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纪念扬静仁同志 纪念洛风同志

　　2010年12月29日，洛风同志(原名张凤葆)，以92岁高龄驾鹤西去，离开了我们。我之所以在时隔一年以后，才写这篇悼念并纪念他的文章，这其中有一定的原因。在2008年以前的十几年中，每年春节，我都和我的老伴一起，去看望洛风同志，给他拜年。但在2009年以后的两年中，我因在生病，没有去看望过他。2011年1月下旬，我病情稍好后准备春节前再去看望洛风同志，于是给他的家里打电话，没想到他的家人告诉我，洛风同志已于一个月前去世了。接着我又给洛风同志的大女儿、1974年曾和我一起在《中国体育报》社思想评论部工作的张晓岚同志打电话，她证实了她父亲已于去年12月29日去世的事实。这使我感到十分遗憾，这两年我因生病没有去看望洛风同志，这次他逝世时我又因未接到通知而未能向他最后告别，这实在是令人难以释怀的事隋。
　　现在档案界的同志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洛风同志是谁了，但是把时间倒退五十年，也就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洛风同志曾经是国家档案局代理常务副局长、副局长。因我曾经于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半期，在曾三、张中、洛风、邱兰标、王仲珊、郝化村等几位国家档案局局长、常务副局长、副局长(这些曾经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老领导，均已先后去世)身边做过业务秘书工作，因而知道洛风同志与我国档案事业建设中一些重大事件有关的情况，故撰写此文，以纪念洛风同志。
　　1949年，太原解放后，洛风同志曾担任过共青团太原市委书记，同年，又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前往波兰华沙出席了在那里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活动。1950年代初，洛风同志担任过共青团中央副秘书长职务。1956年夏天，也就是国家档案局于1954年11月成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这时共青团中央正准备输送一批干部到中央机关一些单位工作，拟调洛风同志到国家体委办公厅担任主任。因洛风同志是中直机关党委委员，在一次出席中直党委会议时，遇到了中直党委副书记曾三同志，当曾三同志得知洛风同志的工作将要有新变动时，就欢迎洛风同志前来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家档案局工作。此时，国家档案局除曾三局长外，已有常务副局长张中同志，以及刚调来的邱兰标、郝化村同志，这样洛风同志就被调到国家档案局担任副局长(当时局机关还在中南海北区紫光阁北面一座面临中海的大楼中办公)。他到局报到后没过几天，就到中共中央党校去学习了"一年后的1957年7-8月间，才回到局里上班(这时局机关已从中南海搬到西黄城根22号人字楼办公)，因为常务副局长张中同志病休，就由洛风同志任代理常务副局长，主持局的日常工作(曾三局长因为担任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并任中办秘书局局长，日常在丰盛胡同21号中办秘书局机关办公，每周前来国家档案局办公―二次)。那时洛风同志刚四十岁左右，正当不惑之年，朝气蓬勃，深得同志们的拥戴。该年下半年，中办秘书局和国家档案局，在西郊半壁店举力、了一个全国档案干部训练班，洛风同志为了学习档案工作的基础知识，也为了接触前来参加学习的中央机关和地方档案部门的工作人员，借以了解全国档案工作的情况，也到训练班来参加学习、听课。在此之前，我已由局里从第一业务指导处暂时调到训练班工作，因而和洛风同志有了较多的接触。这个训练班从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上半年，前后共办了两期。在第二期训练班结束回到局里后，也就是1958年8～9月，局里将我从第―业务指导处调到局办公室工作，担任局长秘书。从此以后，我与洛风同志在工作中的接触就更多了深深感到这位领导作风朴实、平易近人、接近群众，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善于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洛风同志十分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到局里上班以后，用了大量的时间，深入到基层档案部门，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档案工作的实际情况。1958年8月，我曾随他到河南省许昌地区襄城县参加了河南省档案工作襄城现场会议，会后又到宝丰、许昌等地进行调查研究。12月我又随他去四川省成都市，参加了云、贵、川三省档案工作协作会议，会后又参加了四川省档案局在内江市召开的档案资料利用工作现场会，会后又去自贡市、重庆市调查研究，然后由重庆乘船东下，经万县，过三峡，到湖北省武汉市，了解了湖北省的档案工作情况(就在这次外出调查期间，国家档案局机关从西皇城根22号搬到丰盛胡同21号中办秘书局机关大楼办公，准备实行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1959年3～4月间，我又随洛风同志赴山西省太原市、运城市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又转赴云南省昆明市、楚雄、玉溪等地调查研究了解档案工作的情况。1959年12月，我随洛风同志和病休后刚上班的张中同志一起去广东省兴宁县参加了由国家档案局召开的全国县档案馆工作兴宁现场会议，讨论了《县档案馆工作暂行通则》。1960年1月，我随洛风同志由广东转赴上海，在那里与曾三局长会合，参加了由曾三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省档案馆工作上海现场会议，讨论了《省档案馆工作暂行通则》。1964年10月～1965年5月，我和局里其他十几位同志一起，随曾三、洛风同志去山西省洪洞县嵇村公社好义大队，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四清”运动。在上述档案业务调查研究中，每次出发前，他都要我写出调查提纲，列出调查项目，包括机构设置、业务工作开展、利用工作开展、干部队伍建设、经费、档案馆库建设等；在调查过程中，他要我做详细的记录；调查完后要对了解到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然后才和地方档案部门以及地方党委、政府的有关领导同志交换意见。我跟随洛风同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时候，正当我二三、四岁的时候，也正是学习、锻炼的最好时机。洛风同志的言传身教，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为后来从事档案事业管理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听取并传达周总理关于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的谈话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国家档案工作实行的是1951年3月党中央办公厅规定的，党、政、军三大系统分别建立和管理本系统的档案工作的管理体制。1954年11月，经周恩来总理提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设立了直属机构――国家档案局，掌管国家档案事务，具体地就是管理政府系统的档案工作。1958年6月15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负责人300多人，前去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国家档案局代理常务副局长洛风同志和副局长郝化村同志，参加了周总理率领的这支劳动大军。在劳动中间休息时，洛风同志和其他一些参加劳动的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人，恰好和周总理坐在一起休息。周总理看到洛风同志，问他：“你是哪个单位的?”洛风同志回答说：“我是国家档案局的。”周总理问：“你们局的机构精简搞得怎么样，你们讨论过没有?”(在这之前的1958年2YJ6日，国务院举行第70次全体会议，讨论了国务院所-属组织机构的调整问题)洛风同志回答说：“局里开会讨论过，我 们局和国务院其他直属局的性质不一样，合并起来有困难。”周总理说：“你们局和党中央秘书局的工作相近?”洛风同志回答说：“我们局管国家机关的档案工作，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管党的系统的档案工作。”周总理说：“国家机关的档案和党的机关的档案，都是党的档案，可以统一管理起来，现在两个局又都是曾三同志在管，你们可以考虑把两个局合并起来，你们回去研究讨论一下。”洛风同志回答说：“我劳动回去后，立即把总理的指示向曾三同志汇报。”(关于周总理在十三陵水库劳动工地上对洛风同志的谈话，我在1958年当时就知道，但在i997年-2002年，我又几次找洛风同志核实过，洛风同志还写了一份当年周总理与他谈话的回忆材料，如上述。当时我还曾写信给洛风同志，询问周总理为什么提出党、政档案工作要实行统一管理?我说我看到了一些党史资料，说1958年上半年，周总理的处境很不好，从当年1月份开始，在党中央召开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直至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对曾经在1956年“反冒进”的周恩来等同志多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周恩来总理作了多次检讨。据有的历史资料记载说：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主席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他以制定五年计划为例，批评国务院在制定过程中，未及时向中央政治局报告，“事实上是一种封锁”。据《周恩来传》下册1396页记载：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6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提出的‘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会议决定：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这次会议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决定。…“六月十六日，这个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其中毛泽东增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我在信中对洛风同志说，从这些记载来看，周总理提出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好像与当时党中央的上述决定精神是有关的，洛风同志说他要研究一下。这里引用这些历史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周恩来总理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为什么提出党政档案工作要实行统一管理的)。
　　洛风同志回到局里后，立即向曾三同志汇报了总理的谈话，并向全局同志作了传达，进行了讨论。与此同时，中办秘书局机关也传达讨论了总理的谈话。两个单位的同志都赞成总理的指示。
　　七月份的一天中午，国家档案局华北档案组的五位同志(华北档案组是大区撤销以后，华北行政区的档案暂时保存在国家档案局的临时机构，准备将来将档案移交给即将建成的国家档案馆保存。国家档案局搬出中南海后，华北档案组仍然留在中南海北区紫光阁北面的一座大院中办公)，到国务院机关职工食堂吃午饭，恰好这天中午周总理也来职工食堂吃午饭。这五位同志(其中有四位是女同志)在食堂看见周总理，都十分高兴，她们看到周总理买了一个七分钱的西红柿豆腐和一小碟凉菜、两个馒头，端着来到华北档案组这几个同志的饭桌上坐下来。周总理一边吃饭，一边问这几个工作人员是哪个单位的?当他得知这几个同志是档案局的工作人员后，就对他们说：“党、政档案工作能不能合一?你们的意见怎么样?”这几个工作人员回答说：“能合一，合并有很多好处，前些日子我们酝酿过。”周总理说：“你们应该好好研究，大胆地提意见。”并给他们出了一个“从党政档案工作合并看党政不分”的题目，鼓励他们写篇稿子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几个同志对周总理说：“我们水平低，不会写文章。”周总理鼓励他们说：“青年人要有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十三陵水库不是有个九兰组吗?你们也可组成四女组呀!”当这几个工作人员告诉周总理，“将来我们要到档案馆去工作”时，周总理对他们说：“到档案馆工作，不仅要整理保管好文件，更重要的是熟悉业务，多做些索引、目录，使利用时查找方便，别找一个文件花半天功夫啊!”“你们还有个重要任务，就是编写历史资料，如《资治通鉴》，还有明清两朝没有续上，这是你们的责任。”“中国的档案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丰富的。……”停了一会儿，周总理问他们：‘做档案工作应该多读历史书，你们读的多嘛?《资治通鉴》这本书你们读过没有?”这几位同志回答说：“没有读过，恐怕读不懂。”周总理马上鼓励他们说：“这本书是我国几千年来丰富历史的记载，你们一定要抽时间读读它，读多了自然会懂，我小时候还不是和你们一样的!毛主席最喜欢多读书的人。你们读小说多吗?《水浒》、《红楼梦》看过没有?”这几个工作人员回答说：“看的不多。”谈到这里饭就要吃完了，周总理请这几个工作人员吃西瓜，这几个工作人员都不好意思吃，坐在旁边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同志笑着说：“总理请客还不吃?”于是这几个工作人员高高兴兴地各自吃了一块，怀着恋恋不合的心情和总理告别了。
　　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国家档案局和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讨论了周总理关于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的意见外，还征求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大家一致赞同周总理的意见，随即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和中共国家档案局党组，于11月7日，向党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国务院习仲勋秘书长并党中央书记处，上报了《关于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的报告》。这个报告除了拥护周总理关于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的意见外，还提出：“党政系统的档案事业管理机构合并，档案业务指导统一之后，机构设在哪里?大家的意见认为，档案事业的管理工作，是国家的一项行政工作，因此，业务指导的机构应设在政府系统，即在中央统一于国家档案局，在地方统一于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为了加强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档案事业管理局(处)，有必要由党委的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兼任局长(处长)。”周总理在看到这个报告后，于1958年U月18日，作出了如下批示：“尚昆、仲勋两同志：我认为应放在党委秘书长领导之下，不要放在政府系统领导之下，其原因有许多党的档案，不宜归政府管，而更重要的是每一档案必须以党的方针政策为纲才好整理，故必须从每一档案的出处立根，宜归党管。至于组织形式，也是政府的一个机构，那是可以的。”随即，杨尚昆主任让曾三同志根据周总理的批示，代党中央草拟了《中央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经中央书记处审阅后批准，于1959年1月7日发出，从此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以至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都开始实行了党政档案和党政档案工作的统一管理。
　　参与“以利用工作为纲”方针的提出与制定 　　i958年初，反右整风运动进入整改阶段。在这段时间里，党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开展反对浪费、反对右倾保守运动的指示，以及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反对教条主义，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实行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号召。因而在国家档案局也开展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向党交心的整风运动。当时，由于党中央提出在农业上要“以粮为纲”，带动整个农业的发展，在工业上要“以钢为纲”，带动整个工业的发展。局里在整风大讨论中，仿照这一模式，就想方设法在档案工作中，寻找出一项能带动整个档案工作发展，为国民经济大跃进服务的工作环节，作为档案工作的“纲”。当时，这一讨论分别在国家档案局和中办秘书局，由曾三同志统一领导来进行，在国家档案局这边，就由代理常务副局长洛风同志和其他二位副局长邱兰标、郝化村同志，一起领导并组织大家进行讨论。在经过反复讨论、广泛听取各业务处(室)讨论意见的基础上，洛风同志提出：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党领导的各项工作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而要进行服务，就必须通过开展档案的利用工作这个环节来进行，因此，一定要抓住档案的利用工作这个环节，把它作为档案工作中的“纲”，用以带动档案工作的其他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实现档案工作的大跃进，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国民经济大跃进服务。
　　洛风同志将这一意见向曾三同志汇报后，得知这个看法与中办秘书局的讨论意见是一致的。于是经曾三局长同意后，“以开展对档案资料的利用工作为纲，充分发挥档案资料的作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国民经济大跃进服务”的档案工作方针就应运而生了。接着，1958年4月6日～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家档案局，分别召开了全国党的系统档案工作会议和各省、市、自治区档案处长会议(明上旬国家档案局又召开了中央国家机关档案工作会议)，讨论了_上述“以档案的利用工作为纲”的档案工作方针，到会代表经过热烈的讨论，都一致同意提出这个方针。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同志出席了国家档案局召开的省、市、自治区档案处长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在谈到“关于档案工作的‘虚’‘实’结合、‘纲举目张’、‘政治统帅务’的问题”时，说道：“思想、政治、方针、政策，这就是‘虚’；具体工作、具体业务就是‘实’。我们讲‘虚’，这个意思就是要有统帅，……政治统帅一归位，很多具体业务问题就解决了c那么，‘纲’是不是统帅呢?我看到许多地方以‘纲’为统帅，我认为不是的，业务中有纲，不要以为提出一个大问题，就是统帅，这是不对的。……业务上抓住‘纲’是对的，但还是要请政治统帅来，有了政治统帅，才能纲举目张，抓住关键性问题，网才能张起来，目才能列出来。你们提出‘以利用为纲’是可以的，但这样提法不够鲜明，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利用主要是别人利用，农业、水利、经济部门利用，当然自己也利用。我看档案工作的方针是不是这样：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工农业大跃进服务，我看多提几个服务，我们档案工作就是为别人服务的。”
　　1958年686日，国家档案局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的报告》，这个报告吸收了习仲勋秘书长的讲话精神，提出：“当前档案工作的方针应该是：档案工作应该以多快好省地开展对档案资料的利用工作为纲，充分发挥档案资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来为本单位的各项工作和生产服务，为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服务，为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服务，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o”国务院在1958年6月11日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批示“利用档案资料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高潮中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必须予以重视，希望各地、各机关领导同志经常注意加强对档案部门的政治、思想领导，使档案资料工作人员经常注意克服单纯业务观点和保守思想，树立明确的为社会主义大跃进服务首先为本单位的工作和生产服务的观点，充分发挥档案资料应有的作用。”
　　1958年，档案工作在“大跃进”中，除了贯彻上述方针外，一些档案部门还提出了诸如：“大办档案”、“全民办档案”、“人人办档案”、“档案为人人”等一些不适当的口号，出现了发动群众编写档案等一些虚假、浮夸现象，还有许多基层档案部门只注意了开展档案的利用工作，而忽视了档案业务基础工作的现象，给档案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后来以致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和批评，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告诉出席会议的曾三同志：“你们以后不要再搞那个‘大办档案’了!”
　　i959年6B，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召开了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议，会议总结了1958年以来全国档案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并根据新的形势，重新提出了，“进一步提高档案工作水平，积极开展档案资料的利用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档案工作方针，意在纠正档案工作出现的一些虚假、浮夸现象，以及一些档案部门只注意开展档案资料的利用工作，而忽视档案业务基础建设工作的现象。而实际上，这个方针上只是取消了“以利用工作为纲”中的“为纲”的提法，而并没有否定“利用工作”，仍然坚持了“积极开展档案资料的利用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观点，因为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提供利用，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服务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在将中央档案馆开展档案的利用工作，提供档案为党史，军史研究服务，诬陷为曾三同志
　　“盗窃党的核心档案机密”时，曾将1959年本来已经停止使用的“以利用工作为纲”，诬陷为“为曾三盗窃党的核心档案机密打掩护、制造舆论的护身符，是反党黑纲领”，而进行了长时间的批判。
　　围绕着以“以利用工作为纲”的方针，在档案学术界，长期以来也存在着不同观点的争论。有的观点认为，“以利用工作为纲”没有错，是正确的，否定了“以利用工作为纲”，就是否定了“利用工作”。有的观点则认为，取消“以利用工作为纲”，当时只是为了纠正一些档案部门和档案工作人员，只注意开展档案的利用工作，而忽视档案的业务基础工作的现象，并且也只是取消了“为纲”，而并未取消“利用”，如1959年6月召开的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议上重新提出的方针，就仍然坚持了“积极开展档案资料的利用工作”。1979年8B上旬，我在为曾三同志起草他在即将召开的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在我国档案工作中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几点意见》时，曾三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把“要时刻抓住开展利用工作这个中心”这句话增加进去，并在信中说：“在会议上，在以后的工作中，都不要忘记它。‘四人帮’一伙为我们宣传了十年，我们还流了血，我们应该记得深刻!要时刻抓住开展利用工作这个中心，不要把林彪、‘四人帮’一伙批斗的这一条真理丢了!有人说，你自己不也批过‘以利用为纲’吗?不错，我们认 真地批过，但我们批的是‘为纲’，林彪、‘四人帮’一伙批的是‘利用’，这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一面加强业务建设，一面开展利用工作
　　1959年12月，国家档案局在广东省兴宁县召开了全国县档案馆工作兴宁现场会议，洛风同志和张中同志一起主持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除总结交流了全国县档案馆工作的经验以外，还讨论了《县档案馆工作暂行通则》。洛风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提出了“县档案馆工作应该一面加强业务建设，一面开展利用工作”的意见。其中心思想是，档案工作既不能只注意开展利用工作，而忽视档案业务的各项基础建设；也不能只埋头于档案的业务建设，而忽视了开展利用服务工作。正确的作法应该是，档案馆一定要认真加强各项业务建设，如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编目等项工作，因为这是档案馆业务的基础性工作，不搞好这些业务基础性工作，就不能更好地开展利用工作，为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服务；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积极开展档案的利用工作，一定要在加强业务基础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档案的利用工作。
　　上个世纪的1962年12N，根据并响应党中央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并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号召，在曾三、张中同志的领导下"洛风同志参加了国家档案局对1958-i962年五年之间，全国档案工作经验教训的全面、系统、深入的总结，并安排有关人员撰写了总结的部分文字，探讨了档案的形成规律和档案工作的客观发展规律，并就(一)正确认识档案工作的性质和作用；(二)要研究认识档案的形成规律，按照档案的形成规律管理档案；(三)正确处理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统计和提供利用，特别是收集工作和提供利用之间的关系；(四)正确处理机关档案室工作和档案馆工作的关系；(五)充分认识和掌握技术档案的特点，是做好技术档案工作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六)坚持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原则，加强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是做好档案工作的根本保证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取得了符合档案形成规律和档案工作发展规律的基本认识和理论成果，对提高广大档案工作人员的认识，促进工作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次五年工作总结，在我国档案事业和档案科学的发展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页，是我国档案事业建设中的一次十分重要的理论建设，应该引起从事档案事业和档案科学发展历史研究的人员的高度重视，并且至今仍有参考借鉴意义。
　　出席第四届国际档案大会
　　1950年代中后期，在苏联部长会议档案管理总局的帮助下，我国家档案局与国际档案理事会取得了联系。虽然曾几次收到了国际档案理事会伊文思、布莱邦先生的邀请函件，邀请我国派代表出席国际档案圆桌会议，但都因当时的国际环境，未曾派出代表前去参加会议。
　　1960年8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接受了国际档案理事会的邀请，派出了以洛风同志为团长的中国档案工作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四届国际档案大会。这是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国际档案大会。大会期间洛风同志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起，与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进行了广泛、深入、友好的交流，受到了与会各国档案界同仁的热烈欢迎。大会在我国未提出加入国际理事会申请的情况下，决定接收我国加入国际档案理事会，为会员国。但是，这次大会之后，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又加上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国再也未派出代表团出席过国际档案大会，直到1979～1980年才又恢复了与国际档案理事会的联系，并正式加入了国际档案理事会，从此开始了我国与国际档案理事会的紧密联系与合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
　　洛风同志从1960年12N～1962年明之间，曾下放到河南省新乡地区担任中共新乡地委副书记，1962年8～9月间回到局里后，继续担任副局长。1964年10月～1965年5月，洛风同志曾和曾三同志一起，带领工作队到山西省洪洞县嵇村公社好义大队，参加农村“四清”运动。1966年5月底，国家档案局就按照上级指示，开始了揭发批判所谓曾三在“档案工作中推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群众运动。1966年6月13日，当时的党中央办公厅又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揭发档案工作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通知》(6N初，在开始揭发批判曾三同志的同时，我也被作为所谓的“曾三推行修正主义的‘吹鼓手’、‘修正主义接班人、‘曾三死党…而被揪出来批判)，随着运动的深入，在8～9月间，洛风同志也被揭发批判了。他1958年参与提出“以利用工作为纲”方针的所谓“罪行”，当然是跑不掉的。从1966年8～9月至1968年12月，他在局机关被隔离审查，晚上不让回家。我还记得，当时听说，洛风同志年已90多岁高龄的老母亲，每天下午下班时，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站在兵马司她家的门口，呼喊着她儿子洛风的名字，等他回家，但只能是空等，情景十分凄惨。
　　1969年1月～1974年的将近6年时间内，洛风同志和其他被批斗的同志，以及机关干部，一起下放到江西省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劳动(这所学校之所以不能称作“五七干校”，是因为中办的头头认为在这里劳动的人，不光有机关干部，而且还有被批斗的“牛鬼蛇神”，所以只能称作“五七学校”)，继续接受审查批判。审查他的人仍然是在下放“五七学校”以前审查他的人。审查的内容除了所谓的“修正主义档案工作路线”以外，还审查了他的历史。洛风同志是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与他的爱人王平同志一起离开北平，返回他的老家山西省文水县，参加了我八路军抗日游击队，―直在山西省文水、交城、清徐、太谷一带活动，曾经担任过中共清徐、太谷县委书记。专案组审查他的一位造反派不知抓住一件什么事情，颠倒黑白，诬陷洛风同志是“汉奸”，一直不放过他，即使到了1971年林彪驾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以后，听说当时的上级曾要求搞专案的要“排除水分”，但这位搞洛风同志专案的造反派，仍然坚持他的恶毒诬陷。后来由于查无实据，才推翻了这一诬陷。1974年后半年，洛风同志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调回北京，分配到华北经济协作区办事组任组长(此前，1974年1月上旬，我在江西省进贤县中办五七学校，接到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的通知，离开中办系统，被分配到国家体委所属的《中国体育报》社工作，我在报社思想评论组，工作了一年以后，1975年1月，又经洛风同志介绍，离开报社，到华北经济协作区研究室工作)。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1979年5月26日，党中央批准为“档案工作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等错案彻底平反，洛风同志的错案才得以平反，(这时，因为我在1977年9月以后，又调回体育报社思想评论部工作，也接到了中央档案馆关于为我在“文革”中受到错误批判平反的信函，并在1979年4月21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恢复国家档案局以后，在曾三、张中同志的帮助下，才于当年6月10日回到了刚刚恢复的国家档案局工作)，但这时他已调到中国科学院人事局担任局长，并未调回恢复以后的国家档案局工作，以后又调到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担任主任，直到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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