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饥荒之后，历史便抛弃了蒋介石_河南1942人吃人照片

　　深入灾区报道河南灾情的美国《时代》记者白修德，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修习历史，在中国生活过6年左右，曾经短期内受聘于国民政府的国际宣传处，负责对外宣传影响美国舆论，和中美两方不少高官都有过接触，也曾到内地战区漫游采访，对国民政府和中国情况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国民政府的高官多毕业于美国名校。白修德说，他们个个都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但同人民完全隔绝，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一无所知。这些精英，只是国民政府徒然漂亮的点缀，而整个政府缺乏有效的组织，就像电气系统中的仪表盘，一按电钮灯光就闪闪发亮，可仪表盘背后的线路和哪里也不相通，与运转系统毫无联系。
　　初到中国时，白修德以为蒋介石是个民族英雄，但之后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他的全部看法。他看到蒋介石非常在意个人操守，对所有桃色新闻都不遗余力澄清，但对张学良、
　　李济深、张发奎、马寅初等人却背信弃义，出尔反尔。他对不穿现代服装的官员大发雷霆，却坚持按照旧的传统举行讲究的充满繁文缛节的典礼。他怒火发作时随便打人，甚至把人杀死。直至1945年春，他还对自己指挥下的征兵制度的过火感到震惊，下令处决全国征兵机构的腐败的负责人。“他也许是历来的专制统治者当中的最后一个，这些暴君认为，只要大喝一声‘杀头’或者‘枪毙’，就能解决问题。”中国历代王朝迷信“天命”，当蒋介石政令不出宫门，预感到“天命”逐渐消亡时，常爆发出阵阵怒火。随着内心痛苦的增长，他对美国的怨恨与日俱增，认为美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把他从日本人和共产主义的手掌中解救出来。
　　白修德最后的结论是，蒋介石思想混乱，唯一的政治纲领是中国的独立与统一，政治基础是他个人固执的意志。他有着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自大，以传统眼光看待外部世界，把洋人都看作蛮夷，只是需要学习他们的手段。蒋介石不过是个顷刻之间从旧世界飞黄腾达进入他所不能理解的新世界的人。严格的道德观念在他那里并不居于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是猪狗不如的背信弃义，军阀式的凶悍残暴，以及对于治理一个现代国家的那种不可言喻的愚昧无知。
　　调查河南大饥荒令白修德得到的唯一结论是，中国政府在听任这些人死去，或者是无意中把他们活活饿死。最令他愤慨的是，号称中国政府的这一政治体系，徒有政府之名而实质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完全没有治理能力。这场饥荒使他懂得无政府状态和秩序、生与死的真实意义，给他上了有关政治、政府和历史的真正的第一课：政府首先是在人们中间建立起来的，人们之所以感恩戴德地接受这种组织形式而不是不要政府，是想仰仗政府保护他们免受胡作非为的暴行和杀戮之害。作为一个美国人，他认为蒋介石不仅对美国毫无用处，而且对他自己的老百姓也毫无用处，这一点更为重要——在1942年饥荒之后，历史已经抛弃了蒋介石。
　　（资料来源：《探索历史：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作者：白修德，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第1版；《中国的惊雷》，作者：白修德，贾安娜，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
　　饥荒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这是白修德从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半个多世纪后被印度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做了理论上的证明。
　　阿马蒂亚·森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更多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大饥荒的实质是许多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仍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缺乏言论自由、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人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
　　在世界的不同国家中，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却不曾杀死统治者。国王和总统、官僚和各级主管、军方的领导人和指挥官，他们从来不是饥荒的受害者，因此通常缺少采取防范措施的动力。没有选举，没有自由媒体，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审查的公共批评活动空间，掌权者就不会因为防止饥荒失败承受后果。而民主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者，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这就给了他们激励因素去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因此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不管是富裕的还是相对贫穷的国家。
　　(《历史的裂缝 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作者：雷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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