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广东发迹记(下)] 蒋介石传奇

　　左袒孙文主义学会 　　 　　自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以来，在国民党内部就存在着革命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在黄埔军校则表现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和斗争。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最早称“青年军人代表会”，后进行改组，蒋介石为此亲自写了《组织发起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序言》。1925年2月1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其主要成员多为共产党员，如蒋先云、李之龙、徐向前、陈赓等。名义上联合会归黄埔军校党代表领导，实际上由周恩来和中共党支部领导。
　　随着联合会影响的扩大与日益发展，引起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恐惧，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不满。在蒋介石的暗中支持下，1925年4月24日，黄埔军校成立了一个贺衷寒为主席的六人执行委员会。最初取名为“中山主义研究社”，后改名为孙文主义学会。这是一个以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为宗旨的右派组织。黄埔军校教育长王柏龄、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海军将领陈策、欧阳格等人都是学会骨干。幕后操纵者是戴季陶。
　　戴季陶与蒋介石结识于1908年留日时期。1920年二人在上海交易所做投机生意，一起组织“恒泰号”，关系才密切起来，并和张静江一起结为异姓兄弟。成立黄埔军校后，蒋任校长，戴任政治部主任。但不久，戴负气去了上海，1924年11月，作为孙中山的日本秘书，随之北上。孙中山逝世后，他执笔起草了一份《接受总理遗嘱宣言》，第一次提出“纯正三民主义”的概念，并在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之后炮制出《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右派思想，被称为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的出笼，是国民党内右派势力长期反对国共合作思想和行动发展的产物，是右派思想的总结和升华。它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作了思想基础上的准备。
　　蒋介石实际上是戴季陶主义的策划者和主持者，二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对苏联与共产党人，蒋介石从一开始骨子里就埋下了“士可用不可信”的悬机。1926年3月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分子在党内不能公开，即不能相见以诚。办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内部分子貌合神离，则未有成功者。”8月30日，他又在日记中说：“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切齿也。”
　　但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蒋介石不敢公开暴露反共心态，相反在公开演说中还强调“为三民主义而死即为共产主义而死”。对于军校两派斗争，他虽然实际是支持孙文主义学会的，但暂时采取了容忍的两面态度，时而压制左派，时而批评右派，尽可能把两派的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但当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势力大大超过了孙文主义学会时，蒋介石开始恐慌起来。为限制革命力量的发展，蒋介石以校长的身份，别有用心地要求两派“和解”。
　　1925年12月8日，他在潮州行营召集第一军各政治部职员及各级党代表会议，讨论调和党争问题。会上，孙文主义学会头目、第一团党代表贺衷寒宣传：“一个革命政党内，绝不能容许两种不同主义的信仰者长久存在，长期合作。与其将来斗争分裂，不如及早各走各的路。但我们两党可以联合对付敌人。”青年军人联合会也不容他含沙射影地攻击自己，其代表也纷纷发表言辞，以示抗议。双方意见分歧，最后蒋介石提出两项办法：“校内共产党员活动，均应公开；总理准共产党员跨国民党，而未准国民党员跨共产党，然亦未明言其不准，本校党员如有愿加入于共产党者，须向校特别党部申明并请准”，要求双方必须采纳。
　　这两项办法提出后，孙文主义学会王柏龄等更加有恃无恐，他们大张反共旗帜，甚至公然与西山会议派相结合，定于12月29日举行示威行动，散布西山会议传单。但蒋介石生怕其反共面目过早暴露，即大骂王柏龄等“糊涂至此，可恶殊甚！”并严厉阻止。
　　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夺取军权，打击青年军人联合会，便玩弄两面手法，借口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下令解散这两个组织。4月16日，青年军人联合会被迫“自动取消”。21日，孙文主义学会也宣布解散。
　　为防止共产党人的活动，6月27日，蒋介石发起组织了一个在其控制之下的统一组织“黄埔同学会”，但没有达到目的。他说，我们黄埔同学会组织之后，反被CP分子从中把持，不仅不能发生一点效力，反增一分不好的影响。因此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立即派人改组了黄埔同学会，使其成为监察中共、防止中共在国民党内活动的一个机关。
　　
　　平叛东征，以胜利者自居
　　
　　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势力为了破坏中国革命，一面造谣污蔑，挑拨离间，破坏国共合作；一面支持广州内部的反革命势力搞颠覆活动，怂恿陈廉伯利用广东商团势力，推翻以孙中山为首的大元帅府，建立“商人政府”。
　　8月初，孙中山获悉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协同陈恭受等人向香港德商购得大批军械，由一外国货轮秘密运往广州，立即指示蒋介石进行查处。8月9日，蒋介石派遣永丰、江固两舰出巡，在白鹅潭截获偷运枪械入广州的挪威商轮哈佛号。次日，他命令将该轮监押至黄埔，并扣下了陈廉伯向英商南利洋行订购的9800多枝长短枪和300多万发子弹。于是，商团借此兴风作浪，煽动罢市风潮。
　　就在商团扣械事件未了之际，孙中山因迫于广州处境的困难和江浙战争的爆发而主张放弃广州，集中全力北伐。9月18日，孙中山发表宣言，宣布第二次北伐。10月9日，孙中山考虑到黄埔军校和蒋介石的安全，特于韶关前线密电蒋介石：“今兄已觉得广州有如此危险，望即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速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此事电到即行，切勿留恋。” 蒋介石以此事关系切身利害，立即回函，表示决心死守黄埔待援助，说：“黄埔危在旦夕，中正决死守孤岛，以待先生早日回师来援，必不愿放弃根据重地，致吾党永无立足之地……”
　　次日，商团枪杀庆祝双十节游行的革命群众的惨案发生后，鲍罗廷立即让蒋介石电问孙中山处置意见，蒋介石在密电中提出“严办商团”的主张，孙中山即批示“严行查办”。14日，孙中山下达手令，委蒋介石以平定商团之全权：“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堂、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
　　蒋介石接到命令后，立即命令黄埔军校学生队开赴广州，并督率其他各队分别向西关西瓜园、太平门、普济桥一带警戒。10月15日晨，政府军向商团军发起总攻击，由蒋介石率领“联军”负责总攻西关。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革命军很快就粉碎了这场反革命叛乱。
　　参加平定商团叛乱后，1925年2月蒋介石又奉令率黄埔校军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黄埔校军连克东莞、石龙、常平等地，在队伍经过常平车站时，蒋介石激情难抑，赋诗抒怀：“亲率三千子弟兵，鸱�未靖此东征。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涕泪横。”
　　2月16日，东征军攻克淡水，捷报传至北京，身患重病的孙中山感到很大的安慰，即命汪精卫复电蒋介石奖励前线将士“努力杀敌，以期三民主义之实行”。东征军乘胜前进。
　　但陈炯明不甘心失败，一面固守惠州，一面急调林虎、刘志陆两部由五华、兴宁增援。3月12日，黄埔军在棉湖西北山地与林虎主力相遇，当即展开激战。蒋介石命令第一团正面阻击敌人，第二团和许济第七旅绕到敌人后侧进攻，想以正面突破与迂回袭击的战术打败林虎军。战斗从拂晓到下午4时，一直没有停歇。面对十倍以上的敌人，黄埔学生军虽顽强奋战，但死伤已在三分之一以上，形势十分危险。蒋介石万分焦虑。他与苏联顾问赶到炮兵阵地，气冲冲地对陈诚吼道：“娘希匹，你的几门山炮都哑了吗？你这个炮兵连连长也不想想办法，把炮架起来打打看！”陈诚将炮瞄准敌军，本已打不响的大炮，竟然响了起来，数发炮弹落入敌群，引起敌军极大恐慌……
　　棉湖之战是第一次东征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是对黄埔校军和蒋介石的一次严峻考验，黄埔校军仅以区区两个团力敌林虎6个师，并大获全胜，一时军威大振。
　　正当东征军右路攻克潮、梅，进行休整的时候，担任进攻河源和惠州的左中两路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却潜回广州发动武装政变，大本营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决定武装讨伐，命令蒋介石从前线回师靖乱。
　　6月9日，蒋介石指挥东征军与滇、桂军在石龙、石滩一带展开激战。10日，开始向瘦狗岭、龙眼洞等处进攻。与此同时，西江李济深率粤军，沿广三铁路东进；北江谭延�率湘军、朱培德率滇军、陈潜率攻鄂军，沿粤汉铁路南下；珠江南岸李福林率“福军”，也隔江予滇、桂军以重大威胁。经过激烈战斗，祸粤数年、拥兵数万的滇、桂之军，终于被消灭。广州局势再次转危为安。
　　随着平定刘杨叛乱战斗的胜利，按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正式成立了国民政府，汪精卫为主席。当时蒋介石虽然还不是国民政府的委员，但在7月3日成立以汪精卫兼主席的军事委员会中已与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许崇智并列为八委员之一。 不久，军委会决定将党军、建国军一律改编成立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学生军和一部分粤军改编为第一军，以蒋介石为军长。同时改编成立的还有第二军、第三军、第四军、第五军等。
　　正当国民政府实行军政、财政、民政改革时，盘踞在东江一带的陈炯明残部，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死灰复燃，再次对国民政府造成威胁。国民政府遂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9月28日，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以第一军、第四军为基干，讨伐东江叛军。周恩来为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协同蒋介石指挥作战。
　　东征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惠州。10月10日蒋介石下达了进攻惠州的要领，对攻城部队的选出、编组攻城的指挥及动作、炮兵目的、其他部队的配合以及联络行为都作了明确而又详细的具体规定。攻城时，广大黄埔师生浴血奋战，尤其是共产党人更是冲锋在前。经过两天的激烈搏斗，革命军终于占领了号称“南中国第一天险”的惠州城。
　　东征军攻克惠州后，即乘胜东进。不久，继续东进的第三师在华阳附近与敌主力遭遇，陷入重围。前来督战的蒋介石感到形势不妙，急得叫喊要“杀身成仁”。时任总指挥部警卫的陈赓急忙上前劝阻，他见敌军将近，背起蒋介石就跑，跑了几里路，过了一条河才脱离险境。战后，蒋介石说：“华阳之役，实为东征中成败最大之关键”，“幸仗总理在天之灵，出奇制胜，转危为安”。当夜，蒋介石退回羊高圩，尚心有余悸。
　　蒋介石退回羊高圩后，立即组织三个师的兵力进行反攻，打败敌林虎部万余人。接着，又于河婆歼灭洪兆麟部五千人。于是东征军长驱直入，先后克复五华、兴宁、潮安、汕头、饶平，并乘胜肃清梅县、大埔一带残敌。第二次东征取得了巨大胜利。
　　在第二次东征的同时，蒋介石又派革命军南征盘踞于高雷区、海南岛等地的军阀邓本殷。10月29日，打退了邓本殷的北扰部队，并于12月初先后克复阳江、肇庆、廉江、廉州等地；1926年2月克复海南岛，胜利结束了南征。
　　至此，革命势力统一了广东全省。作为此次广东统一过程中的最高军事指挥者，蒋介石以胜利者自居，政治野心日益膨胀。
　　
　　际遇廖案，跃居中常委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平逝世。由于孙临终时未指定接班人，留下权力真空，国民党内展开了争权夺势的激烈斗争。7月1日，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席，许崇智、胡汉民、廖仲恺分管军队、外交与财政，组成一个集体领导架构。此时蒋介石只是军事委员会委员，还未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圈内。但不久发生了廖仲恺遇刺案，蒋介石向获取最高权力迈出了第一步。
　　廖仲恺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领袖。他坚决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推行三大革命政策，并同国民党右派进行过不懈的斗争，深受孙中山的器重。国民政府成立后，他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财政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大元帅府大本营秘书长等多项职务，手握实权，成为国民党内一位中心人物。
　　由于廖仲恺坚决的反右态度，遭到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的嫉恨。同时，黄埔军校势力的壮大，也引起以许崇智为首的粤军将领与其他地方军阀政客的不满。作为黄埔军校负责人的廖仲恺与蒋介石被列为暗杀对象。早在刺廖案发生前，当时以“左派”面目出现的蒋介石就两度遇刺。一次是蒋介石从黄埔军校赴城内办事途中因座车发动机故障进行修理时，改乘卫士的汽车入城。卫士等他的座车修好，驱车随后紧追，至东坡楼附近，当地驻军看到此车插有青天白日小旗，认定是蒋的座车，即向其开枪射击，将汽车打翻，两名卫士被打死，而蒋介石却因此脱险了。一个月后，蒋介石乘车到东城门口时，又遇两个刺客。不过侍卫人员两天前已对他俩严加注意，一见刺客抬手，马上先发制人，击中其一，当场将二刺客捕获。两度遇刺脱险，蒋介石虽私下庆幸“吉人天相”，但终究惊惧不安。
　　1925年8月，广州城的气氛已十分紧张，刺杀廖仲恺的谣言盛传开来。果然，8月20日晨，廖仲恺在广州国民党党部大楼台阶上遭五六个歹徒枪击，遇害。廖案发生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处理廖案及时局的“特别委员会”，推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委员，并授予党政军一切大权。蒋因这个“三人特别委员会”，开始介入最高领导层。
　　经调查证实，廖仲恺被刺系国民党阵营内部反动势力所为，其中胡汉民之堂弟胡毅生和其部下以及许崇智的心腹梁鸿楷等将领与廖案有涉。汪精卫为了借廖案驱逐胡汉民，指责胡毅生是反革命分子的急先锋，声言胡汉民对廖案要负政治上的责任。
　　而蒋介石此时的真意也不专在缉凶，他意识到驱胡对其将来夺取党权有利，但当前还是借廖案倒许为急务。原来蒋介石与许崇智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由来已久。当年，蒋介石在张静江的引见下结识了粤军将领许崇智，并与许结拜为盟兄弟，受到许的重用，出任粤军参谋长，在军界崭露头角。蒋介石虽然曾长期充当许崇智的助手，但是，早年职业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却一直瞧不起许崇智，他认为许政治上碌碌无为，军事上毫无谋略，生活上堕落腐化，不配掌握军事大权，所以他与许崇智早已貌合神离。在镇压商团叛乱、第一次东征、平定刘杨叛乱等一系列军事活动中，蒋介石以“左派军人”面目出现，表现积极，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军事实力日益加强，但其顶头上司许崇智军权在握，不排除许，他就无法掌握全军，为此，他在寻找机会。廖案的发生为蒋介石“倒许”计谋带来了契机。
　　8月24日蒋汪达成默契，作出了“明日逮捕各犯”的决定。25日晨，党军与黄埔军校学生队开始紧急行动，执行拘捕廖案要犯。但这时多数人早已闻讯逃离广州逍遥法外了，只逮捕了林直勉、梁鸿楷等人。胡汉民因知情不报，也被蒋介石押解黄埔软禁起来。不久胡汉民被派到苏联考察、访问。
　　蒋介石支持汪精卫驱胡，汪精卫也支持蒋介石倒许。9月18日，以汪精卫为首的军委会命令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全权处置粤局”。蒋介石即抓住这个机会，狠狠地给许崇智致命一击。此时他不仅将许崇智纵容部下、勾结右派刺杀廖仲恺、贪赃枉法等种种劣迹散布出来，争得了除粤军外的其他各军军长的支持，同时又设法拉拢了对许崇智不满的粤军将领，使许崇智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许崇智为了挽回危局，想调回部队，以武力保卫自己的地位，但为时已晚。其时，蒋介石已命令黄埔军校学生军抢占战略要地，防止粤军回师广州。接着又派遣党军和军校学生军包围了驻在虎门、太平、东莞、石龙等地粤军，将其全部缴械。当晚黄埔学生军包围了许的住所，深夜蒋介石派人送了一封亲笔信给许崇智，信中历数了许崇智的罪状，说许崇智如不“卸职”，就无以“对总理在天之灵”。蒋介石还冠冕堂皇地向许崇智承诺“暂离粤境，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劝许崇智去上海当寓公，并且还送来两万元旅费。许崇智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地离开广州，悄然赴沪。
　　这样，廖仲恺已死，胡汉民、许崇智被逐，国民党内几个老资格的当权人物都去了，后起的蒋介石一跃而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高票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终于跨进了他梦寐以求的国民党最高权利机构。二大后，蒋介石不再担任第一军军长，成为国民革命军总监，掌握监督各“军”大权。
　　
　　制造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独揽党政军大权
　　
　　蒋介石跻身国民党中央领导核心之后，权利欲更加膨胀，不能安于现状，和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以及汪精卫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1925年末，蒋介石从汕头启程返回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张立即北伐。以季山嘉为首的顾问团认为，由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北伐应该从缓。然而“东征英雄”蒋介石此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容不得反对意见。蒋季两人的矛盾由此开始。
　　在北伐问题上，汪精卫最初表示同意，并且开始筹备经费，但不久转而赞同季山嘉的意见，将蒋介石的主张冷落一边。蒋介石自然很气愤。他对当时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身兼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早已十分不满。
　　2月6日，军事委员会会议议决黄埔军校经费30万元，王懋功第二师经费12万元。7日，军校经费减至27万元，王懋功第二师的经费则增至15万元。由于王懋功政治上接近汪精卫，王部是汪可以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经费的变动引起蒋介石的疑忌，怀疑是季山嘉起了作用。
　　2月26日，蒋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设下圈套将王懋功扣押起来，任命亲信刘峙为第二师师长。次日，蒋找到汪精卫，声言季山嘉“专横矛盾，如不免去，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他以辞去国民革命军总监等职相威胁，逼迫汪精卫令季山嘉等返苏。
　　此时，孙文主义学会等右派势力利用蒋介石多疑心理，制造谣言和事端，他们宣传苏联对蒋介石已不信任、汪精卫种种反蒋言论、共产党准备倒蒋等，更使蒋介石坚定了反共倒汪的决心。
　　3月18日，时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来到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人李之龙的家，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并留下海军局作战科长邹毅的一封信，特意说明宝璧舰已定，请再派一艘。因为李之龙不在，由其夫人接待。
　　欧阳钟是孙文主义学会主要骨干、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的侄子。他在海军局和李之龙夫人面前声称“奉蒋校长命令”，其实蒋介石没有直接下达过调舰命令。事实是：黄埔军校管理交通股股员黎时雍向军校驻省办事处请求派船保护商船。而欧阳钟假传蒋介石命令，诱使李之龙出动舰只。
　　当第二天宝璧舰和中山舰开到黄埔，停泊在军校前面待命时，李之龙得知苏联顾问要参观中山舰，于是又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要求将中山舰调回广州。蒋介石同意后，李命令中山舰开回广州。此时，王柏龄、欧阳格、欧阳钟等右派分子隐瞒中山舰调动的真相，当中山舰驶至黄埔时，他们造谣说，要劫蒋介石到中山舰上，强迫蒋去海参崴，等到中山舰返回省河，晚上开灯装载煤油以备远行时，他们又胡编乱造说中山舰要阴谋暴动，图谋不轨。
　　蒋介石心怀疑惧，认为汪精卫和共产党阴谋陷害他，最初准备离开广州，退到他所掌握的东征军总指挥部所在地汕头。行至半途，改变主意，决定返回，对中山舰采取镇压措施。
　　3月19日晚，蒋介石与同伙移驻造币厂，召开秘密会议。蒋以防治中山舰“有变乱政局之举”为借口，于20日凌晨下“定变”命令。命令陈肇英、王柏龄执行逮捕李之龙的任务；刘峙执行扣押第二师各级党代表的任务；第二师第五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武装；陈策、欧阳格执行占领中山舰并解除其武装的任务；吴铁城所部监视汪精卫、季山嘉及苏联代表团等。同时蒋介石还宣布广州戒严，并派兵赴黄埔，监视邓演达及其他进步师生。一时间，恐怖气氛笼罩广州城。这就是蒋介石利用孙文主义学会右派势力制造的反共阴谋事件――中山舰事件，也称“三・二○事件”。
　　从党、政、军几个方面来说，汪精卫都是蒋介石的上司，但蒋介石在汪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悍然发动“中山舰事件”，显然没把汪放在眼里。这使汪十分气恼，但又对蒋无可奈何，便称病不出。不久悄悄地离开了广州，到法国养病去了。
　　事件发生当天，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到苏联顾问地，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毛泽东提出，动员所有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依靠驻防当地的叶挺独立团的力量，争取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军的力量，通电反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然而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最后由于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团对蒋介石采取了妥协退让方针，使原来对蒋介石专横跋扈行为不满的国民党将领也开始附和蒋介石了。3月22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按照蒋介石的要求通过了处置中山舰办法的决议：“令俄顾问主任季山嘉等引去；第二师各党代表撤回；对不轨军官查办。”按照决议，中国共产党党员退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蒋介石完全控制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
　　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为了掩盖其反共夺权的野心，发表了一连串的讲话，表明自己的清白，声称“此事件只是个人问题，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3月23日，他还向军事委员会“自请处分”，谓“此次事起仓卒，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并释放了被扣押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对于在事件中大打出手的人，如王柏龄、陈肇英、吴铁城、欧阳格、陈策等，则分别予以撤职处分。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生平的一场豪赌。他一箭三雕达到了他卑鄙、险恶的政治目的：一是打击了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二是赶走了妨碍他扩张势力的部分苏联顾问；三是逼走了汪精卫，打击了左派。
　　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由于胡汉民、许崇智早已被逐，汪精卫也已称病赴法治疗，国民党中央实际在蒋介石的一手控制之中。而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步步进逼，却仍然从善良的主观愿望出发，为了“革命势力的团结，完成国民革命”，竟准备牺牲一部分的利益继续向蒋介石让步，甚至派彭述之、张国焘到广州参加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张国焘竟用签名的形式，强迫共产党员接受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于是5月17日起，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先后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四个“整理党务案”的决议。根据此案，改组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此前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组织部长谭平山、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祖涵等全部被撤换。共产党员在各级党部所占的比例也大大减少，最多仅占1/3。后来，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国民党中央议决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员之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册缴存国民党，我们都接受了。”这是共产党对国民党党务上的大让步。随着共产党人的退出国民党中央机关，蒋介石的权力又进一步扩大。二中全会后，他担任了组织部长，又兼任新设的军人部部长。同时，被推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后让位给他在政治上的代理人张静江。由此，蒋介石实现了大权独揽，开始了个人独裁的局面。
　　
　　率师北伐，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6年春，广州国民政府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取得了军政、财政等各方面的统一，进而又完成了对广东、广西两省的统一，形势大为好转，工农运动也蓬勃发展，广大民众迫切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及早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
　　4月3日，蒋介石根据全国的形势和敌情，提出了北伐的主张和应付的策略：“（一）联络北方国民军，使其退守西北，保留固有之实力；（二）联络苏俄，以增进革命之势力；（三）派员联络川、黔，以牵制滇、鄂两军；（五）联合湘赣，作攻守同盟之势，约其共同出兵之期限，以牵制吴军之南下；（五）联合孙传芳，使之中立，不为敌用；（六）两广决于三个月内，实行出兵北伐。如能于此三个月内北伐准备完毕，则北方之国民军不至消灭，而吴佩孚之势力亦不至十分充足之际，一举而占领武汉。”但是，他只是嘴上喊北伐，行动上并不积极。对于李宗仁等人一再催促北伐，他感到很不耐烦。蒋为什么迟迟不出兵呢？原来他想出任总司令一职。6月4日上午，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迅行出师北伐，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带上总司令的帽子后，蒋介石立刻活跃起来，5日下午即召开干部会议，商讨组织总司令部。
　　蒋介石在他所拟订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人，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航空各军，均归其统辖”；“国民政府原设有之政治训练部、参谋部、军需部、海军局、航空局、兵工厂等均直属于总司令部”；“出征令下后，即为战争状态，为图军事便利起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秉承其意旨，办理各事”，等等。实施这一大纲的结果，便成为“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甚，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
　　7月9日，总司令就职典礼和北伐誓师大会在广州东较场举行。党政军要员及5万多军民参加，声势浩大。从主席台望去，旌旗翻动，人呼马啸，煞是壮观。蒋介石故意等誓师队伍都到齐了，才坐着小汽车驾到，登上高高的誓师台，向群众讲话：“今天是国民革命军举行誓师典礼的日子，亦是本总司令就职的日子。本总司令自觉才力绵薄，为中国革命的前途负如此重大的责任，惶恐万分。但现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已来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集中统一起来，一定不能冲破此种包围，解除此种压迫。所以本总司令不敢推迟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个人的天职，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交给国民政府、交给国民革命军各位将士。自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7月27日，蒋介石由东山寓所出发，登程北上。自此离开了广州，离开了黄埔军校。
　　从1926年底到1927年初，北伐军在两湖和东南战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身兼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的蒋介石，权势日隆并逐渐增长了建立独裁统治的野心。1927年4月12日，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地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将大革命断送在血泊之中。
　　1945年8月，毛泽东在谈到蒋介石叛变革命时说：“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可谓一针见血。
　　
　　主要参考书籍：
　　1、张宪文、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全传》，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李勇、张仲田编著：《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3、杨天石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4、崔晓忠编著：《青年蒋介石》，华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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