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主体教育30年

从1992年到2022年，主体教育实验在中国大地上走过了30年。当初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教育实验居然带给我们这么大的影响，它改变了一个个人的生活轨迹，改变了一个个学校的生态，改变了一节节课的样貌，创造了一段段师生生命的美好相遇。看见、唤醒、激励、发展人的主体性力量，是实验本身自带的光芒，它令主体教育拥有了旺盛的生命力。

30年间，主体教育实验的思想、理论、策略等已被许多专家学者解读阐释，又得到很多学校和教师的认同与践行。作为主体教育实验的亲历者，我谨回忆一些片段，致敬照亮我教育生命历程的那些教育大师。

“倔老头”：王策三先生

王策三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教授。1991年冬天，先生来到河南安阳人民大道小学（以下简称“大道小学”，我当时任职的学校）。听说先生崇尚简朴，我们安排先生住进了条件一般的宾馆。第二天，接先生到学校，他老人家一看学校的办公楼里还有两间房子，就说：“把这间屋子摆上床，我就住在学校了，这样与老师交谈更方便。”楼里没有卫生间，没有洗漱间，房间还在走廊的尽头，可是，先生执拗地坚持，并且“自作主张”地把自己的行李带到了学校，我们只好从命。在后来的交往中，先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简单、简朴、简洁的风骨，在让我们感到敬畏的同时，又心生一份亲切感，愿意走近他，倾听他的教诲。

1992年春天，实验正式开启，王先生与一大批学者来到小城安阳，来到大道小学。他提出了两条实验的原则：严肃严格地进行基本训练，诚心诚意地让学生做主人。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要坚持中国教育的优秀传统—严肃、严格，同时又要关注中国教育尚嫌欠缺的对人的关怀和激励—要诚心诚意地让学生的主体性得到发展。后来，在实验的过程中，我们慢慢体会到，这就是要寻找或者说要创造一条能够融合东西方教育精髓的新的育人路径，实现促进学生全面且具个性发展的学校教育改革。今天看来，实验的生命力和珍贵之处也在于此—立足中国大地，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新路径。

最初，主体教育实验的名称草拟为“少年儿童主体发展实验研究”，在论证的过程中，王先生提起笔加了一个“性”，于是，“少年儿童主体性发展实验研究”成为实验项目的正式名称。“主体性”让我们从是“教育主体”还是“主体教育”的纠结中走了出来，将实验的目光聚焦在激发学生的主觀能动性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教育形态，唤醒了一个个学生自我发展的力量。

实验的最初几年，一到暑期，我们实验班的教师就来到北师大，向专家们汇报心得。为了能够表现出我们实验的“高大上”，每位教师都充分准备了包括理论观点、指导思想、实践案例支撑的材料。可是当我激动万分地汇报时，却发现专家们并没有我们期待的那种“欣喜”，反而是一种“沉闷”。正尴尬时，王先生打断了我的发言，说道：“你就讲讲小故事吧，讲讲那些学生改变的事情。” 这正是教师最拿手的戏嘛！于是，教师们争先恐后地抢着发言……“举左手还是举右手”“字卡宝贝装进不同的口袋”“合作小组中的微型小组”“今天我上岗”等带着浓厚乡土气息的、富含生命活力的小故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教师们讲得兴奋，专家们听得专注。最后，王先生说：“什么是教育学？这就是教育学，老师们用自己的行动创造了中国的教育学！” “哇！”当时的我们一听，立马产生了一种使命感。没有什么比这种鼓励更让我们看到实验的意义和价值，因而更加满怀信心、义无反顾地投入实验之中。

1998年，中国教育学会面向全国遴选素质教育的实践成果，主体教育被列为六大成功模式之一。我们都十分兴奋，这是对我们深耕多年的认可啊。当我按捺不住欣喜，向王先生报喜时，他却冷静地说：“主体教育不是一种模式，而是一种思想，是超越模式之上的教育思想。”

2002年，我刚调到北京时，王先生问过我：“你从河南到北京，从教师到校长，主体教育给你留下了什么？”我毫不犹疑地回答：“就是对人的理解，对学生、对教师的尊重，而这种尊重不是表面上的客气，是融进血液之中的一种本能，是发自内心去欣赏焕发的那种源动力，也就是当校长要激发人作为主体的那种学习和创生能力。”王先生笑了笑，接着说：“就是这样，教育就是要解放人的能动性，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先生一以贯之的思想，对我影响深远。

大师大家：
顾明远先生

大家都会很自然地把“大家风范”与顾明远先生连在一起。

“大家风范”在于先生超前的思想。顾先生在1981年提出“学生既是教育的对象又是教育的主体”。今天看这句话很正常，但是当初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论。这也是主体教育开始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把学生当成独立的人，教育过程中强调学生的独立性，在当时还是一个很冒险的提法，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社会还没有“以人为本”这样的说法。从这个角度看，今天对于教育主体的习以为常其实得益于30年前一大批人的超前实践。

“大家风范”在于先生登高望远的境界。我记得有一件非常开阔眼界的事情。有一年，我们学校邀请顾先生到校视察，当我们介绍学校德育实践时，总结了这么一段话：建立以中国优秀道德传统为源头，融合东西方文化精髓，形成以马克思主义道德教育为主流的德育理论新体系。当我们铺好宣纸请顾先生题词时，先生把这段话写下来了，其中的一句话“融合东西方文化精髓”改成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当时在场的我们突然感觉思想宽阔了、眼界开阔了。就这样，我们每个实验人，自觉地把实验放到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坐标轴中去考量，再回到实践中创造属于中国的教育故事。

“大家风范”在于先生的亲和力。每每向他请教都是一种享受。先生徐徐道来，润物无声，又乐意倾全力托举。我当教师和校长时，常常得到先生的指导和“抬举”。主体教育进展八年时，我们编写了一本书《我要成为最佳的我—小学生主体性实验》，记录了实验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与成绩。当我拿着样书请教顾先生时，先生说：“这本书很有意义，我来写序。”于是写就了洋洋洒洒几千字的序文。我第一次出书的那种忐忑之心立刻变成了坚持实验的底气和信心。

先生听过我的课和在一些场合的发言，常常给予我鼓励和赞许，也为我写过一篇文章—《可贵的教师气质》，说我身上具有这种说不清但又能感受得到的“可贵的气质”。这种鼓励让我以此为目标修炼自己的教育人生，虽然至今不及目标，但我每靠近一步，都得益于先生的引导和鼓励。

“带节奏”最强人：裴娣娜先生

从1992年春天开始，在裴老师的带动下，北师大一批学者背起行囊，聚集在安阳小城，与我们这些一线教师“摸爬滚打”在一起。在前八年的实验中，每年的寒暑假和劳动节、国庆节都是实验深入讨论的时光，大家似乎像装上了“永动机”一样，不知疲倦地深耕在实践一线。时至今日，只要一提起“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我的脑海里就会本能地浮现当年的画面。30年来，实验的扩展和深化都凝结着裴老师的智慧和人格魅力。她用理论的力量改变着我们的思维结构和认知，拓展着实验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裴老师始终是那么精神抖擞、快言快语，我们跟不上她的思维，也跟不上她的工作节奏。学校负责打扫卫生的老师傅说，早上5点左右就能看到一个教授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写东西。原来裴老师住在学校的小宿舍里，担心早上开灯工作影响同屋的人，就悄悄坐在走廊里工作。实验过程中提炼的六条发展学生主体性的教学策略和四个教育观念，基本上都诞生于那一个个静悄悄的早晨。跟着这种节奏，我们实验班的教师们坚持写日记、做课题，上课之余的对话、研讨、反思成为我们的主要工作节奏，人人都是那种时不我待、夜以继日的全情投入。

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丰满理论，就在这样一次次的互动中，实验的内涵得到了不断的升华，参与实验的教师们的交流话语体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变得更有思考、更有观点。重要的是，教学的现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华东师范大学的王道俊教授在听课之后，激动地说：“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愿意成为大道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应该说，实验班课堂上流淌着一种珍贵的由师生思想碰撞带来的生命活力，得益于裴老师等一大批专家所带来的理论提升和指导。

“创设和谐情景，鼓励学生合作学习;鼓励学生积极学习，主动参与;加强科际协作，严格教与学的要求;注意个别差异，尊重学生的个性和才能;培养学生的自我调控能力，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创设自我表现机会，使学生不断获得成功体验。”其中的“合作、参与、严格、差异、创新、成功”六大关键词，成为引导每位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的关键一环。因为这是看得见的目标，也是可落地的措施，让教育实践拥有了理论的厚重，让“主体性”这一哲学上的抽象概念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可操作的教学行为。

“启蒙”老师：周玉仁先生

说起我的“启蒙”老师，还得从实验之前谈起。学校派我到北师大学习，师从周玉仁教授—我国现代小学数学的奠基人。開始实验时，周老师带领大道小学的数学教师，立足于学科教学的改革，探索一条数学学科培养学生主体性的改革之路。

每个学期结束前，我们都要出考试卷。如何命题，每道题目测什么，其实都是凭着经验做。实验期间，每个学期结束，我把初步命题的卷子寄给周老师，大概一周后就会返回。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和打印机，全是手写手改。周老师对每个题目的修改和调整都在推动我不断反思“为什么要这样改”，那种顿悟是一种欣喜，也让我从经验型教师逐步转向了反思型教师。周老师在修改题目时，特别强调知识的“活性”，使学生明确数学的作用，掌握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检索信息、提取已有知识的能力，学会综合、灵活地运用知识，而不是花大量时间去演练与升学考试试题相类似的题型。教师应向学生提供解决非常规数学问题、与日常生活有关问题、开放的或没有固定结论的问题的方法。今天看来，所有这些都指向了对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也就是对主体性的激发和培养。

数学教学一直走在我国的课程改革前沿，在周老师的引领下，实验班的数学学科也从一开始就站到了课程改革的前沿。记得我们研究了一节课“圆的周长”，创造了学生根据问题自主动手实践的环节，结论不一致的反思过程体现了数学再发现的创造过程。周老师听过课后就把录像带到了北师大，与来访的美国学者交流。后来周老师反馈给我们说，美国的学者观课后很惊讶，一再追问：“什么样的教育哲学才能支撑起这样的实践？”大家听后异口同声地说：“主体教育呗！”

当我教学与管理忙得一团糟时，周老师严肃而又担心地告诉我：“刘可钦，外延要清楚，内涵才丰富。”哦，我一下子明白了，做好教学才是学校工作之本。30年过去了，我从一名“会上课”的教师成长为能够“上好课”的名师，从批改作业后就闭环工作拓展出了持续研究教学和课程改革的开放的研究之路，从当一名好教师转向为办好一所学校负责任。我每一次教育生涯的转型都得益于主体教育的思想力量，与周玉仁老师对我手把手、面对面的指导和帮助分不开。

“个性”校长：姚文俊先生

我曾经写过一篇《开明校长》的文章。确实，用“开明”这个词形容姚校长，我们都觉得很贴切。姚校长是大道小学的时任校长，在他手下工作，最大的体会就是“天高任鸟飞”，我们的思想可以自由驰骋。最明显的成就动力来源于姚校长办公室的那幅字“敢为天下先”，因为那是我们义无反顾地投入改变和创新中的源动力。

这个开明的姚校长，还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实验能够在小城安阳的一所学校落地，正是得益于姚校长的鲜明个性。或者说，他就是一个主体性人格十分突出的人：不满足于现状，不人云亦云，力求变革，思路开阔，眼界独特。在世纪交替的时代，敏锐地捕捉到教育改革的“本质”。于是，带领我们“南下北上”遍访名师大家，寻找一条能够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真理之路”。

在北师大原教育系的会议室中，王策三先生、裴娣娜先生等一大批学者，在听过姚校长的“实验施政演说”后，第一个“拍板儿”的就是王策三先生：“这个实验好，我参加！”也是那个时刻，开创了我国第一家大学理论工作者和小学实践工作者捆绑在一起做实验的先河。

做实验，总得有一些词儿啊、口号啊之类的语言，形成口口相传的影响，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学校文化。姚校长组织了几次讨论，想提炼几句话，表达“主体教育”思想办学的精髓。我们说了很多，都因为“个性”不够独特而落选。一次次的碰撞、颠覆、再生，终于落定了三句话：

校长的话：
全面发展打基础，个性发展有特长。

教师的话：
因为有了你，我才喜欢当老师。

学生的话：
我要成为最佳的我。

用三个主体的对话，描述了一所学校发展的内动力，诠释了主体教育对三个主体的殷殷期待。这还不够，姚校长又大笔一挥写下来“面向未来，高扬人的主体性”，并把它做成大字高高地悬挂在教学楼的顶层，一进校门，人人能够看见，成为大道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更表达每个人心中对美好教育的“诉求”和坚持。30年来，大道小学先后走出来20多位学校的领导者，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这样的基因，在不同的学校传播着这种精神，成就了一所所好学校的诞生。

（作者系国家督学、北京市中关村第三小学原校长）

责任编辑：孙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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