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编读交流,,,提高编校能力] 提高国防能力,加强国防建设

　　1980年，我考入《成都日报》练习生班学习，以后一直作记者、编辑，1998年评为主任记者，仍然担任采访、编辑工作。生有涯而知无涯，活到老学到老，要不断求教请益。除了学校的老师、指导我的前辈记者、编辑外，给我帮助很大的就是那批经常和我保持联系的老读者。我们背地称他们是“义务编审”和“终身教授”，因为他们实际上起了这种作用。本文试图以自己获得的教益来说明，加强编读交流，弥补知识缺陷，提高编审校勘能力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编辑要敬重“义务编审”
　　30年来我接触过无数的老读者，有的上世纪50年代就在《成都日报》发表过作品，有的几十年不断投稿，有的多次参加过报纸的庆典、座谈会。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退休，但仍然关心我们的报纸，时常通过信函、电话，甚至到报社来，向我们倾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老读者的热心诚意和锲而不舍的奉献精神化为具体的指教，其中很多是对报纸“误植”（不仅是我们报纸上的，还广泛涉及外地报纸和书籍、杂志，甚至街牌、市招、匾联碑铭文字）的指正。这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老读者们从事不同的职业，都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还具有较深的文史素养。比较之下，我们正缺乏这方面的积累，存在很多缺陷，亟待弥补。坚持编读交流，善于从匡谬纠错中，接受经验教训，吸取文史知识营养，恰好是我们报刊编辑弥补缺陷和提高素质的一种良好方式。
　　二、编辑要善于研究报纸的“误植”
　　高为先生写《拒绝初版本》准确而直率地指出：
　　书、报、刊错字不断的原因之一，通常可能是由于编辑学养不足，而又妄下雌黄。校对们对所校文字有一种职业性的倦怠和迟钝，只看文字而无暇或无兴趣深究意思。
　　编辑水平下降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者水平也在下降。否则，也不会造成全面的使用汉语水平的下降和无错不成书。个别名气大、能量大、脾气大而学问不对称、能力不相应的作者，越俎代庖，取消了编辑的工作。面对这两种人物，连编辑都束手无策，校对们又能有什么作为呢？[1]
　　比如年轻编辑很容易从《昨天》一文中发现，“刀切九洲四海菜”、“理葱摘菜拨牙蒜”，应该更正为“九州四海”和“择菜剥牙蒜”，但有可能不会像老读者那样再找出“下六九”也是误植，应改为“下九流”。[2]
　　某报报道新发现的文物“其中之一是由黄炎培执笔的国共两党停战合作呼吁书……首页有梁淑敏签写的‘黄炎培墨迹’字样和签名。”熟悉近百年历史的老读者就能指出文中“梁淑敏”是“梁漱溟”的误植。[3]
　　某报发表周先生文章中“刘知己”（《史通》作者）凡三见，皆为误植未校；后来同一专栏发表马先生的答辩文章指出：“唐刘知己（应为‘几’，‘周文’误，下同）”。读者也就能分析出，这次编辑的失误太大了。如果本栏编辑知道《史通》作者是“刘知�”（今或用简化字“几”，读jī，不读jǐ），发现原文打字误为同音字“己”，就应该改正；如果不知道，第二次发表马文时也该插入“编者按：未能纠正误植，编者失察。”这样才不会弄得作者和编者都十分尴尬。[4]
　　某快报介绍叶兆言新书说：“唐朝女诗人李治有诗云：‘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另一报纸介绍叶兆言新书也出现“至亲至疏夫妻。 ――（唐）李治”和“唐朝女诗人李治的《八至》”的说法。（网载文字也不乏“女诗人李治”字样。）“治、冶”只是多少一点的差别，似乎是字形相近的误植，其实它在考验编辑的文史知识水平。第四天快报刊登文章予以纠正，引述读者杨叶的话值得我们编辑好生消化：
　　……写《八至》诗的是李冶，而非“李治”。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说话写文章时遇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都不直接说出或写出，叫做避讳。唐高宗名李治，为避讳，治改为持，为理，或为化，同音的稚改为幼。……元和元年（806）之前，唐朝臣民都不能使用“治”字，“治”是李治专用的。没有哪个父母敢给自己的孩子取名跟皇帝同名，除非不要脑袋了。[5]
　　某报发表文章评说安积艮斋的诗（“蓼虫何意嗜辛蔬，识字从来忧患初，傲骨峥嵘难媚世，茂陵长卧马相如。”）：“诗只是一般，最后更露出马脚，中国人不会把姓氏如此省略。”言下之意，即“司马”不能简称，“马迁”、“马长卿”都不该出现的。可能本栏编辑没有掌握这方面的文史知识，不曾向作者提出意见。 如果通读该报同期的有关文章，会发现另一说法：“从古代简称学看，我国历史上就有‘秦人好简’的习俗，所以形成了我国趣味横生的简称学。……有一种割裂式的简称，即把复姓简称为单姓：如南北朝北周《庾子山集注》‘葛亮有深入之兵’（诸葛亮）、江淹的《泣赋》‘马边废史’（司马边）、唐朝的《艺文类聚》‘方朔之赐，遽降洪恩’（东方朔）。”如果再细致一点，还可以更正这篇文章的两次误植：“马边、司马边”该改为“马迁、司马迁”。[6]
　　某报记者在采访提问和评论中先后说明：“目前非常流行的一句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出自宋徽宗词‘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青花瓷》词作者方文山谈到，‘天青色等烟雨’一句来源于宋徽宗词‘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熟悉典故的老读者就曾告诉年轻编辑：《文海披沙记》记载：“陶器，柴窑最古。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7]
　　曾有读者电话求证：某报记者文中引用韦庄《菩萨蛮》：“全军今夜须沉醉，樽前莫话明朝事。阵中主人心，酒深情亦深。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以上文字在同版出现两次。）怎么会“全军今夜须沉醉”？我们在听取“义务编审”的校勘意见后，答复读者：可能是作者以拼音输入“劝君”和“珍重”时误植为“全军”和“阵中”，编辑失校所致。[8]
　　我们通过编读交流得知，读者根据《唐会要》，对某报公布的“陇西郡李氏族谱”提出五点质疑，明确指出其数典忘祖，没提及李虎的祖父“献祖宣皇帝讳熙”和其父“懿祖光皇帝讳天赐”；不讲避讳，不写“太祖景皇帝讳虎”，却直书“李虎”，连人所共知的唐代诸帝名字李治、李显也要搞错。听取了老读者的反映，决定不能转载这类文章。[9]
　　某报记者报道中引述朱德早年的七言律诗，一位老读者来教我们将诗句提行分写，立即发现全诗尾联缺少一句，还根据律诗对仗和声律规则推断“清秋水”当是“清似水”，“泣泪虹”应是“泣泪红”。复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朱德诗词集》，果如所言，而所缺的尾句为“冲天壮志付飞鹏”。[10]
　　我们报纸曾配合文章链接了宋代诗人京镗《满江红》。老读者代我们请教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谢桃坊先生，承告京镗原词标题为“上巳游北湖”，词牌《念奴娇》；所引“载酒郊垌修禊事，雅兰舟同泛”应作“载酒郊�修禊事，雅称兰舟同泛”。这也帮我们补了诗词知识缺陷。[11]
　　有次，老先生还拿来几份剪报，让我们比较裴高才介绍的胡秋原诗作，发现颔联“奇峰耸立如剑峰，巨石嶙峋似卧狮”，不合格律，当据《木兰山志・艺文》所载原诗，改作“锋剑”。[12]
　　他又问我们：某文介绍霍松林《怀姚奠中教授》诗：“学入余杭室，文空冀北穷。诗风追八代，笔阵扫千军。”格律诗中，怎么会先用“穷”（qión�），后用 “军”（jún），押两个韵呢？这问题我们真没有想过，立即在网上搜索，原来霍诗是：“仲淹遗泽在，奇士出河汾。学入余杭室，文空冀北群。诗风追八代，笔阵扫千军。永忆同游乐，何时酒共醺。”“汾、群、军、醺”都在“十二文”，一韵到底。抄录失误应由摘录者和编辑负责。[13]
　　经过老先生指导，我们才知道胡耀邦同志1986年4月25日手书他的“改南阳武侯祠联”，其上联右一行大字是“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向左第二行大字是“小事”，空两格续书小字“改南阳武侯祠联”；下联左一行大字是“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向右第二行大字是“少得”，空两格续书小字“胡耀邦书”。如此书写联文和题款，合乎“龙门对”（“�”字对）的惯例。某报发表的附图（两幅文字拼合而成），把上下联搞反了。整体结构不是“�”字，而像“�”字。这又给我们补了一课。[14]
　　三、编辑要做好编读交流工作
　　事实证明，报刊不断出现这类失误，原因之一是，有的编辑在文史知识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时甚至无法察觉纠正。为此需要加强编读交流，争取读者（包括专家学者）的帮助，必须善于听取他们的意见，争取他们的帮助。
　　据我所知，《中华读书报》的王小波主编虚心听取读者意见，及时回复，坦率地检讨失误，表示感谢，多次复信真诚欢迎批评。王玮总编重视编读交流，致信读者“感谢您对中华读书报的关爱”，“感动之余，又想起当年在成都的游历，感受更深”。他说：“成都街头寻常小店的招牌非常正式端正，不像我们北方的市井小店招牌粗陋、字迹随意。朋友对我感叹四川是个有文化的地方，这种文化氛围深入市井生活。我深以为然。”还告知电子邮箱和电话号码“请随时示我”。话虽不多，却真诚亲切，使得编读交流更为亲近。
　　《南方周末》蔡军剑编辑于2011年8月6日12时24分收到读者电子邮件，12时40分就给读者通电话，欢迎交流，说他正与原作者联系；12时59分又复信“期待您的宝贵意见与建议”；15时57分再转发原作者给编辑部的信：“本人在《中国传统有宝藏》一文中引用的陈去病联语有笔误，错将‘炎黄’写成‘炎夏’。四川□先生指出此错以免传讹，本人谨表感谢，并向《南方周末》致歉。”时在周末，且不过4小时，一切妥善解决，作者从谏如流，编辑如此敬业乐群，雷厉风行，给读者留下极好的印象。
　　成都报纸的编辑们也都做得好，蒋兰、潘文伟、焦虎三等善于和读者交流。由于虚心纳言从谏，彼此关系甚好；老读者们不厌其详地为他们解难答疑，也乐意根据编辑要求再三修改投稿，满足报纸要求。良好的编读交流，使编辑们争取到多次反馈，协助校勘，获得好稿。
　　相反，有的编辑对读者反映的意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必然挫伤老读者的积极性；个别编辑固步自封，巧辩诿过。但“义务编审”们却大度雅量，爱人以德，纠错而不揪错，不生气，不“投诉”，总怕伤害了年轻人。我们应该珍惜老读者这种不计名利，纯粹奉献的真正爱心。
　　某报2011年10月25日报道：“易中天说：从历史看，皇族子弟身上都可以戴明黄色的袋子，走在街上没人敢惹，这就是拼爹。”读者发微博说明：清代有以“带子”别身份的规定，并以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实例为书证。指出“‘带’非‘袋’，带不用‘戴’”。但12月12日该报以“金沙讲坛学者经典语录”为题，重新发表“易中天说：从历史看，皇族子弟身上都可以戴明黄色的袋子，走在街上没人敢惹，这就是拼爹。”[15]
　　地方报纸的编辑理当熟悉当地的地名来由，可惜，虽经读者多次反映，希望纠正“粱（梁）家巷、均（君）平街、文公（翁）路、署（暑）袜街、蕃（藩）署街、支矶（机）石、笔铁市（帖式）、簧（黉）门街……”仍有编辑不予理睬，以致至今某报仍然在一则新闻报道中，三次提到“署袜街”。这类误植说明什么，会起什么作用，可想而知。[16]
　　总而言之，编辑应该重视编读交流，认认真真地听取“义务编审”的建言献策，积极主动争取“终身教授”的帮助，以减少编辑失误，提高报刊出版质量，增强读者的信任感，为加强文化建设服务。
　　注释：
　　[1]高为：《拒绝初版本》，2010年9月29日《中华读书报》。
　　[2]肖崇阳：《昨天》，2006年8月10日《天府早报》。
　　[3]《最早元帅肩章露脸》，2009年5月23日《天府早报》。
　　[4]周思源：《秦始皇坑儒是事实，没背“黑锅”》，2010年6月23日《中华读书报》；马执斌：《莫让感情伤理智──答周思源先生》，2010年8月11日《中华读书报》。
　　[5]《叶兆言新书聚焦凤凰男和小三 以男人的视角解读中国式婚姻》, 2010年2月18日《都市快报》；《李治是皇帝李冶才是女诗人》，2010年2月22日《都市快报》；《叶兆言: 我还能不能？》，2010年3月2日《中华读书报》。
　　[6]《食蓼虫》、《是“观世音”，还是“观音”？――兼谈中国古典学的重要性》，2010年12月15日《 中华读书报 》。
　　[7]《古典诗词：高唱之余别忘浅吟》，2007年12月26日《中国青年报》。
　　[8]《“呵呵”这词哪儿来的》，2008年11月16日《天府早报》。
　　[9]《我是李世民后人 累得好恼火》，2005年6月3日《天府早报》。
　　[10]《词中古景将北湖重现》，2007年4月13成都日报。
　　[11]《川大校友朱德曾是体育健将》，2006年8月24日《天府早报》。
　　[12]裴高才：《共掬心血光炎黄 但愿后昆齐努力》,1999年第6期《人物》；裴高才：《左联七十载，书祭“自由人”》,《中华读书报》2010年2月24日。
　　[13]《章太炎先生学脉在山西的传承》,2010年4月28日《中华读书报》。
　　[14]《修改名联》,2011年9月8日《南方周末》。
　　[15]2011年10月25日《成都晚报》记者报道，2011年12月12日《成都晚报》。
　　[16]2011年12月26日《成都晚报》。
　　
　　作者：成都日报社考评办主任、主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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