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富豪冲刺私人银行] 私人银行解决富豪子女上学

　　温州金改后，成为中国第一批私人银行家的诱惑，让这群极具孤独和不安的富豪们蠢蠢欲动　　2011年6月末，温州车站大道上，罗富贵电话响了，他掏出手机，是温州某银行员工的电话，对方开口便问：我们有3000万的口子，帮忙解决下。
　　罗富贵挂掉电话，转而从手机号码簿里调出他常用的关系网络，问道：你那有男人没有？“有一个团！”对方回答。
　　挂掉电话，罗富贵又开始拨打下一家，他知道，1000万元已经成功搞定。
　　所谓的口子，男人，团，在温州地下金融圈内是常用的暗语，男人意味着放贷资金，女人意味着资金缺口，而一个团还是一个军意味着你手头有多大数量的闲置资金。
　　罗富贵的公开身份是温州某担保公司的老板，而担保公司身份上的便利让他很容易就拉到资金为面临着月底存款量考核的银行救急。
　　行情好的时候，他几小时内就能成功融到上亿资金，灵敏的他时时关注着市场上随时变化的利率，既不报过高也绝不低于别家，而从银行给予贴息中赚取的差价实在利润不菲，短短几天，就有可能达到上百万。
　　“跟很多人的想法不一样，温州这批玩钱的人，在外表上都异常低调。”正如罗富贵所说，他全身上下并无半点名牌，一部手机是磨损得很厉害的国产山寨机。“那是一家手机厂的老板送我的，一送送了一打，我只好一部部用过来。”
　　然而在10年前，担保业作为一个新兴行业正当起步。罗富贵打算进入这个市场一搏，老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威胁：做这个就离婚。几个孩子也在一旁附和：离婚吧，离婚了才能没有后顾之忧。罗富贵一咬牙，带着一千多万家产离开。其余的资产全部留给了老婆孩子。
　　现在，他的产业到今天几乎涨了10倍。足以看出其中暴利。他说，做这一行的，资产在两三年内翻一番很正常。
　　尽管如此，高额的利润回报却很难抑制他身上的不安全感，因为钱来得快，去得也快。
　　一行业人士说，在温州多数担保行、典当行、寄售行，干的都是两种活：能放在台面上的是政策批准的借贷业务，而私底下的集资和吸储业务利率可能高达四五分，哪种业务行情好就做哪种。
　　“前几天温州又有人跑路了，欠了20多亿的债，但是政府压下了不让报。”在一家台式口味的餐馆里，另一个资产过亿的温州富豪杨嘉兴吃着一份30块钱的排骨饭，一边慢条斯理对我说，这对夫妇还要参与下一场朋友的聚餐，所以只点了一份饭怕浪费。
　　谈及现在温州的金融形势，他说：“整个温州几乎所有人，都将房产抵押在银行，将抵押贷款再去买房，而现在房价跌去了三分之一，贷款收不回来，很多公务员只能白天端着笑脸上班，晚上回家跟老婆孩子抱头痛哭。”
　　跟此前温州金融危机那些跑路的老板相比，罗富贵的日子相对好过些：“温州整个担保业几乎全军覆没。我为什么不跑路？因为我在上海有个3亿元的楼盘，有这个做底，我心里踏实。”
　　尽管如此，他仍然带有极度不安全感，和温州很多担保老板一样，他坦诚，自己也做好了跑路的准备。“在杭州、上海等所有你能想得到的大城市，都有我的房产，狡兔三窟嘛，实在撑不下去，就只能跑路了。”
　　事实上，如今他每个月在温州的时间，甚至还不到一半。他把密集的行程掰着手指数给我听：周一在上海，然后是宁波，再到杭州，一个星期，跑了5个地方。
　　每次回温州，前来火车站接他的是担保公司的一名员工，姑娘圆圆的脸蛋，用温州话叽里呱啦跟他聊起了他不在的时候的情况。他半真半假地告诉我：她是体校毕业的，肌肉可结实，危险的时候可以当我的私人保镖。
　　与不安全感如影随形的，是离婚后的孤独和寂寞，之所以这样密集地在全国各地到处跑，或许是掩饰这种孤独的最好办法。“人一忙起来，就不会想这么多了。”
　　和普通人不同，罗富贵最喜欢研究《温州晚报》和《温州都市报》右下角的信息通告栏，这段时间以来，他开始频繁从上面寻找自己认识的名字，通过法院的传票通告、寻人启事，寻找周围朋友跑路的信息。“这一阵子，平均每三天就有一个我认识的人跑路。”
　　民间信贷的巨大风险让这群亿万富翁希望自己在金融行业中的身份正常化，成为私人银行家无疑是最好的出路。
　　2012年4月，温州金融改革“国十二条”颁布。央视在温州金改发布会现场发回的消息是，温州允许私人开办银行。30年后，当温州再一次走到了金融改革的风口浪尖上，面对这一机会，他们有人选择了放弃，有人仍在坚持，还有人持续观望。
　　1984年，回到家乡温州的罗富贵开始筹划创办一家钱庄。彼时，整个温州的商业氛围已经活跃起来。但当时的银行门口仍悬挂着“国家金融重地，闲人莫进”的牌子，普通百姓不要说贷款很难，存款也不易。
　　钱庄开业的第一天，政府领导前来道贺，银行却派人前来查封，两拨人遇上了，场面顿时分外尴尬。最终，钱庄没能挂牌，只能转入地下经营。
　　两年后，同是温州人的杨嘉兴创办了第一家民间信用社—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但结果跟罗富贵的钱庄如出一辙，信用社还没有开张，当地的银行就跑来要求查封，可是，资金已经募集到位，连员工都招聘好了，杨嘉兴咬了咬牙，决定把信用社办下去。
　　由于当地银行不愿给信用社开户，杨嘉兴的信用社只能将每天的存款用箱子装好，藏在床铺底下，还找了几个公安局的朋友来帮忙轮值看守。“运钞车就别想了，取钱送钱都是麻袋一拎。”
　　80年代最后一年，是罗富贵和杨嘉兴压力最大的时候，要看资本主义，就去温州看，国家对温州模式姓资姓社的判决迟迟没有下来。而像民资信用社和钱庄这样的吸储机构，更是随时可能被查封或挤兑。
　　孤立无援，每天像在走钢丝。煎熬不久，以敢于改革而闻名的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被调走，顿时，他感觉到失去了后盾，遂决定关掉自己的钱庄。对外只说是担心挤兑风波。
　　所以，当今年4月当温州金改试点获批、允许私人办银行的呼声再次高涨时，他的反应平淡了许多：我仔细研究过相关规定，觉得政策放开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只是后续关注。 　　跟当年逐字逐句研究担保法一样，最近，他随身带的包里早已准备好了金改方方面面的政策文件，一有空就研读一番。而十八大的政策风向也是他时时都在关注的焦点。他几乎能历数每个国家领导人的出身和专长。
　　跟罗富贵对私人办银行的观望态度不同，杨嘉兴满怀热情地参与到游戏之中，他始终觉得，中国缺的不是银行，而是具有服务意识、能为不同层次的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而一旦民资参与银行业，温州高达8000亿处于疯狂状态的民资也就有了规范化的去处。
　　中小企业融资门槛过高，只能被迫去接受高额的民间借贷，而民间融资背后整个信用体系的不规范，导致了一旦经济形势不好，跑路潮便如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般迅速蔓延。
　　在杨嘉兴看来，解决的办法也在于让民资创办自己的银行，真正做到服务中小企业，为此，金改试验区大政一出，他便跃跃欲试地计划着筹备温州农村发展银行，“我们可行性报告都写好了，总注册资金20个亿，光一次认筹会就认筹了8亿多”。
　　然而，当他带着申请书和可行性报告前往金融办时，却没有一个部门愿意受理。奔走半年来，所有的民间银行申请皆如泥牛入海。
　　就在不久前，杨嘉兴愤而将创办银行的所有章程、报告和可行性方案悉数撕毁，生活瞬间变得空闲起来。现在的日子就是会会老朋友，聊聊天。“既然不让搞，那就不搞了。”
　　但这难以泯灭的情结始终深藏在心间，时不时会迸发一下，就像他谈起如何请了金融学的博士来起草章程，如何将方案细化到了利率的百分点的时候，眼睛里仍然炯炯有神。
　　也有仍然在坚持的人。9月28日，温州首次公布了9家民企发起或升转创办新型金融机构的名单。其中，陈开云管理的任苍南联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就在其中。
　　材料已经申报上去，11月23日，当金改细则出来的时候，陈开云松了口气：因为细则中再次提及试点部分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将转职成村镇银行。
　　“谨慎”是这些亿万富豪的共性，金融行业一直是政策市，尽管坐拥暴利，却时时刻刻提着脑袋干活。
　　“别看我现在风光，政策风险太大了，说不定哪天也被抓进去，变成另一个吴英，或是别的什么人。”罗富贵半开玩笑地说。为此，他从小就教育两个儿子，千万不要干自己这一行。如今，两个儿子都考了公务员。
　　罗富贵并非金融行业的亡命之徒，直到今天，他仍然津津乐道地讲述自己当年在黑龙江的一段知青往事：一个寒冷的夜晚，一条野狼闯进了集体宿舍区，连长大喊狼来了，连里的东北人胆子大，一起冲出来，齐心协力把它打死了，而温州人则几乎不约而同地躲在房间装作没听到外面的动静。事后每个东北人都分到一块狼肉，温州人什么都没得到。
　　罗富贵写文章总结道：对情况有多大把握就做多少事情。没有把握宁愿不做。
　　跟老婆离婚之后，罗富贵尝试着重新找个女人。“可是，年轻姑娘一对我表示热情，我就在心里犯嘀咕：她图的到底是我的什么？而四十多岁的半老徐娘，我已经完全提不起兴致了。”
　　采访第二天，记者见到杨嘉兴的时候，杨问起：“你一定见过罗富贵了吧”，他边说边掏出手机展示罗富贵给他的欠钱短信，“你见到他跟罗富贵说声，到底什么时候还我钱？”
　　（文本中罗富贵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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