说:“朗诵联动在中国还是一个开始, 而且被朗诵的东西多限于诗歌。

本期《重逢》这篇小说却是在某地的九一八纪念晚会上朗诵过的, 据说是相当成功。”[12]197提倡把报告和杂文拿来朗诵, 以加强对民众的教育指导。

第2期所刊载张季纯所作的独幕剧《插翅虎》也被1941年合并而成的民族革命宣传队在克难坡进行演出, 之后, 他们由克难坡出发徒步到吉县、 乡宁、 石楼等地流动演出, 受到百姓们的欢迎, 这些作品在阅读传播过程中激发民众抗战热情, 提高了民众的思想认知水平, 给予人民正确的引导和抗战胜利的信心。

4.2 史料价值:
再现西战场的斗争面貌和人民悲惨生活

山西是山地游击战的主战场, 也是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

《西线文艺》紧密围绕抗战主题, 真实记述了以山西为主的西线战场军民顽强抵抗、 英勇奋战的事迹, 中条山大战以及大大小小的山地游击战通过文艺的形式, 以战地文艺工作者的视野真实呈现出来, 他们深入战争前线, 根据发生的具体事件, 还原历史本来面貌, 是研究抗战时期二战区战役的形象史料。

《西线文艺》还再现了抗战背景下各个阶级悲惨的生活状态。

1937年到1945年之间, 日军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
奸淫妇女、 焚毁家园、 杀戮百姓、 抢夺财物, 民众生活极度艰难和困苦, 居无定所, 吃不饱, 穿不暖, 有些人甚至常年躲在山洞里, 除了物质上的贫瘠, 更多是刻苦铭心的精神伤疤, 失去亲人的悲痛和时刻面临着死亡危险的恐惧让人们苦不堪言。

本刊作品没有把呈现人民痛苦生活作为目的, 却无时无刻不呈现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境遇中, 尤其是报告文学真实地记录下被强迫种植罂粟, 残害民族同胞的山西农民(《花的海》), 因家园被占, 被迫行军的双池百姓(《行军在吕梁山中》)以及在战争中丧失生命的战士, 面对国恨家仇, 他们纷纷走向反抗的道路, 为争取生存权而战斗。

总之, 《西线文艺》存刊仅6个月, 却是一份在山西有影响力的抗战文艺刊物。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国民党, 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逐渐形成, 阎锡山政府创办的抗战文艺期刊《西线文艺》应时而生, 吸收了众多共产党和进步人士, 这种独特的办刊形式只有在全国通力合作、 共御外敌时才存在。

然而, 抗战是艰难的, 阎锡山同意合作仅是想借共产党的力量维护自己在山西的统治, 一旦触及到自身利益, 便会撕下联共抗日的面纱, 最终发动“晋西事变”, 这直接导致了本刊的夭折。

《西线文艺》始终贯彻“供应精神食粮, 发扬战地文化”的宗旨, 积极承担宣传抗战的使命, 于资源短缺、 战火纷飞的西战场艰难生存, 坚持定期保质刊发了6期, 实属不易。

它在抗战初期用实际行动维护巩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刊出众多极具战斗性和真实性的文艺作品, 详实准确地记述了游击队和百姓们在山西的战争和生活, 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 促使全民族参与到反侵略的战争中, 这些珍贵的文艺作品对民众具有教育指引作用, 多方面、

多角度、 多形式地展现了当时抗战文化的面貌, 对山西抗战文学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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