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者何川|何川

　　这位大学里的光学博士，攀登近十年，被视为国内民间攀登圈中，最具实力的攀登者之一，对他来说，攀登的意义很简单，“快乐的源泉”。　　32岁的何川住在北京后海熙熙攘攘的胡同里，跟这个大城市打了15年交道后，他的生活已被分割成互不相干的两部分。
　　周一到周五，何川在学校教课，他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光学老师，终日在实验室里面对各种仪器，是学生们眼里的“何博士”；其余时间，包括寒暑假，他几乎只做一件事——攀登，是攀岩圈里的“小河”。
　　这个中等身材的重庆人，体貌上并不出众，出门也永远是一身暗色的户外休闲装，一只腰包挎在身上。只有走近了才会觉察到，他手掌厚实，手臂强健，黑黑的脸上，一笑起来现出硬朗的线条。
　　今年7月，何川带领两名队友攀登了海拔5413米的四川婆缪峰。接触攀岩近十年后，“小河”已成为国内民间攀登圈中最具实力的攀登者之一。
　　“我的生活方式就是所有计划都围绕攀登进行，包括工作，怎么安排假期，要挣多少钱来支持(攀登)——这就是攀登在我生活中的地位。”何川说。
　　“保守派”探险者
　　何川爱纠正别人，强调自己不是“科学家”，是“科研工作者”，实验室里的何川冷静、缜密、有耐性。
　　攀登中的他亦然。他把理论、技术和经验讲得严丝合缝。
　　他给中国攀岩运动做了分类：体制内和体制外。体制内基本是国家出钱，也有少部分商业攀登；体制外既有商业也有自主攀登，区别是前者包括一些服务，开发线路、提供向导和协作。
　　何川则是单纯的自主攀登——中途不靠外界补给，一鼓作气爬上山顶并且平安回来。
　　2000年以前，中国的攀登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发展之后，绝大多数属于商业和半自主攀登，像何川这样的民间纯自主攀登者，至今仍是少数。
　　说起攀登对于自己的意义，何川想了想，总结得言简意赅——快乐的源泉。
　　2000年，何川毕业后留校工作，农村大山里长大的他，有积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去玩。他花了400块钱，买了辆二手自行车，每天晚上在三环、四环骑，周末骑到天津、青岛。
　　一次偶然，何川跟着朋友到首都体育馆攀岩场尝试“新玩法”——攀岩。他最初没找到要领，看着别人爬得又快又高，自己却力不从心。打小好强的他，在这次打击中有些难过，以至于之后半年都不愿再接触攀岩，直到认识了自己的“伯乐”——当时已经在圈里小有名气的自主攀登者王茁。
　　那年冬天，何川不知哪里来的兴致，跟着朋友去尝试攀冰，在一段很滑的岩壁上，别人都不敢做动作，何川却灵巧地跃上，牢牢把冰镐打入冰壁，站在下面的王茁连连称赞：“有天赋，有天赋。”
　　何川“一下子找到了成就感”，从此痴迷上了攀岩、攀冰，并成了王茁的登山搭档。每个周末，都能在训练队伍中看到他的身影，后来就连工作日也尽量抽出时间练习。
　　谨慎、细致的科研习惯助了他一臂之力。他不仅关注攀登的技巧和能力，更关注户外运动的急救知识，装备的配备，以及线路本身的安全性。对于目标，从不冒进，每前进一步都会想后面一步要干什么。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他曾在一段100多米的岩壁上爬了很多年，每次完成相同的线路后，才尝试更长的，200米、300米……直到对自己能力十分确定，何川才开始尝试高海拔、大岩壁攀岩，即便如此，他也不报着“每次必登顶”的决心，而是见机行事，以稳为主。
　　“我们是探险，不是冒险，每次活动的最大目标是完整安全地回来，登不登顶都无所谓。”何川笑了笑，“我算保守派的。”
　　“我要活着下山”
　　今年7月，何川和岩友“五香”“裂缝”组队，一起攀登四姑娘山区婆缪峰西壁转西南山脊——这是一条没人挑战过的新路线。挑战新线路，是最吸引自主攀登者的事情，也是他们可以同体制内及商业登山PK的内容，比不了高度和数量，好吧，咱们来比难度。
　　攀登婆缪，从奢望，到自信具备能力，再到付诸行动，何川想了8年，2010年和2011年间，他还先后去勘察了四五次——在各个山沟里转，看哪有好的岩壁，如何接近，多高，如何设计线路，该做哪些准备……
　　万事俱备，何川决定出发。
　　不过这次准备成熟的攀登，起步就不理想。因为连续阴雨，队伍在海拔4180米的营地“熬”了一周，才等到云开雨住；刚一出发，过独木桥时，背夫又在河水最湍急的地方跌了下去。
　　虽然人被救了上来，但何川不喜欢任何意外，“在大自然面前，人的力量太渺小”，由于心理压力过大，他一度想取消活动。最终，8年的愿望战胜了谨慎，他们继续前进了。
　　四天后，全队顺利登顶，欢呼、合影、休息，在中国“最漂亮的大岩壁”上，三个人安静地俯瞰脚下的白云。一个小时后，他们开始下撤。
　　众人大多以为，登山之险，莫过于向上攀登，事实上，最考验人的却是下撤，意外也多发生在下撤过程中。因此，往往是团队中能力最强的人率先下撤，每降一段，选择分段点，做好保护站，固定线索，以便帮助和保护队友下降。
　　何川往往是承担这一工作的不二人选，这次也不例外。但他没想到，另一次意外就在下撤过程中发生了。
　　在一个下降处等“五香”时，由于前天晚上没睡好，有点困，他不知不觉靠在一块石头上睡着了。迷糊中，忽然“嘭”的一声，他只感到左腿一阵巨痛。
　　“我被落石击中了!”何川迅速反应过来。但身体已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左腿膝盖上方又热又涨，他下意识地双手扶地坐下，往岩壁根靠了靠，避免再被落石击中。膝关节已无法弯曲，为了缓解疼痛，他不停地深呼吸。
　　“会不会下不去了?”他想。但调整情绪，冷静下来后，他脑海浮现只一个念头，“我要活着下山。”
　　大约五分钟后，身体的震颤停止了，何川尝试着动了动脚趾头，伸伸腿，蹬蹬地，断定没有骨折后，才松了口气。他的膝盖已肿成一个面包，一团火热，腿上有一大片伤疤。他镇定了一下情绪，打开对讲机，告诉队友：我受伤了，不能带领下撤了。
　　“裂缝”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他在开玩笑!如果小河不能自己下降，我和五香怎么办?也不知道谁能爬这么高来救我们，”裂缝慌了神，“那就只有等死了。” 　　万幸，小河还能自己下降，考虑到“五香”经验不足，只能由“裂缝”带队，但何川仍然充当着“精神领袖”，指导下撤，要选哪条路线，该在哪里设保护站。
　　不得不身兼重任的“裂缝”全神贯注，整个下撤过程中，他只有一个念头：“三个人要安全带回家。要专心，千万不能出事。”就这样，他们一路跌跌撞撞，用了3天时间，完成了预计2天的全部任务。
　　“受了伤的小河仍然十分冷静”，“五香”说，虽然跟着何川攀岩的时间不长，但他十分信任这位做任何事都很沉着的前辈。
　　何川刚刚养好腿伤，就像讲课一样，跟岩友们分享受伤的教训。跟何川一起攀岩十年的“阿草”说，“这就是他的性格，善于总结”，这也是让别人信赖他的原因，“同样的路线，有他在场，心中就倍感踏实”。
　　“我能攀登到六七十岁”
　　十年来，何川唯一有过放弃攀岩的想法，是他的搭档和“伯乐”王茁遇难后。
　　2005年，王茁和妻子攀登骆驼峰时遇到了雪崩，王茁被雪崩打下了山，妻子眼看着丈夫跌入山谷，不见踪影。
　　何川一度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只要一碰岩壁，就沉浸在和搭档一起训练的记忆里，转而又突然意识到，这个良师益友再也不会和自己一起攀登了，他也像跌入了无底的雪谷，既不能走出来，又不愿走出来。
　　用了一年多时间，他才真正摆脱低落的情绪。
　　何川接手了王茁生前的业余“事业”——管理白河攀岩基金。名字叫基金，其实更像攀岩爱好者俱乐部，何川的主要工作是管理集体物资、开辟攀登线路、带领大家到各地开展活动等。
　　“科研工作者”何川的“轴”在这项工作中充分显现出来。
　　去外地开发线路时，尽管没有禁止攀登的明确规定，当地人也往往横加阻拦。别人大多按照“潜规则”，“打点一下”，或者每个攀登者象征性地交五块十块，就能解决，但何川就是不愿意，也不许别人去“打点”，“大不了一两年再不去那”。
　　开辟新路线时，国内其他俱乐部的人会为了创造条件，破坏山里原有的生态，但何川坚决不这么做。有一次，他安排好的攀登线路被别人发现了，利用这条线路向其他俱乐部收钱，何川知道后，一气之下把安排好的线路全拆了，宁愿自己放弃，也不让“混水摸鱼”的人得逞。
　　虽然弊病不少，但何川看好自主攀登在中国发展的前景。
　　他刚入行时，置办一身攀登行装至少要三五千元，要攒半年的工资才够；如今，三五千元对多数工薪阶层来说，负担已不算太大，“门槛在降低，再也不只是高富帅的游戏了。”何川说。
　　攀登已成为何川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能攀登到六七十岁”，这几乎是他在攀登上最大胆和不保守的设想。
　　问及原因，他不假思索、胸有成竹地说，“因为经验，经验比体力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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