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罪己诏”（外一篇）:罪己诏

　　“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发生的一种口谕或文书。“罪己诏”，有一定积极意义，一来表达了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愿意把事情办好的愿望；二来可以笼络人心，造成一个团结一心的局面。
　　中国古籍中记载的第一份“罪己诏”是《尚书》中记载的《汤诰》。后来，还有《诗经》中的《周颂·小毖》是周成王的罪己诗，《尚书》中的《秦誓》是秦穆公偷袭郑国惨败后的罪己文。汉文帝则是第一位正式发下罪己诏的皇帝。最后一份罪己诏是袁世凯在取消帝制后发过的类似“罪己诏”的文书。据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统计，在《二十五史》中共有89位皇帝下过264份“罪己诏”，平均每8年就下有一份罪己诏，皇帝们也够“诚恳”的。
　　“罪己诏”里，以唐太宗的姿态最高，当然也可说调子最高。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旱、蝗并至，唐太宗下“罪己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他为了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在他一人身上，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话说得是够漂亮的，当然，人家毕竟有个贞观之治摆在那儿，你不服还就不行。
　　而“罪己诏”里心情最沉痛的，则非汉武帝莫属。汉武帝晚年，任用江充，酿成“巫蛊之祸”，逼死太子刘据和卫皇后，受株连者数万人；受方士欺骗，求仙炼丹；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干了很多狂妄悖谬之事。痛定思痛，他在“轮台罪己诏”中自责悔过（“深陈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扰劳天下”，决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这玩意儿到底有没有用呢？应该说有的有用，有的没用，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建中四年（公元783年），长安失守，德宗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陕西乾县。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颁发了一道《罪己大赦诏》，诏中文字真挚动人，很有感召力，据史料记载，唐德宗颁“诏”后，“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民心军心为之大振，不久，动乱即告平息。
　　有时也没用。崇祯皇帝是下过“罪己诏”最多的皇帝之一，前后写过6次，态度很诚恳，检查也颇到位，可当时大势已去，义军匪盗蜂起，女真人步步紧逼，吏治空前糜烂，军事一塌糊涂，大厦将倾，写再多“罪己诏”也没用。于是，李自成军队攻入北京后，他自缢煤山，留下最后一道“罪己诏”：“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
　　平心而论，作为“君权神授”的古代帝王，权倾天下，尊严无比，百姓疾苦重要，皇帝面子也很重要，能对自己的过错反省悔悟，就已经十分难得了，倘若再写成文告——《罪己诏》，颁示天下，就更属不易了。至于是出于至诚，还是迫于无奈，有几分真心，几分作秀，那就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总比死不认错，固执到底要好吧。有了“罪己诏”这个不成文的制度，对那些无法无天的帝王多少总是个约束。
　　主角与配角
　　《主角与配角》是陈佩斯与朱时茂在1990年央视春晚表演的小品。小品中，饰演“叛徒”的陈佩斯为了当上主角“八路军”，耍尽了各种小聪明，屡屡抢戏，在他的软缠硬磨下，终于心想事成，可最后因形象、习惯等问题又不自觉地回归了“叛徒”角色。
　　在戏台上，因为形象、演技、能力、性格等原因，有些人以演主角而擅长，如唐国强、李幼斌、陈宝国、陈道明等，有些人则以演配角而出彩，如牛犇、刘江、吴孟达、午马等，他们各安其位，相得益彰，合作了许多精彩剧目，令人啧啧称赞。
　　历史是一个大戏台，同样也有生、末、净、旦、丑，同样需要主角与配角密切配合，精诚团结，找好各自定位，相互补台而不抢戏，这样才能有成功的演出，以经典剧目留给世人。
　　刘邦与萧何等是主角与配角的最给力模式。主角刘邦虽少文缺武，本事不大，但他有容人之量，识人之明，用人之胆，是个合格的主角。他的几个配角则各有其长，且服膺主角，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萧何抚慰百姓供应粮草，稳定后方；韩信领兵百万，决战沙场，百战百胜。按照“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原理，刘邦与萧何、张良、韩信的主配结合，效用最高，威力最大。
　　马克思与恩格斯是主角与配角的最科学模式。马克思为创建理论大厦殚精竭虑，宵衣旰食，恩格斯为马克思提供经济援助慷慨解囊，自觉无私；马克思长于对理论体系的创建与完善，恩格斯则精于对具体理论观点的梳理与开掘；马克思的阵地主要是图书馆和博物馆，恩格斯则更关注现实的工人运动和商业社会；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才能十分敬佩，说自己总是踏着恩格斯的脚印走，恩格斯总是认为马克思的才能要超过自己，自觉甘居第二小提琴手。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们所有的一切，无论是金钱或是学问，都是不分彼此的。
　　黄兴与孙中山是主角与配角的最合理模式。孙中山长于思想与决策，在海外进行宣传与筹款，黄兴长于实践与行动，多次参加武装起义，诚如章士钊所言：“孙、黄合作，是最理想不过的：一个是兴中会会长，一个是华兴会会长；一个是珠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是长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在海外奔走，鼓吹筹款，一个在内地实行，艰辛冒险；一个受西方教育，一个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这就是所谓“孙氏理想，黄氏实行”模式。尽管声名显赫的黄兴拥趸日增，但他始终服从孙中山的领导，不居功，不抢戏，与孙团结一致，保证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洪秀全与杨秀清是主角与配角的最失败模式。主角洪秀全是落魄文人，长于宣传鼓动；配角杨秀清是烧炭工人，勇于战场冲杀，一文一武，本应密切配合，互补长短，无奈两人境界都不高，胸怀均狭窄。尤其是定都南京后，洪秀全贪图享受，任人唯亲，又嫉妒杨秀清功高震主；杨秀清则鄙视洪秀全昏庸无能，不甘居配角，步步进逼。最后为争权夺利导致自相残杀，数万太平军死于无辜，杨秀清、韦昌辉被诛，石达开出逃，太平军从此一蹶不振，很快走向灭亡。
　　“一山不容二虎”，不论何时何地，主角与配角都是客观存在，当今社会分工愈细，尤其如此。一个戏台，有主角与配角之分；一个班子，有正职副职之分；一场战役，有主攻与辅攻之分；一支球队，有主力与替补之分。主角要有大局观，胸襟要宽，气势要足，镇得住场；配角要有配角意识，自觉补台，辅助主角，不能抢戏；主角要尊重配角，名利不能独吞，配角要服从主角，锋芒不能太露，这戏才能唱下去，唱出名堂，事业才会兴旺，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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