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话剧人物分析 解读话剧《立秋》中人物的悲剧性

　　摘要：话剧《立秋》是一部以晋商没落为题材的大型话剧，话剧演出后给人情感上的巨大感动和思想上的无比震撼足以叫我们拍案叫绝，它的魅力不是平面的文字所能涵盖的，它的艺术之美是通过人物形象进入我们心里的。《立秋》提供给我们解读的角度很多，本文仅就剧中几位主要悲剧人物阐释他们各自的悲剧性。
　　关键词：话剧 《立秋》 悲剧人物
　　
　　丰德票号总经理马洪翰是《立秋》这部剧中着力刻画的悲剧人物，这位久经商场、恪守祖训的末路英雄掌管丰德票号二十六年，却在民国初年的时代大潮中因为抱残守缺，顽固不化致使票号破产。马洪翰的悲剧在于传统积压下的个人意志与历史的必然性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当历史的车轮迈进20世纪，组建国家银行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的时候，马洪翰却看不到这点，将此时的票号的危机与以往的“坎”相提并论，并坚信“咱丰德票号是遇到一些困难，这种事儿，又不是经历一回两回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一切我都安排妥当了。”面对副总经理许凌翔的苦劝和驻海内外二百余家票号的联名请愿，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沉浸在晋商几百年的辉煌中，一心要保住票号和钱庄，坚守祖上的基业，不能让祖宗家业毁在自己的手上。在这样的环境中，马洪翰越是挣扎，他与时代的冲突越是彰显，他的悲剧就越是突出。他挑战时代的非理性和与现实作斗争的超理性相混即是他的整个悲剧。丰德票号无疑会在历史的竞争中被淘汰，如果不能看到这点并积极地接受、顺应，那么结果只能是玉石俱焚，用自己的生命为曾经的辉煌唱一曲挽歌。马洪翰所希望的一切无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然而事实是，他之所以失败，根源并非由于外力的作用即社会局势的动荡和金融风暴，而是源于他内心的一份道德责任，失败在他的心理。其实无论是观众还是剧中的其他人物都可以很明显地觉察出面对丰德票号的巨大危机，唯一的出路就是副总经理许凌翔所一再提出的组建国家银行，对票号进行改革，这在剧中前几场已经表达出来了，所以丰德票号和马洪翰的出路很明显，只要他愿意参加组建国家银行，即可保持票号实力，代价是取消丰德票号的名称、一直使用的银票，分号和钱庄的归属都要统一使用银行的名称，个人的股份按银行规定执行。但正是这些延续百年的传统在马洪翰心里怎么也放不下，他不愿意融入现代银行的轨道以保存实力，在他看来“丰德的票号都丢了还谈生命实力，道什么现代，真是天大的笑话！”在马洪翰那里，丰德的牌子就代表了一切，代表了一切传统的价值和晋商的美德。甚至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推演，就是可能在马洪翰看来，晋商的百年辉煌和海内称誉的美德就维系在这一丰德的牌子上。这就好像一个朝代灭亡时的前朝遗老一样，他们看不到历史的必然性，只在过去的历史的轨道上徘徊、停滞不前、抱残守缺、食古不化。
　　 马洪翰的悲剧在于他的不识时务，从这点看剧中马洪翰的一段独白“问天问地问古问今问自己，我该怎么办啊？我到底输在哪里？”就缺乏震撼作用，当我们听到他的疑惑时，我们也很疑惑，因为出路就摆在他的面前，许凌翔也早已在前面向他指出过，又何必问古问今问天问地，只要问问他周围的人就可以了。但是马洪翰毕竟是个“宁折不弯，黄河没顶也不低头的英雄”，他终于失败了。在戏剧中正是这种不应成为悲剧的结局，竟然成了悲剧，才是真正的大悲剧。“当一种具有纯粹价值的那个对象产生一种力量曲破坏更高贵的纯粹价值时，悲剧性才这样显而易见。再则凡是具有同等高贵价值的对象互相摧残和毁灭时，悲剧性就表现得最纯粹最鲜明。”（席勒《论悲剧》）只要我们站在马洪翰的立场来看，他的抱残守缺其实可以看成是忠贞不贰，他的食古不化就是坚定不移，，他的刚愎自用就是果断坚决，他恪守“勤奋、敬业、谨慎、诚信”的祖训，毫不迟疑，“像骆驼一样昂首挺胸”，彻底地不回头，这些都是体现在马洪翰身上高贵的价值。他虽然失败了，但他正是以个人的失败为代价，去确证了人的价值的胜利。马洪翰以一个失败的末路晋商感动我们的正是他的执著和坚韧的品质。“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陷入命运罗网中的悲剧人物奋力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而逃奔，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在心中却总有一种反抗。”（斯马特《悲剧》）在马洪翰身上我们看到了个人反抗整个社会法则的悲剧，他挽狂澜于既倒，撑大厦于断梁的气魄和执著都感动着我们，给我们以巨大的精神力量。
　　 作为悲剧人物，马洪翰的悲剧还体现在家庭中，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却又觉得与自己相处二十多年的妻子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他忙于商界的大小事务，家庭生活却让他感到万分凄凉，他唯一的继承人，马家的独苗马江涛因为痴迷于唱戏，“人没死，魂去了”，在儿子离家十年后在戏院相见，他为了挽回儿子甚至借票戏向儿子屈跪，希望儿子能回来继承家业，重振丰德，但马江涛已经“出世入戏”，无心回头。马洪翰只能苦笑而去。还有自己的宝贝女儿，他一心要将她嫁与许凌翔之子许昌仁，慷慨解囊资助许昌仁远赴英国留学，希望他能学成回来帮助自己打理票号，并将女儿锁在绣楼六年等待许昌仁的归来，但命运弄人，一切都不是他所设想的那样，许昌仁学成归来，却和同学文菲小姐相爱，在与自己的宝贝女儿瑶琴结婚的当晚悔婚，致使瑶琴伤心欲绝，苦守绣楼六年等来的却是一朝毁约。马洪翰亲手葬送了女儿的幸福，是在积极为她谋幸福的过程中毁了自己女儿的幸福。他终于无力地道出：“瑶琴，爹糊涂啊，是爹害了你！爹今生对不住你，来世再给你补偿！”自己年迈的母亲也因为不堪承受家庭的剧变，在带着对儿子的失望中撒手人寰。一代商界风云人物，同时遭受了事业和家庭的巨大打击，悲凉之意，透彻心骨。随着票号的倒闭，母亲的逝去，儿女的出走，悲剧主人公马洪翰的命运也终结了。
　　 与丰德票号总经理马洪翰的悲剧不同，副总经理许凌翔的悲剧是一种清醒的悲剧，他是在自我清醒地选择中实现自我悲剧的。他最早意识到票号改革的迫切性，并着手在筹备诸项事宜。他一再试图说服马洪翰参加国家银行，极力让马洪翰认识到革新之利，保守之害。他清楚地认识到，晋商先祖的成功秘诀“就在于视野开阔、目光敏锐”，“晋商者进商也，不进则退”，“沧海桑田，昔日的辉煌只能是历史的骄傲，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今天我们不能再躺在祖宗的账上，吃老本！”在历史转型期，他果断而不失理智地认识到西方的现代银行制度就是比票号先进。但是他的想法和做法却终不被采纳，无奈之下，他以撤股相威胁，试图警醒马洪翰，然而却受到号规号法的处置，被赶出票号，成为票号贰臣。许凌翔一片丹心，只能对天感叹：“我的苦心，有谁能体会？我的悲怆，有谁能读解？我实在是想给一个警醒：守业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
　　 马洪翰的做法让许凌翔很是失望，他意识到了马洪翰的霸道和固执，“为了那块招牌，他简直丧失了一个实业家的理智和判断力”。撤出丰德票号后，他本可以带着自己的股金，加盟国家银行，开始自己新的事业，可是眼看挤兑风潮来临，丰德票号风雨飘摇，他去而复返，牢记晋商做人的原则――纤毫必偿为信，时刻不易乃忠，毅然援手马洪翰渡过难关。在他看来这是为了“维护票号信誉、万千储户之利益”“为振兴中华民族金融大业，而非为个人得失，更非为丰德护碑守门”。许凌翔撑起道德的风帆驶向了悲剧的深渊，他的悲剧性在于理性让步于感情，道德感胜过残酷的现实要求。所以这个人物给了我们很深的触动，我们在悲的体验中不仅仅有悲哀和痛惜的感觉，更有光明的感觉，这种感觉的产生正是由于其中最高的道德价值。
　　 在《立秋》这出剧中，马洪翰之女马瑶琴无疑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但她的悲剧不同于任何一个人。她是一个受害者，一个家庭和爱情的受害者。在家庭中，她是家族利益的牺牲品，自幼为了商业利益与许昌仁定亲，长大后苦守绣楼六年，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因为想下楼，每天做梦都在陡峭的楼梯上攀爬，可是“四周漆黑，没有尽头，我还是要下楼！我醒了，周围好像有无数只眼睛看着我，那是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啊，星星，星星，你可知道瑶琴夜夜泪如泉涌，心在滴血吗？我要是能攀上攀下的猴子，飞来飞去的小鸟该有多好啊！”可怜的瑶琴，支撑她的是爱人回来娶她下楼，怀着对爱情的渴望，她在绣楼上弹着哀怨的曲子，唱着向往的歌。可是爱人回来后，却带着别的女人！瑶琴以她命运的悲惨促成了她的悲剧，这也应该成为她的悲剧之所在，以社会和家庭对少女青春的无情摧残打动观众，“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但剧中处理瑶琴结局是以正剧的方式结尾的，让她出走到上海求学，我们觉得这固然可以增加反抗的力量，给人以憧憬的希望，但出走过于突兀，不是很符合整出剧的悲凉的整体风格，“秋”的意味也不足，如果以悲剧的结局处理瑶琴，那么给观众的冲击和震撼就会更大。
　　 悲剧人物的命运尽管是悲惨的，不顺利的，但却是最能给我们力量的。一部好的悲剧正是以它塑造的悲剧人物感染着每一个读者和观众。曹禺说，“形象即思想”，话剧《立秋》所蕴含的丰富思想正是在成功塑造出的悲剧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
　　
　　参考文献：
　　[1][英]斯马特.《悲剧》，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朱光潜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
　　[2][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
　　[3][美]尤金・奥尼尔.《论悲剧》，《外国当代剧作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
　　[4][英]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评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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