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儿，关于我们

张茜

本书的作者金惠珍，出生于1983年的韩国。彼时，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在经济上逆势崛起，而实现工业化最重要的“燃料”，正好就是作者的父母那一代人。

作者在访谈中曾谈到，想要试图去理解她母亲那一代女性的动机，以及对韩国社会中的老年护理、代际冲突和边缘群体权利等问题的关注，共同构成了驱动她写作本书的动力。

《82年的金智英》在基本不具备文学性的前提下，能引发剧烈的社会反响，可能是因为核心家庭结构中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像癌症般蚕食女性生命力的画面，正中韩国女性对婚姻和生育的恐惧。

而《关于女儿》，更像是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精心写就的注解。以爱之名的劳动、再生产的政治、M字形就业形态和家庭解体论等众多抽象的术语，在《关于女儿》中被具化为亲子矛盾、寂寥人生、疲惫生活和凄凉晚景；
社会的善意、劳动的尊严和人的生命作为失落的价值，在字里行间挣扎着发散出微弱的星光。

小说的情节主线，是一位对家庭抱有执念的母亲，面对作为“流浪讲师”四处奔波谋生，且“爱多管闲事”的同性恋女儿。母女关系陷入双重困境，而走出困境的可能性，被寄托在母亲对女儿选择的生活方式，从拒斥到有所保留的理解上。

最激烈的矛盾在于，女儿丝毫不避讳自己喜欢女人的“丢人”事实，并且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把伴侣小雨带回母亲家同住，三个人同住一片屋檐下。对女儿来说，在一起生活了7年的伴侣小雨，“她就是我的家人”，所谓家人，就是待在身边，给自己力量的人；
而母亲认为这是一种“无法拥有孩子，什么也没有的空洞关系”，它意味着“永远不完整的人生，还有来自其他人如影随形、穷追不舍的轻蔑与侮辱”。

母亲作为养老院的护工，在她所照顾的病人珍的遭遇中，看到了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她怕女儿和自己到了老年，最终都会和珍一样，落得四肢遭到捆绑，不知会被送到哪儿去的凄惨下场。所以她对女儿的期望是“恢复正常”，过上一种有稳定工作和丈夫儿女的平凡生活。

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韩国，投身中东基建大潮的产业工人们，响应“家庭计划”的国家政策，生下一到两个孩子。为教育子女奉献一切的家庭主妇，和学业优秀的孩子，构成了韩国社会中典型的核心家庭。

正如“养一个好女儿，胜过十个儿子”的口号所鼓励的那样，随着育儿时间和教育费用的极度增长，父母在养育女儿时，期待的必然是比十个儿子更优秀的女儿。这意味着，在父母眼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儿不仅应该成长为具备高收益的优质劳动者，同时女儿也需要通过婚姻，过上一种父母认可的幸福生活，因为孩子在世俗意义上的顺风顺水，部分关系着无偿奉献了半生的母亲对自我的评价。

而对于女儿来说，一方面是自身对父母的经济依存期被无限拉长的现实，一方面是主体渴望摆脱幼儿状态，走向独立而不得的郁郁寡欢，还有费劲迎合抑或反叛父母期待，都需承受的格外痛苦。

在信奉“家庭主义”的韩国社会，“再生产的政治”框架持续运转，迎上年轻一代自我和平权意识的觉醒，代际在何为“家庭”的问题上，无法消解的观念冲突和人类最朴素的舐犊之爱剧烈撞击，成就了这部小说最吸引人的情感张力。

然而，作者并没有局限于“家庭”观念的重新洗牌这个单一主题。“我”主要是一位母亲，但“我”不仅仅是一位母亲。

在书中，养老院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发生在养老院的情节和相关人物，相对来说独立于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冲突，“劳动的尊严”问题以一种读来略感酸楚、颇感无奈的笔触，被精确地描述了出来。

有读者会倾向于把作为护工的“我”和被照料者“珍”之间的羁绊，解读成另一对用来点题的“母女”关系。然而，本文并不这样认为。书中的“我”作为一位有完整生命历程的中老年女性，并没有表露出任何精神寻母的诉求，而珍作为将毕生精力、热忱和时间投入公共事务中的活动家，选择资助并无血缘关系的人，而没有进入婚姻和家庭，应该相信这是珍忠于自我的主动选择。

这才有了“我”发现珍赞助长大的是素昧平生的人时的震惊和不解。当“我”在用血缘关系的排他性斥责女儿的生活方式时，突然发现有人把自己的生命力主动给予了陌生人，并且以这种不依靠血缘关系的方式过完了一生。

作者在为本书英文版所做的采访中，为珍这个人物的名字赋予了“走向善”的内涵，在这样的意义上，她的存在承载了值得认可的伦理价值。这又和“我”作为护工在养老院中所面对的工作伦理，构成一种令人不适的反差，而“我”的反叛也最终出现在这里。

当私人养老院发现珍无法再为机构带来赞助和捐赠后，马上取消了在药用纱布、尿布和卫生纸等消耗品上对珍的“优待”。毕竟一片尿布反复裁剪，可以用上好几次，“只要下定决心去执行，没有不能节省的东西”—这就是大多数照料老人的机构希望护工遵循的工作纪律。

而隶属于看护派遣公司的人，并不具备发挥劳动自主权的空间，作为同事的教授夫人、“年轻的新婚太太”和“我”的工作处境本身就是临时的、可替换的、用完即弃的。在这样的处境中，尚可劳动的弱者对丧失自理能力的弱者，“我”面对身长褥疮、皮肤溃烂的老人，生而为人的道德冲动如何安放？如果接受了“老人家感受不到痛”和“顺从现状、服从安排”，在良心上放过自己，将保护弱者不受伤害的问题摒弃于应尽的道德义务之外，那么，作为社会中的边缘性劳动力，在繁重低薪的看护工作中，“我”还能如何安放作为劳动者的尊严？

这部小说给出了跳脱常规的答案，母亲找到了安置珍的乡村疗养院，把她接回了自己家中。珍最后15天的生命带着一种双向救赎的意味，“无用的人”的尊严得到维护，同时母女家也获得了短暂的和平。

当我们看向本书中的所有女性，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劳动，为了某人而劳动构成一种共同处境。性别的议题在这里再次凸显出它的重要性，因为在现实里，女性劳动力经常被优先配置在这些“从市场角度来看不可见”的位置上，她们被安置在被判断为生产力不足的工作岗位上。

在同一个环境下，经济地位的稳定对于女性来说，是更难达成的一项成就。这个时候以爱的名义再次回归家庭，变成了一个合情合理的选项。早逝的丈夫留下了一套破旧的两层楼房，至少劳碌半生的母亲不用流落街头，所以母亲认定血缘家庭是最后的安全网。

而女儿非常规的性取向和生活方式，想过母亲这一关，需要优先回答的也是经济条件的问题。少数群体的身份想得到社会范围的接纳，首先需要用市场劳动参与者的身份自证“有用性”，公民权成为一种无法单独示人的天真主张。

这本小说被认为是继《82年的金智英》后，韩国女性文学领域的又一力作。然而，“女性文学”这个定语本身似乎隐含了一种假定，即无论世界上有多少女性，但作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少数群体，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单一的“女性的观点”。这种看似日常化了的归类，和“妇人之见”相比，在观念上有多大的进步吗？这个问题打个问号，放在这里。毕竟，似乎不曾听得《鹿川有许多粪》被打上“韩国男性文学领域力作”的标签。

帶着“女性文学”这样的标签来进入《关于女儿》，那这部小说所能触及的，自然会是对“女性问题”本身就感兴趣的小部分读者，这多少会是比较遗憾的。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力作，这部小说流畅地围绕母女关系的主线，穿插着对韩国当下诸多社会问题的反思；
此外，作者用生活化的笔触，细腻地呈现了“劳碌的人”“抗争的人”和“老去的人”的生命历程。与不堪重负的现实不同的地方在于，书中的四位女性在粗粝的生活中，用各自的行动选择了“毫不相干的外人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条理念。我们所有人都可能是某个人的过去、现在或未来，而所有人应该至少同意捍卫“人”的权利和劳动的尊严，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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