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意大利的拜占庭流亡学者聚集地]意大利拜占庭

　　自14世纪开始，面对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节节进逼，大批拜占庭学者陆续向西方迁徙，由于拜占庭和意大利地理位置临近，加之双方长期保持着一定的经贸和文化交往，因此，他们首选意大利作为侨居地。进入意大利以后，拜占庭流亡学者大多聚集在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这样，在意大利形成了拜占庭流亡学者的三个聚集地，在拜占庭流亡学者的推动下，这三个城市先后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希腊文化研究中心。但是，对于拜占庭流亡学者为何集中于这三个意大利城市，学界少有论述，因此，本文试图从文化环境方面分析这三个城市吸引拜占庭流亡学者的主要原因，以及拜占庭流亡学者对意大利复兴希腊古典文化的重要影响。
　　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较早出现的希腊研究中心，也是拜占庭流亡学者的聚集地之一。佛罗伦萨之所以成为众多拜占庭流亡学者的定居地，显然得益于佛罗伦萨政府和显贵家族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和对人才的资助，而佛罗伦萨统治者对文化事业的庇护政策，不仅在全社会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推动了佛罗伦萨的古典文化复兴，更使其能够吸引来自拜占庭的流亡学者。
　　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一直重视文化发展，凡有才之士皆委以重任，或授予政府官职或聘为大学教职。1375年人文主义者克鲁乔·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年）被任命为佛罗伦萨的执政官，其后的几位继任者也都是杰出的人文主义者，这使得人文主义者可以借助职务之便促进古典文化的研究和复兴。在萨卢塔蒂的推动下，14世纪末佛罗伦萨成为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中心。由于西欧自中世纪以来对希腊语和希腊文化知之甚少，而拜占庭一直保持着希腊古典文化传统，为了复兴希腊古典文化，萨卢塔蒂提议佛罗伦萨政府邀请拜占庭著名学者曼纽尔·克利索罗拉斯（Manuel Chrysoloras，1350—1415年）到佛罗伦萨大学讲授希腊知识。
　　1397年，克利索罗拉斯到达佛罗伦萨，他是佛罗伦萨大学的第一位希腊语教师，也是西欧自中世纪以来正式邀请的第一位拜占庭学者。克利索罗拉斯在佛罗伦萨短短三年的教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引发了意大利人学习希腊语言和文化的浓厚兴趣，掀起了希腊文化热潮，克利索罗拉斯本人也受到他的意大利学生的大力追捧。此后，更多的拜占庭流亡学者纷纷效仿克利索罗拉斯来到意大利寻求发展，他们相继被意大利多个大学聘任，佛罗伦萨大学也从此形成了希腊语教学的传统。如果说克利索罗拉斯开辟了一条拜占庭流亡学者赴意任教之路的话，那么佛罗伦萨大学则开创了意大利各个大学引进拜占庭学者的先河，而这些都源于佛罗伦萨政府和统治者对文化事业的支持，若没有古典文化研究的兴起，尤其是希腊古典文化研究的兴起，拜占庭流亡学者就不会在意大利获得就业机会和生存空间。
　　15世纪中期以后，当佛罗伦萨政府对文化的支持渐告衰微之时，私人庇护主的作用日益显现[1] （p.32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赞助人主要是君主或者极有权势的富商[2] （p.282）。几乎每个佛罗伦萨显贵家族都有庇护文化的传统，譬如佛罗伦萨著名的金融实业家帕拉·斯特罗兹（Palla Strozzi）就是拜占庭学者曼纽尔·克利索罗拉斯的赞助人之一；而柏拉图哲学在意大利的复兴即与梅迪奇家族有直接的关系。
　　在梅迪奇家族的资助下，1482年佛罗伦萨出版了柏拉图著作的第一个拉丁文版本，柏拉图学院也于1200年后重新复兴。梅迪奇家族还热衷于古典图书的收藏。科西莫·梅迪奇（Cosimo Medici，1389—1464年）曾聘请著名的佛罗伦萨书商比斯提西专门为他收集、购买图书，后者雇佣了45名抄写员为其抄写手稿，这些抄写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拜占庭流亡学者。科西莫去世后，他的孙子罗伦佐·梅迪奇（Lorenzo Medici，1449—1492年）继续收集和购买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代手稿，并在圣罗伦佐教堂新建了一座图书馆。为了扩充图书馆，梅迪奇家族不惜以高价雇佣一些拜占庭流亡学者。譬如君士坦丁堡人詹那斯·拉丝凯利斯（Janus Lascaris，1445—1535年）受罗伦佐· 梅迪奇的委派，先后两次到原拜占庭地区搜集古代手稿，仅他一人就为梅迪奇家族图书馆增加了200多卷古代手稿，其中有80卷是当时西方闻所未闻的[3] （p.78）。1495年，梅迪奇家族图书馆的藏书量已经高达1017册[4] （pp.86～87）。
　　梅迪奇家族对于古典文化的庇护吸引了众多杰出的拜占庭流亡学者移居佛罗伦萨，除了为梅迪奇家族收集古代手稿的詹那斯·拉丝凯利斯之外，还有出生于君士坦丁堡的诗人，罗伦佐的密友，米歇尔·马拉卢斯·塔坎尼奥提斯（Michael Marullus Tarchaneiotes），他是著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此时已经50多岁；以及来自雅典的逃亡者德米特利尔斯·考坎迪利斯（Demetrius Chalcondyles，1423—1511年）等人。
　　聚集在佛罗伦萨的拜占庭流亡学者中，对于复兴希腊古典文化贡献最大的有四位：他们分别是约翰·阿基罗保罗斯（John Argyropoulos，1394—1487年）、安德罗尼克斯·卡里斯特斯（Andronicus Callistus）、德米特利尔斯·考坎迪利斯和詹那斯·拉丝凯利斯。四位学者的共同之处是都曾在佛罗伦萨大学担任过希腊语教师。卡里斯特斯是一位非常多产的抄写员，他于1471年来到佛罗伦萨，1475年离开，他关于希腊史诗的演讲给佛罗伦萨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卡里斯特斯的短暂停留不同，其余三位都在佛罗伦萨度过了他们职业生涯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自1456年至1471年的15年间，阿基罗保罗斯一直在佛罗伦萨大学讲授希腊哲学，他不仅有效地帮助了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工作，还推动了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研究兴趣由修辞学转向哲学。由于学识渊博，阿基罗保罗斯很快成为15世纪中期佛罗伦萨学术圈中的领导人物。考坎迪利斯在1475年到1491年间长期定居佛罗伦萨，在他的指导下，1488年意大利诞生了荷马著作的第一个印刷版本；考坎迪利斯还为佛罗伦萨培养了很多复兴古典文化的健将。拉丝凯利斯1475年就已定居佛罗伦萨，直到考坎迪利斯离开后，1492他才获得了佛罗伦萨大学的教师职位；他收集的古代手稿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哲学的研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5世纪的佛罗伦萨不仅是拜占庭流亡学者的聚集地，还是整个意大利复兴古典文化的中心。意大利新柏拉图主义者马西利奥·费奇诺称赞道：“这是一个黄金时代，几乎所有以前原本消失的自由科目，如诗歌、雄辩术、绘画、建筑、雕塑、音乐等都复活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佛罗伦萨完成的！”[5] （p.168）需要指出的是，佛罗伦萨的古典文化复兴，无论是希腊语教学的恢复，还是柏拉图学院的重建，或是古典图书的收集，都离不开拜占庭流亡学者的积极参与。
　　罗马成为拜占庭流亡学者的聚集地与历任罗马教皇对古典文化的支持有直接的关系。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到了15世纪中期，文艺复兴精神已经在意大利文化界占据支配地位，教会的改革，基督教精神的复兴，不再是教皇关注的重心，而追逐文学、艺术成就以及修建宏伟的建筑成为教廷创造奢靡生活，显示政治权威的最好方式[6] （p.270）。
　　从15世纪中期直至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前的历任教皇，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大多接受过全面的人文主义教育，他们对复兴古典文化有着极大的热忱。而西欧自中世纪以来受到教会的思想控制，古典文化遭受严重破坏，尤其是希腊古典文化在西欧几乎完全湮没，此时，大量富于古典文化内涵的拜占庭流亡学者的出现恰好迎合了意大利的文化需求。因此，罗马教皇纷纷招募拜占庭流亡学者参与罗马的希腊文化复兴。
　　历任罗马教皇中，引进拜占庭流亡学者力度最大的莫过于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1447—1455年在位）。他是意大利人，曾在佛罗伦萨生活多年，俗名托马索·帕莱恩图塞利（Tommaso Parentucelli，1397—1455年）[7] （p.84）。在佛罗伦萨时，他接触到人文主义思潮，并深受拜占庭学者、红衣主教贝萨隆（Bessarion，1403—1472年）的影响，热衷于古典学术的研究。担任罗马教皇以后，他创建了梵蒂冈图书馆，其中收藏的不只是拉丁文著作，还包括大量希腊文著作。更重要的是，他广邀东西方学者汇聚罗马，使罗马一度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心之一。
　　在尼古拉五世的任期内，被招揽到罗马的拜占庭著名学者有贝萨隆、特雷庇隆的乔治（George of Trebizond，1395—1484年）和塞奥多·加扎（Theodore Gaza，1400—1475年）等人。1443年贝萨隆到罗马定居，他的到来对于罗马的古典文化复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贝撒隆是15世纪逃往意大利的拜占庭学者中声望最高的一位，定居罗马后，他的家几乎成为一个学术研究中心。先后出现在这里的拜占庭学者有塞奥多·加扎、约翰·阿基罗保罗斯、特雷庇隆的乔治、詹那斯·拉丝凯利斯、德米特利尔斯·考坎迪利斯、安东尼克斯·考利斯陶斯（Andronicos Callistos）等；除了拜占庭学者以外，还有很多博学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如教皇的密友乔万尼·陶泰利（Giovanni Tortelli）、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波乔·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贝萨隆的秘书尼古拉斯·帕罗蒂（Nicholas Perotti）、数学家杰科波·德·科莱蒙纳（Jacopo da Cremona）、哲学家兼人文主义者罗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等。
　　虽然这个学术中心既不是一个正式的机构，也没有固定的活动时间，但是直到1472年贝萨隆去世前，它对意大利学术界的影响都是毋庸置疑的。大量希腊文学、自然科学著作，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希腊历史学家以及早期基督教教父的著作在这里有计划地、准确地被翻译成拉丁文。正是由于这个学术中心的存在，15世纪中期的罗马才能一跃成为意大利乃至整个西欧希腊研究的首要中心。
　　由于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本人对早期基督教教父的遗著非常重视，因此，定居罗马的很多拜占庭流亡学者，都参与了早期基督教教父著作的翻译工作。尼古拉五世曾多次和拜占庭东方教会协商出版这部分著作，他还派人到君士坦丁堡抄写奥利金①的著作。在佛罗伦萨宗教会议上遇到拜占庭学者特雷庇隆的乔治时，尼古拉五世还鼓励乔治研究丢尼修②的著作，在他的长期庇护下，乔治翻译了大量早期教父的译著，大多是4世纪时卡帕多西亚地区③的希腊教父和君士坦丁堡主教约翰·克里索斯托④的著作，还有亚历山大的主教希利尔（Cyril of Alexandria）和主教尤西比亚斯⑤的一部分著作。尤西比亚斯的著作讨论了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异同，在文艺复兴时期是非常热门的话题，他的著作的翻译对意大利15世纪后半叶的人文主义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IV，1471—1484年在位）对于吸引拜占庭流亡学者到罗马定居之事，同样不遗余力。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拜占庭著名学者约翰·阿基罗保罗斯于1471年和1481年两度来到罗马，直到去世。在罗马期间，阿基罗保罗斯翻译了圣巴塞尔⑥的《创世六日注释》（Commentary on the Hexaemeron），这部著作用大量篇幅讨论了《圣经》对造物的说明，并反驳了异教关于宇宙起源的观点。
　　1513年来自佛罗伦萨的利奥十世（Leo X，1513—1521年在位）当选为罗马教皇，他延续了梅迪奇家族赞助古典文化的传统。为了重温梅迪奇家族昔日的辉煌，利奥十世试图在罗马成立一个希腊语言学校。拜占庭流亡学者拉丝凯利斯是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拜占庭流亡学者，在佛罗伦萨时曾受到利奥十世的父亲罗伦佐·梅迪奇的庇护，他被任命为该校的负责人。拉丝凯利斯和他的学生，拜占庭学者马科斯·姆修勒斯，还有十几位拜占庭流亡学者，共同创建了这所希腊语言学校。该校的开办，有效地提高了罗马人的希腊文水平，此后，他们可以直接阅读希腊文图书。
　　教皇利奥十世对古典文化的庇护还引起了另一位著名的拜占庭流亡学者的关注，他就是扎凯利亚斯·考里尔基斯（Zacharias Calliergis）。1515年考里尔基斯移居罗马，他开办了罗马的第一个希腊文出版社，并且第一次出版了诸如品达①、里奥克里特斯②等古希腊作家的作品。 　　文艺复兴时期，几位罗马教皇对古典文化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罗马的古典文化复兴，而古典文化复兴，尤其是希腊文化复兴，为拜占庭流亡学者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因此，罗马才会成为拜占庭流亡学者的聚集地。另一方面，拜占庭流亡学者定居罗马又加快了罗马的古典文化研究热潮的形成。在拜占庭流亡学者的积极参与下，15世纪中期也就是教皇利奥十世（1513—1521年在位）和克莱蒙七世（1523—1534年在位）统治时期，“罗马变成了——虽然略有不同——一个世纪以前的佛罗伦萨：意大利文明的心脏”[8] （p.161）。
　　存在于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是威尼斯吸引拜占庭流亡学者的主要原因。文艺复兴时期，移居意大利的拜占庭流亡学者总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的影响。威尼斯地处亚德里亚海顶端，位于地中海东西两半之间，很早就起着拜占庭东方和拉丁西方之间的媒介作用。
　　威尼斯对外来文化具有很强的接纳、包容能力。早在9世纪时，已经有拜占庭商人在威尼斯定居，到了12世纪，随着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的商业殖民地的发展，拜占庭与威尼斯的交往日益频繁，两地居民通婚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拜占庭商人、技术工人和外交官开始到威尼斯定居，在威尼斯方言中甚至出现了希腊词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后，西迁的拜占庭人明显增多，但是拜占庭人向西方的大规模移民，始于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前的半个世纪。根据记载，1478年，移居威尼斯的拜占庭人口总数为4000多人，而1509年威尼斯的居民总数不超过110000。此后，随着土耳其人的不断扩张，拜占庭逃亡者的数量迅速增加，1580年威尼斯的拜占庭人口已经高达15000人[9] （p.155）。起初到达威尼斯的拜占庭侨民大多来自于君士坦丁堡和摩里亚（Morea）半岛，后来随着克里特岛的生存压力不断加大，来自克里特岛的逃亡者逐渐增多。此外，还有来自拜占庭其他的东方领地，如科福岛③、爱琴海诸岛、塞浦路斯岛、伯罗奔尼撒等。从拜占庭前往威尼斯的逃亡者最终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希腊人侨居地。
　　希腊侨居地位于威尼斯的中心地带，分布在几个著名的教堂周围，如希腊教堂圣乔吉奥等。圣乔吉奥教堂不仅是西方最早出现的希腊教堂之一，也是拜占庭人在西方保留希腊身份的最重要的象征。拜占庭帝国灭亡后，逃往意大利的拜占庭人把固守东正教信仰视为保持希腊民族传统的重要载体。在拜占庭侨民的不懈努力下，1573年，费时34年，耗资15000杜卡特（ducats：威尼斯的货币名称）的圣乔吉奥·德·葛力西（San Giorgio dei Greci）教堂终于在威尼斯建成[10] （pp.416～417）。这个教堂凝聚了所有拜占庭流亡者的心血，侨居地的拜占庭人不分男女老幼，或亲自参与工程建设，或捐献从拜占庭逃往时携带的圣像等装饰品。该教堂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标志着拜占庭侨民在威尼斯获得宗教自主权，这也是威尼斯能够吸引拜占庭流亡学者的原因之一。
　　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就像一个庞大的希腊社区，聚集了大量来自拜占庭的流亡学者。19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维鲁多（Veludo）认为，在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只有在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希腊传统得到了最好的保留[11] （p.137）。的确，在希腊侨居地，拜占庭流亡学者就像置身于他们自己的家乡，他们可以保持拜占庭东方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可以获得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尤其是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后，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感对流亡学者来说更是弥足珍贵，因此，很多拜占庭流亡学者都把威尼斯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16、17世纪时，从拜占庭前往威尼斯的流亡学者仍源源不断，有些人留在了威尼斯，还有些人向北到达法国或者欧洲其他地方，但是他们至少都在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停留过。我们可以断定，希腊侨居地中保留的希腊传统是威尼斯吸引拜占庭流亡学者的主要原因。
　　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同样引起拜占庭著名学者贝撒隆的关注。贝萨隆毕生收集了746卷古代手稿，其中希腊语手稿482卷，这些手稿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希腊文献[12] （p.62）。出人意料的是，去世前，贝撒隆决定将其收藏的全部古代手稿捐赠给威尼斯，而不是罗马和佛罗伦萨——他居住过并且获得极高声誉的两个城市。在1468年写给威尼斯总督的信中，贝萨隆为我们作了如下解释：
　　几乎全世界的人都聚集到你们的城市，尤其是希腊人。他们坐船离开自己的家乡首先在威尼斯登陆，他们来到你们的城市，与你们生活在一起，那里仿佛是另一个拜占庭。鉴于此，我怎么能不把我的藏书捐赠给威尼斯呢？……在希腊被征服之后，我为我的国家选择了威尼斯作为手稿的存放地……[13] （pp.75～77）
　　从这封信中，我们不难看出贝萨隆之所以选择威尼斯作为古代手稿的存放地，是因为威尼斯有一个希腊侨居地，特别是拜占庭帝国灭亡后，这里仍保持着拜占庭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当然，贝撒隆更深层次的目的是希望在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保留拜占庭东方的古典文化遗产，以备将来拜占庭复国之用。
　　移居威尼斯的拜占庭流亡学者大多从事希腊文的翻译、教学、编辑等工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参与了阿尔丁出版社的编辑工作。15世纪末，阿尔丁出版社发行的希腊—拉丁词典、希腊语法书籍和希腊古典文献从根本上帮助意大利人摆脱了学习希腊语的困境。16世纪以前意大利出版的图书，有半数以上都出自威尼斯的阿尔丁出版社。然而，我们很少关注到，著名的阿尔丁出版社正是依托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而创建和发展起来的。诚然，拜占庭学者贝撒隆的捐赠为阿尔丁出版社提供了丰富的希腊原文图书。但是，更重要的是，威尼斯有一个庞大的、兴旺的希腊社区，这里有大量富含希腊知识的拜占庭流亡学者，可以为阿尔丁出版社提供众多希腊文抄写员、打字员以及高水平的编辑[11] （p.128）。因此，阿尔丁出版社兴起后，威尼斯迅速成为意大利最活跃的希腊文献出版中心。
　　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及定居其中的拜占庭流亡学者，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威尼斯人文主义者的研究兴趣发生转移。文艺复兴初期，帕多瓦大学激发了威尼斯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拉丁文化的研究热情，但是，随着威尼斯人文主义者与拜占庭流亡学者的频繁交往，他们接触到希腊-拜占庭文化，再加上希腊侨居地的直接影响，威尼斯人文主义者最终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希腊研究。著名的威尼斯红衣主教皮耶特洛·柏姆布（Pietro Bembo）在1539年发表的演讲中，高度赞扬了威尼斯的希腊研究，他特别强调了拜占庭流亡学者和希腊侨居地对于威尼斯的贡献： 　　有些特殊的原因和最具有说服力的动机促使威尼斯人不断地努力复兴希腊文化的研究。你们有最便利地获取这一收获的途径；你们和希腊人像邻居一样生活在一起……你们不缺乏完成这一任务所需的大量教师和书籍。[11] （p.125）
　　15世纪末，威尼斯终于取代佛罗伦萨成为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希腊研究的首要中心。由于希腊侨居地聚集了大量拜占庭流亡学者，威尼斯也成为那个时代致力于希腊研究的西欧学者们心中的圣地，因为在这里，来访的西欧学者们可以接触到当代最知名、最博学的希腊学专家。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希腊侨居地成为威尼斯与整个希腊世界之间文化交流的媒介，同时也是拜占庭流亡学者进入西方的重要渠道。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以其特有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吸引着大量来自拜占庭东方的流亡学者，而拜占庭流亡学者也充分利用自身的古典文化优势，积极参与意大利的希腊古典文化复兴，有力地推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6世纪中期，随着经济的萧条，意大利主要的希腊研究中心逐渐衰落，甚至出现了希腊学人才饱和的现象。与此同时，北欧等地的希腊文化研究兴起，为了获得新的就业机会，移居意大利的拜占庭流亡学者遂开始翻越阿尔卑斯山向北欧和伊比利亚半岛迁徙。
　　【作者简介】张俊芳，女，1975年生，河南洛阳人，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拜占庭史和文艺复兴史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
　　参考文献：
　　[1]坚尼·布鲁克尔著，朱龙华译. 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M]. 北京：三联书店， 1985.
　　[2]C. G. Crump & E. F. Jacob. The Legacy of the Middlie Ages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3]John Edwin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Vol. II [M]. Bristol： Thoemmes Press， 1998.
　　[4] 杨威理. 西方图书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5]王挺之， 徐波， 刘耀春. 新世纪的曙光：文艺复兴 [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6]A·韦伯著，姚燕译.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J. H. Plumb. The Italian Renaissance[M]. New York： Harper&Row Publishers Inc.， 1961.
　　[8]丹尼斯·哈伊著，李玉成译.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M]. 北京：三联书店，1988.
　　[9]Thalia Gouma Peterson. The Icon as Cultural Presence after 1453[A]. John J. Yiannias. The Byzantine Tradition after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C].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1.
　　[10]Donald M. Nicol. Byzantium and Venic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Deno John Geanakoplos. Byzantine East and Latin West[M].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7.
　　[12]N. G . Wilson. From Byzantium to Italy [M]. London： Duckworth， 1992.
　　[13]Deno John Geanakoplos. Greek Scholars in Venice[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推荐访问:拜占庭 意大利 流亡 聚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