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的影响

晋荣荣 李世平 南灵

摘 要：基于“目标群体回应行动评价政策及执行有效性”的思路，利用汾渭平原微观农户调查数据，以农户的清洁取暖采纳行动来评估“双替代”政策及环境规制执行效能。鉴于清洁取暖双重政策目标，将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分为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两个阶段。采用Heckman模型，从约束型规制和激励型规制两个维度分析不同环境规制手段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效果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均有正向影响。控制内生性的IV-Heckman模型和PSM反事实估计结果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运用同时克服环境规制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IV-Heckman模型，从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两个层级拓展研究不同政府信任在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中央政府信任在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发挥增强性调节作用，地方政府在约束型規制和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均发挥增强性调节作用。最后，提出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应兼顾农户资本禀赋差异、提升地方政府信任度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环境规制;政府信任;清洁取暖采纳决策;采纳效果

中图分类号：F323.22;F323.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2）06-0130-11

收稿日期：2022-03-29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2.06.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JY067）

作者简介：晋荣荣，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

*通信作者

我国冬季多地大范围持续发生的“雾霾笼罩”现象，已成为影响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究其原因，除气候条件不利于污染物消散外，还与采暖季高度依赖煤炭等化石燃料的能源结构息息相关。为推进燃煤治理、减少雾霾天气，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的政策法规。2016年12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要“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这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2017年5月，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作的通知》，重点支持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传播通道“2+26”城市，开展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作。自此，以“煤改气”“煤改电”为主要内容的清洁取暖改造运动拉开帷幕。2017年12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更是从国家战略层面制定了到2021年北方地区清洁取暖推进策略和保障措施。2018年，国务院印发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则进一步将清洁取暖重点城市扩展到汾渭平原11个城市和农村地区。截至2019年底，北方地区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实现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汾渭平原全覆盖。然而，文本形态的公共政策转变成现实形态的政策目标并不容易，从政策制定者到政策执行者再到政策接受者其间存在一定的层级距离，容易导致政策活动出现执行偏差，偏离政策预期、产生不良后果。故而，本文关注的是：农村作为“煤改气、电”（又称“双替代”）政策的重点实施地区，环境规制执行效果是否符合政策预期，是否达到了替代燃煤取暖以减少大气污染的目的，是否实现了农户温暖过冬的目标？

政府通过环境规制工具推进“双替代”政策实施，政策执行及其效果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学界致力于该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史丹等通过分析京津冀绿色协同发展效果，认为农村居民未对“煤改电”产生需求响应或是由于“煤改电”的取暖成本相对较高，农村用电量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引发节能行为。李少林等研究表明，“双替代”政策实施后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明显减少，但由于农村地区政策执行不到位、散煤燃烧预警不断，导致政策实施并未有效减少SO排放量，因此“煤改气、电”环境政策对空气质量改善的作用有限。王仁和等指出，“煤改气”政策充分的执行资源以及产生的附加经济效益促使地方政府超额执行，但最终导致了气荒、百姓无法温暖过冬等意外后果，引发社会问题。学者们基于绿色发展、空气污染治理和公共政策执行等角度对 “双替代”政策有效性的评估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借鉴。但遗憾的是，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宏、中观层面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估，导致了微观受众在环境规制政策中角色的缺失;一些研究虽考虑了农户作为目标群体的主观感受，但仅给出了简单的“数目字”描述，未充分关注农户对政策执行过程及效果的深切体验。

政策的有效实施总是要落实到目标群体的回应性行动上，良好的政策及有效的执行往往能够得到受众的积极响应，反之将面临其消极应对。民众作为政策接受者总处于弱势地位，当公开表达政策制定及执行不满的成本极高时，受众拖沓的行动、假装顺从及暗中抵抗或破坏等行为，便是对政策评价的体现。基于这一思路，本文利用汾渭平原微观农户调查数据，以农户的清洁取暖采纳行动来评估“双替代”政策及环境规制执行效果，以期为促进政策调整、优化政策设计提供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由于“双替代”政策实施不仅要替代散煤燃烧取暖，还要保障民众温暖过冬，因此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包括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两个阶段。其中，采纳决策指农户是否采纳清洁取暖技术取暖;采纳效果指采纳清洁取暖后农户家庭的温暖程度。

（一）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影响

农户在取暖过程中，若采用散煤燃烧取暖会造成大气污染，其行为表现出环境负外部性;若采纳清洁取暖时，其行为表现出环境正外部性。因此，农户无论采用散煤燃烧取暖还是采纳清洁取暖时均存在环境外部性问题，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这便为政府环境规制介入提供了经济逻辑基础，即通过对农户负外部性行为进行约束，对正外部性行为进行补贴，进而达到提高社会福利的目的。据此，本文从农户取暖行为的正负外部性视角，将环境规制分为约束型规制与激励型规制两个维度。

约束型规制指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及制定的法律法规对农户使用散煤燃烧取暖行为施加影响，强调对农户的不良取暖行为予以监管、加以处罚等。具体地，环境执法人员通过巡逻、抽查等方式对农户取暖行为进行动态监管，使其迫于高强度监管压力转而采纳清洁取暖;行政处罚例如没收煤炭燃料、燃煤炉具等方法则是通过增加农户违规成本间接约束农户散煤燃烧取暖行为，促使其向清洁取暖行为转变。激励型规制是政府为促进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而施行的价格补贴、经济补助等政策措施，强调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给予支持、予以补贴。具体地，政府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实施清洁取暖设备补贴、能源价格补贴、运行费用补贴等优惠政策，降低农户清洁取暖成本，增强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主动性，实现环境治理成本内部化。据此，提出假设1：

H：约束型规制、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均具有正向影响。

问题是，农户迫于强大的约束压力或某些优惠补贴做出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就算政策目标的实现么？温暖过冬似乎才是规制效果的关键？工业领域的相关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存在正、负两种效应。其一，遵循成本效应，即环境规制将企业污染的外部性内部化、增加企业成本支出，若企业既无能力承担环境规制成本，也无余力进行绿色创新活动时，企业发展受到制约;其二，创新补偿效应，即合理的政策设计及规制强度可以激励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由此产生的技术创新“补偿效应”能弥补甚至超过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时，企业竞争力提高，“减排-增长”双赢目标实现。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同样存在于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效果的影响中。一方面，环境规制将农户散煤燃烧取暖外部性内部化，增加农户取暖成本，若农户禀赋不足以支持清洁取暖达到温暖效果时，遵循成本效应占主导地位，约束型规制强度越大反而越无法保障农户温暖过冬;另一方面，合理的政策执行和规制强度，能够激发资本禀赋丰富的农户实施住房改造等创新活动，由此节约的能源利用费用即“补偿效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以弥补环境规制导致的遵循成本时，约束型规制影响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则实现“清洁-温暖”双赢目标。对于激励型规制而言，政府补贴力度大，那么遵循成本效应得到弥补、创新补偿效应得到加强，从而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效果起到增强性作用。据此，提出假设2：

H：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效果有显著影响;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效果具有顯著正向影响。

（二）政府信任在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政府信任一般指民众对国家、政府等政治机构的信任，既相信政府具备公共服务管理能力，也相信政府政策制定和实施都能够以人民利益为重。在中国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公共政策执行充满复杂状况，民众面对既有价值体系改变和社会预期不确定性，难免产生公共恐慌和个体焦虑。如果民众对政府信任度较低，则倾向于采取不与政府合作的行为，公共政策无法得到有效实施;高信任度意味着政府得到了公众更加广泛且稳定的支持，构成了有效施政的外部资源，并最终为政策实施更好地服务公共利益提供可能。据此，政府信任在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影响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

约束型环境规制在影响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过程中，由于其高压态势会使农户产生不适或逆反心理，而高度的政府信任则使农户相信政府会以民众利益为重，并相信政府会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采取减轻农户负担的措施以及解决面临的问题，即使在农户资本禀赋匮乏不足以支持其温暖过冬的情况下，都会做出积极采纳清洁取暖的决策;高度的政府信任会促使农户对激励型规制拥有良好的心理预期，相信政府会极力落实补贴、降低取暖成本，农户提高清洁取暖采纳意愿的同时，保障温暖过冬的预期也得到了加强。因此，无论是在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的影响情境中，还是在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效果的影响情境中，政府信任都发挥着增强性的调节作用。考虑到中国各级政府间层级分明的治理模式，本文的政府信任包括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两个层面。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

H：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在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影响中均发挥增强性调节作用。

综合上述分析，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分析框架见图1。

二、数据来源、模型设定及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所用数据来自2020年4-6月在汾渭平原清洁取暖实施地区展开的入户调研，选取陕西省的泾阳、武功、富平县以及临渭区，山西省的尧都区、襄汾县、介休以及孝义市作为样本县（区）。汾渭平原作为中国北方大气重污染地区也是农村散煤治理的主要地区之一，从清洁取暖实施情况来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本次调研采用分层和随机抽样法，发放问卷1 200份，经过筛选整理以及研究需要，得到有效问卷1 025份。从样本农户的取暖特征来看，在未实施清洁取暖前，90.5%的农户燃烧散煤取暖，在实施清洁取暖后，家庭清洁取暖的实际采纳率为47.1%。

（二）模型设定

1.IV-Heckman两阶段模型。在分析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影响时，要处理好以下内生性问题：首先，样本选择问题。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分为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户是否采纳清洁取暖技术进行取暖;第二阶段是采纳清洁取暖后农户家庭的室内温度设定情况。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决策过程，只有当农户采纳清洁取暖后，才能观察到其设置的室内温度;如果农户未采纳清洁取暖技术，那么其室内温度无法观测到，即存在显著的零温度现象，如果忽略这一事实，直接采用OLS估计则结果将是有偏的。故而，采用Heckman模型解决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其次，双向因果关系。环境规制会影响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反过来，原本就决定采纳清洁取暖的农户可能对于环境规制的评价就更加敏感。据此，本文借鉴陈云松的做法，采用工具变量法的IV-Heckman模型克服环境规制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其中，约束型规制的工具变量为当地空气质量。空气质量越差的地区规制就越严格，换言之，当地空气质量影响约束型规制强度;当地空气质量状况并不会促使农户主动采纳清洁取暖，对于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是严格外生的。激励型规制的工具变量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财政资源就越充裕，补贴力度越大越到位的可能性就越高，因此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激励型规制力度;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状况这一地区变量不会直接影响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是严格外生的。

在进行Heckman两阶段回归前，将工具变量和所有外生解释变量做OLS回归，得到环境规制拟合值，方程如下：

式（1）和式（2）中，i表示第i农户；
R表示环境规制包括约束型规制和激励型规制；
R︿表示环境规制潜变量R的拟合值；
V表示两种规制手段对应的工具变量；
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
ε表示随机误差项；
α︿、β ︿、γ ︿表示拟合值R︿的参数估计值。

下面进行Heckman两阶段回归。第一阶段是纳入全样本的Probit模型，用来估计农户采纳清洁取暖的概率，这是一个定性分析阶段，包括采纳和不采纳两种。具体模型为：

式（3）中，D为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农户采纳清洁取暖时D=1，否则D=0;R︿表示环境规制潜变量R的拟合值，β为其影响系数;X表示影响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γ为控制变量系数，μ是随机误差项。为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还需计算逆米尔斯比率I，其表达式为：

第二阶段，将逆米爾斯比率I作为一个新的自变量，采用OLS法估计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室内温度影响因素，这是一个数量分析阶段，其估计模型为：

式（4）中，T表示农户采纳清洁取暖后的室内温度;X为影响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室内温度设置的一系列因素;β、γ分别为变量系数;δ为随机误差项。实证结果中，若I估计不为0且在统计上显著，则表明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合适。同时，为避免两阶段方程自变量相同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需引入至少一个影响农户采纳决策而不影响采纳效果的识别变量，即XX 。为此，本文选择邻里效应作为识别变量，首先邻居的采纳行动会对农户行为产生影响，周围采纳清洁取暖的人越多，农户随之采纳的可能性就越高；
其次，邻居采纳清洁取暖的决策并不会对农户采纳后的室内温度设定有影响。故而，选取邻里效应作为识别变量是合理的，具体指标见表1。

2.调节效应检验。如果解释变量X对被解释变量Y的影响随第三个变量M取值的变化而变化，则称变量M在X影响Y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当X和Y均为连续型变量时，可将X与M的交互项引入模型进行调节效应检验。由于本文的环境规制和政府信任指标均为李克特五级量表，可视为连续变量，因此进一步将“环境规制”与“政府信任”的交互项引入模型以验证政府信任在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影响中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

（三）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清洁取暖是事关蓝天和温暖的大事，两者均需兼顾，因此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包括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两个阶段。其中，农户清洁取暖决策表示农户是否采纳清洁取暖，属于二元离散变量，采纳清洁取暖技术的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效果表示采纳清洁取暖的农户室内温度设定情况，属于连续变量。如表1所示，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均值为0.471，说明采纳清洁取暖过冬的农户未过半;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效果均值为15.882，说明采纳清洁取暖的农户室内并不温暖，未达到宜人温度。

2.核心解释变量。在当前农村，环境规制是执行“双替代”政策的重要工具，其主要手段为约束型规制和激励型规制。鉴于不同手段的不同规制效果，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包括约束型规制和激励型规制两个维度。其中，选取“政府对散煤燃烧取暖处罚力度很大”作为约束型规制的代理变量，选取“政府对实施清洁取暖的补贴力度很大”作为激励型规制的代理变量，每个指标均从“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赋值1～5。如表1所示，约束型规制均值为3.682，激励型规制均值为2.302，说明当前农户清洁取暖环境规制表现为“强约束、弱激励”的特征。

3.调节变量。高度的政府信任使政府获得了民众的支持，政策执行效力由此得以强化，故而选取政府信任作为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影响的调节变量。鉴于中国政府鲜明的层级治理模式，本文的政府信任包括中央政府信任程度和当地政府信任程度两个层面，每个指标均从“不信任”到“非常信任”分别赋值1～5。如表1所示，中央政府信任的均值为4.218，地方政府信任的均值为2.874，符合“央强地弱”的差序格局。

4.识别变量。本文选取对农户采纳决策有影响但对采纳效果没有影响的邻里效应作为识别变量，采用邻居们大多都实施清洁取暖来衡量，指标从“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赋值1～5。为方便研究需要，将选择“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一般”重新赋值为0，选择“比较符合”“非常符合”赋值为1。如表1所示，邻里效应的均值为0.420，略低于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的均值，说明农户的清洁取暖采纳决策认知表现出一定的自我中心思维倾向，即为维持积极的自我形象，而低估他人表现。

5.控制变量。除以上几个核心解释变量外，其他因素例如个体异质性特征等变量也会对模型结果造成干扰，故而需将其他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具体见表1。

三、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影响效应

考虑到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导致模型估计失真，本文在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分析前，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膨胀因子VIF均小于2，因此认为自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多重共线性。需要说明的是，为得到更为稳健的估计结果，为更加系统地评估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微观政策效应，本文做了Heckman两阶段估计、基于工具变量法的Heckman估计以及基于PSM的反事实估计，并将估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2是基于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影响估计结果，其中回归（1）仅考虑了控制变量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影响效应;回归（2）在回归（1）的基础上引入了约束型规制变量，主要分析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影响效应;回归（3）在回归（1）的基础上引入了激励型规制变量，主要分析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影响效应。回归（1）～（3）中，拟合优度Wald检验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良好;逆米尔斯比率分别在5%、1%和5%水平上显著负，说明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存在，也表明Heckman兩阶段模型适用于本文的实证分析。回归（1）～（3）的选择方程结果显示，邻里效应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将识别变量和控制变量对采纳效果进行回归后的结果显示，邻里效应对室内温暖的影响不显著，由此验证了识别变量的有效性。

根据表2回归（1）结果，年龄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的影响均显著为负。原因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户创收能力逐渐丧失，无力支付高昂的清洁取暖费用，因此选择不采纳清洁取暖或减少清洁能源利用量，采用其他措施辅助保暖;人均收入对清洁取暖采纳和采纳效果的影响系数最高，分别为1.341和1.345，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见，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是农村能源转型利用和农户家庭福利水平提高的基本条件;政治身份对采纳决策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采纳效果影响不显著，说明党员或村干部在“双替代”政策实施中起到了一定的带头和示范作用;住房特征对农户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原因在于，住房条件越好的农户，对清洁取暖采纳成本的承担能力就越强，促进了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保障了温暖过冬的效果。

1.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影响效应分析。根据表2回归（2）结果，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效果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可见，约束型规制虽然能促进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户的福利水平，对农户温暖过冬造成了负面影响。究其原因，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若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辖区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制定环境政策、掌握好规制强度，无疑是政策执行有效的一种制度安排;若地方政府一味地强化约束强度而忽视中长期农村能源经济高级化发展客观规律，则容易引发资源错配、损害农户福利。在现实情况中，样本区农户家庭“煤改电、气”的冬季取暖费用约为燃烧散煤取暖费用的2～3倍，因此当农户禀赋不足以支持采纳清洁取暖的温暖效果时，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效应占主导地位。若约束型规制的执行强度加大，则迫于规制压力不得不采纳清洁取暖的农户表现为“过冬全靠抖”，由此“煤改”惠民工程转变为民怨工程，背离政策预期。

2.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影响效应分析。根据表2回归（3）结果，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见，激励型规制不仅能促进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而且对农户温暖过冬起到保障作用，提高农户福利水平。原因在于，当前中国农村能源经济社会面临转型，农户家庭天然气、电等能源消费升级趋势明显。在农村地区推行“双替代”政策后，清洁取暖相对散煤燃烧的干净、智能等优势使农户采纳意愿得以产生，只是清洁取暖技术的不经济性导致农户望而却步。因此，当政府激励型规制以直接补贴方式使部分农户资本禀赋不足问题得到克服，或以价格补贴方式使清洁取暖初装费用、运行成本得到降低时，环境规制带来的遵循成本效应得以缓解，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温暖效果相比散煤燃烧取暖至少不被削弱太多;若资本禀赋充裕的农户有余力实施住宅节能改造等创新活动时，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得到加强，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温暖效果进一步得到保障。因此，激励型规制有助于实现农户冬季取暖能源利用的“清洁-温暖”双赢目标，符合政策预期。

3.约束型规制、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影响效应的对比分析。运用环境规制淘汰落后能源利用方式、保护生态环境的思路和实践，本身就是农村能源政策和环境政策融合创新的成果，是在遵循农村经济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能源路径进行的强制性变迁。在当前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价格相对较高，煤炭价格相对较低的市场环境中，农户缺乏采纳清洁取暖的内生动力，因此政府环境规制成为清洁取暖采纳的主要推动方式。对比表2中回归（2）、（3）中约束型规制与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的影响系数，可以发现：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强制作用略高于激励型规制的促进作用，但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效果的削弱作用明显，而激励型规制对采纳效果的保障作用明显。这说明约束型规制作为一种强制手段，的确会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产生影响，但却造成了反向采纳效果;而激励型规制给予农户“看的见”的利益，发挥了积极价值。总体来看，相较于约束型规制手段，激励型规制的规制效果较优。

（二）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再估计

环境规制对行为人的状态产生直接影响的同时，这一状态也可能反过来影响环境规制评价。因此，只有克服环境规制执行力度与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才能在实证分析中更精确地衡量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规制效果。本节采用工具变量法再估计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影响效应。

如表3所示，DWH检验值分别为4.89、19.90，在10%和1%水平上显著，说明约束型规制和激励型规制的内生性问题显著存在，第一阶段F统计量分为94.24和250.00，远大于临界值10，说明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通过对比回归（2）与（4）、回归（3）与（5）以及回归（4）与（5）结果，可以发现：采用工具变量法后的估计结果均有小幅上涨，说明环境规制与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双向因果关系导致了约束型规制、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影响作用的低估，但未对基准回归的研究结论产生影响，表明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三）反事实估计

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反事实估计将在前文统计显著性检验的基础上，分析约束型规制与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的净影响程度。在反事实估计中，我们将模拟的情形分为两种：高规制水平组（A），将农户评价的约束型规制水平高于3.682均值，选择项是“比较符合”和“非常符合”的重新设定为1;将农户评价的激励型规制水平高于2.302均值，选择项是“一般”“比较符合”和“非常符合”的重新赋值为1。低规制水平组（B），将农户评价的约束型规制水平低于3.682均值，选择项是“不符合”“比较不符合”和“一般”的重新设定为0;将农户评价的激励型规制水平低于2.302均值，选择项是“不符合”和“比较不符合”的重新赋值为0。情形（A）和情形（B）的差异即为因环境规制变化导致的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变化。

如表4所示，左侧报告了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的模拟结果，表明约束型规制的强度加大导致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概率上升了0.214，导致农户采纳清洁取暖后的室内温度下降了1.060℃;右侧报告了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的模拟结果，表明激励型规制的力度增大导致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概率上升了0.107，农户采纳清洁取暖后的室内温度增加了1.162℃。对比表2、表3、表4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反事实估计与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再估计结果更为一致，说明了环境规制内生性问题的存在，进一步验证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以及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四、政府信任的调节作用

环境规制的目的是促使农户遵从政策执行、促进与政府合作行为，而作为连接政府和公众的重要纽带，政府信任才是实现政策有效执行的基石。高度的政府信任意味着社会中大多数民众出于对权威的敬仰以及希冀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下发展生产、追求幸福生活，选择与政府同心同力;反之亦然。因此，政府信任在降低政策实施成本、减少政策执行梗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立足于中国政府层级分权治理现实，讨论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在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影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为同时克服环境规制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采用IV-Heckman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一）中央政府信任在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影响的调节效应

如表5所示，回归（6）中引入中央政府信任与约束型环境规制的乘积项，验证中央政府信任在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的调节效应，回归（7）中引入中央政府信任与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乘积项，验证中央政府信任在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的调节效应。需要说明的是，为消除交互项与交互项构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在对变量交互之前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从回归（6）结果中可以看出，随着农户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的提高，约束型规制提升了清洁取暖采纳概率，削弱了清洁取暖采纳效果，说明中央政府信任在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发挥增强性调节作用。究其原因：“双替代”政策是由中央政府制定颁布，并赋予地方政府处罚与监管权，在农户心中，遵从采纳清洁取暖政策执行的要求实质上是遵从中央政策实施要求。即使现阶段不能温暖过冬，高度的中央政府信任会使农户相信中央政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能够提供强劲有力的福利保障措施，因此，选择采纳清洁取暖。回归（7）结果显示，中央政府信任在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调节作用未通過显著性检验。原因在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往往先下发至地方财政，然后再由地方财政补贴给农户，较低的地方政府补贴到位及时度可能削弱了中央政府信任在激励型规制影响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调节效果，并最终造成实证结果的不显著。

（二）地方政府信任在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影响的调节效应

如表6所示，回归（8）中引入地方政府信任与约束型环境规制的乘积项，验证地方政府信任在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的调节效应，回归（9）中引入地方政府信任与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乘积项，验证地方政府信任在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的调节效应。同样地，为消除交互项与交互项构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在对变量交互之前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从回归（8）结果中可以看出，随着农户对地方信任程度的提高，约束型规制增加了采纳清洁取暖的概率，降低了采纳清洁取暖后农户室内温暖水平，说明地方信任在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发挥了增强性调节作用。究其原因：农户高度的地方政府信任促使其认为，地方政府当下严格的处罚与监管措施是不得已而为之，予以同情式理解，故而即使农户温暖福利水平短期内受到损害，仍会遵从地方政府规制执行要求，选择采纳清洁取暖。回归（9）结果显示，随着农户对地方信任程度的提高，激励型规制增加了采纳清洁取暖的概率，增强了采纳清洁取暖后农户室内温暖水平，说明地方政府信任在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发挥了增强性调节作用。原因在于，农户高度信任地方政府能够在激励型规制执行过程充分考虑其利益诉求，将补贴落实到农户个体时，即使当下采纳清洁取暖达到温暖效果的费用较高，但农户清洁取暖成本预期降低、支付能力预期增强，因而室内温度得到提高。

（三）中央政府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的调节效应对比分析

政府信任在环境规制对其行为影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实质上是民众在面对潜藏的、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损害后果时，既希冀政府能够提供强劲有力的福利保障，又期盼自身的利益诉求与惊惧忧思能够在环境规制过程中得到充分考虑。因此，政府信任程度愈高，民众希冀、期盼心理愈加强烈，遵从政府规制要求的可能性越大。那么，在中国层级分权治理模式下，中央政府信任还是地方政府信任发挥的作用更大？毫无疑问，中央政府信任犹如一颗定海神针，维护国家稳定，而地方政府信任更像是公共政策顺利执行、实现预期的润滑剂。对比表5、表6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中央政府信任还是地方政府信任均进一步加强了约束型规制对农户福利水平的损害后果。其中，中央政府信任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效果的调节系数为-0.506，地方政府信任的调节系数为-0.480，说明中央政府信任的损害增强后果更大。这里，并不是说高度的中央政府信任会损害农户福利水平，只是表明高度的中央政府信任会促使农户面对高度不确定性损害后果时，仍服从政策要求、积极配合政府行动。另外，及时到位的地方政府补贴不仅可以促进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还可进一步保障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效果。故而，中央政府信任起到保健稳定作用，地方政府信任起到激励调节作用。

五、结论、讨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目标群体回应行动评价政策及执行有效性”的思路，利用汾渭平原微观农户调查数据，以农户的清洁取暖采纳行动来评估“双替代”政策及环境规制执行效能。鉴于替代燃煤取暖以减少大气污染、实现农户温暖过冬的双重政策目标，将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分为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两个阶段;采用Heckman模型、IV-Heckman模型以及PSM反事实估计，从约束型规制和激励型规制两个维度分析不同环境规制手段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影响效应;运用克服环境规制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IV-Heckman模型，从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两个层级研究不同政府信任在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影响效应显著，但方向不尽相同，即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影响表现出意图结果与非意图结果并存的特征。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效果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均有正向影响。这说明约束型规制作为一种强制手段，的确会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产生影响，但却造成了反向采纳效果。激励型规制力度的加大，提升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相对支付能力，降低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相对花费成本，无疑是最佳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实现“清洁-温暖”双赢目标。

第二，为更精确地估计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在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影响中的调节作用，运用IV-Heckman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央政府信任在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发挥增强性调节作用，地方政府在约束型规制和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均发挥增强性调节作用。无论是中央政府信任还是地方政府信任均进一步加剧了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效果的不利后果，说明高度的政府信任会促使农户面对高度不确定性损害后果时，仍服从政策要求、积极配合政府行动;及时到位的地方政府补贴不仅可以促进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还可进一步保障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效果，因而较高的地方政府信任在激励型规制对其清洁取暖采纳关系中发挥的调节作用显著。中央政府信任起到保健稳定作用，地方政府信任起到激励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相关政策启示有：（1）放松约束型规制力度，强化激励型规制力度。“双替代”采纳户数预期目标的实现应兼顾农户禀赋差异特征，适当减弱对资本匮乏型农户的行政监管与处罚力度，并进一步加大经济补贴力度。（2）维护中央政府信誉、提升地方政府信任度。这要求地方政府在推进清洁取暖的过程中，能够把握农户利益诉求，及时落实资金补贴，以获取农户信任和支持。

参考文献：

［1］ 艾洪山，李科，文明，等.煤炭消费治理与大气污染加剧悖论——来自分类型煤炭消费的解释［J］.中国软科学，2020（05）：41-55.

［2］ 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國经验［J］.中国社会科学，2011（05）：61-79.

［3］ 史丹，李少林.京津冀绿色协同发展效果研究——基于“煤改气、电”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11）：64-77.

［4］ 李少林，陈满满.“煤改气”“煤改电”政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9（07）：49-56.

［5］ 王仁和，任柳青.地方环境政策超额执行逻辑及其意外后果——以2017年煤改气政策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21，18（01）：33-44.

［6］ 李明.受众视角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及其效果——基于中国村民村委会选举参与的分析［J］.学术月刊，2016，48（07）：45-59.

［7］ 王杰，刘斌.环境规制与中国企业出口表现［J］.世界经济文汇，2016（01）：68-86.

［8］ 屈小娥.异质型环境规制影响雾霾污染的双重效应［J］.当代经济科学，2018，40（06）：26-37.

［9］ 林秀梅，关帅.环境规制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基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视角［J］.南方经济，2020（11）：99-115.

［10］ 张书维，许志国，徐岩.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行为机制［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04）：588-595.

［11］ 赵健池，王正绪.政治信任：概念史回溯与实证研究反思［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1）：194-204.

［12］ 孟天广.转型期的中国政治信任：实证测量与全貌概览［J］.2014，52（02）：1-10.

［13］ 郭寒，汪玮.政治信任的国家治理逻辑构建——一个研究综述的视角［J］.观察与思考，2021（02）：84-92.

［14］ 陈云松.逻辑、想象和诠释：工具变量在社会科学因果推断中的应用［J］.社会学研究，2012，27（06）：192-216.

［15］ 温忠麟，侯杰泰，张雷.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心理学报，2005（02）：268-274.

［16］ 章楚加.环境风险规制中的民意困局及其破解［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1）：65-75.

Ha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Been Adopted to Promote Farmers’ Clean Heating？

——Discuss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olitical Trust

JIN Rongrong，LI Shiping，NAN L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idea of “target group response action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this paper uses the micro survey data of farmers in Fenwei plain to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of “double substitution” polic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by farmers’ clean heating adoption action.In view of the dual policy objectives of clean heating，the clean heating adoption of farmers i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adoption decision making and adoption effect.Using the Heckman model，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easures on farmers’ adoption of clean heating from two dimensions of constraint regulation and incentive regul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constraint regul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adoption decision of clean heating，while i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farmers’ adoption effect of clean heating;Incentive regul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clean heating adoption decision and effect.The results of IV Heckman model and PSM counterfactual estimation support the above conclusions.Using the IV Heckman model，which overcomes the endogene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sample selection bias at the same time，the paper studies the regulatory role of different political trust i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farmers’ adoption of clean heating from two levels of central government trust and local government trust，local government plays an enhanced regulatory role in both constraint regulation and incentive regulation.Finally，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such a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apital endowment differences of farmers，and improving the credibility of local government.

Key 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political trust;clean heating adoption decision;adoption effect

（責任编辑：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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