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克隆《辞海》] 辞海

　　《辞海》始纂于1915年，首版于1936年。该书一面世便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这是一本全国学者公认的最权威的百科全书。它囊括了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天文地理和古今人事，是我国唯一的一部兼具字典、语词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书，是学子开启知识宝库的一把金钥匙。
　　1949年以来《辞海》的编纂、修订得到几代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更凝聚了几代专家学者的心血。1957年秋天，毛泽东主席到上海视察工作，约见舒新城、赵超构等文化界名流，在谈到辞书问题时，毛泽东主席对修订1936年版《辞海》的动议极为重视，当即拍板将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上海。1958年5月1日，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在上海成立。郭沫若、翦伯赞、吴晗、吕叔湘、陈寅恪、竺可桢、茅以升、吴阶平、吕骥、潘天寿等全国学术界各领域的权威和3000多精英学者参与了这一浩繁的工程，历时8年进行编纂、修订。1965年4月终于出版了《辞海·未定稿》，内部发行1.5万套。两个月后，毛泽东接见《辞海》中国古典文学分科主编刘大杰教授时说，我已把《辞海》（未定稿）看了百把遍，感叹道：“你们做了不少工作。”他又指出，现代词目有些写得简单了一些，并对“中国共产党”等条目的写法作了重要指示，还提出了考虑将来《辞海》的出口问题。
　　1971年，周恩来总理提出把继续修订《辞海》的任务列入国家出版计划。1975年10月，周恩来同志病危中关怀《辞海》修订工作，托人转告《辞海》编辑部，对“杨度”条目作了实事求是的修订。
　　1979年邓小平同志批示，将其中军事条目交由军事科学院审定。
　　1989年，江泽民同志为《辞海）（1989年版）问世题词：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严谨的辞海作风精神，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对编纂、修订者的科学态度和严谨作风给予了高度褒奖。1999年版《辞海》江泽民总书记又题写了书名。
　　1999版《辞海》，国家投资了一亿多元，可谓是出版界的头号工程，数千专家学者为之倾注了心血。据介绍，《辞海》共有十多万词条，每一条各领域的专家都参阅了大量资料和反复论证二十余次才获通过。它是一本千锤百炼的国宝级精品工具书，是几代学界泰斗和5000多名学者半个世纪心血的结晶，它奠定了中国唯一一部权威的大型综合性词典的地位，被公认为中国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性出版物。
　　学界泰斗联名呼吁，出版社高额悬赏打击盗版
　　经过第四次修订，全书格局、学科比例、释义内容、表述方式均已达到相当高境界的《辞海》，1999年普及版、彩图版作为向国庆五十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不仅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获得了第四届国家辞书奖特别奖励，一上市就出现了罕见的紧俏场面，为满足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2000年1月《辞海》缩印本投入市场同样出现了热销场面。
　　然而，当《辞海》畅销之际，却引来了不法书商的觊觎。从全国各地的推销员反馈的信息，《辞海》投入市场仅两个月，即2000年4月，江苏、山东、北京、安徽、河北、陕西等地已发现《辞海》缩印本、普及本的多种盗版本。盗版速度之快、数量之大、版式之多令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李伟国和全社人员震惊和愤怒！
　　5月16日出版社举办了维权会，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是对知识的无情践踏，对法律的公然藐视，在中国欲加入WTO的今天，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与会者指出，反击《辞海》盗版的意义，不仅是维护众多作者、编者的合法权益，而且更具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弘扬知识产权制度、维护社会公序良俗，提升我国国际形象等典型意义和示范作用，应当依法对《辞海》盗版行径、犯罪行为大张鞭挞和严厉制裁，更应依法将盗版《辞海》的案犯和侵权者绳之以法。
　　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李伟国在会上向与会者、新华社和各大媒体通报了《辞海》被盗的情况：
　　《辞海》99版缩影本投入市场仅两个月就发现了盗版本，我们从山东烟台市三站图书市场六折购回一套，经鉴定为盗版本。我们又收到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市场处的传真，他们在北京通县一装订厂查到普及本的盗版本。正版普及本共三册，定价为480元，而盗版本共六册，定价1980元，翻了四倍，该厂装订后三册，1500套，共4500本已被扣留。
　　《辞海》被盗版，是一起十分严重的事件，危害甚大，一是败坏《辞海》的形象。《辞海》不仅以内容文字的高质量著称，其印刷装帧也属上乘。而盗版书，尤其是普及本的盗版书，印刷装帧质量极其低劣，纯属粗制滥造。二是坑害读者。据初步翻检，普及本盗版书的四、五、六册，即有300多处字迹模糊，难以阅读，《词目外文索引》只有一个开头，漏印80多页，而定价则抬高到正版社定价的四倍之上。三是侵害作者的合法权益。四是削弱正版书的销售，损害出版社和书店的利益。五是因印刷质量低劣而损害出版社和印刷厂的声誉。总之，盗版犯罪扰乱了图书市场，阻碍科学文化的正常发展，玷污了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形象。
　　最后，李伟国社长通过新华社和各大媒体郑重地宣布：凡发现盗版《辞海》的一个版本，提供确凿的证据或有价值的线索，出版社将根据查处的结果给予相应的奖励，最高金额达15万元，并为其严格保密。
　　为《辞海》编纂的作者们闻讯自己为之呕心沥血的宝贝被盗版后，无不痛心疾首摇头惊叹：连这样的国宝也敢盗版，那还有什么不敢盗版的呢？为维护《辞海》的权威和法律的尊严，2000年5月25日参与编纂的学界泰斗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著名桥梁专家李国豪，著名气象专家叶叔华，著名学者钱谷融，原上海市委书记、《辞海》主编夏征农等联合署名，向全社会发出了《打击盗版，维护（辞海）作者、出版社的权益》的呼吁书。
　　全国扫黄打非办和公安部有关领导闻讯，当即表示，《辞海》的盗版乃是一起严重事件，要列为重点案件追查到底。
　　陕西汉中印刷厂发现了重要证据却又被青工抢走
　　2000年5月底，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接到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报案。治安大队受理了此案。开始办案的民警只是履行公事，请报案人填写陈述笔录，但看完来者填完表后和交上了十多位老领导、老专家的联名呼吁书后，接报者感到了事态重大，即刻报告了大队长叶卫。叶大队长亦深感案件重大，即刻向副局长韦忠义汇报了此案，分局领导非常重视，立刻开会研究。韦局长要求办案成员不能像过去一样，到书摊上零打碎敲，浪费精力，而是从源头查起，一定要查出盗版的源头。为尽快侦破此案，决定成立五人专案组，办案人员放下手中的案子，集中精力追查《辞海》盗版案。 　　专案组成立后，精力没有放在追踪那些鸡零狗碎的摊贩书商上，因为以前有过教训，即使抓住了不法书贩，只是交代到何处买的，再追下去贩子早已闻风而逃。最后只是罚款了事。故他们这次确定的重点是追踪盗版源头，但苦于案情一时还朦胧不清。
　　应该说，辞书出版社通过新华社和全国各大媒体宣布的高额悬赏起了关键作用。不久出版社收到了全国各地许多来信，其中一封来自陕西汉中的检举信牵引了专案组的视线。信中说，汉中印刷盗版过许多辞书，署名为“一个有良心的共产党员”。专案组民警与上海出版局的人员迅速赶至汉中，根据过去的追查经验，侦查员最头痛的是地方保护主义，只有当地执法部门积极配合，案件才能顺利侦破。
　　为了取得当地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支持，上海警方和版权局分别向公安部、全国扫黄打非办汇报了案情。公安部、全国扫黄打非办召集了上海和陕西两地的有关领导研究了案情，就案件的归属问题两地发生了分歧，上海方认为受害者在上海，应由上海立案；而陕西则认为作案人在陕西应由陕西立案，互相各执己见，最后公安部、全国扫黄打非办一锤定音，由上海警方负责侦查，并向陕西省公安厅、陕西版权局分别下达了指令，要求积极配合侦办。
　　2000年6月7日，由上海警方五位民警和出版局的三位同志组成的追查小组悄然赶至汉中。虽然只是初夏季节，然黄土高原已是赤日炎炎似火烧，办案人员不顾酷暑找了个偏僻的地点，约来了“一个有良心的共产党员”，来者神情惋惜地告知：几天前厂里不知从何处闻到了风声，突然进行大扫除，昼夜打扫“战场”，共清理了三卡车的印刷品。
　　6月8日，专案组一行感到再隐蔽身份已无意义，便公开身份直奔汉中印刷厂，三位版权局的同志对印刷程序了如指掌，他们带领警方直奔印刷车间，然车间里已是干干净净，版权局的同志便来到废纸堆里寻踪觅迹，蓦地发现了印刷《辞海》的样张，大家看到证据后喜不自禁，突然有个身穿工作服的青工冲上来猛地抢走样张倏地消失在厂房后。
　　专案人员先是一愣，继而怒气冲冲地来到厂长办公室要人，一位接待者说张厂长出差去了，又找到张副厂长和党委陈副书记，让他们交出那个抢走样张的青工，他俩又推说不知道是谁，无法找。张副厂长还苦着脸为难地说：“老大不在，我们老二、老三不好说话。”两个厂领导一口咬定只印过“四大名著”，从未印过任何辞典，还信誓旦旦表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在陈述笔录上鉴字画押以示清白。
　　到手的证据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蒸发了，专案组于心不甘，但厂领导这种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态度又无法深查细究。专案人员实在想不通，这不是一家地下个体印刷厂，毕竟还是一家上千人的国有企业，厂里还有100多名共产党员，怎么会查不下去？犹如当年搞地下工作一样，专案组悄悄地在宾馆以外的一小餐馆约了检举人，对方为难地一再哀求道：“我只是出于良心说了真话，但你们要体谅我的处境，我们祖宗三代都在厂里劳动生活，万一被领导知道了，我们一家老小在这里就难以生存了，我个人无所谓，但我还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阿庆嫂，我为他们担心，你们一定要替我保密啊！”望着这位正直的汉子为难的表情，警方体会到了他的难处。
　　6月9日，上海警方将汉中侦查获得的情况上报北京，全国扫黄打非办领导批示：将此案列为2001年全国重点督办案件，并指示陕西省公安厅和省扫黄打非办全力协助上海警方依法查处此案。
　　山东东营市新华印刷厂垃圾堆里找到了铁证
　　专案组正在汉中受阻之际，接到了上海公安文保分局韦忠义副局长的电话，告知在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发现了线索。韦局长听到汉中难以突破的情况后，果断决定掉转枪头，直奔东营。6月15日专案组一行匆匆赶至山东省府济南市。为取得当地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支持，他们向山东省公安厅、版权局领导汇报了案情，当地省厅的领导明白了案情的重要性后，立即批示东营市公安局全力协助上海侦破。
　　东营市新华印刷厂所在的广饶县县长极为重视，热情地接待了上海警方，上海一行人马顾不上休息便要求当晚直奔印刷厂，县长见上海警方马不停蹄深为感动，便亲自陪同上海专案组赶到东营新华印刷厂调查。已是深夜10时许，老练的出版局同志专门找角落的那些垃圾堆，果然，在垃圾堆里发现了PS版模版，PS版是印刷书籍的底片，为防止出现上次被抢的情况，由一位人高马大的警察像抱着孩子一样紧紧抱着半平方米大小的PS版，其他人围在四周，大家眼神机警地来回扫描着，一路小心翼翼地回到宾馆。
　　当地有关部门在上海专案组住的宾馆隔壁也开了两间房间，为了防止意外，大家晚上睡觉反锁上门又加保险，尤其是那间存放PS版证据的房间更是紧张。第二天清晨5时多，大家风风火火地带上行李，准备赶乘早晨6时第一班汽车尽早撤离，未料，大厅里早有当地县领导和印刷厂厂长恭候在大厅。办案人员在宾馆作笔录，厂长态度诚恳地如实供出：2000年1月，朋友介绍了一个北京的叫吕大平的书商，他主动提出以每本58元印刷费委托印刷5000册《辞海》，我接过菲灵片开始是踌躇不定，知道这是冒险的活儿，但经不起来者的怂恿，在丰厚利润的诱惑下，决定冒一次险，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找上了门来。
　　当地政府和执法部门对此案颇为重视，在一个月内将案情查得水落石出，其政府对参与盗版活动的厂领导给予党纪处分，停产整顿7天。不久厂长主动到上海交了非法所得，并交了数十万罚款。
　　为了抓获北京的不法书商吕大平，民警郑尧刚赶到北京，北京警方听了案情介绍后，给予大力支持，他们立即作了布控。完成任务后小郑买了车票准备回沪，临走前一天傍晚，突然手机响了，对方自称正是上海警方要找的吕大平，他在电话里恳切地表示，下周一一定赶到上海投案自首。
　　9月下旬，吕大平在家人的陪同下携带25万元来到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自首，他已将提供给地摊书商的盗版《辞海》悉数追了回来，已售出的也设法找了回来，230元一套的《辞海》共2500多套，已托运发往上海，并交了罚款25万元。鉴于吕大平自首情节和认罪态度，警方决定从轻处理，取保候审。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的丁关根获悉侦破山东盗版《辞海》的消息后，特意派员到上海听取汇报，并指示将上海公安、版权联合执法的经验向全国推广。 　　杀回汉中，欲带走违法人员时遭数百人围攻
　　山东盗版案告捷，之后的5个月，上海警方没有惊动汉中。汉中印刷厂见半年过去了没有动静，以为万事大吉了。早在上海专案人员撤走之后，他们就立马开始补漏洞，先是致电不法书商，让他们尽快将大扫除后藏匿在仓库里的2500套《辞海》迅速提走。但不法书商怕警方守株待兔，不敢前往。厂方为了弥补损失，竟又大胆地派人将仓库里的《辞海》悄悄通过地下渠道抛售。
　　另一方面，为了不使风声外露，汉中厂又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厂长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宣布了保密纪律：“谁要是把印刷辞书一事捅出去，谁就是汉中印刷厂的千古罪人！”并且成立了护厂队，昼夜在厂区巡逻，以防公安人员再次突然闯入。
　　平心而论，在印刷业务竞争日益激烈的困境下，汉中印刷厂领导为了厂里1000多名职工的生活和国企的利润，确实全身心地投入在工作上，费心劳力自己也没多拿几个奖金，为了摆脱国企不景气的困境，他们动足了脑筋，为厂里上千号工人不下岗和地区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这种精神令人敬佩，但他们却通过盗版这种不法途径和方法来摆脱了经济困境，却又陷入了违法的境地。
　　11月9日，上海警方又悄然找到汉中厂知情人了解情况，对方反映了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印刷厂曾向山东济南购过大量词典纸张。警方立即赶赴济南印刷厂查证，果然1999年12月汉中印刷厂购过35吨40克的词典纸，每吨价格8034元，货款分三次付清，货一次发完。经上海印刷专家计算，这些纸正好可印5000册《辞海》，张副厂长曾拍胸脯保证道：“没有印过任何字典。”这正好印证了他们盗印过词典，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和有力的证据。专案组为此信心大增。
　　汉中是当年三国诸葛亮运筹帷幄之地，专案组的成员也采用了孔明惯用的出其不意之计。2001年12月3日，专案组一行11人杀回汉中。
　　他们下榻宾馆后，悄然来到汉中印刷厂，找到法人代表张厂长和张副厂长，市场开发部张副经理，还有那位拍胸脯保证没盗版愿承担法律责任的陈副书记。几位厂领导自视来者没有证据，便傲慢地说；“有问题在厂里谈，公安局我们没违法不去。”专案组为慎重起见，坚持要到公安局去谈问题，双方各执己见，经过一段时间交涉，最后只好折中回专案组住处宾馆去谈。
　　小车刚回宾馆不久，数百名印刷厂职工便尾随而至，他们簇拥在宾馆门前，将大门围得水泄不通，情绪激动地高呼：“快放人！”
　　面对被困处境，专案组立即报告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很快公安部电令陕西省公安厅务必保证上海警方的安全。汉中市公安局上百名警察接报后迅疾赶赴宾馆，在他们的劝阻下，情绪激动准备冲宾馆的职工才退出大门。在“快放人”的呼声中，几个参与盗版的厂领导被分隔突审后，才得知案情的严重性，他们无可奈何地如实地交待了盗版经过：
　　1999年12月的一天，开发部张副经理接待了书摊上结识的朋友——西安市张渭渭和南京市哈翎，酒过三巡，来者便道明了来意：“我们带来了一套《辞海》的菲灵片，预付30万元，请你们印刷厂帮助印刷5000套，时间越快越好。至于报酬嘛肯定使你们满意。”张经理拉到了一笔业务，也不管是否违法，便迫不及待地向分管业务的张副厂长作了汇报，副厂长又向厂长汇报了此事，两人知道这是非法买卖，但在惊人利润的诱惑下，他们果断拍板，干！他们在缺资金的情况下立刻赴济南购了35吨字典纸，以最快的速度印出了2500套，待不法书商提走第一批货，又赶印了2500套。2002年5月，张厂长从媒体上看到了上海辞书出版社悬赏15万元追查盗版源头的消息，惊出一身冷汗，立刻组织中层干部以大扫除名义迅速转移余下的2500套赃物，并销毁了版子。他们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未料上海警方已迅速找上门来，并发现了样张，那个青工出其不意地抢走证据后，厂领导非但没批评他，还暗自庆幸干得好，警方没有证据就拿我们没办法。
　　但半年后警方还是找上门来了，而且觅到了证据。分头做完笔录后，案情已基本明朗，上海警方准备依法带走四位违法者。未料宾馆门口的人群还没散，反而更加多，约有四五百人之众，簇拥的人群高呼：“放人！放人！”
　　办案人员一直被围攻至子夜时分，在当地民警的引领下，10名办案人员带着4名对象开始突围，他们提着大包小包，摸黑走过顶层一条长长的通道，又翻过一堵2米高的砖墙，来到宾馆的裙楼，大家如释重负地乘电梯来到楼下，一辆面包车已敞开车门等候在大门外，大伙见状喜出望外，正准备上车之际，闻风而来的人潮从宾馆正门迅速扑来。当地民警手挽手立即组成一道人墙，堵住了汹涌而来的人潮，办案人员迅速上车，但激动的人群不顾一切地向前扑去冲破了防线，不但阻止办案人员上车，还对他们拳打脚踢，混乱中一名对象被劫走，十多名受困人员在当地警方的保护下，退回到宾馆内，无奈只得暂避在一间陈旧的房内。
　　又僵持了四五个小时。其间当地市政府、公安局、版权局与专案组谈判，当地政府秘书长首先提出要求，将这个案件移交给当地公安部门来处理，理由是案发地在汉中，上海警方坚决不同意。接着秘书长又强调这家企业是利税大户，厂里有上千职工，万一带走三位厂领导引发闹事我们承担不了，你们也承担不了，你们要相信当地政府，一定会依法办事。但上海警方心里清楚，一移交案件又会不了了之。那位秘书长最后保证，尽快带该厂几位主要涉案人到上海投案自首，如有意外，可追究我的责任。在如此情况下，上海警方办案人员只得打电话回上海请示，韦忠义副局长详细听完汇报后，为同志们的安全和社会稳定考虑，同意先放人，但要求每人做完笔录，让汉中市政府签订协议保证带人到上海接受处理。为防止矛盾激化，专案组只得顾全大局放了剩下的三名涉案人员，心情沮丧地回到了_上海。
　　12月4日，汉中印刷厂的张厂长、张副厂长和开发部张副经理先后来到上海接受处理，并运来了2400余套盗版辞海。
　　《辞海》盗版本的始作俑者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根据汉中印刷厂提供的线索，盗版《辞海》的始作俑者已露出了水面。一个是西安人李渭渭，一个是南京人哈翎。办案人员分赴西安和南京，但两人早已逃之夭夭。专案人员请求当地公安协助追缉，并上网追逃。江苏警方闻之非常支持，很快查到了哈翎的地址，但人早已不知去向。据片警告知，哈翎已离婚，与一女子同居，但不知现住何处。公安人员跟踪追击终于摸到了那个女子的住处，但人也已不知去向。通过房东了解到，哈翎与该女子曾生过一女孩，不久就夭折了。专案人员灵机一动，来到妇幼保健院查婴儿出生登记卡，果然查到了死婴登记卡上有哈翎的签名，根据其住址追踪，发现哈翎与其父母居住在一起，立刻进行布控，但一时难以奏效。又从保安处获悉哈翎有一辆桑塔纳车，是上海牌照的，只记得最后三位数，具体不详。经过上海交警网上查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如愿以偿。 　　2001年6月25日，当哈翎的小车在小区刚停稳，公安人员已接到报警电话，须臾哈翎成了阶下囚。但狡猾的哈翎得知李渭渭还在逃，便将所有责任一股脑儿地全部推到了同伙身上，矢口否认自己参与盗版活动，只承认曾借给李渭渭15万。在证据不足情况下，专案人员只得取保候审放了哈翎。
　　已成了网上追逃对象的李渭渭，整天惶惶不可终日，结果突然小中风。大病初愈后，在妻子的陪同下准备坐火车到上海投案自首。李渭渭上车后给哈翎挂了电话，哈翎接到李渭渭欲往上海投案自首的电话后惊恐万分，等火车在南京停站后，哈翎便上了那班火车，他找到李渭渭，急急忙忙将李拉到车厢连接处，极力劝说他改弦易辙，但李渭渭去意坚定，哈翎又给了他一个小黑包，关切地说：“这10万元是小弟的一份心意，你拿去治病。”李渭渭推让时，哈翎又苦着脸恳求道：“我女朋友怀孕了，拜托你一人承担下来，你到了上海，千万不要说我参与了盗版，只说是借了你15万元钱，你的老婆和女儿我一定会照顾好。”李渭渭猛抽香烟，以沉默相对。哈翎送李渭渭夫妇到上海后，自己又悄然返回了南京。
　　李渭渭在妻子的陪同下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他向警方交待了自己与哈翎作案的全过程，原来他们各出了15万元，并花9万元做了_一套《辞海》菲灵片，于1999年12月交给汉中的张副经理，要求代印5000套，总码洋240万元。2000年4月，李、哈在长沙书市期间，向全国各地的书商抛售了300余套盗版《辞海》，从此，质量低劣的《辞海》流向全国各地。
　　至此，案情已全部明了。为了追回已销往全国各地的盗版书，韦忠义副局长率办案人员四处奔波收缴盗版书，历时一年，足迹遍布15个省市，北到东三省，南至四川、福建，东至浙江、江苏，西至甘肃、新疆，行程数十万公里，将李、哈销售的盗版本《辞海》一一追回，及时消除了文化污垢，同时也为案犯定罪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2002年8月27日上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外界关注的《辞海》盗版案作出一审判决：盗版《辞海》的委印人李渭渭、哈翎因侵犯著作权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和四年，并处罚金4万元和5万元。同日下午，“查处《辞海》被盗版案新闻发布会暨公开销毁《辞海》盗版仪式”在上海中华印刷厂举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全国扫黄打非办主任桂晓风，中宣部、公安部、国家版权局有关部门的领导，上海市副市长周慕尧和上海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中央和上海主流媒体的记者参加了大会。15时10分，桂晓风主任和周慕尧副市长同时启动了按钮，3000余册盗版《辞海》倾刻化为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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