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外交从这里开始|大国外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担任政务院总理的同时，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外交部部长。他一向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同不少外国人有交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于中国共产党以前没有处于执政地位，因此，我党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外交工作。如何创造性地开辟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正确处理对外关系中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使中华民族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大格局中站在恰当的位置，这个极端重要而又陌生的课题摆在新中国的面前。
　　旧中国奉行的是屈辱外交，如周恩来所说“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应该有自己的鲜明特点，那就是独立自主，这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1949年1月19日，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说：“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政府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这就是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的崭新风格，使人耳目一新。
　　为了割断旧中国的外交传统、观念和联系，党中央制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指导原则。
　　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方针。“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外交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对待，而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以便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干净，不给它们留下活动余地，然后再考虑建交问题。采取“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两条方针，使新中国在外交上掌握了战略主动权，不受过去屈辱外交传统的束缚，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在政治上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一边倒”是明确宣布新中国将联合苏联，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这是党中央确定的一项重要的外交方针。早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毛泽东主席就说：“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应该和苏联站在一条战线上。”这不仅因为长期以来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给予同情和支持，而且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苏冷战和国共内战的相互作用下，美国已同中国共产党处于尖锐对立状态。为了加强中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新中国诞生的第五天，在北京成立中苏友好协会；毛泽东应邀访问苏联，同斯大林就两国经济关系广泛的交换意见，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向全世界庄严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同一天，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向各国政府发出公函：“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通过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
　　按照一般国际惯例，只要两国政府互致承认电文，就是建立外交关系的开始。而新中国成立时面对的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国民党集团盘踞着台湾和霸占着联合国内的中国席位。因此，确定同外国正式建交有三条原则：第一，凡愿和我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同盘踞着台湾的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第二，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态度，支持它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三，通过谈判证实它尊重中国主权的诚意。这几点，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不存在问题，对其他国家就需要通过谈判来加以确定。谈判建交在国际上并无先例，这是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的一项创举。
　　新中国发出第一个外交文件后，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即1明2日，苏联政府致电周恩来，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同一天，他们向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召回外交代表。3日，周恩来复电苏联政府，表示欢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接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人民民主国家在10月底前相继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第一批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阿尔巴尼亚在11月23日同中国建交。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1950年1月14日发表声明，承认中国人民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在新中国成立三个多月内，与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欧洲的情况比亚洲要复杂些。那时，已经形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的严重对峙，东西方已处于冷战的局面。但各国的情况又有所不同。西欧一些大国受美国反华政策的影响，对新中国抱着不同程度的怀疑或敌视态度。而北欧的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和中欧的瑞士主张倾向和平中立政策，不喜欢国际局势紧张和战争，重视对东方的出口和贸易，认为同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于1950年1月先后承认新中国，表示接受中国提出的条件，谈判建交。周恩来根据欧洲国家的不同情况和他们的对华态度，区别对待，在建交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他指出：我们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可以根据这两条，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瑞典、丹麦、瑞士三国就是在这样的基点上同我国建交的。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二次大战后，英国力量衰退，对美国依赖加深，但同美国又有分歧和矛盾，为了支持它在中国的巨大经济利益，1950年1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来电，表示承认新中国。9日，周恩来复电表示：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交，并开始建交谈判。由于英国政府不愿完全割断同国民党集团的关系，在台湾继续保持领事，不愿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不愿把香港等地的一些国家财产由新中国处置，使谈判迟迟不能取得进展。朝鲜战争爆发后，建交谈判陷于停顿，直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双方关系才取得进展。
　　还有些国家愿意同新中国来往，但迫于美国压力和其他种种原因，不敢公开承认新中国并实行建交。周恩来要求对这些国家努力进行争取，并先后开展民间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先后有17个国家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是：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英国、锡兰、挪威、丹麦、以色列、印度尼西亚、阿富汗、芬兰、瑞典、瑞士、英国、荷兰等17个国家，经过谈判，同新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许多复杂的问题都得到了比较妥善的处理，这17个建交的国家中，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有亚洲新独立的国家，也有北欧和中欧的国家。中国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对外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阶段对外关系的格局大体上确定下来，有力地捍卫了国家独立、安全主权和尊严，把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一扫而光，使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始就以独立自主、热爱和平、不畏强暴的崭新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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