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松江地区董其昌笔法的传承 董其昌笔法

　　 董其昌是有明一代最为著名的书家之一。《明史》记述董其昌书法时曾说：“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初，华亭自沈度、沈粲以后，南安知府张弼、詹事陆深、布政莫如忠及子是龙皆以善书称。其昌后出，超越诸家。始以宋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董其昌以其非凡的书法造诣，在明末产生重要的影响。到了清代，因为康熙皇帝的喜好，董其昌书法的影响日见其盛。作为松江地区的书家，董其昌的书法对松江地区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和深刻。松江地区书家学习董其昌书法蔚然成为风气，这些学习董其昌书风的书家群体中，沈荃、王鸿绪、张照最为著名。梁�《评书帖》云：“董公其昌传执笔法于其邑沈公荃，荃传王公鸿绪，鸿绪传张公照，照传何公国宗，国宗传白下梅君�。予学书三十岁，后始缘�得其传。”沈荃、王鸿绪、张照均为松江人，他们构成了清代初期松江地区的董其昌笔法传承的主线。
　　
　　 一、董其昌与沈荃
　　
　　 从沈荃传世的作品风格和文献中对沈荃的书法评价看，沈荃学书于董其昌并得董氏笔法没有疑问。梁�说董其昌亲传执笔法给沈荃，孙在丰在《掌詹少宗伯沈文恪公家传》中也说：“同邑董宗伯其昌以善于书画为季明艺林之冠，而公生其乡，且亲承其教。”
　　 我们知道，董其昌生于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卒于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沈荃生于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如果沈荃得董其昌亲传笔法，也只能是在崇祯九年之前的几年间。董其昌曾经在天启六年至崇祯三年和崇祯七年至崇祯九年两段时间居松江。
　　 就书法学习而言，作为沈粲的后人，家学渊源，沈荃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书法十分正常。但问题是，即便沈荃此时学书，四五岁的年龄能否拜在董其昌门下，董其昌能否会对很小的沈荃传授执笔法，很值得怀疑。因而可知沈荃在天启六年至崇祯三年间去向官为礼部尚书的董其昌请教书法的可能性并不很大。
　　 崇祯七年到崇祯九年，沈荃在11岁到13岁间。按照年龄来看，这个时候的沈荃对书法应该有一定的体悟，不能排除沈荃在家人长辈的引领下去拜访董其昌的可能。但有两个事例让又我们确信沈荃并未得董其昌亲传笔法。
　　 其一，王熙在《通奉大夫日讲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加礼部侍郎谥文恪沈公荃墓志铭》中论及沈荃的书法时说：“公书法最工……晚年于米海岳董文敏至深。”王熙为沈荃同时代的人，对其行状应该有很清晰的了解。如果沈荃在年少时就得董其昌亲授执笔法，王熙应该在沈荃墓志铭中指出，而不是说沈荃晚年对董其昌用功至深。
　　 其二，松江书家沈楫系沈度八世孙，与沈荃同族，其书法亦多得于董其昌。沈楫论董其昌书云：“余尝受知于董文敏公，虽未得亲承函丈，而入微之语，流溢听闻。……”沈楫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大沈荃9岁。大沈荃9岁的沈楫虽然“受知于董文敏公”，却没有机会亲得其授，而是由“流溢听闻”得来的。沈楫尚如此，小沈楫9岁的沈荃更无机会得董其昌亲授执笔法。
　　 我们认为，沈荃虽然未得董其昌亲传笔法，但他还是深入学习了董其昌的书法，对于董其昌书法也有自己深刻的认识。沈荃在跋《董其昌临诸家帖》中说：“诸名家书皆尽态极妍，至思翁遂不觉有观止之叹。总缘天骨秀逸，造诣深至如大士化身，无不具神明之观也。”沈荃对董其昌书法妍美的评价是客观的，而随之论董氏书法“天骨秀逸”臻“神明之观”之语，系对董其昌的书法认识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又如：“文敏此卷媚秀圆美，深得棉里裹针之妙。所见虽多，无有逾此者。”媚秀与妍美的内涵是一致的，而“棉里裹针”之论，是在强调董其昌书法秀媚之外能得骨质。
　　 擅董其昌书法的沈荃得到了康熙帝的欣赏与推重。《松江府志》记曰：“荃以书名海内，被圣祖仁皇帝特达之遇，殿庭屏障以及御座箴铭皆属荃书。圣祖尝召入内殿赐坐，论古今书法。凡制碑版及殿廷屏障、御座箴铭，辄命荃书之。……使内侍传谕安溪李公曰：‘朕初学书，宗敬之父荃实侍，屡指陈得失，至今每作书，未尝不思荃之勤也。’”能于内殿与康熙论书，并指陈康熙书法得失，可见康熙与沈荃二人的关系。关于康熙尊重沈荃事，王熙《通奉大夫日讲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加礼部侍郎谥文恪沈公荃墓志铭》记曰：“尝于御前临米海岳帖，上见其笔秃，取凤管一亲吮毫以授。公尝小疾，遣内侍至京邸问，及入见亲问安否。赐以酒，公微醉，命内侍扶之出，其宠眷如此。”
　　 沈荃学习董其昌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更多的只是貌似董书，其书法过于温厚圆钝，虽得秀雅，但因少空灵而乏神采。诚如杨宾于《大瓢偶笔》中说：“沈绎堂学董而无气韵。”
　　
　　 二、沈荃与王鸿绪
　　
　　 从沈荃的经历看，自顺治九年中进士开始至康熙元年，沈荃一直在外任官。康熙元年至六年，沈荃丁忧在家，此后沈荃又在外任官。康熙十年到康熙二十三年，沈荃在南书房任职。王鸿绪于康熙十二年中进士，之后在京城为官。沈荃与王鸿绪有可能接触有三段时间：一是顺治九年之前，也就是王鸿绪8岁前的一段时间；一是康熙元年至康熙六年沈荃丁忧在家期间，当时王鸿绪18岁至23岁；一是王鸿绪于康熙十二年中进士后在京任官开始到沈荃康熙二十三年去世前的12年间。王鸿绪若向沈荃学习抑或请教书法，也只能在这三段时间之内。
　　 检诸沈荃和王鸿绪的诗集可知二人间的交往。
　　沈荃有《王季友初度》（癸丑八月）云：“华阀登高第，如君复几人。三株开宝树，二华插青�。绣豸传佳雪，雕虫薄等伦。披云沈刻漏，侧弁落星辰。风雨含毫速，芙蓉撷彩新。千言包万象，只字入无垠。翰染羊裙墨，吟高郢雪春。登楼应有赋，覆局炯通神。当宣求贤急，群儒献策频。胪传惊姓氏，朝集庆臣邻。卫�看鸦鬓，安仁簇锦茵。宫花金菡萏，内厩玉麒麟。已壮文汇气，兼销学海尘。西清朝珥笔，东观晚垂绅。扈从临芳苑，天颜动紫宸。幔城张广宴，仙�驻芳津。飞�莲花叙，听鹦碧柳滨。王侯同礼数，衰朽共逡巡。自忝通家旧，尝怀汉室薪。论年嗟老大，拭目望嶙峋。弧失张华屋，宾朋祝大椿。闻声来缟�，自远展姻亲。顾树�常绩，弥坚社稷身。千秋公等在，早晚待�纶。”诗中言“三株开宝树”盖指出王顼龄、王九龄、王鸿绪三兄弟。三兄弟均在康熙朝得高位，得康熙帝荣宠，一时无两。
　　 王鸿绪则多有诗赠与沈荃，诗句间可见王鸿绪对沈荃的尊重。
　　 《饮沈绎堂先生寓斋》云：“早受中郎赏，春风尚后时。阮途空返辙，潘鬓欲成丝。寂寞通门旧，艰难国士知。床头书万卷，暇日许同披。”王鸿绪言“早受中郎赏”，一句点明自己得到沈荃的欣赏，二人的关系十分明了。又诗云：“八咏楼头月，光华满逼虚。每迎珠履客，兼枉席门车。招饮名花下，分题夜漏馀。龙蛇看染翰，一一右军书。”王鸿绪誉沈荃书为“右军书”，而不言及沈氏书类董其昌，可见以王羲之比赞书家是当时书法评价的方式之一。
　　 王鸿绪有《赠沈绎堂先生》赞沈荃书法。诗云：“明初二沈书杰出，布衣选入宫中秘。先生文采继昔贤，上第看花致高位。少年临池水尽墨，秦篆汉隶参胸臆。姿态微分舞掌轻，圭角全含扛鼎力。世人但知妩媚好，忍使兰亭无古则。先生执笔如遇敌，欧骨虞筋有心得。一时碑版照四裔，好事盈门铁裹阈。声名煊赫腾天阊，圣人召见登明光。金�常侍列阶侧，银鱼学士趋案旁。先生濡毫倚玉管，琼笺十丈含星芒。踌躇满志方一发，精锐欲倒钟王墙。是日天颜大悦怿，亲挥巨幅字数行。势如金电掣雨至，烂若云汉参龙翔。先生目炫惊捧日，敢道臣书亦第一。吾皇解赐紫貂衣，色润毛深光似漆。羽林将士矜拍张，此时却羡怀铅笔。倾城士夫走相贺，鹤盖成阴衢巷溢。呜呼，遭世明圣非偶然，几人上殿挥云烟。君不见内史蕺山书竹扇，止令女姥求百钱。”诗中对沈荃的家学传承、书法风格、康熙帝的推重多有论及。如“声名煊赫腾天阊，圣人召见登明光”、“是日天颜大悦怿，亲挥巨幅字数行”、“遭世明圣非偶然，几人上殿挥云烟”等句就是对康熙欣赏沈荃的描述。
　　 考察王鸿绪与沈荃的诗文交往，虽不能遽定沈荃传王鸿绪笔法，但王鸿绪诗中对沈荃及沈荃书法的尊重，又结合王鸿绪“早受中郎赏”的记述，言王鸿绪请教沈荃书法是可信的。
　　 清人较认可王鸿绪对董其昌书法的学习，但也指出王鸿绪学习董其昌尚未达到相应的高度。梁�《评书帖》云：“王鸿绪得执笔法，学董元宰，腴润有致，然不免弱耳。”
　　
　　 三、王鸿绪与张照
　　
　　 张照家族与王鸿绪家族均是华亭望族，两个家族之间有姻亲之谊。张照是王鸿绪兄长王九龄的外孙，作为王鸿绪的外孙辈，向其学习书法也在情理之中。
　　 张照少时即向王鸿绪学习书法，在《跋自临赵文敏书唐律》中张照自述曰：“余年十一二，大人以敬慎老人书《琵琶行》及《溪上》等律七首同册付学，此余平生学字之始也。年十六至京师，从友人几砚见思翁临《溪上》七首墨刻，年二十见陈学士世南所藏思翁《琵琶行》，乃知敬慎粉本于此。然但知《溪上》七首为思翁临松雪书，未见松雪帖也。”张照在12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王鸿绪所书《琵琶行》及《溪上》等墨迹，而后又知王氏所书皆“粉本”于董其昌。盖张照自王鸿绪而学于董，此又可与梁�所言王鸿绪传张照董其昌执笔法相印证。
　　 张照学王鸿绪笔法的问题，包世臣亦有所记。包氏在《艺舟双楫》中云：“尝闻横云山人每见其甥张得天之书辄呵斥，得天请笔法，山人曰，‘苦学古人，则自得之。’得天因匿山人作书之楼上三日，见山人先使人研墨盈盘，即出研墨者而键其门，乃启箧出绳系于阁枋，以架右肘，乃作之。得天出，效为之经月，又呈书，山人笑曰，‘汝岂见吾作书耶？’”虽然包世臣误张照为王鸿绪的外甥，但包氏所述张照学王鸿绪笔法是十分明了的。
　　 张照一生对董其昌全身心投入，他对董其昌有着深刻的评价，不仅涉及临帖、技法、用笔，更涉及高度、地位、影响：
　　 崇祯乙亥香光居士八十一岁矣，笔意冲夷高远躏唐人之庭而入其室。元以后书坛四百年执牛耳有以也。……
　　 思翁临此为明万历四十六年，年亦六十余矣。精采焕发尚如初日出云名花当午。百岁以来书坛执牛耳，无谁能与迭主夏盟者，非偶然也。
　　 思翁此书便有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之意，虽用襄阳法，而具有坡公神髓，在真迹中如是合作亦不多睹。
　　 将董其昌定义为有明一代甚至元以后四百年书坛执牛耳者，并强调“虽松雪亦莫能与京”，显然是出于张照对董其昌的偏爱，这似乎也更能说明张照是深潜董其昌而能得董氏笔法的人。
　　 张照书法在清前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时人对其书法评价很高。乾隆帝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曾作诗怀念张照云：“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即今观其迹，宛似成于昨。精神贯注深，非人所可学。……”乾隆帝以张照书法过于米董而为羲之后一人，将张照推到了有清以来书法第一人的位置，这种评价足见乾隆对张照书法的喜欢和推重。
　　 清人认为张照学颜已经超越了米、董。阮元《石渠随笔》云：“张文敏照临《争坐帖》有两卷……内府收藏不下数百种，当以此二卷为甲观，笔力直注圆健雄浑，如流金出冶随范铸形，精彩动人，迥非他迹可比。内府亦收藏董文敏临《争坐位稿》，以之相较，则后来者居上，同观者皆无异词，不观此不知法华庵真面目也。”
　　 当代学者启功、刘恒对张照在清代书法史上地位的定义颇为准确和妥当。启功言：“有清八法，康、雍时初尚董派，乃沿晚明物论也。张照崛兴，以颜米植基，泽以赵董，遂成乾隆一朝官样书风。盖其时政成财阜，发于文艺，但贵四平八稳。而成法之中，又必微存变化之致，始不流为印版排算之死模样。此变化也，正寓于繁规缛矩之中，齐民见其跌宕，而帝王知其驯谨焉。”刘恒在《中国书法史・清代卷》中说：“在康熙末到乾隆初的帖学书风转变过程中，具有明显作用的当属张照的创作实践和乾隆弘历对赵孟兆页 书法的推重。”从书法史的角度概括了张照在清代书坛的地位。
　　
　　 四、松江地区学董书家群体
　　
　　 沈荃、王鸿绪、张照之外，清初松江地区还有一些学董其昌书法而能得笔法的书家，这些书家或直接学于董其昌，或学于沈荃，或学于王鸿绪、张照等人，使董其昌的笔法在松江地区得以广泛传承。
　　 冯守礼（生卒年不详）。《松江府志》记曰：“工二王小楷，为董其昌入室弟子。从父�，字天垂，亦以工书为名，诸生。守礼素承家学，研精八法，由太学生考授同知。圣驾南巡献所书字册，奉旨入直武英殿纂修《佩文韵府》。……弟守真，字宝初，亦以工诗善书受知沈文恪荃。”
　　 傅廷彝（生卒年不详）。《松江府志》记曰：“工书，为董文敏高弟，年八十余，犹作蝇头细楷。”《大瓢偶笔》所记略有不同：“真法钟，草法大王。国初皆法二王而廷彝辈又好米南宫，下笔恣肆，结体遒劲。”
　　 吴泰（1578 1678）。《松江府志》记曰：“诗文书法为董文敏、陈徵君所推重。”
　　 沈楫（1615 ？）。沈楫跋《董其昌临乐毅论》云：“余尝受知于董文敏公，虽未得亲承函丈，而入微之语，流溢听闻。”《松江府志》记沈楫曰：“明学士度之后，……书千字文易钱千文为薪水资。”
　　 朱轩（1620 1690）。《江南通志》记曰：“轩少学书于董其昌，学画于赵左，尝谓古人以画为写，必以书入画始佳。”
　　 高层云（1634 1690）。《扬州画舫录》记曰：“工诗，兼善书画，得者多宝藏之。字法极似董香光，洵为能品。”
　　 王图炳（1668 1743）。《松江府志》记曰：“其书法出入赵董两文敏间。”《昭代名人尺牍小传》记曰：“图炳书得董文敏笔意。”
　　 沈宗敬（1669 1735）。《昭代名人尺牍小传》记曰：“书得家法。”《松江府志》记曰：“家世工书。宗敬兼工画，经进图幅皆蒙睿赏，名公钜卿争购手迹以为重。”沈宗敬为沈荃之子，既得沈荃之学，亦可理解为沈宗敬假其父得董其昌笔法。
　　 陈廷庆（1754 1813）。《松江府志》记曰：“书法初师赵董，后专学晋人，出入钟繇皇象间。世亦未之识也。”
　　 沈虬（生卒年不详）。《江苏诗征》记曰：“其书初学文待诏，继学董文敏，皆肖其神。”
　　 徐良（生卒年不详）。《昭代名人尺牍小传》记曰：“良工书，似董文敏。”
　　 杨汝谐（生卒年不详）。《关陇舆中偶忆编》记曰：“柳汀书学米、董，粗笺秃笔，波磔得神。”
　　 徐是效（生卒年不详）。《松江诗话》记曰：“古文似归震川，书法似董文敏。”
　　 冯守贞（生卒年不详）。《松江府志》记曰：“工书，圣祖仁皇帝尝问大学士王文靖曰：‘詹事沈荃后谁为善书者？’文靖以守贞对。促入都，已前没矣。”
　　 赵秀（生卒年不详）。《松江府志》记曰：“从泾南司寇游，所学益进。”
　　 葛泳（生卒年不详）。《松江府志》记曰：“工书。喜仿张司寇照笔意，极得神髓。偶假司寇名署款，见者莫辨真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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