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一儒生,匡时救世留美名]匡时救世

　　摘要：明末清初重要的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孟称舜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结合他的生活经历和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从匡时救世的传统儒学思想、自觉启蒙的心学思想、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三个方面探讨其戏曲理论的哲学基础，以期深入理解孟氏的戏曲理论主张。
　　关键词：孟称舜；儒学；心学；实学
　　孟称舜(1594-1684)，明末清初重要的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身历两朝，在易代鼎革、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中，始终坚守儒学士子的操守，以高洁秀拔的品德、坚韧不拔的意志，在波诡云�的时代风潮中成就了“生前有人盛赞，身后有人追念”的理想一生，不失为由古代迈向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道德典菹人物。　
　　他的戏曲理论虽不宏富，却自成体系、独具特色，近年来受到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结合他的生活经历和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拟从匡时救世的传统儒学思想、自觉启蒙的心学思想、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三个方面探讨其戏曲理论的哲学基础，以期深入理解孟氏的戏曲理论主张。
　　一、匡时救世的传统儒学思想
　　据资料记载，孟称舜为孟子南支后裔，家学渊源很深，自幼饱读诗书，诗、词、曲、文皆工。性情孤介耿直、刚正不阿，“好读《离骚》《九歌》”，有屈原遗风。博学好问且文名早负，但进入青壮年之后，科场之路却极不顺畅。由于不善长写八股时文，他屡举不第，只能将一腔不平之气和满腹才华寄托于戏曲创作活动之中，先后完成了《花前一笑》《桃花人面》《眼儿媚》《残唐再创》《死里逃生》五部杂剧和《娇红记》《二胥记》《贞文记》三部传奇的写作，并于1628年完成了《古今名剧合选》的选编和详评。
　　晚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崇祯十七年，闯王进北京，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朱明王朝宣告结束。孟称舜在这场山河易色的历史巨变中，不仅惨遭兵灾、流离失所，而且痛失爱子，其痛苦和挣扎可想而知。但是传统儒家思想提倡心灵的开阔，这种思想影响着孟称舜能够随物迁移，不改其志，以广阔的心胸去适应同化变化的世界。目睹清军对无辜百姓的血腥镇压，以及抗清义士的陆续失败，孟称舜经过长期的徘徊和斗争，最终毅然作出抉择，于明亡后三年(1649)以贡生身份出仕做了松阳训导，据《松阳县志》记载，他在任职期间
　　“朔望升堂讲道，阐明濂闽心学，课士严整，勿敢或哗。”“励风俗、兴教化”，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安定时局、稳定民心的作用。积极筹资创建学田，造福一方士子。《松阳县志》记载中称赞“夫先生(孟称舜)以宏济之才，郁郁不得志，乃能以风化自任而建不朽之功。虽訾议纷起，岘然不顾而卒能以有成，真人杰哉!”孟称舜沉痛于明亡的事实，但是他更同情天下的苍生，所以才会依然出仕为官，在松阳任上克尽职守，为一方儒生士子造福。以一颗赤子之心、诚挚之举赢得了时人的理解和后人的赞誉。据徐开熙在《修学建田记略序》中记载，当时松阳地区发生了一起枉杀士人的事件，“乃于时适有无罪杀士之变，诸士哭庙，涂墙抒其愤抑。当事者移檄，欲罪诸士。先生毅然以去就争之，诸士得无恙。而先生亦以力辞求归，行李萧然，夷犹自若”。明朝的灭亡带给以天下为己任的儒生痛彻心扉的创痛，早在明中期就已形成的文化精英阶层大多选择了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他们遭到统治者残酷的镇压和排斥，“文字狱”事件屡有发生，孟称舜利用自己的威望挺身而出，不惜以辞职为代价换取士子的安然无恙，他因此而去职归里，慷慨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出仕生涯。
　　清兵南下，好友祁彪佳自沉殉国，陈鸿绶混迹浮屠，纵酒自放，马权奇为避兵乱死于田间，曾盛赞孟称舜为“我朝填词第一手”的显宦倪元璐亦自缢死。孟称舜的挚友无论是曾经身居要职还是从未踏入仕途，几乎都选择了与清廷对抗、不合作的态度，惟有孟称舜的选择与众不同，作为身受传统儒学忠孝节义熏染的他来说，历史紧要关头的选择一定有他的原则和考虑，家国失陷、丧子之痛相叠加，心灵的挣扎和煎熬可想而知。真名士自风流，孟称舜在易代鼎革之后，他能够坚强挺立，不被灾难击倒，并迅速作出反应，顺势而行，以出仕为表征，行仁义、造福百姓之实绩，得以饯行自己一生的理想，不想此举为他带来了相伴一生的毁灭性的打击，那就是孟称舜的《答人言谤书》中所说的“谤言日闻”，由此，孟称舜晚年回到家乡后，除了1661年，捐父遗宅为庙，有功圣门以外，他的所有行迹再无所闻，此后二十余年，才华横溢的他到底作了什么，不得而知。儒家哲学历来强调人心灵的悦适，追求人完全与天地相容的和谐、悦适。孔子“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人格激励着一代代儒生士子，正如陶渊明诗中所言：“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想必外在的东西已经不能构成孟称舜内心冲突的根由，一切冲突都荡然无存。外在的要求和内在的欲望完全合为一体，所谓随心所欲，人便成了生命在整个世界中自由优游的个体。
　　孟称舜在晚明波诡云谑的复杂局势下，一如既往地坚守着传统儒学思想，随物迁移，不改其志，始终秉承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传统，力排众议，出仕为官，在任职期间，张扬道德理想，发挥匡时救世的积极作用，以行动赢得了士人和民众的理解和认可。反映在戏曲理论上那就是自觉地坚守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念，以情释理，以理驭情，主张情理统一、情理和谐。
　　二、自觉启蒙的心学思想
　　南宋陆九渊创立心学，主张“心即理”，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宣扬主观唯心主义，产生后迅速传播，与程朱理学共同构成宋、元理学的两大主流，互争高低。明代初期，官府把宣扬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奉为圭臬，定为学习的规范和标准，心学的传播和发展受到抑制和排斥，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明中期，历史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阶段，政治上的内忧外患、城市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市民阶层的迅速壮大和市民意识的不断觉醒，冲击着传统的伦理道德，程、朱理学逐渐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破绽百出，于是，陈献章等人复倡心学，迨王守仁出，更把心学发展到登峰造极，王学遂占尽明代中后期理学的风流。
　　王学在明中后期得到广泛流传，于是，作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程朱理学演变为王守仁的阳明心学，思想界的巨大变革，带动了整个学界基本思维模式的转型，促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晚明思潮”。这股新的带有强烈自觉意识的文化思潮，与当时西方的启蒙运动遥相呼应，顺应了呼唤人文精神的人类思想发展的趋势，打开了千百年来人们思想的禁锢，使得人们长期压抑的情感得以释放，人的主体精神开始复苏，生活在这块古老大地上的先民之思想空前绝后的获得了解放，世风为之焕然一新。尤其是后来左派王学的出现，更是将“情”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直接导致了明末带有近代化色彩的文学新思潮的出现。晚明在新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士人对“情”非常看重，他们争相以自己是“有情人”而自居，纷纷著书立说表达自己的见解。
　　孟称舜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新旧思想交替动荡的时代。作为明末曲坛临川派的后劲，青年孟称舜乘着眙荡的时代春风，对汤显 祖的“言情说”有继承更有发展。孟称舜认为诗词曲皆以言情取胜，而所谓“情”者，必须是“笃于其性”的人间真情。提出了“词足达情者为最”的创作主张，即剧作家只有在剧作中充分传达了情，才能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作者极情尽态。而听者洞心耸耳，如是者皆为当行，皆为本色”。孟称舜戏曲创作的主旨是写“情”，他笔下的人物。无一不是有情之人。这种情，不仅包括男女之情，还包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其他人的一切自然之情，在前人基础上扩大了“情”的内涵和范围。孟称舜因长于写情，曾被时人称为“传情家第一手”。
　　孟称舜的言情主张在他的前期杂剧和第一个传奇剧本《娇红记》中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表现。他的前期爱情杂剧《桃花人面》《花前一笑》《泣赋眼儿媚》无一例外都是男女主人公自由恋爱取得完全胜利的喜剧。孟称舜在《娇红记》中更借王娇娘之口明确提出追求“同心子”的恋爱观，主张在共同旨趣的基础上建立爱情，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极具进步性的理想追求，具有很前卫的超越性，无论在戏曲史上还是在思想史上，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历来为评论者所推重。以至于其好友王业浩给予高度评价：“据事而不幻，沁心而不淫，织巧而不露，酸鼻而不佻，以至临川让粹，宛陵让律，而吴苑玉峰输其浓至淡荡”，表达了由衷的赞美。
　　孟称舜戏曲言情观的形成，既与当时伦理观念、等级秩序和尊卑观念动摇的社会风尚对他的刺激有关，又与阳明心学尤其是左派王学对他的影响密不可分。
　　三、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
　　由于王学自身体系的不严谨、不缜密，对中晚明儒学的发展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由于其弟子的各自体认有异，其后学逐渐发生分化，王守仁死后，他的门徒或流于狂禅，或走向“异端”；另一方面又使得反思、批驳、补救阳明心学及其部分后学理论缺失的王学修正运动几乎与之同时兴起。明中叶以后，东林学派的思想家目睹社会危机，要求改良，从封建正统出发，反对王学末流弃儒入禅，空谈心性，要求宗程、朱而斥陆、王，崇尚实学，顾宪成和高攀龙为其代表。“王学修正运动是中晚明儒学发展史上的一种重要思潮。该时期的王学修正者对王学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反思，对其暴露出来的弊端汲汲加以修正。”他们批评心学是忽视实践的禅化了的伪学，不是孔孟的正传，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王学修正学者的目的在于维系世道，其忧世情怀溢于言表“口耳一言，反复论辩，至穷年不能殚其说，其流之弊，将有内弃其心，而外弃其事之弊，以酿成清谈之俗者”，可谓不幸言中心学的清谈之弊。
　　孟称舜和其兄孟称尧于崇祯二年(1629)复社成立之初即加入了复社。时已值壮年的孟称舜对于社会经济变化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具有清醒、深刻的认识，加之本人仍然屡举不第而已逾不惑之年。经历过几番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这位“方行纡视之士”思想渐趋成熟。由于资料的匮乏，孟称舜在复社的历次社集中有着怎样的表现我们无法得知，但复社关心社稷安危、力倡“经世务用”的求实精神必定会深刻影响到我们这位极具忧患意识的作家。崇祯十年(1637)，孟称舜又加入了乡贤祁彪佳组织的枫社，并广泛参与其间的活动。在朱明王朝日趋没落的黑暗长夜里，作者空有一腔热血，却仕进无路、报国无门，饱读诗书、文名早负的孟称舜只能以笔为刀，试图去疗救这个满目创痍的社会之弊病。
　　崇祯癸未(1643)年，孟称舜的大型爱情悲剧《张玉娘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传奇完成并付诸刊刻。孟称舜在《题词》中认为“天下之贞女，必天下之情女者何?不以贫富移，不以妍丑夺，从一而终，之死不二，非天下之至种情者而能之乎。然则世有见才而悦，慕色而亡者，其安足言情哉。”表达了不同于其早期杂剧“见才而悦，慕色而亡”之类作品的创作思想，把“贞”与“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既肯定人的情欲，同时又要求用情专一；强调男女相恋，不应只重才貌，更不该嫌贫爱富，而要彼此忠诚。按照这个创作意图孟称舜用生花妙笔据真人实事塑造出了有美色、有奇才且有奇行的张玉娘这一贞情化身的典范，来寄托他挽救社会人心的理想。他希望用这种戏剧作品来影响观众，使大家都成为心如磐石的“大有情人”，用发自内心、坚定不移的“贞情”来沉淀净化人浮躁、焦灼的心灵，使之自觉坚守社会族群的伦理道德，以达到纯正社会风气的目的。
　　孟称舜情与理相统一的情理观在情、理二者关系的处理上显示出不同时俗的理论追求，赋予了传情理论以崭新的内涵。既不是盲目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反传统的激进的“以情反理”，也不是纯用理学的观念去匡正年轻人心目中神圣的情感行为的“以理逆情”，节义的内涵在孟称舜这里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坚持认为理学有其合理内核，理能够成为情的引领，情也完全可以在不悖理的情况下得以实现，情和理能够达到完美的融合统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孟称舜是一个深受传统儒学思想影响的封建士大夫，在晚明思潮激荡的时代风波中，他能与时俱进，站在时代的前沿，不断修正自己的文学观，为戏曲文学的发展鼓与呼，并身体力行，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戏曲理论。另一方面，对于传统文明的优秀成果，他所持的态度是审慎的，坚守其合理内核，摒弃其腐朽成分，不偏不倚，中正和谐，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晚明思潮极端、滥情的偏颇，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一个曲论家对于曲坛的健康影响。
　　注释：
　　[1]朱颖辉辑校.孟称舜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5.
　　[2]马权奇《鸳鸯冢题词》录自朱颖辉辑校.《孟称舜集》[q].北京：中华书局，2005.
　　[3]孟称舜《古今词统序》录自朱颖辉辑校.《孟称舜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5.
　　[4]马权奇《二胥记》眉批，录自孟称舜选评《古今名剧合选》.
　　[5]王业浩《鸳鸯冢序》录自朱颖辉辑校.《孟称舜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5.
　　[6]姚才刚《王阳明心学的理论缺失及其对中晚明儒学发展的影响》[J]《哲学研究》2010年第12期.
　　[7]沈鲤：《亦玉堂稿》卷一《议孔庙从祀疏》.
　　作者简介：
　　袁晓蕾(1972―)，女，山东省日照市，牡丹江师范学院文艺学研究生，硕士学位，中级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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