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豪情 “郁闷”不掩革命豪情

　　 ［摘 要］ 《菩萨蛮・大柏地》是毛泽东创作于苏区时期的诗词作品之一，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这首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词是在毛泽东被剥夺了党权、军权时写下的。毛泽东何以会在“郁闷”的心境下赋就此词?本文谨据史料史实，剖析毛泽东在政治生涯处于低谷期的情感取向：身处逆境的毛泽东虽然对残酷的现实有些失望，但更明显的是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建立新世界的渴望。
　　 ［关键词］ 毛泽东 《菩萨蛮・大柏地》 苏区革命 情感取向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78年前，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词作――《菩萨蛮・大柏地》。然而令我们无法想象的是，这首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乐观主义的词作，竟然是毛泽东当年在“郁闷”的心境下赋就的。多年来，不少学者在阐释、解读这首词时，要么忽视了这个问题，望文生义，就事论事；要么照搬某些大而化之的成论，一言以蔽之――毛泽东在被剥削了党权、军权的情况下，岂能不“郁闷”？总之，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还没有合乎情理、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谨据史料史实，对这个问题作些剖析，尚祈方家指正。
　　一
　　 1929年1月14日，为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五路“会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由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率领，下山向赣南出击。红四军人生地不熟，终日拣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行走。时值隆冬，天寒地冻，人饥马乏。更要命的是敌人在后边轮番追击，紧逼不放，时不时还遇到地主武装骚扰，弄得疲于奔命、损兵折将。直至进入瑞金地界，红四军还丢了一个排。此时，红四军已行军近一个月，行程逾千里，却还看不到希望所在。
　　 2月9日，农历除夕，红四军与追敌即将在大柏地遭遇。值此你死我活之际，朱毛接受部下请战，决定利用大柏地南六七里之麻子坳的有利地形，打一次伏击战。次日下午，战斗打响，“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终获最后胜利。”连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也提枪亲率警卫排向敌人发起冲锋。这一仗，“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1］
　　 大柏地战斗胜利，一扫笼罩在红四军头上多日的阴霾，摆脱了被敌人紧追不放的窘迫。红军从此在赣南、闽西纵横驰骋、如鱼得水，只用两年多的时间便创建出一块全国最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活跃在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则是全国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主力军。因此，大柏地战斗被誉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奠基礼。
　　 同年5月，毛泽东率部第二次来到大柏地。这次来，是结合偿还在上次战斗中借了、吃了当地群众的东西，对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和土地革命的政策。其间，毛泽东在群众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创造属于劳动人民的新生活。与会群众深受感召，称赞红军为“少有的仁义之师”，并有多人当场报名参加红军。会后，红军赶往瑞金县城，一到瑞金县城，就有群众敲锣打鼓欢迎他们。“这个场面很少，从来没见过。当时，毛泽东同志还提出：‘瑞金是个好地方，一定要把这块革命根据地搞好’。”［2］
　　 综上所述可想而知，毛泽东对大柏地战斗，对大柏地及瑞金的山山水水、人民群众，含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以及牵肠挂肚的思念。由此也不难明白，毛泽东在时隔四年后重过大柏地，何以会在“郁闷”的心境下，填出一首气势磅礴、昂扬向上，充满革命豪情的词来。
　　二
　　 《菩萨蛮・大柏地》作于1933年夏，在江南的夏季当在5月至7月。若作于5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判断为1933年5月下旬），则其时毛泽东可能在检查大柏地或者更北的瑞金与宁都交界的政府工作（如查田、夏耕）。若作于6月上旬，则此刻毛泽东刚开完第二次宁都会议（即中共中央局会议），途经大柏地回瑞金。此后，毛泽东一直在瑞金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日常工作（其间还有多项重大工作），似未再重过大柏地，也就不可能赋此词。
　　 那么，在这个夏季，究竟有些什么事弄得毛泽东心境郁闷呢？欲解此迷，还得求证于毛的自述。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当年9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页上，写下了说明和十二条批注。其中对《清平乐・会昌》一词中“踏遍青山人未老”一句批注道：“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3］这段话，把1934年7月下旬毛泽东作《清平乐・会昌》一词时的心境“郁闷”的原因解释得相当明白：“形势危急，准备长征。”这里既有对党和红军、根据地与人民群众的前途命运的担忧，也不无对自己失去在党和红军领导权以及自己的解危之计不被决策者采纳的无奈及烦闷。至于在创作《菩萨蛮・大柏地》时的心境，所以也是“郁闷”的，作者虽未直接点出，但我们无妨同理推断，即作者彼时也正为党的革命大业忧心忡忡，为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而烦闷，不舒畅。
　　 这个推断有史为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撰著的《毛泽东传（1983―1949）》就写道：“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4］1933年上半年，就发生了几件足以让毛泽东“郁闷”的大事。其一，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并很快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局。从此，从莫斯科回的“国际路线”派主持苏区政局。而他们的许多政见与做法，与注重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的毛泽东相左，甚至格格不入。其二，从这年的2月开始，中共中央局率先发起“反罗明路线”斗争，嗣后便有反“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红军中的罗明路线”等斗争跟进。这些斗争的矛头，其实是指向毛泽东的，并且殃及赞同、执行毛泽东正确方针、策略的一批干部（如邓、毛、谢、古），以及他们的亲人（其妻贺子珍、妻妹贺怡）。其三，当年6月上旬于宁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对前次（1932年10月间）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提出申诉。“但是，秦邦宪在作结论时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对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5］，毫不留情地否定了毛的意见。
　　 对受到上述遭际而产生的思想斗争、情感折磨，毛泽东以“郁闷”一词概略之，是很得体，也很传神的。
　　三
　　 毛泽东又何以能在“郁闷”的心境下，写出如此洋溢着革命豪情的词作呢？这就需要从文本出发，剖析作者的情感取向了。
　　 毛泽东虽然受到种种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但他还是红军、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他的思想、感情的天平，始终倾向于党，倾向于革命，倾向于人民群众，以及脚下的祖国大地。与它们比起来，个人的委屈、不幸、都得退居求其次，乃至忽略不计。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品质、操守，这样的心理准备，他就无由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更无由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员、领导者。《菩萨蛮・大柏地》的情感取向，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七彩斑斓的一挂彩虹，轻轻柔柔地飘在空中，像一弯蛾眉？像一拱小桥？都像。但在作者眼里，它分明是谁人手中挥舞的彩带。这是一幅多么曼妙而奇特的景象。“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你看，来去匆匆的阵雨（即当地俗称的“过云雨”）和斜照的夕阳，不仅造就了彩虹，而且令周遭林木覆盖的山岭苍翠欲滴、惹人怜爱。构成词的上阕这四句，充分表现了作者对经历了“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的大柏地的山山水水的无比热爱，也是对经历了革命洗礼的苏区大地、以及所有将要接受革命洗礼的祖国大地的无比热爱。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作者的眼光由远及近，准确地落在了前面村舍墙壁上的累累弹孔上。这些弹孔，见证了当年那场战斗的紧张、惨烈，自然勾起了作者对那场战斗的回忆、回味。联想到此前毛泽东已有多首描绘、吟咏革命战争的词篇，如《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秋）、《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年秋，曾有传草稿的词题作“进军福建”）、《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930年2月）、《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1930年7月）、《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春）、《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夏）等。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这两词句，是作者对革命战争的礼赞。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对革命战争情有独钟，他的兴趣也集中在指挥作战上，积累的经验也往往偏重于战争。是他好战吗？不。须知“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群众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6］因此，面对当年大柏地战斗的战场地景物，毛泽东焉能不热血沸腾、激情飞扬、豪情勃发？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对这结尾两句的理解，不必拘泥于是弹孔弹痕装点了关山，抑或加上彩虹、斜阳余晖装点了关山，也不必拘泥于此“关山”和上阕的“关山”是不是同一事物。事实上，作者通过这两句词传递出的，对于革命战争必将涤荡旧世界的污泥浊水，而创造了一个壮丽辉煌、更加好看的新世界的信念，是那么强烈、那么坚定。读者是极容易感受到在这种革命乐观主义浸染下产生的情绪的。
　　 总而言之，“郁闷”不掩革命豪情。当年深处逆境的毛泽东，能作出如此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词篇，不足为奇，不足为怪。○
　　
　　参考文献：
　　 ［1］陈毅．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448.
　　 ［2］宋裕和．回忆中央苏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55.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649.
　　 ［4］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32.
　　 ［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03.
　　 ［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0.
　　责任编辑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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