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姜建芳，刘耀仲

(长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作用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断。一些人认为，“中共在抗日期间以发展自身势力为主，虽然在敌后建立不少游击区，但始终避免与日军大规模的作战”[1]，因此，国民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窃以为，此种观点以偏概全，一叶障目，并未全面客观地综合考量国共两党在整个抗战中的付出与贡献，所以，得出的结论难免有失偏颇，自然也就有失公允。

2015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重点围绕抗战问题进行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因此，本文运用大量史料，再现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具体表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论证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才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将中共视作执政仇敌，为彻底根除“赤祸”，不断派兵剿杀。对日本侵华，则一直持放任态度。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只有区区1.5万人，而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却多达20余万之众，但是，蒋介石竟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放弃抵抗。结果，仅仅四个月零十八天，东三省沦亡，三千多万同胞沦为亡国奴。

蒋介石一直强调，日本，只是肌肤之痒，而中共，才是心腹大患；
日本侵华，只不过是要占中国些地盘，而中共是要与之争天下的。所以，他完全没有把日本的侵略放在心上，而是把全部精力用来剿灭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请看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的五次围剿：第一次围剿发生在1930年12月；
第二次围剿发生在1931年2月；
第三次围剿发生在1931年7月至9月；
第四次围剿发生在1933年1月底；
第五次围剿发生在1933年9月25日至10月间。可见，这些围剿均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更可恨的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持末代皇帝溥仪于1932年成立“伪满洲国”，将东北沦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接着又发动“一·二八”事变，大举侵犯上海，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中华民国领袖的蒋介石本应率军驱倭，收复失地，以尽职责，但他却又连续两次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并且规模越来越大，动用的兵力越来越多。前三次围剿分别动用兵力10万、20万、30万，而“九·一八”事变后的两次围剿，却分别动用兵力50万、100万，足见国民党力图剿灭中共的顽固与疯狂。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表现却可圈可点。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全国人民的抗日意愿，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提出了收复失地、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

从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等10多份文件，揭露日本的侵华阴谋，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明中共坚决捍卫国家和民族独立的严正立场，号召全国民众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并在各根据地进行抗战动员，准备对日决战。

接着，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向满洲省委提出了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任务，先后派出周保中、李延禄、李兆麟、杨林、杨靖宇、童长荣、赵尚志、冯仲云等大批干部，深入东北各地，创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这些抗日武装，就是我们统称的“抗联”。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在白山黑水之间开展对敌斗争，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杨靖宇、周保中、赵一曼、赵尚志等民族英雄的抗日壮举，教育和激励了一代代国人。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抗日战争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结束，整整持续了14年。历史不会忘记，正是中共，打响了中华民族抗日御侮的第一枪。

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鸦片战争以来，一直都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奴役。中国军队装备落后，陆军以常规武器为主，缺乏主战坦克和重型火炮，没有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再加上连年内战，导致国弱民穷。因此，要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联合全国各个党派、各个阶层、各个团体，集中全国之力抗敌，以弥补武器装备之不足。

为此，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主张，要求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同年12月，刚刚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就及时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5月，中共中央又主动放弃“反蒋”口号，开始“逼蒋抗日”。周恩来、李克农分别密会张学良，商谈双方停战、联手对敌之策，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共的抗战立场。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当即派遣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得力干部前往调停，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经过共产党人的大力争取，最终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避免了内战的进一步升级，粉碎了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妄图杀害蒋介石以取而代之，并进一步扩大内战的阴谋，促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
改善人民生活。电文明确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做出如下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
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
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2]58。全面抗战爆发不久，中共中央于1937年7月13日特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人为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7月15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中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使国民党最终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同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2]64，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4年抗战的历史进一步证明，中国抗战的胜利，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国共两党联手对敌，全国各阶层通力合作。否则，国内战乱频仍，一盘散沙，是无论如何也战胜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尽管有苏联、美国等盟国的帮助，但内因始终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中国抗战的胜利，首先应归功于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这又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

(一)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战争及其游击战的威力

抗战之初，共产党由于没有掌握全国政权，也不掌握国家军队，无法调动国家资源和人力。全面抗战爆发时，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都处于极度贫困地带，军队也不过只有几万人，且武器十分简陋，根本没有本钱来承担正面战场的主攻任务，只能进行侧翼配合。虽然八路军积极捕捉战机，先后取得平型关大捷和奇袭阳明堡机场的胜利，彰显了八路军的军威，但要取得更大战绩，必须科学规划战略路线。

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对党的政治地位和自身实力，时刻保存着清醒的头脑。他深知，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共产党必须动员群众，大打人民战争。他深刻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3]“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4]609。为此，全面抗战开始不久，中共中央就于1937年8月22日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求动员全国人民，改良人民生活，加强民族团结，将人民战争作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首要条件。在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4]509，“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511，“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4]480。他要求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人民战争对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极端重要性。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人民做军鞋、送军粮、造土炮，踊跃支前。连少年儿童都站岗放哨，查路条、送情报、捉汉奸。真可谓，军民上下一条心，男女老少齐上阵，争相为抗战做贡献，充分发挥出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

深谙军事韬略的毛泽东，清醒地看到了游击战乃是克敌制胜、以弱胜强的法宝。为此，他将游击战首次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号召根据地军民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游击战。这一战略战术有其鲜明的特点：其重点是“面”而不是“点”，是持续而不是阶段，是整体而不是个别，是战略而不是战术。其目标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从不过分看重一城一地的得失；
其性质决定了它必然是由一系列小规模的战役构成的，是依靠人民战争积小胜为大胜的。

敌后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明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堵门战、推磨战、车轮战、蜂窝战等战法，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日本侵略者到处挨打，疲于应对。他们无可奈何地承认，“共军、匪的机动游击战法极为巧妙、顽强，成为我治安上最大的祸患”[5]。正因为如此，日军被迫将其在华兵力的75%(不含关东军部队)和几乎全部伪军投入敌后战场，使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主要战场。1940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自豪地宣布：“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了广大敌后地区的抗战，控制了全国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的敌人”。[6]

在这些辉煌战绩面前，国民党只会相形见绌、羞愧汗颜。毛泽东因此被誉为“游击战专家”。美国媒体甚至称毛泽东为“中国游击战之父”，日本军事评论家池野清躬更是认为毛泽东是“现代游击战之父”。

(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及其恶果

国民党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其阶级本性决定着它不可能率领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全面抗战一开始，国民党就制定了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

国民党认为，抗日战争的全部活动，必须服从一个根本的目的，那就是无条件地保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利益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政治独裁制度。即凡是威胁其统治存在的政策主张和行动措施，都必须加以限制或直接取缔。因此，抗战期间，人民群众的力量不能发动，人民民主不能开放，人民生活不能改善。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只能由反人民的国民党政府和反人民的国民党军队一手包办，即所谓的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广大人民只有俯首听命的义务，而没有参加和过问的权利。很显然，这种反人民的抗战路线，捆绑住了广大人民的手脚，使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得不到应有的发挥，是根本不可能引导抗战走向胜利的。

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缺少了人民群众的帮助和配合，在与日军作战中，就如同瞎子、聋子，处处被动挨打，难以有所建树。大家都知道，国民党是执政党，可以调度全国资源和人力，又统领着几百万军队，并获得多达20亿美元的外援，包括大量武器，理应抵御强敌，频传捷报，却因为片面抗战，钩心斗角，以致于丢失半壁河山，连国都都被迫迁往山城重庆。

1938年初，日军大局进犯山东。时任山东省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韩复榘，因蒋介石把许诺给他的中央军重炮旅调往别处，心生不满，为保存实力，竟率部撤出济南，将山东拱手交给了日军。

同年6月9日，日军进攻河南时，蒋介石为阻止日军，竟然在未事先通知人民迁移的情况下，命令工兵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致使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44县3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顿成一片汪洋。据统计，有89万人被淹死。这个数据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杀中国军民的三倍，占抗战中中国损失3500万人口的2.5%。另有1200万人流离失所[7]。而日军伤亡只有1000多人。倍受战争危害的三省人民再一次蒙受巨大灾难。

更有甚者，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公开叛国投敌，并在南京成立了效忠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伪国民政府。它大肆出卖国家利益，帮助日本侵略者加强对我国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并组织大批伪军协助日军进攻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最终沦为饱受世代唾骂的汉奸卖国机构。

美国人梅尔斯1943年就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副主任，他1936年至1939年就在中国工作，亲眼目睹了初期的中国抗战。他高度赞扬了中共领导的游击战法：“即使在日军控制最严密的地区，中国游击健儿照样十分活跃；
日军要想赢得战争，简直是遥遥无期”。[8]后来，他和共产党的干部还应邀为国民党特务武装培训游击战，但收效甚微。其原因诚如梅尔斯所言：国民党不懂得动员人民，不想、不敢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更不用说武装群众了，游击战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必将一事无成。

可见，游击战具有天然的人民性。有了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游击战不但在战术上可以取胜，而且在战略上也可以取胜。可惜国民党领导机关没有深刻领会其中的要义，一味坚持片面抗战路线，自然难以收到预期的成效。

国民党虽然在全面抗战开始后，调整了其内外政策，表现出抗日与进步，但其阶级本性没有改变，“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始终如一。蒋介石最担忧的，就是共产党的力量趁抗战之机而迅速崛起。他一直将国共合作看成是对共产党的收编，总想伺机铲除这个“心腹之患”。

早在1937年11月4日，蒋介石就哀嚎：“军事失利，反动派逐渐猖狂，共党尤为跋扈。呜呼，外患未消，内忧日增矣。”[9]为此，他将其部分主力部队调往西南，使之远离抗日前线，以便为将来保存剿共实力；
另一部分主力部队则被调往西北地区，以便随时征讨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布莱恩·克罗泽著有《蒋介石传》一书，书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在1938年底之后五年半的时间里，日本人没有怎么去碰中央军，也没有发动新的重大的进攻。而蒋介石这一边则十分满足于坐等观望事态的发展。他的那些训练和装备得最好的精锐部队，都在西北逼近延安的战线上对付共产党的军队。”[10]194为此，“沦陷区的人民期待着共产党游击队，而不是逃命的国民党来抗击侵略者，保家卫国。”[10]9

诚然，当抗战处于防御阶段时，蒋介石政府为避免中国成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先后投入数百万军队，参加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国民党官兵发扬誓死抗敌、保家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奋勇作战，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其中，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确实振奋人心。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蒋介石一贯秉持的反共立场。他抗战是真，但企图灭共也是真。还在抗战初期，他就说过：不消灭中共，“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11]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上狂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12]足见，国民党蒋介石消灭中共的企图贯穿于整个抗战过程。

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的相继陷落，日本帝国主义因战线太长、兵力不足，便不得不停止了大规模的进攻，由此，中国的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一看到日军停止了大规模进攻，便立即将反共、灭共提上日程。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相继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1939年春，先后制造了深县惨案、博山惨案、确山惨案、平江惨案，残杀八路军、新四军后方留守人员。不久，就又于1941年初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消灭新四军军部8000余人，并停发八路军军饷。此举与水、旱、蝗灾叠加，使根据地出现严重困难。1943年春季，国民党趁共产国际解散之际，疯狂叫嚣“一个主义、一个政党”，要求取消陕甘宁边区，解散共产党，并计划派大军“闪击延安”。只是由于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才被迫中止。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上下、海外华侨和反法西斯盟国的强烈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深知，此时中国抗战的主力已不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为此，日军开始集中主要兵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每到一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仅1939年至1940年，华北日军就扫荡109次，出动兵力多达50余万人。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

1939年4月，八路军120师在冀中河间县齐会村一带，歼灭日军700余人；
9月，在灵寿县陈庄地区伏击日军，又歼灭日伪军1100余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1月，八路军晋察冀部队和120师在涞源县雁宿崖的黄土岭战役中，不但歼敌1500余人，还击毙日独立混成旅第二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使“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这是抗战时期被八路军打死的级别最高的日军将领。12月，八路军129师主动发起邯(郸)长(治)战役，消灭日伪军700余人。

经过一年艰苦的反“扫荡”作战，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八路军由1938年底的15.6万人，增加到1939年底的27万余人[2]148。到1940年，八路军、新四军更是发展到50余万人。在进入相持阶段后的两年中，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抗击了58%至62%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粉碎了日军千人以上至5万人的“扫荡”近百次，作战1万余次，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抗战重心[2]161。

由于反“扫荡”连续失败，华北日军深感“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看，中共军均已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如此下去，华北将成为中共军的天下”。因此，日军司令部确定：1940年“讨伐重点将全面指向中共军”[13]。为此，中共中央于1940年初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做好抗击日军新攻势的各项准备。这一事实，恰恰从反面再一次证明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

此外，为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附以封锁沟、封锁墙，妄图把根据地逐步蚕食掉)，打击日本侵略者，以实际行动驳斥国民党对我“游而不击”的污蔑，1940年8月，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指挥了“百团大战”，共集中105个团、20万大军，在华北5000里战线上实行交通破袭。从1940年8月20日打到12月5日，参战的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自动投诚者47人、伪军反正者1845人，缴获枪械5942支(挺)、各种火炮53门、骡马1510匹等大量军用物资，摧毁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747公里、公路1502公里、车站37个、桥梁213座、隧道11个、铁轨21.7万根、枕木154.9万余根、电线杆10.9万余根，破坏煤矿5个、仓库11所，解放煤矿工友10120人、铁路工友2055人。八路军伤亡1.7万余人[2]152。此役有效地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驳斥了国民党对中共军队“游而不击”的污蔑，坚定了敌后军民的抗战信心。

此后，在1943年5月的反“扫荡”作战中，太行山地区参战民兵更是多达1.5万多人，作战2000多次。日军在太行山腹地活动时，几乎是“遍地枪声响，村村打日军”。

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敌后抗日军民共歼灭日伪军约31万人，收复县城16座、国土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200万[2]250。

在1945年的春、夏季攻势中，仅八路军、新四军即歼灭日伪军16万余人、收复县城60余座，扩大解放区24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000万[2]253。

而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却是惨不忍睹。国军抗战意志消沉，节节败退。1941年5月，日军集结10余万兵力进攻中条山区。驻守中条山区的中国第一战区部队近18万人，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本应取得完胜，重创日军，却由于将工作重点放在剿共、灭共方面，对日军疏于防范，导致伤亡、被俘7.7万人，成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14]。日军由于伤亡甚微，所以，侵华气焰愈发嚣张。

最遭国人痛骂的是豫湘桂大溃败。1944年，日军为保存日本本土与东南亚占领区的联系，打通从中国直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为此，日军共投入50万兵力，企图消灭中国正面战场的军力，以占领平汉、粤汉、湘桂铁路。在日军的疯狂进攻面前，国民党消极抵抗，最终惨败，致使日军从河南一直打到广西，并占领了贵州的独山。此次战役，“国民党军损失近60万，丢失大小城市146座、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同胞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再度遭受了巨大损失。”[2]257

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抗战中的地位迅速上升，逐渐成为抗日的主战场。八路军、新四军成为抗日的主力军，游击战不断取得胜利。人民战争的威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这样积少成多，久久为功，逐渐汇聚成了一股强大的洪流。

在1945年9月至年底的全面反攻和歼灭拒降之敌的作战中，解放区军民共歼灭日军1.37万余人、伪军38.5万余人，缴获步、马枪24.3万余支，轻重机枪5000余挺，各种炮1300多门，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为加速日本法西斯的彻底灭亡做出了重大贡献[2]272。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在8年的全国抗战中，共作战12.5万余次，以伤亡61万余人的重大代价，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歼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长短枪69万余支、轻重机枪1.1万多挺、各种火炮1800门，收复国土约100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一亿。全国抗战结束时，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达268万余人，并建立了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东、广东、琼崖、湘鄂赣、鄂豫皖边、河南19块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仅成为歼灭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基地，而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2]272-273。

通过以上分析，如果得出国民党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岂非咄咄怪事？又会有几人信服？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即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战场才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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