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变奏曲:我国人口流动历史考察] 日本城市化与人口流动

　　摘要：本文详细考察了我国人口流动的历史，指出建国以前的人口流动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步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前的人口流动处于片面工业化和畸形城市化的夹缝中；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处于追赶工业化的城市化背景之下，其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总体来看，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人口流动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但所不同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我国是不完全同步的，由此又造成人口流动规律的扭曲。
　　关键词：工业化；城市化；人口流动；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2-0141-04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历程说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两个重要方面，而使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可能的人口学动因主要就是人口迁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人口迁移。就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也就是人口迁移的历史。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人口流动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但所不同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我国是不完全同步的，由此又造成人口流动规律的扭曲。
　　一、建国以前的人口流动：工业化初期的城市化
　　中国农村人口大规模地流动始于近代。近代以前的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流民潮，常常是和封建王朝的兴衰相连的。王朝末年，税赋加重，百姓不堪重负，流离失所，而到新王朝建立，薄徭役，则田耕兴，国泰民安。可见，近代以前的人口流动具有周期性，且不会脱离土地。与历史上的流民潮相比，近代以来的农民流动“不同之处并不在于有无‘比较收益差距’的驱动，也不在于求生与求富之别，而在于当代农民的流动与工业化进程相联系，因此不像以往的流民潮那样只是周期性危机的体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有了初步的发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地的有限承载力伴随着农业发展的“内卷化”现象农业人口呈现出极度贫困化，致使一向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为了生存而被迫走向充满荆棘与坎坷的迁移之路。除了向土地与劳动之比较高的地方(典型的边疆)迁移之外，也向资本与劳动之比较高，并且有建筑业、服务业或制造业工作的地方(通常是城市)迁移。但由于生产方式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都明显不足。中国近代农民的贫困失业虽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准备了基本前提一广大的廉价劳动力，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不发达，不能像早期工业国家那样，破产农民直接由农村转移到生产发达的城市；旧的生产关系仍然存在，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不到发展。地主阶级占有最多的土地，而不像早期工业化国家那样进行大土地经营，而是实行封建的租佃制，这使农村人口不能像英国小农那样在“圈地运动”中彻底斩断与土地的联系，成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中国农民依然滞留在土地上，被迫忍受种种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剥削。因此新生的资本主义因素虽然形成了一定的拉力，但不能成为人口迁移的主导因素。
　　周毅还从社会心理层面揭示了近代中国的人口流动。“鸦片战争以后，除了东北地区的城市居民主要是从关内吸引来的以外，在进入城市的居民中"迁移距离较远的所占比重不高。事实上，当时的农村居民大部分还是把城市看作十分可怕的地方，认为没有了农村的土地就好比作物丧失了根一样，再加上当时城市收入与农村收入的差距还不十分明显，对农村居民的吸引力并不很大，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农村居民是不会流入城市的。所以，在1840-1949年间，由农村地区向城市的移民，并没有带来中国人口分布的明显变化。”
　　可见。近代人口流动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步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虽然量小，没有质变，但与总体背景是相吻合的。当然，随着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内战的相继爆发，这一符合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人口流动又中断了。中国再次出现流民潮，直至新中国成立。
　　二、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前的人口流动：片面工业化和畸形城市化
　　建国初期，我国参照前苏联的模式，将重工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为了实现工业的迅速发展。不得不牺牲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利益，工业建设的资金主要依靠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来实现。而由于重工业通常是资本密集型的，中国城市工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一直非常有限，以致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非农业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就是说。农业为我国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工业部门却无法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在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我国人口分别出现了两次前所未有的增长，这更加重了人口就业的压力，城市不仅无法创造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机会，就连城市本身自然增长造成的劳动力增量都难以吸收。在这种情况下。建国初期农村人口自发地向城市流动的现象很快被各种制度遏止了。
　　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束缚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基本制度是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与此三种基本制度相配合的还有如排他性的城市就业、福利体制等。在这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环境下，农业劳动力首先是不允许离开所在的生产队。其次是食品定量供应政策以及排他性的城市就业、住房、医疗、子女受教育制度等都使得他们不能在城市生存。由于这种有效的制度约束，尽管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偏向政策导致城乡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但除了按照计划进行的户籍迁移之外，可以观察到的人口流动并没有发生。
　　不仅如此，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还违背发展规律，发动了一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改造的“逆”城市化的人口迁移，导致比没有人口迁移更严重的后果。在客观上这一“逆”城市化的人口迁移，不仅仅是延缓而是破坏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甚至把国民经济几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可见，由于片面工业化和畸形城市化。合理的人口流动被人为地阻挡，不合理的人口流动被人为地推动。历史欠账由此形成。“由于在劳动相对密集的‘粗放型发展’时期我国以身份制不合理地禁锢农民。错过了较为有利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时机，延误了本应在这一阶段实现的城市化进程，才造成了今天在技术升级、劳动密集度相对下降的条件下农民非农化的超常困难。”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追赶工业化的城市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步入工业化发展的快车道。改变以往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战略，积极发展轻工业，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工业化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城市化。在工业化的牵引下，长期滞后的城市化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1949年我国城镇化率为10.64％，1978年为17.92％，1985年为23.71％，1995年为29.04％，2002年为39.09％。2009年为46.39％。
　　与近代以前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人口的流动是由于“生产力压迫人口”，即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减少人口而引起的人口流动。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 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投入(包括资金、科技等)增多，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农业生产实际需要的劳动力大幅减少，由此出现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农业比较收益低下。在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转到城市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之前的缩小转为扩大，甚至超过了建国后的最高水平。因为农业收入的相对低下，使农民日益倾向于非农职业。在农村推力形成的同时，城市的拉力也在增长。随着统购统销制度的取消并开始了城市福利体制的改革，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工作与生活的成本大幅度降低。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体制性吸农”也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城市就业机会。在农村推力与城市拉力的同时作用下，一拨又一拨农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土地，开始了我国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急剧变革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背景的变化，使农村劳动力流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们可以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就地转移为主
　　1978年至1984年，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恢复发展农业上面，外出打工的农民不足200万人。但当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和城市发展步入快轨道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政府对此基本持默许态度：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后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在自理口粮前提下移居小城镇务工经商；1985年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的暂行规定》又开始“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政府还几次试图用调整建镇标准来缓解这一压力。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1987年，全国的流动人口就猛增到1810万人。此后，流动人口的增长更是势不可挡，根据四普数据估算，199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3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9％。而仅仅五年之后，1995年全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几乎翻了两番，达到707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5.86％。
　　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是通过就地转移(即常说的“离土不离乡”)来实现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厂进镇，在本地域内(县以下乡镇)从事非农职业。就地转移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增加了农民收入，避免了由于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而造成的“城市病”，因此，在当时被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条新路”。但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要么还是农村户口，要么与农村有着生产生活方面的紧密联系(如亦工亦农、家住农村)，所以就地转移是不彻底的城市化。
　　(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2年：异地转移为主
　　1992年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分界岭。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的召开，确立了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市场经济要求劳动力自由流动，实现和其它市场要素的优化配置。同时，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广东先行一步，继而是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开发，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而农业比较收益进一步下降，农民负担沉重。这一时期乡镇企业由于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纷纷改制并走向资金密集型，吸纳就业的能力逐年下降。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就地转移对农民来讲已十分困难。且不具吸引力。于是，跨区域的异地转移开始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的异地转移(即常说的“离土又离乡”)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流动人口数量大。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数量达到1亿人以上。二是方向集中，即主要向发达地区城市流动，即所谓的“孔雀东南飞”。三是职业与身份的分离。身份是农民，但职业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而主要是从事多种产业、行业。由于“体制性排农”，他们迁移出去后并不预期能够在迁入地长期居住下去。因此他们在经济、政治、社会与心理文化各方面与原住地农村有着紧密的联系。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人口城市化，即这种人户分离、职业与身份分离的人口流动并没有使得他们顺利向城市市民转化。
　　(三)2003年以来：人口流动出现新趋势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与“三农”问题的解决、城镇化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联系起来，引导人们从民生之本出发，从发展改革、城乡统筹的宏观视野去认识和处理问题。在人口政策和人口流动规律的双重影响下。我国农村人口流动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
　　1　流动主体转换。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农村劳动力流动主体也由第一代向第二代转换，即1980年后出生的农村劳动力。由于第二代农村劳动力在成长环境、价值观念、流动动因、行为方式、生活预期等方面和第一代存在着很大差异，他们的流动呈现出新的特征：第一，有定居城市的目标。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纯粹为赚钱提高在农村的生活水平，农村是他们的根，他们并不愿留在城市。第二代外出的农村劳动力虽然户口上仍是农民，但大多数不愿意从事农业，也不会从事农业。且受教育程度(大多数是初中毕业)和大众传播的影响，逐渐地将目光定位于谋求城市居民角色。实现由农民向城市居民身份的转换。第二，定居城市比较困难。原因一是缺乏适应现代化生产的素质。第一代农民工没什么文化和技术，只要能够挣到钱，他们愿意接受“脏、苦、累”的职业。第二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较第一代农民工有很大提高，以致他们不愿再从事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职业。但与第一代农民工相似的是，他们大多也没有受过专业技能培训，不能适应非农产业技术进步、结构升级和国际化进程步伐加快对高素质员工的要求。原因二是体制障碍。受城乡二元格局的影响，城市政府还没有在职业培训、社会福利等方面对农民工做出明确稳定的安排。这样，第二代农民工就处于“留不下、回不去”的尴尬境地，成为“新漂一族”，给社会秩序带来严重困扰。
　　2　举家迁移增多。从独自外出到夫妻共同外出再到全家外出，我国农村人口流动已呈现家庭移民化的趋向。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调查数据，2004年农民工举家外迁的有2470万人，比2003年增长1.6％，约占农村外出人口的20.9％。举家迁移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流动，而是有了更深刻的人口城市化含义。家庭移民化是国际迁移行为的规律，目前中国该类迁移的比例还相对较少，主要是存在制度上的障碍，需要不断加以改革。从流动到定居，变为城市稳定常住人口将会带来行为方式的变化，进而会带来社会经济结构更大的变化。
　　3　回流少量出现。二十多年来，农村劳动力一直是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近几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双向流动的态势，一批又一批曾经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或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陆续带着技术、项目、资金返回到自己的家乡创业，不仅形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潮，而且正在孕育产生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据农业部的调查，全国有近500万农民工返乡创办实体。在四川、河南、湖北等农民工聚集的省份，已形成了为数不少的农民工创业基地。但农村劳动力回流主要是经济结构调整(如金融危机)和生理退化(老弱病残)造成的被动回流，且数量不多，同时回流对于城市化的利弊还有待观察。
　　正如托达罗所指出的，任何影响城乡实际收入的经济、社会政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口流动过程，而人口流动过程本身反过来又往往会改变各个部门和地区的经济活动、收入分配，甚至人口增长的形式。展望未来。随着制度樊篱的清除，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将逐渐协调发展，同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将被城镇二三产业所吸收，在城镇安居乐业。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社会具有一些特殊性，如庞大的人口基数、复杂的地区差异、长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森严的城乡壁垒、有机构成较高的城市工业等。这些特殊性使得中国人口流动在常规中掺杂变化，需要执政者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制定统摄宏观和微观的人口政策，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步发展，并最终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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