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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之思与清靡之诗——李后主、隋炀帝诗词比较

发布时间:2023-03-22 18:00:12 浏览数:

□聂 飞

[内容提要]李后主与隋炀帝同为“帝王文学”的代表作家,两人在诗词创作方面居功甚伟,既有相同之处又各有千秋。相同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作内容的相同,两人创作“宫体诗”或“宫体词”。二是创作成就的相同,两人都拓宽了词境或诗境。两人独具特色之处表现在内容和风格上,后期李后主描绘故国之思,亡国之恨,词风黯淡萧索、哀怨凄绝,隋炀帝写山水风光、军旅生活,诗风清新秀丽、豪放壮阔。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两人的性格特点也不尽相同。

隋炀帝和李后主同为“末代帝王”,在政治上少有建树,后人评价多为负面。然相较隋炀帝,李后主虽为亡国之君,但后世对其相对宽容,究其原因,南唐的灭亡已是必然,并非李后主一人之力可挽救,同时李后主在文学方面之成就可为一大家,正如清代余怀所云:“李重光风流才子,误作人主,至有入宋牵机之恨。其所作之词,一字一珠,非他家所能及也。”[1]郭麐也称:“作个才子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2]李煜的才华和经历令人同情与称赞,因而后世评价颇高。而隋炀帝则没有如此幸运,古代谥法称“炀”为“好内远礼”“逆天虐民”“去礼远众”,这本为隋炀帝为陈后主所取谥号,出乎其意料最终后人将这个字放在他身上,并且几乎成为了他的代名词。隋炀帝在位期间施行暴政,据《隋书·炀帝本纪》记载:“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戮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劝,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3]95天下苦隋炀帝久矣,后世对其批判在他死后旋踵而至,唐太宗称其为“所为多不法”,[4]明人余之祯评论:“淫靡不足道”。[5]尽管《隋书》作者在《文学传序》中强调:“所谓能言者未必能行,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3]1730但千百年来,由于隋炀帝的暴政,人们对其诗文嗤之以鼻,吕温甚至将其结局归因于“以文章绮靡而亡”。[6]然而作为隋代少有的诗人,尤其在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的过渡期,隋炀帝的创作在中国诗歌史上应有一席之地。李后主、隋炀帝两人作为末代君主,又同为创作文人,两人的创作中有诸多异同之处,基于此,文章以隋炀帝、李后主二人诗词为探讨对象,着力于比较二人诗词中的异同及成因,以期推进二人诗词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李煜,字重光,初名从嘉,南唐王朝第三任皇帝,也是最后一任。李煜为中主李璟第六子,据马令《南唐书·后主书》记载:后主“少而聪慧,善属文,工书画。”[7]5289但“文献太子恶其有奇表,从嘉避祸,惟覃思经籍。”[8]李煜从小在创作方面极有天赋,又因他的哥哥厌恶他,因此一心沉醉于书籍的海洋中。然而“太子冀卒,四兄皆早亡,”[7]5289李煜“以此为嗣”被立为太子。李后主即位时南唐早已成为北朝的附庸,他对宋朝的策略是卑躬屈膝,以金玉珠宝讨好宋主。《宋史》记载:“煜每闻朝廷出师克捷及嘉庆之事,必遣使犒师修贡。其大庆节更以买宴为名,别奉珍玩为献。吉凶大礼,皆别修贡。”[9]然而宋主贪图的是整个江南,不是区区金帛所能满足的。故开宝七年曹斌等人奉宋太祖之命讨伐南唐,次年冬,金陵陷,李煜率近臣殷崇义等人肉袒出降。太平兴国元年,到达宋京,封违命侯以羞辱于他。宋太宗即位后,进封为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七月卒。关于李煜,《石林燕语》的一段记载或许更能说明:

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尝因曲宴问:“闻卿在国中好作诗。”因使举得意者一联。煜沉吟久之,诵其咏扇云:“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他日复宴煜,顾近臣曰:“好一个翰林学士!”[10]

“好一个翰林学士”,这对李煜来说,真是再确切不过的了。在政治上,李煜固然是失败的,但在文学上,他却占有一席之地。关于李煜词,明刻本《南唐二主词》收录33首,王国维等人辑补十多首,但无论原本或补本,都杂有他人之作。学术界确认为李煜词作的有37首左右。关于李煜诗,《全唐书》仅存全诗十八首,断句十六句。李煜之词在词的发展史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本文探索李煜创作之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以其词为中心。

李煜的诗词可分为亡国前和亡国后两个时期,两者在题材内容上虽有所不同,但无论前期后期,又有其一贯的特点,那就是“真”。王国维《人间词话》说:“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11]19诚如斯言,阅世越浅的诗人,始终保有较为纯真的性格,在词中一任真情实感宣泄,而较少有理性的节制。李煜亡国前词着重写对宫廷享乐生活的迷恋与陶醉,如《浣溪沙》: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

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12]10

此词描写通宵达旦的狂欢生活。上阙言太阳已高升,可昨夜的舞会仍在继续,舞兴正浓,不断往金炉“添香兽”,让其散发出的香味充斥舞庭,而舞女们仍不知疲倦的翩翩起舞,连带着地上的红地毯随着脚步起舞,变得起伏不平。下阙言舞女伴随鼓点疯狂起舞,即使金钗掉地也顾不及,酒醉之时以嗅花解醉。而别的宫殿亦是如此,只听得箫鼓之声远远传来。此词描写宫庭享乐细致入微,喻象生动,如一“皱”字,便道出舞会时间之长和舞女舞动之狂,而“酒恶时拈花蕊嗅”一句,更是真切自然,形象生动,使一个醉酒享乐、醉生梦死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这种自由自在的狂欢与无所顾忌正是李后主前期奢靡玩乐的真实写照。李后主前期的词也写他与大小周后的调情、幽期,如《菩萨蛮》: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12]10

这首词描写的是李煜和小周后婚前偷欢生活,马令《南唐书》记载:“后主继室周氏,昭惠之母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静。昭惠感疾,后常出入卧内,而昭惠未之知也……后自昭惠殂,常在禁中。后主乐府词有‘衩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之类,多传于外,至纳后乃成礼而已。翌日,大宴群臣,韩熙载以下,皆为诗以讽焉,而后主不之谴。”[7]5304。词的上阙写小周后赴幽会的环境、心态,寥寥几笔,便把一个娇媚、热情又担惊受怕的少女活灵活现的勾勒于眼前,下阙描写两人幽会时的喜悦与少女既羞怯又热情的矛盾心态。虽是男子作闺音,却将情窦初开的少女与情人幽会时的小心翼翼而又大胆热烈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词的语言通俗易懂,像“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之类完全是口语化的表达,读完整首词,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帝王和后妃的幽会,更像是民间女子与心上人的邀约,更显李煜之真。

李煜后期的作品以亡国为分界线,写亡国之痛,血泪之情。亡国给李煜带来的触动是刻骨铭心的,《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记述了李煜带一家三百口北迁离国时的悲惨时刻: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13]

直到都城攻破国家已灭,李煜才醒悟过来欢愉享乐的前三十年只不过是梦一场,自己已由国主沦为囚徒,曾居住过的宫殿也是一片冷落荒凉,此情此景,教人如何不泪垂。更何况远处云烟笼罩着山峦,正如内心的愁闷无法散去,细雨也在敲打着把“我”送离家乡的小船。闲坐舟中独自思量,然而思量什么呢?是自己以前荒唐的治国之策还是沉迷酒色的夜夜笙歌?亦或是自己将来该何去何从?饮恨自杀还是屈辱偷生?这些让人不得不思量。这首诗细腻描绘了李煜初亡国时的心理特点,亡国让这位一直活在物质丰富温暖环境下的君主发出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的感叹,从国主到囚徒身份的转变也使其诗风词风已由前期的清新繁丽一变为哀怨凄厉。

李煜后期的词作于北迁至被害之间的三年时间,仅存作品十首左右,然而正是后期为数不多的作品奠定了李煜在词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论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11]123王国维所说的士大夫之词正是指这一阶段创作的作品。李煜后期词首先表现为其直悟人生苦难无常之悲哀,如《乌夜啼》: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12]9

此词抒情隐蓄,写春残花谢之景喻国破家亡之事,“林花”“春红”如此匆匆离去,是因为早晚不间断的寒雨及狂风,而“我”的国家灭亡如此之快也因宋军的攻打,这是无法避免的,只得如此。“林花”“春红”与人依依惜别,正如“我”当初“垂泪对宫娥”,不知何时才能重逢。而“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往事已成空”,李煜自身所经历的这种国破家亡之痛已泛化,获得一种广泛的形态与意义,通向对于宇宙人生悲剧性的体验与审视。

李煜后期词着重写囚徒生活的不堪和无限的故国之思,如《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12]18

此词描写的是后主囚俘生活的一个片段,先从梦醒写梦中:梦中以为自己仍是故国的君主,享受了一会的欢乐,然而醒来后帘外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春意已将近,更何况天寒心寒,罗衾再厚也抵不住这寒意。下阙则抒发内心的强烈哀痛,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写的是与恋人之间的离愁,而后主的愁闷对象已由恋人变为“无限江山”,它是故国山河,亦是家国大恨,后主内心的愁苦更甚于常人。最后一句“流水落花春去也”,美好的东西总是无法留住,正如往昔的欢乐不再回来一样,连自己也弄不清是在天上还是在人间。后主在词中毫不掩饰故国之思,并将故国之痛与现实结合,水流、花落、春去、人亦将亡,足显绝望之深,悲痛之剧。再如著名的《虞美人》,也是写他对故国的思念: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12]4

这首词将“往事”“故国”“朱颜”等词罗列,直写自己对故国的怀念,只是这些美好的东西已然逝去,而如今只能空怀一腔愁懑,如滔滔无尽的一江春水,形成极大的感染力。陆游《避暑漫抄》载:“李煜归朝后,郁郁不乐,见于词语。在赐第,七夕命故妓作乐,闻于外。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并坐之,遂被祸。”[14]王铚《默记》亦载:“后主在赐第,因七夕,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之句,并坐之,遂被祸。”[15]从以上记载,我们可知李煜被害原因,他的故国之思毫不掩饰,也使得这首词成为绝命词。

在李煜之前,词的内容狭小,多表现男女离愁之情,词境浅显俗漏,正如《花间集序》所称:“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
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16]李煜前期词也循此路,但文化修养较高,艺术趣味也相应较雅。而后期词则一变为士大夫之词,在词中抒发深沉的故国之思,人生无常之感,开阔眼界,拓宽词境,使词摆脱花间词派的藩篱而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胡适在《词选》中评价说:“词曲起于燕乐,往往流于纤艳轻薄,到李煜用悲哀的词来写他的凄凉的身世,深厚的悲哀,抬高了词的意味,他的词,不但集五代的大成,还替后代词人开拓了一个新的意境。”[17]诚如斯言,正是李煜的开创性贡献,才有了北宋以秦观为代表的文人词的成熟。

杨广,又名英,高祖杨坚第二子,后世称为隋炀帝。据《隋书·炀帝本纪》记载:“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3]59隋炀帝未当皇帝前便善于伪装自己,杨坚曾经来到他的住所,看见乐器的弦大多断绝,上面又有尘埃,便以为他不好声妓,由此对他更好了:“高祖及后于诸子中特所钟爱,”[3]59甚至达到“朝野属望”[3]59“天下称贤”[3]60的程度。隋开皇二十年,文帝废太子杨勇,立杨广。仁寿四年七月,杨广弑文帝,即皇帝位,是为炀帝。至此,隋炀帝开始其暴政之路,《隋书·炀帝本纪》史臣评价杨广说:“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于是相聚萑蒲,蝟毛而起,……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泽,死人如乱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3]95-96也基于此,后世对其评价极低,正如今人范文澜所说:“他是历史上著名的浪子,也是标准的暴君。”[18]但在文学上,隋炀帝却是一位杰出的诗人,《隋书》中便有提到“上好学,善属文”,[3]59连郑振铎也认为:“杨广虽不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家,却是一位绝好的诗人。……他虽然是北人,所作却可雄视南土。”[19]隋炀帝诗歌成就从中可见一斑。隋炀帝现存诗歌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共43首,其中乐府19首,古诗24首。根据诗歌写作内容,我们又可以将其分为艳体诗、写景诗和军旅诗三类,以下分而论之。

洛阳城边朝日晖,天渊池前春燕归。含露桃花开未飞,临风杨柳自依依。

小苑花红洛水绿,清歌宛转繁弦促。长袖逶迤动珠玉,千年万岁阳春曲。[21]2664-2665

这首诗仍旧写舞女,然而诗歌前六句却在写景,洛阳城边,朝日散发光辉,天渊池前春燕飞回,含苞待放的桃花沾着晶莹的露珠,微风吹来杨柳依依,花红水绿,歌女轻扬的歌声不时传来。对舞女的体态描写仅有第七句“长袖逶迤动珠玉”,以“长袖”和“珠玉”象征手臂舞动,头颈旋转之态。第八句写繁饰太平之曲。以上诗为隋炀帝艳体诗代表之作,然其中“轻艳”之处也是稍涉物态,浅尝辄止,这较之于南朝宫体诗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正如钱基博所称:“隋炀帝焯有气调,稍救齐梁之靡。”[22]隋炀帝虽写作艳体诗,但其所作亦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对于艳体诗的创作引向健康之路有莫大的作用。

在隋炀帝诗歌中,写景诗占了大部分篇幅,可见其用力之勤。隋炀帝虽出生于北方,但其一生多次游历,更是多次前往扬州,这种经历使他受到不同地域的影响,在诗歌中表现为多样化的抒情风格,在写景诗中表现尤甚。例如以《望海》为代表的雄奇阔大壮美之作:“碧海虽欣瞩,金台空有闻。远水翻如岸,遥山倒似云。断涛还共合,连浪或时分。驯鸥归可狎,卉木足为群。方知小姑射,谁复语临汾。”[21]2670一二句用典,写初次见到海的欣喜,接下来四句则写大海之景,海水翻腾,如同高岸,海岛倒映水中,随风翻动,如同云在翻动。几股潮流合拢而来,又被连成一线的巨浪冲散而去。如此壮阔的描写,大有曹操《观沧海》中“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之势,不可谓不壮观。最后四句描绘隋炀帝由眼前之景所引发的想象与感慨,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泱泱大国的帝王之气。又如具有民歌清新色彩的诗歌,以《江陵女歌》为代表:“雨从天上落,水从桥下流。拾得娘裙带,同心结两头。”[21]2664前两句起兴,后两句为女子大胆热烈的心理描写,语言清新质朴,极具江南村野气息。再如抒发幽冷凄清、孤寂惆怅之情的作品,以《野望》为代表:“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21]2673极目远望,寒鸦远飞,流水环绕孤村,斜阳欲落,暮霭渐逼,望之令人黯然销魂,诗境浑成。后人评价甚高,秦少游《满庭芳》中“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一句便是由此而来。除此之外,隋炀帝也能以宫体诗之题写景,如著名的《春江花月夜》便是如此:“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21]2663《春江花月夜》相传为陈叔宝所创,为宫体旧题,而隋炀帝却能以宫体诗之题写出极具南朝民歌清新色彩之作,实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之先导。隋炀帝写景诗之作在中国诗歌史上并未占有不可替代之处,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位帝王,他能将写景图画突破宫苑,延伸至整个帝国,并通过不同的诗歌风格展现出来,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极大影响。

隋炀帝对诗歌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军旅诗。军旅题材起源较早,从《诗经》中的《击鼓》、《九歌》中的《国殇》到萧统、萧纲等人的边塞诗歌,军旅题材一直从未断过,而相对于萧统、萧纲等人的同类诗歌,隋代文人则显现出更多的真实与雄健,究其原因,不外于隋代文人有更多的沙场从军经历。在这当中,少年时代便跟隋文帝南征北讨的隋炀帝显然有更多的经验和体会。《隋书·文学传序》说:“炀帝初习文艺,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3]1730以上所提及四首,皆为炀帝军旅诗,最能反映其军旅生活,也体现出刚健豪迈的特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拟饮马长城窟》: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

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

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

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

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

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

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

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21]2661

此诗所写乃“筑长城”之事,开头四句便首先交代出行的时节和目的,接下来八句写隋炀帝所思所想:筑长城并非是我的智慧,而是由先代圣贤所提倡实行,这一决定能为天下苍生、后世子民造福,我怎么敢因害怕劳神费力而高枕于上京呢?因此才带领千乘万骑北游,修此长城。“撞金”八句,写士兵演习的壮观景象。“缘严”八句写烽火突然燃起,传来消息,单于前来朝谒。最后两句写大军凯旋,饮庆功酒,终于可以在宗庙前告慰祖先的英灵了。

隋炀帝和李后主两人皆为君王,他们自幼聪明,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李后主《本纪》记载:“少而聪慧,善属文,工书画”,[7]5289隋炀帝年少时“好学,善属文,深沉稳重,朝野属望”。[3]59年少时两人在宫中度过了不知忧愁为何物、繁华奢靡的岁月,两人后来的遭遇也极其相似,同为末代帝王,他们都经历过国家或民族的战乱兴亡,李煜偏安一隅,只求安稳享乐度过一生,最终求而不得,被赐毒药而死,而隋炀帝纵马一生,却久处繁华安乐,忽略百姓,被叛军所杀。国家兴亡,高度的文学修养,敏锐的内心感触,相似的生活经历,使隋炀帝和李后主的诗词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又各有千秋。

两人诗词的相同首先体现在内容上,在两人早期诗词中都写出了宫廷繁华享乐的景象。这在李后主的诗词中表现极为明显,如《玉楼春》一首:“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开,重按霓裳歌遍彻。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12]14诗中描绘了李后主和后妃宫女们彻夜歌舞的狂欢生活,最后两句写狂欢结束后,李后主自己在明亮的月光下骑马而归的场景。此类诗词在李煜集中比比皆是,尤其集中于其前期作品之中。同样,在隋炀帝诗集中,描写宫廷生活的诗歌俯拾皆是,如《喜春游歌》二首:

禁苑百花新,佳期游上春。轻身赵皇后,歌曲李夫人。(其一)

步缓知无力,脸曼动馀娇。锦袖淮南舞,宝袜楚宫腰。(其二)[21]2663

其一描写春日百花开放,合宫春游,乐声四起,宫女偏偏起舞。其二描写宫女跳舞之态,“步缓知无力,脸曼动馀娇”写出了舞女轻柔娇媚之态,也暗示了隋炀帝内心之欢乐喜悦。

两人诗词的相同之处还表现在对诗境的开拓上。隋炀帝和李后主是两位才华横溢的君主,尽管自幼生活在宫廷之中,无法脱离宫廷诗风的影响,但他们以后的人生经历对诗歌创作尤其是在诗境的开拓上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李煜词写作经历了“愁—乐—愁”三个阶段,前期是写个人闲愁,儿女情长、花残春老之愁,如《应天长》、《阮郎归》等词,中期是写皇帝之乐,繁密奢华、轻歌艳舞之乐,如上文提到的《玉楼春》,后期则是写国破家亡之愁,也体现了李煜大江大河般的爱国之情,如千古名词《浪淘沙》、《虞美人》等便创作于这个时期。从儿女闲愁到爱国之情,李煜的词境已进行了质的变化。在李煜之前,词的内容狭小,多是表现男女离愁之情,意境浅俗显露,而李煜首先利用词来抒发爱国之情,拓宽了词路,开拓了词境,使词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为宋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样,隋炀帝在诗境的开拓上也有奉献之功。隋初,南风飙进,诗人往往甘愿接受,整个隋代诗坛偏于沉寂,隋炀帝的诗歌却脱颖而出。表现为两点:以旧题作新词和将军旅题材纳入写作范围。以旧体做新词是隋炀帝的新创,其《春江花月夜》题袭陈后主,所创之境与陈后主所作相去甚远,“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一句写出波澜壮阔的月夜江景,空灵唯美,实启张若虚之胸臆。后人也称:“陈后主作不传,隋炀自负才高,今观其词,未见其必亡国。如‘暮江平不动’,即以唐人能手,无以过之。”[23]隋炀帝的军旅诗也一扫六朝之绮靡,如上文所提《拟饮马长城窟》,运用大量量词,如“悠悠行万里”“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千乘万旗动”诸句,用“千”“万”“亿”等具有宏观视觉效果的量词渲染战场,一扫六朝诗词之繁密而呈现壮阔之境界。隋炀帝之军旅诗在韵律、用词上虽赶不上唐代边塞诗,但其中所呈现的此种境界已可与唐代边塞诗并驾齐驱。隋炀帝和李后主两人少时都处在安稳的宫廷生活中,描写宫廷的诗是无法避免的,但在后来的创作中两人都能突破宫廷的藩篱而拓宽诗或词的意境,这对于帝王来说实属可贵。

两人的创作既有相似之处,也各具特色。在内容上,隋炀帝诗歌创作不仅有宫廷生活,还兼有大量山水风光和军旅生活的描写,如《宴东堂》、《云中受突厥朝宴诗》等。而李煜前期诗词则以描绘宫廷生活、儿女情长、抒发闲愁为主,后期多为感时伤怀、叹病愁苦、抒发家国情怀。在风格上,隋炀帝诗歌更倾向于清新秀丽、豪放壮阔,究其原因有二:一与隋炀帝个人经历有关,隋炀帝一生“二平江南,三下江都,三巡突厥,一讨浑庭,三驾辽泽”,[24]132几乎走遍了隋朝的整个版图,他已突破千里宫墙的限制,将黄沙、大漠、冰雪、飞瀑、江南春光皆融入进他的内心,也融进了他的诗歌,让人随着文字进入他的广阔世界;
二是隋炀帝写景诗和军旅诗占其所作绝大部分,这两种题材之诗多以自然清新、雄浑壮阔之意象出现,给人以新丽壮伟之感。而李煜诗词风格前期华艳温靡,多写大小周后如何同他调情幽会,对清歌妙舞、春花秋月留恋不舍,中期风格则由华艳温靡一转为黯淡萧索,这段时期大周后逝世,给李煜带来的是人生无常、秋夜凄清之感,后期风格则是哀怨凄绝,国破家亡之恨,异国的屈辱艰辛,在短短几年间已使得整个世界在他的眼中失去了光辉,往日的欢乐使他倍觉眼前的不幸,而目前的不幸更使他怀念往昔的生活,在往日今日的不断交织的痛苦中,李煜对人生的感受不再是无常,而是厌倦。若非如此,是绝写不出《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这一类“以血书”之词,正如王国维所云:“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11]20隋炀帝与李后主之所以在内容与风格上明显不同,是由两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个人的性格特征所决定。首先,李后主和隋炀帝虽同为帝王作家,但相较于李后主,隋炀帝在宫廷中生活较少,而沙场、江南等地方皆留下其足迹,并体现于诗歌之中,在写作内容上便扩大了不少,而李后主生长于后宫之中,在国破家亡之前被宫廷事物所环绕,内容便有所局限,同时隋炀帝并未像李煜拥有家国之恨,写不出类似情感的诗歌。另外,二人性格的不同也决定了诗歌内容、风格上的不同。隋炀帝隐忍主动自信且好大喜功,在其由晋王向太子身份的转变过程中和后期营建东都、创建科举、经略西域等行为可以看出。而李煜的性格柔弱细腻,他早年遭文献太子的嫉恨,为保全自身,选择埋头诗书,当上皇帝后,面对北宋的入侵,他选择奉上《即位上宋太祖表》,惟求偏安江南一隅,不思进取,沉溺声色。南唐灭亡,给李后主带来了刻骨铭心的痛,心中虽有诸多伤感并呈现于诗词之作,但李后主仍然选择苟且偷生,在汴京过了两年多屈辱的俘虏生活直至被宋太宗赐毒药而死。李后主和隋炀帝两人虽同为帝王出身,但两人青年及之后的环境、经历以及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导致两人在诗词创作上出现了诸多不同之处。

综上所述,李后主和隋炀帝同为末代帝王作家,他们的诗词创作中描写宫廷繁华生活是在所难免的,并且作为有才气的作家,两人在创作上都有开疆拓土的决心,在诗境词境的开拓上居功甚伟,隋炀帝突破千里宫墙的限制,将清新自然、雄浑壮阔的写景诗和军旅诗纳入他的诗歌创作,在沉迷声色的南北朝时期,实为一股清流。李后主后期以词来写国破家亡之愁,使词突破花间词派之樊篱,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同时,由于时代的需要和两人不同的精神气质相结合,在后期的创作中两人也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隋炀帝一生“二平江南,三下江都,三巡突厥,一讨浑庭,三驾辽泽”,[24]132走遍隋帝国的绝大疆土,加之其性格主动自信,因而创作出大量的写景诗和军旅诗,其诗歌创作往往雄浑大气或清新自然,而李煜本身性格敏感懦弱,虽为君主却处于弱势国家,最终遭遇国破家亡更使其内心倍加愁闷,因而李后主的诗词除了偶有描写他与大小周之间的幽会、宫廷享乐之外,其余诗词总是蒙上一层愁绪,前期有花残春老之淡愁,后期则有国破家亡之浓愁。李后主和隋炀帝在政治上,两人固然是失败的,然而在诗词创作上,两人都竭尽所能开拓诗境、词境,创作了不少经过历史长河的冲刷而久传不衰的作品,推动了诗词的进一步发展,从这一点上来说,无疑两人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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