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啸山庄 哥特_女性哥特视角下的《呼啸山庄》

　　摘要 自《呼啸山庄》问世以来，考察与评价其与哥特小说传统的关系，就成为艾米莉·勃朗特研究的一个热点。而女性哥特的兴起，又为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这部小说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本文从女性哥特涉及的女性焦虑与恐怖、女性疯癫与囚禁的角度，来阐述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挖掘出它与众不同的内涵和价值。
　　关键词：女性哥特 凯瑟琳 焦虑与恐怖 疯癫与囚禁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女性哥特小说的产生和发展
　　“哥特（Gothic）”一词，原指居住在北欧的以野蛮杀戮出名的哥特部落。而“哥特”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小说中，是在1764年霍勒斯·瓦尔普（Horace Walpole）的小说《奥特兰托的城堡：一个哥特式故事》中。在这之后，哥特小说浓墨重彩的登场了。其模式特征是：故事的背景常常是在遥远的年代和荒凉破败的地方，密室、地牢、墓穴和不为人知的地下通道，常伴有鬼怪精灵和超自然的现象出现；故事的人物要么是出生不明的雄心勃勃的恶棍，要么是年轻柔弱的美丽少女；故事的情节多是落难的少女被囚禁在阴森恐怖的城堡或修道院，在抵制迫害、企图逃遁的过程中，受尽恶棍的惊吓与折磨；其中悬疑与爱情交织在一起，隐秘的身世、古老的咒语、家族的秘密、神秘的继承权、渲染着人性的罪恶与黑暗。而女性哥特则是女性文学创作与哥特小说结合的产物。拉德·克利夫的《尤道弗的奥秘》（1794）开创了女性哥特的先河，紧随其后的是玛丽·雪莱的《弗兰克斯坦》，勃朗特姐妹的《简·爱》和《呼啸山庄》等等，她们使女性写作成为了传统。但最早提出“女性哥特”这个概念的却是美国女性主义文学评论家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在其著作《文学女性：伟大的作家》（1976）一书中。她将“18世纪以来女性作家创作的哥特小说”作为“女性哥特”的定义。现在一般认为，女性哥特是女性作家创作的、表征了女性意识的哥特小说为女性哥特小说。毫无疑问，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但标志着性别视角开始以一种明确的方式被引入哥特研究之中，而且丰富了女权主义的内涵。
　　二 艾米莉·勃朗特和《呼啸山庄》
　　艾米莉·勃朗特1818年出生于英格兰的一个牧师家庭，兄妹六人。艾米莉性格内向，最爱与大自然为伴，经常到离居住地不远的荒原去散步，感受大自然的气息。荒原开阔雄劲的气息深深地吸引了她。她对荒原细腻、到位的描写在《呼啸山庄》中可见一斑。然而艾米莉所生活的19世纪，仍然是在男权制度体系下，她虽然有了读书认字的机会，但是行动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驰骋却被剥夺了。像那个年代大多数家庭一样，男孩才是家庭的重心，父亲过度的溺爱使这个家庭唯一的儿子几乎成了家里的“暴君”。盖斯卡尔夫人在《夏洛蒂·勃朗特传》中写道：“在一个全家都是姑娘，只有一个男孩的家庭里，生活往往会有特殊的考验。人人都期盼他在生活中有一番作为，期待他去行动，而姑娘们仅仅是活着……其余的人都养成了苦行的习惯，唯独允许勃兰威在自我放纵中长大。”为此，姊妹三人不得不经常出外谋生，到有钱人家里做家庭教师来贴补家用，而这一职业在当时是受到歧视的，根本不被当作活的、有理性的人来看待。1848年，她们的哥哥去世，姐妹们总算得到彻底的解脱。在此期间，伦敦的流行文学圈中，哥特小说的形式实际上已经在消退，可幸运的是，在这偏僻的约克郡哈沃斯牧师住宅中，勃朗特姐妹还在哥特小说的遗产中寻寻觅觅。特别是霍夫曼、司各特的那些神秘、恐怖的故事让艾米莉找到了某种契合自己天性的东西，这大大激发了她的想象。离群索居的生活、荒凉败落的环境、冷漠的人际关系、可怕的梦魇。另外住在有母亲和两个姐姐的亡魂的房屋中，再加上严厉的父亲和滥用金钱、自甘堕落的兄弟，勃朗特姐妹就好像真的生活在哥特式的情节中，哥特小说中女主人公对恶棍自相矛盾的态度就是她们对父亲和兄弟的感情的翻版：畏惧中流露仰慕，厌恶中夹杂依赖，可是她们力图使自己的作品超越传统的哥特小说对女性形象的描写，加上对父权制的批判，赋予作品以独特的个性和时代精神。作为女性的艾米莉不需要别人的代言，发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
　　三 凯瑟琳对自身性别的焦虑与恐惧
　　莫尔斯认为给女性带来恐怖的不是非人的神秘力量，而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根源在于男权社会对女性性别身份的禁锢，特别是父权制社会的家庭关系和婚姻制度。《呼啸山庄》写作背景下的19世纪的英国社会是一个以菲勒斯文化为中心的，崇尚“家庭天使”的时代，女性处于一种从属于男性的地位，没有自由和平等可言，更没有自己的话语权。男性是主体，是绝对；女性则是他者，是次要的，要听任男性家长权威的摆布。而艾米莉创作的凯瑟琳是寻求个体身份的女性的象征，她不甘于父权制社会所宣扬的“高尚淑女”和“家庭天使”的角色，相反，她是对这一形象的彻底颠覆。在她还未满六岁的时候，她就骑遍了马棚里所有的马，她还时常光着脚和希斯克利夫赛跑，十足一个桀骜不驯，天性倔强的“乡下野丫头”，凯瑟琳这种自由的天性与父权文化所定义的女性角色背道而驰，引起了老恩肖的不满，当她向父亲撒娇的时候，他生气地斥责她：“不，凯蒂，我不能爱你，你比你哥哥还坏，去，祷告去吧，孩子，求上帝宽恕你，我想你母亲和我一定后悔生养了你哩！”父亲去世后，凯瑟琳的哥哥亨德雷继承了父亲的全部财产，接替了父权制社会的家长角色，他禁止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接触，稍有不如意就把她送到壁角去受罚。画眉山庄的男主人老林顿则在一旁协助亨德雷实施他家长的权力，当他看到凯瑟琳跟希斯克利夫在乡野乱跑，他狠狠地教训亨德雷管教妹妹不严。在这样的背景下，凯瑟琳势必会顺从父权制社会的观念，被迫与代表她真实自我的希斯克利夫分离。凯瑟琳感到了无助，这让她产生了莫名的焦虑与恐怖。通过在人物身上反映出的情绪，也映射了那个时代女性作家对自身性别角色的焦虑和恐怖。在父权意识形态统治的19世纪，“女性还没有动笔之前——笔是她们被严格禁止不得碰的东西，父权制度及其文本就已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这意味着女性作家丧失了自我定义，创造自身形象的权力。结果不可避免地受到“对作者身份焦虑”的折磨，这也是为什么三姐妹在发表她们的作品时，要借用男人的名字而不是她们自己真实的名字。 　　凯瑟琳成年后，要面对自己的婚姻。是选择与自己兴趣相投的希斯克利夫还是与自己身份匹配的林顿，在众人的眼中，凯瑟琳嫁给画眉山庄的贵族林顿，如同进了天堂。画眉山庄作为一个与呼啸山庄相对立的环境，是外界文明社会的缩影，它侵占了凯瑟琳作为女性特有的生存空间和主体性，并唤起了她一直压抑着的由于在男权社会中受压迫和禁锢而产生的恐惧感和焦虑感。因而在凯瑟琳的梦里，她梦见“天堂不像是我的家，我哭碎了心，闹着要回到人世间来，惹得天使们大怒，把我摔了下来……”这场有关天堂的梦，实际是在暗示她嫁给林顿后将面临的命运，是父权为她所指的一条不归路。然而在虚荣心的驱使下，在内心焦虑的折磨下，她还是迷失了自己。父权制下的婚姻制度，要把凯瑟琳改造成一个“贵妇人”，她对菲勒斯文化对女性的定位的妥协丧失了自我。最终，在凯瑟琳去世之前，她已分不清自己是在呼啸山庄还是在画眉山庄，也没法分辨白天和黑夜；她也无法分辨自我，一会是快乐的童年，一会是林顿太太，一会又是陌生人的妻子，这是女性身份危机的体现，也是女性哥特小说的共同特点——焦虑与恐怖来自于女性的内心。可以说，凯瑟琳是生活本身从艾米莉胸中迸发出来绝望的痛苦呻吟。
　　四 凯瑟琳的禁锢与疯癫
　　女性哥特批评方法的引入，让我们对密闭空间的监禁意象有了新的认识。女性密闭空间的监禁意象既象征着禁锢女性自我的父权制社会，又是父权制文化压抑下女性个体情感体验的载体。像其它现代女性哥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多是被迫呆在家中一样，《呼啸山庄》中的凯瑟琳在与林顿结婚后，被禁锢在象征文明，次序井然的画眉山庄中。阔太太的日子没有过多久，她就意识到，情感上的空虚是富足的物质生活无法填补的。她和林顿的婚姻生活，几乎没有正常夫妇间应有的交流和理解，林顿整日把自己关在书房，也不让仆人们与她多交流，她日渐沉默，不再是那个敢说敢笑、无拘无束的“乡下野丫头”了。画眉山庄已经变成了她的丈夫囚禁她的一座牢笼。窒息又无助的感觉使得凯瑟琳想到了绝食。如果说，绝食往往与女性的愤怒与无助紧密相联的话，那么女性哥特文本的“歇斯底里”（即疯癫）的叙事方式则是女性愤怒与绝望的更高状态，对于凯瑟琳来说，她愤怒绝望在于，她背叛了与她“用同一块料子做成的”拥有共同本性的希斯克利夫，选择了与她的本性背道而驰的林顿并憧憬着要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事实证明她做的屈服于父权社会的决定是错误的。凯瑟琳在禁锢她的画眉山庄的卧房里绝食了3天，却没有获得丈夫丝毫的慰藉，这个深受菲勒斯文化影响的男人认为应该是凯瑟琳先来跟他和解，他“在书房里消磨时光，也不问他妻子的事”，丈夫的行为点燃了像泥土那样摆在那看似丝毫没有危险的火药。耐莉对他们婚姻的预言也一语成谶，“当种种情况引起双方都感到一方的利益并不是另一方思想里主要考虑的内容时，这种幸福就结束了”。凯瑟琳头脑中对林顿以往温文尔雅的形象彻底灰飞烟灭了。
　　凯瑟琳在濒临疯狂时的几段话清楚地表达了她在认识到林顿的无情，或者说是女性无助之后的怀疑、幻灭与绝望，正是这种幻灭后的绝望导致了她精神上的分裂，进入曲意影射现实的发疯状态。凯瑟琳用牙齿咬开枕头并“似乎找到了孩子气的解闷法，从她刚咬开的枕头裂口中拉出片片羽毛来”，口里呓语道：“那是火鸡的……这是野鸭的，这又是鸽子的。……这片羽毛是从荒原上拾来的，并没有谁打鸟儿：我们在冬天看见过它的巢穴……希斯克利夫在鸟窠上装了一个捕鸟笼，那老鸟儿就不敢飞进来了。”凯瑟琳在她疯癫的幻觉中，想象着和希斯克利夫携手在荒原上自由自在，却又不能从婚姻强加给她的这个使她“厌烦的破碎的牢狱”里逃脱。女性禁锢在密闭空间中那既纠结又矛盾的内心体验，一方面揭露了在父权社会为维护自身的权威与统治地位对女性的迫害，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女性的社会边缘性，被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禁锢束缚。凯瑟琳在死前疯癫状态中的呓语：“我知道这是夜晚，桌子上有两支蜡烛，把那个黑衣柜照得像墨玉一样闪闪发亮。”其实房间里除了镜子之外别无他物，镜子中是她本人，可她却认不出来。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监禁使凯瑟琳产生种种异乎寻常的反应，艾米莉对凯瑟琳这段精神错乱的描写，不仅营造出哥特小说特有的恐怖效果，从疯癫之中我们又看到了她从父权制幻想中清醒之后对真实自我的追求，这同时也是女性身份危机的体现。在女性哥特文本中，处于密闭空间中的女性，只有逃出隔绝的空间才能脱离禁锢的状态，获得真正的拯救。而对于凯瑟琳，死亡是最好的拯救。
　　五 结语
　　艾米莉·勃朗特在借助哥特式小说所特有的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同时，又突破了传统的框架，赋予哥特式小说女权主义的特色。这本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者获益于哥特传统的同时也改造和超越了哥特式传统。笔者从女性哥特的角度来挖掘出《呼啸山庄》中尚未被挖掘出的一些新的意蕴和内涵。同时也希望通过展示凯瑟琳对自身性别的焦虑与恐怖和凯瑟琳的禁锢与疯癫，使我们能够从女性哥特的角度更好地解读这部小说。
　　参考文献：
　　[1] 艾米莉·勃朗特，方平译：《呼啸山庄》，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2] 李昕潮：《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的女性哥特小说》，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版。
　　[3] 萨默赛特·毛姆：《艾米莉·勃朗特和“呼啸山庄”》，《勃朗特姐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4] 林斌：《西方女性哥特研究——兼论女性主义性别与体裁理论》，《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 蒲若茜：《〈呼啸山庄〉与哥特传统》，《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6] 杨静远：《勃朗特姐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作者简介：张丽君，女，1979—，河南安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安阳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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