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研究述评

刘 钒 曾茂辉 于子淳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党中央基于对我国科技发展态势的精准把握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党和国家立足新发展阶段科技自立自强的新要求，布局当前、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以国家实验室建设为抓手，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明确国家目标和紧迫战略需求的重大领域，在有望引领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以重大科技任务攻关和国家大型科技基础设施为主线，依托最有优势的创新单元，整合全国创新资源，建立目标导向、绩效管理、协同攻关、开放共享的新型运行机制，建设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一体的国家实验室”。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时期，在一些重要科技领域面临的“卡脖子”制约比较突出。体现我国最高科技水平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的重要支撑。2023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基础研究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注重发挥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组织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力军作用和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伴随着我国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政策在实践中的逐步推进，学术界关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研究一直呈增长趋势。对这一领域前沿动态的总体把握，有助于深化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大搞高科技垄断打压、技术封锁，遏阻其他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发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来助推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提升和国家需求的层级提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呈现出动态发展过程，其内涵和范围不断拓展，引发众多学者的多维度探讨。刘庆龄在吸收借鉴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战略科技力量的新内涵，认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一种战略性科技资源、具有维护国家安全、发展战略引导作用的国家科研力量①。贾宝余等认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提法，是以科技创新机构为主体，在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②。白光祖等认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需求、代表国家水平的科技中坚力量，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支撑，对守住新发展格局安全底线、提升双循环体系效能、加快对外开放新格局形成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③。尹西明等认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国家科技创新制度的先行者，是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支柱，具有使命地位高、战略责任重、组织模式新、能力组合强、技术领域准、创新成效实等内涵与特征④。谈力等提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科技创新的“国家队”，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水平最高，在能力水平属于国家科技创新的最高层次；
二是导向性明确，以国家需求、国计民生为任务导向开展工作部署，在国家战略上发挥重要作用；
三是体现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为国家发展提供保障⑤。唐华俊从农业科技创新方向、平台建设、体制创新等方面，提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支撑⑥。徐涛提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实现生物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⑦。上述研究表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具有特殊内涵，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头部科技企业、高水平研究型高校等均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组成部分。

学术界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分类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张杰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形成逻辑、核心定义和组成架构等方面进行探讨，将国家战略科技体系分为狭义国家战略科技体系和广义国家战略科技体系，狭义的国家战略科技体系专指一国直接使用国家财政投入进行多层次、多样化的研发体系建设，以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等为主要特征；
广义的国家战略科技体系则指一国的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融合发展，不仅囊括狭义国家战略体系，还包括工程化、产业化整体环节的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⑧。贾宝余等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分为综合型、专业型、集群型和市场型4种类型，阐述了不同类型的功能定位，梳理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机制的理论认识，探讨了基于协同共生管理模型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机制⑨。李正风从“使命”和“能力”两个维度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特征进行了界定，把战略科技力量分为4类：有明确战略使命且有战略能力；
有明确战略使命但缺乏战略能力；
无明确战略使命但有战略能力；
无明确战略使命也缺乏战略能力，其中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属于兼具明确战略使命和战略能力的类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形成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要明确战略使命的地位和责任⑩。徐示波等借鉴司托克斯二维象限划分模式，强调科学研究活动起因包含科学研究、产业化和战略契约三个维度，并以科学研究、产业化应用、战略契约为X轴、Y轴、Z轴，形成战略契约视角下科学研究活动的三维取向模型，其中战略契约下的科研平台分为战略基础研究、战略应用基础研究、颠覆性创新和战略产业化研究⑪。

数百年来，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数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先后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现有研究成果在讨论发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演进历程时，大多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点，认为战略科技力量主要服务于国家不同阶段的需求。肖小溪认为，以一战、二战、冷战为节点，可以将发达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演化分为四个阶段⑫。樊春良认为，发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演进就是其体制化的过程，战略科技力量如何发展取决于不同时期国际局势的变化⑬。刘娅分别从建设和运行机制两个方面对英国如何发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进行研究，得出英国发展战略科技力量的经验启示⑭。

总结现有研究成果，本文将发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从17世纪开始直到一战之前，欧洲国家最早完成科技积累，实现了国家财富增加、海外领土开拓等目标，彼时的战略科技发展聚焦于地理探索与工农业生产等方面。例如，这一时期，英国成立了皇家学会，成为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全国性科学院之一。二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满足战争需求，西方国家的战略科技多服务于军事领域，重工业、武器研发等取得快速进展，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部门展现出了自身价值，向世人彰显了科技力量的战略重要性，科学技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组织化发展状况。例如，1942年美国启动的“曼哈顿计划”，集合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群体，历时三年耗资20亿美元建立了多个著名的国家实验室，其成果直接改变了二战战局走向。三是冷战时期，随着大国博弈升级和大科学时代的开始，战略科技更多聚焦于航空航天科技，同时基础研究受到更多关注，人类科技成果呈现指数级增长。这一时期，科技研发受到各国高度重视，许多科技项目受到国家大力资助，国家级科研机构进一步发展，战略科技力量完成了组织化演进。例如，1960年美国启动“阿波罗计划”，逐渐形成了“科研机构—企业—高校”相结合的航天工业体系。四是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越来越致力于通过战略科技力量来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国际竞争格局多极化也带来了国际间普遍而激烈的科技竞争，战略科技力量被推到科技竞争的前沿。这一阶段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生了公私合作模式，完成了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转型重组。

从已有研究看出，尽管发达国家未曾明确提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概念，但它们在数百年间都在不遗余力地根据国家需要发展战略科技力量。秦铮等指出，德国因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而建成世界科技强国；
美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机遇，赶超欧洲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并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
日本抓住第二、三次工业革命交汇的机遇，成功加入世界科技强国之列⑮。从经济崛起到科技赶超，从技术引进到原始创新，从教育改革到科学发展，从自发创新到体系建设，德美日三国经过赶超，均形成了强大的战略科技力量，持续性建设人才队伍，推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并注重发挥国立科研机构的引领作用。发达国家虽然没有明确界定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定义，但在实际行动上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极端重要性，这也充分印证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影响力和支撑力，为我国开展战略科技力量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

我国对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关注肇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凭借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完成了大多数发达国家数百年的科技积累，为发展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奠定了基础。戴显红从历史演进、基本特征和现实向度三个维度考察了我国逐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历程⑯。白春礼具体回顾了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研究平台建院70年发展的四个阶段，即起步建设阶段、改革探索阶段、发展提高阶段、整体跃升与加速发展阶段，并将四个阶段与我国科技发展的四个重要时期进行对应，认为中科院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促进了学科交叉与科技创新，能够代表新中国发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过程⑰。樊春良同样将我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建设与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科学院联系起来，分析了新时期科技自立自强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展的新需求⑱。他在后续研究中也表明，国家科研机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完成国家战略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⑲。

上述研究表明，我国的战略科技力量发展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体制化演进过程，表现出较强的国家意志以及多部门协同的特征。在全球化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成为直接关系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压舱石”。

现有研究对影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展壮大的因素进行了多元探讨，普遍认为制度保障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张桃林指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实现突破性进展，需要在科技体制机制上进行更深层次改革，持续完善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建立现代科研所管理制度、改革配套政策体系⑳。关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样受到了学者关注。合理的产权制度有利于促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成果的诞生和转化。张亚峰等分析总结了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成功经验，提出通过院所两级协同发力、“制度—机构—人才”要素融合、科技成果转化协同推进等方式能够促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知识产权成果的保护㉑。吴福象等提出，从多维度打造创新联合体，凝聚战略科技力量，能够挖掘创新潜力，建立战略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制造业创新联合体总体制度框架，突出科技领军企业的重要地位，推动军民融合，在市场需求引领下让战略科技力量持续增长㉒。杨博文等认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肩负着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的使命，不仅国家科研机构需要加强原始创新技术储备，企业也亟需通过加强原始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通过建立“政府投入为主+企业多元资源投入”共建的机制，发展“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其他创新主体联合攻关”的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视角下的科技领军企业，充分发挥企业自主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和快速应用，大力推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发展㉓。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关键是人才，人才队伍建设有利于促进战略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李志遂等认为，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而建设人才培养机制则是其中的重要举措，通过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创新性平台汇聚世界一流科学家，能够发挥战略科技工作的协同效应和辐射效应，提升基础研究水平㉔。萧鸣征等提出要发展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竞争力，需要依靠人才与创新，要同时把人才、创新和发展三个要素进行联动、互动与驱动，利用人才高地建设实现人才聚集、战略科技力量发展㉕。李哲等指出，要建立健全人才遴选流动机制，建立健全重点科研人员数据库、给予人才更多自主权、提供符合市场定价规律的薪酬制度、建立以实效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考核制度，消除人才流动后顾之忧㉖。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发展趋势来看，大科学时代的战略性科研活动需要有梯次的、庞大的人才投入才能实现战略目标。分类研究的“孤岛”模式已经不适用于现代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创新发展。基于上述考虑，陈套提出，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培育批判质疑精神，建设一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建设目标清晰、使命引领的定向研究团队，需要加强重大创新任务的分工与协作，发挥团队整体的创新型优势㉗。魏阙等提出，国家实验室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聚集了国内外高端科技资源的创新高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承担着牵引和指向的作用，以国家实验室为核心，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易于形成国家、地方共同参与的科技创新局面，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完成动态调整和高效协同的创新资源配置，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展效能㉘。冯粲等在探索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定义与历史演进的基础上，探讨了美国国家实验室建设发展的经验，分析了中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展面临的使命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发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相关建议，指出中国战略科技力量的发展首先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战略引领；
其次要坚持“四个面向”，明确目标定位；
接着要加强协同创新，提升创新能力，发挥制度优势，创新体制机制；
最后要加强队伍建设，汇聚全球英才，建立深层次、多元化、多体系国际科技合作网络，汇集国际顶尖科技人才，努力使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㉙。

现有研究对我国如何发展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出了诸多建议。贾宝余等提出追赶型和引领型科技政策，发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优化追赶型政策，发展更多引领型政策，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摆脱对发达国家形成的“依赖心理”，塑造创新引领发展新优势㉚。陈劲提出，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有助于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通过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进一步发挥自由探索优势，有针对性地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开展科研工作，科技领军企业在创新联合体方面进行探索，加快构建高水平创新平台，通过实施国家重大项目锤炼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坚持开放包容发展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㉛。孙凝晖认为，新型举国体制就是将政府力量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以一个责任主体为核心形成协同网络解决一个大问题，在政府力量主导下推进技术体系的构建、综合试验平台的建设和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的攻关；
在市场机制下推进技术创新、技术转移、科技成果产业化，让科研力量形成网状的科技创新共同体，集成计划模式的“责任清晰”与市场模式的“竞争充分”的优势，对提高高水平自立自强技术体系的资源配置水平、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培育有着重大意义㉜。刘庆龄等从历史角度出发，综合探讨了英美等国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上的有益经验，客观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经验教训。再从现实维度出发，综合分析了中国战略科技力量近20年来在数量结构、研究成果、科研投入等方面的变化，发现基础研究薄弱、创新效率不高、科技创新风险较大等问题。基于历史和现实分析结果，提出构建合作网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布局结构、把握科技人才四个维度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路径㉝。聂常虹等认为，发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需要坚持和增强党的领导、推进党建和科研深度融合，在3个维度上实现党组织对战略科技力量发展的赋能：战略方向上的“领导力”赋能、内部管理上的“组织力”赋能、社会网络上的“影响力”赋能㉞。吴金希等指出，发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高度重视产业共性技术研究院建设，集中优势科创资源把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做”出来，架起打通创新体系中“死亡之谷”的桥梁，解决产业共性技术供给不足问题，这是发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关键所在㉟。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全面梳理可以发现，学术界对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大意义、国外经验、发展历程、内涵界定、影响因素、培育路径等进行了多角度研究。与此同时，关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研究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进一步拓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研究的方法，加快形成其理论体系，才能持续激发战略科技力量的创新活力，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好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实证研究方法运用较少、抓取的数据不足、体系构建不够明晰。当前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研究大多使用规范性研究法，即在若干假定的前提下，依据事物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从纯理论演绎推导出结论，依靠较强的逻辑能力和理论推导能力，这种方法也常见于社科类的研究之中，但囿于规范研究法本身的局限性，对数据的分析不足难以产生理性可靠的结论。因此现有关于战略科技力量的研究成果缺乏足够的现实针对性和预测性，无法基于现实数据提出对未来走向预测的分析，急需基于数据支撑的实证研究法通过定量分析提高研究结论的精确性。再如，已有成果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体系构建研究缺乏深度和广度。一方面，研究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国家战略力量理论和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在国际战略科技力量主体包括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四个方面已形成普遍共识的情况下，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国家科研机构，对国家实验室和科技领军企业的研究较为薄弱，其中民营科技领军企业的研究明显偏少，也导致了相关数据研究的缺乏，对形成系统化战略科技力量发展体系不利。另一方面，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人才培养的研究相对较少，长期以来受个人利益导向的科技价值取向影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人才培养平台的建设存在一些问题，而针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人才培养平台建设的研究也需要完善。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方面，要立足可信数据、加强实证量化研究。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研究作为新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需要学术界跳出规范分析法的局限，将实证研究法与规范分析相结合，通过问卷搜集、田野调查、数据统计等形式进行实证量化分析，在数据支撑之下增强研究的可信度，使关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研究更具精确性与可预测性。

另一方面，要着力提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代表了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最高水平。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推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创新发展，给科技政策学界提出了新要求。对本问题的探讨要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理论分析与其现实进展、实践难题相结合，既体现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和指导性，又能用我国战略科技力量发展的实践进步反哺和丰富理论研究，实现研究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统一。

此外，对本问题的讨论还要适当拓宽研究对象，即不仅局限于单一主体的分析，而将视野和对象进一步扩到到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多元主体及其复合体，从新型举国体制的角度，研究战略科技力量多元主体深化协同合作问题、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的体制机制问题、利益关系问题、技术链产业链融合问题、投入产出稳定性问题等。

总之，关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研究，要以更加开放的视角吸收国际前沿研究成果，从多维度深入探讨打造基础科学研究和高技术发展“国家队”的具体路径问题，为我国战略科技力量的协同发展，为形成自立自强、内外循环、完备高效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格局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建议。

注释:

① 刘庆龄、曾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体构成及其功能形态研究》，《中国科技论坛》2022年第5期。

② 贾宝余、王建芳、王君婷：《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思考》，《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年第6期。

③ 白光祖、万劲波、彭现科、王宝、王鹏龙、蒋海军、赵宪庚：《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撑，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科技导报》2022年第11期。

④ 尹西明、陈劲、贾宝余：《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视角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突出特征与强化路径》，《中国科技论坛》2021年第9期。

⑤ 谈力、江笑颜、韩莉娜：《打造高水平创新平台体系强化在粤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广东科技》2021年第7期。

⑥ 唐华俊：《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力支撑乡村全面振兴》，《农业科技管理》2021年第2期。

⑦ 徐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骨干引领作用》，《中国生物工程杂志》2022年第5期。

⑧ 张杰：《构建中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途径与对策》，《河北学刊》2021年第5期。

⑨ 贾宝余、董俊林、万劲波、曹晓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功能定位与协同机制》，《科技导报》2022年第16期。

⑩ 李正风：《如何准确理解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国科技论坛》2022年第4期。

⑪ 徐示波、贾敬敦、仲伟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研究》，《中国科技论坛》2022年第3期。

⑫ 肖小溪、李晓轩：《关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概念及特征的研究》，《中国科技论坛》2021年第3期。

⑬ 樊春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演进：世界与中国》，《中国科学院院刊》2021年第5期。

⑭ 刘娅：《英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运行机制研究》，《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9年第2期。

⑮ 秦铮、孙福全、袁立科：《德美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经验及启示》，《科技管理研究》2022年第12期。

⑯ 戴显红：《新中国70年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多维考察》，《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⑰ 白春礼：《中国科学院70年：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与发展的思考》，《中国科学院院刊》2019年第10期。

⑱ 樊春良：《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当代中国与世界》2022年第3期。

⑲ 樊春良、李哲：《国家科研机构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的定位和作用》，《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年第5期。

⑳ 张桃林：《深化完善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加快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国科技产业》2021年第3期。

㉑ 张亚峰、肖冰、刘海波：《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中国科学院的案例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刊》2021年第4期。

㉒ 吴福象、王泽芸：《份额偏离分析视角下制造业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研究》，《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㉓ 杨博文、伊彤：《企业参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路径分析与对策研究》，《科学管理研究》2022年第5期。

㉔ 李志遂、刘志成：《推动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宏观经济管理》2020年第4期。

㉕ 萧鸣政、应验、张满：《人才高地建设的标准与路径——基于概念、特征、结构与要素的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22年第5期。.

㉖ 李哲、蔡笑天、杨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需要立足新基础、构建新模式》，《科技中国》2021年第7期。

㉗ 陈套：《推动科研范式升级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国科技奖励》2020年第8期。

㉘ 魏阙、辛欣：《高效能国家创新体系背景下国家实验室建设策略研究》，《实验技术与管理》2022年第12期。

㉙ 冯粲、童杨、闫金定：《美国国家实验室发展经验对中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启示》，《科技导报》2022年第16期。

㉚ 贾宝余、陈套、刘立：《科技自立自强视域下科技政策的转变：从追赶型到引领型》，《中国科技论坛》2022年第6期。

㉛ 陈劲：《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人民论坛》2022年第23期。

㉜ 孙凝晖：《新型举国体制下对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的战略思考》，《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年第12期。

㉝ 刘庆龄、王一伊、曾立：《如何推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基于历史经验积累和现状实证分析的研究》，《科学管理研究》2022年第3期。

㉞ 聂常虹、姜秉国、贾宝余：《科研院所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问题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年第5期。

㉟ 吴金希、闫亭豫：《发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高度重视产业共性技术研究院建设》，《科技导报》2021年第4期。

猜你喜欢力量战略科技精诚合作、战略共赢，“跑”赢2022！当代水产(2022年1期)2022-04-26战略知识经济·中国直销(2018年8期)2018-08-23科技助我来看云少儿科学周刊·儿童版(2017年9期)2018-03-15麦唛力量 （一）小溪流（画刊）(2017年11期)2018-01-09战略知识经济·中国直销(2017年11期)2017-11-28科技在线儿童故事画报·发现号趣味百科(2017年4期)2017-06-30孤独的力量37°女人(2017年1期)2017-01-14科技在线儿童故事画报·发现号趣味百科(2016年6期)2016-08-19科技在线儿童故事画报·发现号趣味百科(2015年10期)2016-01-20怀疑一切的力量科普童话·百科探秘(2015年4期)2015-05-14

推荐访问:述评 力量 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