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体系\金融化和当代资本主义|中国适合资本主义吗

　　英刊《当代政治》第14卷第3期刊登了约翰娜・蒙哥马利题为《缩小批判分歧：全球金融、金融化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文章，介绍了两种不同的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金融的框架。第一种是研究全球金融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它们分析了全球金融市场背后的地缘政治，认为金融是世界发达国家向全球强加不平等关系的核心力量之一。第二种是较新的研究金融化的文献，它们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本身有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即个人、企业和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之间建立了新的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并越来越受到金融市场的影响。作者在论述当代金融的实际变化的基础上指出，这两种分析框架应融合才能更好地说明当代金融状况：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不能不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中金融状况的变化，只强调发达国家的不平等权力的运作，而金融化文献在描述当代资本主义新的特殊变化时，应认识到关英等发达国家以及大资本是金融化背后的权力推手，金融化不是自发的过程。文章内容如下。
　　最近的次贷危机和随后的全球信贷紧缩使人们开始重新探讨金融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解体以来，人们一直试图找出恰当的词语定义当代资本主义。例如，用“后福特主义”定义生产上的变革，即采用柔性制造技术和第三方外包的手段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新经济详细展现了电信新技术改变商业规则并推动股票市场参与信贷和利润分配的过程。人们还用多种词汇描述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时期，其中“全球化”的称谓广为流传。但是，全球化包含的内容如此繁杂，最终会因为“上千种的标准而消亡”。每一次的新的定义都会导致人们重新诠释金融在新的经济政治结构中的新角色。
　　本文评价了两种不同的分析金融对当代资本主义重要意义的批判框架。研究全球金融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分析了金融市场的地缘政治动力。根据国际政治经济文献，金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金融是全球政治经济的核心力量之一。金融的力量往往被视为全球政治经济时代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如何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定义全球金融体系的作用，如何应对加剧的不平等和不稳定，构成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层面的新挑战。另一类是研究金融化的文献，它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动力，认为个人、企业和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建立了新的联系，并越来越受到金融市场的影响。金融化文献有力地诠释了金融对当代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不断“嵌入”。
　　当代金融的转变
　　当代金融市场似乎是一个复杂的、令人迷惑的世界。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和资产在数量不断增加的市场中进行交换。掉期期权、夹层融资、套利等外来词汇、令人迷惑的缩略词使永远处于创新中的金融显得更加复杂。我们抛开各种金融词汇和超长的市场清单，而是首先简要介绍金融的主要层面。这样，金融就不被视为交换市场的集合或商品的集合，而是嵌入在社会现实中的过程和互动关系的集合。
　　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将分别探讨现代金融的四个层面：货币、信贷、投资和投机。这并不代表金融的各个层面是独立运作的市场关系；相反，这四个层面是互相依赖、高度统一的。
　　金融的一个层面是货币。用国家货币进行交易，是全球贸易体系的基础，因为在全球市场中，商品的买卖必须通过各国货币进行。除了进行直接贸易的初级市场，还有投机于货币价值波动的二级市场。在金融资本流动自由化的时代，如何制定国家货币管理政策对政府和央行构成特殊挑战。政策的选择――如“浮动”汇率或“钉住”汇率、“强”通货还是“弱”通货――将影响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路径。
　　金融的另一层面是信贷。信贷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灌溉系统，信贷循环流动，或促进增长，或使各个经济领域因信贷泛滥或信贷匮乏而遭受灾难。国家通过出售政府债券创造信贷，就像公司通过出售公司股票获得借款一样。大多数国家的信贷主要源自政府债券，因此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必须考虑到债券持有者的利益，否则国家将失去信贷的主要来源。银行是信贷市场的主体；银行向政府、公司、个人和其他银行发放贷款，从而创造信贷，并通过对违约可能性的风险评估确定贷款是否发放、是否授予债券市场准人权及确定贷款利率水平。信贷关系越来越受到信用评级机构的影响。信用评级机构是决定国家、公司和个人能否获得信贷及确定信贷价格的重要主体。
　　金融的另一层面是投资。股票市场，即股票的买卖，是投资金融业的核心。股票市场是连接公司和金融的纽带。股票市场的主要金融主体是商业银行或投资银行，它们承销上市公司的新股发行和首次公开募股(IPO)。其他金融主体还包括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近些年来，调控手段的重大转变、新技术的出现以及资金向机构投资者集中等因素导致股票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司因此承受着提高利润、提高股价以回报股东的压力。政府也承受着吸引和保持金融投资的压力。外方建厂等外国直接投资(FDI)通常被认为是长期投资的最佳形式，特别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还有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间接投资，这些投资往往是短期的、具有投机性质的。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国家制定税收减免政策，并在基础设施完备、运输网络发达的地区设立经济特区。为吸引间接投资，各国放开资本账户，取消资本管制。
　　金融的最后一个层面是投机。投机就是对金融工具的利用。金融工具的价格由多种因素决定，如实物商品、股票、债券、资产、利率、汇率或市场综合指数。金融市场的核心是确定、计算和出售风险的能力。金融的投机特性主要表现在金融衍生市场。从本质上说，投机就是合约各方在其他市场的价格波动上投注，合同和游戏本身分离，这在本质上与体育比赛博彩并无区别。金融衍生市场有着很长的历史(例如荷兰郁金香泡沫)，但自从计算机交易平台出现后，从事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交易者数量和市场数量呈指数增长。专业投资机构――主要是对冲基金，还有银行的专业交易专柜――可以针对市场中的相对小幅的价格变动大量下注，从中获利。次贷危机部分凸显了金融衍生交易的矛盾和谬误。虽然这些金融产品的最初设计目的是为了分散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但实际上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导致系统风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个或两个部门的不检点行为使全球金融系统面临着风险。
　　全球金融体系的研究包括金融的所有层面：货币、信贷、投资、投机。跨境间接交易(如借贷、货币交易、金融服务及资本流动)都与外国直接投资相关。贸易一体化和依存度逐渐增强，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时代全球贸易的突出特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的角度看，金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影响着地缘政治的格局。而且，金融创新给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新近放开的金融资本流动导致了金融危机，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新的障碍。国家如何应对金融层面的新挑战，是研究者们应该特别 关注的问题。分析国内金融市场，就要立足于市场和主体构成的全球金融网络。政府必须适应新的规则和惯例，同时还要应对不平等和不稳定不断加剧的挑战。
　　金融化文献主要评价了当代金融在信贷和投资层面的新变化。新的金融创新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市场的规则，并对公司和家庭产生了深远影响。银行业的新规则对零售信贷和批发信贷市场产生了影响。银行不再是简单地支付存款利息、收取贷款利息的储户和借方之间的中介。当代银行业务的基础不再是“充当中介”、收储放贷，而是“去中介化”，在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上进行直接交易。此外，在“证券化”的过程中，银行利用结构性金融产品降低准备金，利用金融衍生产品创造资产，在公开市场上重新出售。许多主要的美英和欧洲银行成为全球性企业集团，设立了批发业务、零售业务和商务部门及专业化的资产管理和资本投资机构。在向好的经济环境下，大型商业银行发放越来越多的贷款，支持高度杠杆化交易，引发了并购和杠杆化收购的狂潮。
　　在金融的投资层面，金融化文献分析了过去15年来股票市场的巨大转变。美英经济中的“股权崇拜”思想得到了强化，金融市场主体、公司和家庭重新定位了各自的战略。股票市场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导致上市公司的管理政策目标从长期的红利目标向短期的、以股票价格变动为基础的利润目标转变。公司战略发生了迅猛转变：20世纪90年代早期，公司通过理性化行为产生“价值创造流”；10年之后，盛行的逻辑是“价值结晶点”。股票市场的转变影响了家庭和个人，新的零售信贷手段把家庭储蓄大规模地导入住房贷款领域和专业投资机构，家庭和个人也被拖入了金融市场扩张的进程。美英就业养老计划的结构有了重大改变，影响了金融化的进程。借款规模的增大与金融衍生产品和结构化金融业的零售信贷业务创新直接相关。美英房地产市场中的抵押贷款和无抵押贷款的规模和范围都扩大了，不仅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持续膨胀，也在广义上改变了美英宏观经济增长的路径。
　　地缘政治和当代金融
　　金钱就是力量。“如今，金钱统治一切，政策为金钱服务。”理解金钱在塑造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作用，是对全球金融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在广义的历史时代变迁背景中，金融被看作是影响全球力量关系和全球经济的因素之一。基于此，人们往往把金融市场的变革归因于已经发生的事件。时代框架还关注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关注美国金融业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和影响地缘政治关系的方式。该框架明确承认美国国内金融形势对全世界的直接影响，强调全球经济运行中内在的权力关系和不平等，使金融政治化。诚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导致了严重后果，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界通过辩论得出的主流观点。但是，当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在我们的视野中渐行渐远时，时代框架未能结合新变化而与时俱进。重复这种辩论意味着继续维持全球金融研究的原有范畴：国家货币、资本流动、国际收支和外国直接投资――四者都对国家经济政策构成挑战。新的金融创新被不断纳入到这些范畴中，辩论仍将持续。
　　时代框架将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原因归结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全球局势动荡和经济崩溃(经济崩溃在大萧条时达到顶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首要任务是对全球金融资本流动进行监管，以避免系统性危机的发生、维持全球经济稳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旨在通过黄金一美元标准和主要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制，实现货币市场的稳定。美国利用其全球霸主地位维持美元和黄金之间的兑换，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提供担保。此外还有全球范围内协调行动的资本控制机制，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辅助。一些重要机构通过多边机制协调全球经济治理。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面临国际收支困境的国家提供短期贷款，并在系统性金融危机发生时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后来的世界银行)协调国际间的投资流动。居于霸主地位的美国和其他工业大国作出了监管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政治性承诺，制度性国际组织作为辅助，共同开创了战后资本主义扩张的“黄金时期”。一个总体的分析框架已经形成，并在时间上跨越了三个阶段：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则下度过危机，迈入新时代；长期的稳定；及下一次危机的爆发。因此，金融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背景下被定义的。
　　从时代视角分析当前的金融市场和金融规则，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评价凯恩斯主义在监管全球金融资本流动问题上的是非功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核心问题是在控制全球金融资本流动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和政治问题。在“钉住汇率”价值上的过分投机以及美、德、日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使固定汇率制走向衰落。此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者不可兼得”的内在缺陷――汇率稳定、资本流动性和国家政策自主三者之间的不可兼容性――给政府造成了无法克服的困难。欧元市场的兴起和美元的衰落使维持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兑换越来越困难。但全球金融再次兴起不是简单的私人金融市场规避管制的结果。金融市场的扩张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而美国和英国是金融市场扩张的主要推手。在这种背景下，先进工业国家攫取金融市场扩张成果的冲动，和全球金融资本流动一起给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带来了巨大压力。
　　当美国政府在1973年停止兑换美元和黄金时，战后时代实际上已经结束。当先进的工业国家采用浮动汇率制、放弃资本管制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这个历史事件被看作是全球力量关系新格局形成的历史转折点。美国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经历了持续的经济危机，这些现象最初被看作是美国全球金融影响力衰落的标志，甚至是广义上的美国全球霸权衰落的标志。当前金融市场的间歇性繁荣和衰落更是引发了人们对美国霸权或衰落或强化的猜测。
　　美国经济复苏的核心是金融驱动下的经济扩张。美国经济复苏已经导致人们重新从美国霸权的角度探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美国金融如何推动全球金融不断衍生新的力量。
　　有人指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构之外的“嵌入式”、“自由化”全球金融复苏并没有以任何方式直接地撼动美国的全球金融实力――在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同时，美国也为未来奠定了金融基础，其金融影响力更以市场为基础、更具结构性。从这点看来，研究美国在全球金融中所处的地位，其研究重心不应该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消亡，而应是全球私人金融业的持续扩张和嵌入在该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关系。
　　美国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重大金融创新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在全球体系中的相对力量。此外，美元仍是全球交易的主导货币，美国政府仍然享受着独一无二的特权――向其他国家出售美元债务，把政府预算赤字外部化。
　　金融化主要解释了当代资本主义动力。其大部分证据来自美国和英国，少数其他数据来自德国和法国。金融化首先认可布雷顿 森林体系是金融市场自由化的起源，但对此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金融化倾向于把目前金融积累和金融创新(二者是金融变革的主要动力)的规模和范围作为变革的主要动力进行研究，区别于把当代资本主义放在长期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研究的方式。金融化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新经济，持续至当前的全球信贷紧缩，共经历了10年左右的时间。金融化被看作是这10年的独特产物。金融化的“新”体现在各个层面：无论个人、企业还是宏观经济，都与金融市场建立了新的联系，并越来越受到金融市场的影响。
　　在这段短短的时间内，金融化以不同方式变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0年，新经济经历了信息技术兴起、因特网繁荣、资本市场的短暂兴奋期和最后的互联网危机。从2001年到2007年，相对良性的经济环境使金融市场继续扩张。詹姆斯・克罗蒂(2008)称此时期为“完美的平和期”：宽松的货币政策、低名义利率、美国为支持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过剩的流动性、历史最低水平的贷款拖欠率、低通货膨胀、全球股价的上升，所有这些良性条件都达到了顶点，使金融机构能够轻易地推行高风险战略，获得历史上最为丰厚的利润。这种大好时光最终以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信贷紧缩结束，毫无疑问将大大改变金融化的未来面貌。
　　在一些早期的研究票据资本主义和金融主导的经济增长的文献中，可以看到作为一种目标出现的金融化。这两个研究角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分析框架有些相像之处。在法国调节学派看来，资本市场重要性上升是福特主义之后政治经济关系重新走向统一的证据。金融市场／股票市场的联系变得愈来愈重要，这实质上是制度形式和社会调节机制的重组过程，影响着宏观经济运行、生产力趋势、收入分配和资本积累。博伊(2000)提出了金融主导的增长机制的条件假设。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和制度的统一就是将公司对未来的永远乐观的预期与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价格稳定、高科技部门发展、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的繁荣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保持消费的快速增长。弗鲁德等(2002)认为资本主义有两种主要形式：“生产性资本主义”，类似于福特主义；还有当前的“票据资本主义”，这里的票据指的是债券、股票等各种金融文件。弗鲁德用票据资本主义诠释资本市场变革对宏观经济制度配置的影响。当资本市场不再充当家庭储户和投资公司之间的中介，而是积极地影响公司和家庭的行为时，票据资本主义已经产生。
　　金融化抛弃了金融市场变革的全球维度，完全忽视了美英两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的特殊地位。也许，单独分析美英两国，把其作为以股权为基础的典型经济加以分析，能帮助人们更深层次地理解金融化，但正如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所指出的，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美英金融市场的发展态势对整个世界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分析金融市场变革时，如果忽视金融市场的地缘政治动力，只将美国和英国作为国家内部的金融体系来分析，就只能得出非常狭隘的结论。
　　德法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以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为中心，突出表现为大型银行和工业企业之间的长期关系和交叉持股。而美英以市场为基础的体系以股票市场为核心，导致股权分散和短期行为。当欧洲的公司和银行利用其在股票市场的新特权攫取利润时，欧洲模式实际上已经被外来的思想和所有权攻破。经过改良的美英金融化模式已经部分地渗透到几个最大的欧洲经济体中，这已经是共识。
　　另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是：地区性差异(主要是政府和社会方面的差异)对金融化有着怎样的影响?拉维夫(2007)认为欧洲的金融化突出表现在新加入欧盟的中欧国家。大型西欧银行掀起的并购浪潮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生活，并使金融泡沫膨胀。当代金融与社会的关系――嵌入还是抽离?
　　国际政治经济学界的时代分析框架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全球金融力量及地缘政治与美国霸权的联系。此外还有一种形式的时代分析框架，认为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全球金融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抽离”的过程，并分析了金融市场自由化如何通过先进工业化国家的新规范和新操作不断推进。约翰・鲁吉在1982年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把布雷顿森林体系描述成“嵌入式的自由妥协”，即在多边主义的国际背景和完全就业的国内背景下，以政治共识推动自由的金融秩序，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鲁吉采用了卡尔・波拉尼(1944)对“嵌入”和“抽离”的经济政策的定义，把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全球经济看作是以牺牲国家稳定为代价的持续的金融资本流动自由化。当鲁吉借用波拉尼的“抽离”概念，阐述不断变化的准则、规范、规则、程序如何决定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国际机制时，“抽离”这个概念本身就具备了分析价值。波拉尼的经济活动“嵌入”社会生活的观点为解释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渠道。但是，执拗地把全球金融诠释为“抽离”导致了分析上的二元论，金融常常被视为与国家和生产性经济对立的、独立的经济活动领域。
　　孤立分析金融的方法始于“国家还是市场”的辩论。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国家势力的明显削弱引发了人们对全球金融影响国家行使主权的持久讨论。金融资本流动自由化刚刚显现，就被研究者视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挑战。新金融技术对国家经济战略构成挑战。不论全球资本流动是“抽离”，还是越来越自由化，都需要在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制定新的政策战略。有研究者援引国家在金融市场自由化中的核心地位作为例证，驳斥在“国家还是市场”辩论中支持市场的一方。政府利用政策自主权吸引资本流入，或授权中央银行创造有利于国际投资的制度环境。
　　“国家还是市场”的辩论导致全球金融被诠释为政府可以推动、利用或调控的经济力量。因此结论是，金融在空间(市场)上是独立的，金融市场的活动具有高技术、精英推动的特点。金融是不具名姓的行为主体对国家施加影响的过程。金融被人格化，具有明确的需求或利益要求。不可否认，“国家还是市场”的辩论揭示了国家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复杂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但是，国家的政策目标和金融目标(无论如何定义金融目标)之间有着令人尴尬的吻合。在分析国家行为时，金融市场往往被用来解释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金融市场或金融主体的行为往往被看作是混乱的、受到物质条件限制的，而不是审慎的、深思熟虑的。
　　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持续分离的大背景下，全球金融研究的二元论倾向依然存在。金融市场的全球性与生产的相对国家性，导致了实体经济与金融系统性脱节的观点。“脱节”这个词被知识分子用来表现生产性资本和金融市场的分离。脱节理论强调金融市场活动的投机性。全球市场中的金融工具不断推陈出新，这个过程被视为公司、银行、政府的赌博行为制度化。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本身就是寄生性的，它不仅与实体 经济分离，而且破坏实体经济。“金融与生产的脱节使生产更易受到金融投机活动的影响，其后果是无法估量的。对生产而言，不受管制的全球金融起到的主要作用是破坏。”通过金融市场赌博获得的利润，是全球金融与生产的分离及金融“非生产性”的例证。全球金融市场实际上已不需要借助实体经济扩张。
　　在全球金融与生产“脱节”的批判框架中，过度金融投机的内在不稳定性是核心。该框架强调了放弃凯恩斯主义调控理论引发的新的治理问题。凯恩斯主义的调控理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理论基础。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三者无法兼顾”的缺陷，造成了经济政策上的诸多问题，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发生了多次金融危机，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面临着新的困境。在20年的金融市场自由化过程中，危机频现：1981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第三世界债务危机，1987年英国黑色星期一，1995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随后东亚在1997年、俄罗斯在1999年、巴西在2000年分别出现金融危机；再后来有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2001年土耳其金融危机，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随后的全球信贷紧缩。这些证据令人信服地表明全球金融的兴起引发了这些危机。国家治理目标和全球治理目标面临着重大挑战：“金融资本开始对实体经济发号施令……其结构性动力已经形成，但国际社会还没有在控制目标和控制手段上达成有效的共识。”金融泡沫在实体经济之外膨胀，但其影响却不局限于金融内部。
　　把“抽离”和“脱节”理论相结合虽然具有一定的价值，但用其来分析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全球金融只能得出狭隘的结论。金融与日常市场行为的分离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金融市场扩张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着公司和家庭的日常运作。此外，金融市场在危机频繁爆发的背景下仍然可以继续扩张，这表明了金融的灵活性和其在动荡中的“疯狂生命力”。抽离和脱节理论忽视了构成金融“逻辑”的社会现实。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相比，全球金融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和社会手段更为深入地“嵌入”到社会经济实践中。只有理解了这个问题，才能更充分地解释金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
　　关于金融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影响力的问题，金融化文献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解释。金融嵌入到社会文化活动中，从中获取力量。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在构建我们所处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时(区别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球金融管制)，把金融作为独立的领域进行分析。这种简化虽有可取之处，但是鉴于现实中金融逻辑对国家战略、大公司管理和日常生活的高度渗透，几乎无法证明金融从社会政治制度中“抽离”或与生产性经济“脱节”的假定。金融化文献对市场运行的系统性“知识”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知识本身具有话语权。因此金融本身虽然存在着诸多矛盾和缺陷，仍能继续存在。此外金融化还解释了金融市场的逻辑如何成功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金融市场的语言和操作没有遵循金融化的逻辑和规则；相反，这些语言和操作塑造着金融化的逻辑和规则。
　　实际上，金融化是由一系列的故事组成的，这些故事向大众传播希望，并使金融市场中的短视的、矛盾的行为变得入情入理。从新经济开始，我们看到了宣传性言语在创造新知识和新做法、从而在世界中建立规律的力量。新经济上升时期的宣传语言是热情的、凯歌高奏的；当新经济走下坡路时，在谣言和多变的形势中，宣传的语调变得怀疑。媒体在宣传新经济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新经济又帮助金融获得新的话语权。创造与金融危机有关的新知识和新语言，是现代金融市场的最重要的创新。讲故事，就是集合历史上各种行之有效的有关威胁和不确定性的宣传语言，把文化过程转变成利润生成的过程。拥有了判断、计算和出售风险的技术就拥有了重要的话语权；控制风险和分散风险的宣传甚至成了美国“恐怖主义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化由多种多样的技术和知识构成，使金融化得以不断推进、不断适应新的环境。
　　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对一系列经济危机的分析只是案例分析，完全忽略了金融的适应能力。每出现一次金融危机，就会出现重大的金融创新和政策调整，这只强化了“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逻辑。只关注金融危机，就无法解释金融在繁盛时期如何运行、金融市场和金融过程如何自我创新。
　　除了上述的语言动力之外，金融化还有新技术和新管理策略层面的运行动力。唐纳德・麦肯齐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例如，计算技术(如毕苏期权定价模式)怎样创造了一种可行的市场结构并改变了市场活动。新的技术平台(如标准普尔500指数)实时传递着市场的价格波动；新的计算技术和经济模型与新的金融创新结合，使金融市场成为可能。
　　资本市场的影响力部分是通过这些新知识和新技术传递的。上市公司管理层宣布股东价值，公司承受着进入资本市场的压力。但经验数据无法证明管理层承诺的可靠性，就像有效市场假说经不起推敲一样。对大多数公司来说，管理的本质、产品市场中的竞争，意味着实现股东价值增加，往往只能通过宏观经济中的股市变动而不是公司的战略调整来实现。但尽管经验数据前后矛盾，股东价值的逻辑依然存在，因为股东价值的定义本身就是空洞的、可变的。如果把金融作为独立的领域看待，就无法充分解释全球金融流动自由化的种种承诺之间的相似性，以及金融自由化无法兑现承诺的原因。金融化为金融生命力的研究开辟了有效的渠道。对金融化的深入研究将丰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使研究者关注金融市场和金融主体如何规避监管措施(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都会出现新的监管措施)及如何自我创新的问题。
　　最后，金融化文献(反对把当代金融定性为“抽离”和“脱节”的文献)分析了家庭如何密切地参与到金融市场扩张的进程中。金融的大众化趋势，借助新的零售银行技术，使家庭储蓄大规模地流向投资机构和住房借款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英两国的官方储蓄率似乎降低了，但实际上是家庭储蓄流向了为数众多的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计划。美英就业养老金计划从固定收益制变为固定缴费制，这种结构上的重大改变影响了金融化的发展过程。股市立刻受到影响，并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在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机构工作的金融中介精英阶层。这些分析把机构投资者的势力扩大与公共政策、家庭日常储蓄行为联系起来，而这种重要的联系往往被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所忽略。
　　在金融化社会中，人们生活在各种各样不同版本的故事中。经纪人或经济过程由话语构成；话语描述了经纪人和经济过程，并对它们施加影响。面对着不同版本的风险描述，个人不得不像企业家那样接受风险，以便在金融化社会中生存：“针对华尔街制定的规则现在适用于整个经济。”罗恩・艾肯特(2005)分析了纽约股票交易所从推行个 人投资到建立个人投资日常机构的过程。美国和英国家庭在矛盾的、具有竞争关系的逻辑中生存：既是“投资者”，也是“消费者”。这两种身份导致了矛盾的逻辑：向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缴款，为未来储蓄；同时大笔借款，购买房、车及消费品。信贷紧缩出现，萧条呼之欲来，这些矛盾冲突给金融化带来了更多的社会压力和文化压力。
　　金融版图的扩张
　　把金融市场作为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进行研究，就会提出下列问题：金融是如何扩展到新领域的?哪些条件推动(或排斥)金融融入这些构建在文化上的新领域?那些拥有新的金融知识和金融技术的群体对他人有着深入的影响，因为那些不具备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人承担着金融化的后果。正如普赖克和杜盖伊(2007)所言：金融市场一点也不“与政治无关”。市场已经成为政治在各个社会中运行的重要渠道。拥有积累特权的社会主体如何增进其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也是金融化应广泛探讨的问题。
　　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将政治和权力关系放在研究的中心，着重研究金融的全球动力。全球金融市场和金融主体的权力和影响力是以地缘政治为背景的。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和制度，这导致全球金融通过新兴市场和先进的世界金融中心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这明显体现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关系中。因为经济体系脆弱，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的风险溢价升高，即发展中国家借款时必须支付更高的利息。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借款和获得国际投资上面临着严重挑战，并极易遭到投机性危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常常面临着国内资本短缺的问题，为进行扩张，这些国家必须制定新的战略，以满足全球金融市场的需求。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全球金融形势的反应，就会注意到全球金融扩张过程中内生的多种不平等因素。
　　除了与金融市场的直接联系，全球金融还有多种方式影响当代全球经济中的权力关系。各种国际机构积极推动金融市场的扩张，但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发展中国家，使其免受金融自由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投机活动、金融危机、债务负担加剧等。如今，私人资本流动规模远远高于国际援助，表明国际机构一贯坚定地支持着金融市场的扩张。除此之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接进行干预，通过结构调整计划打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大门；八国集团(G8)拒绝履行其降低第三世界债务水平的承诺。通过世界银行集团及其他地区性开发银行的制度安排吸引全球资金流入，已成为开发政策的最高目标。
　　一些金融化文献指出：大公司应对股票市场挑战的方式，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制定政策应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压力有很多相似之处。为了收获金融扩张的成果，发展中国家已经采取了多种政策和监管框架。放开资本账户被认为是吸引国际投资的关键措施，但这种措施同时也削弱了发展中国家使用资本控制手段防范金融危机的能力。此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是发展政策的重要方面，即使这些政策根本无法确保大多数人直接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同时，还通过微观的信贷方案扩张金融市场机制。正如金融化是一种目标，“从全球金融中受益”也是一种目标，而不是必然能实现的――通过金融自由化促进私人投资流动，失败的案例和成功的案例一样多。
　　研究发展中国家，就可以理解全球金融如何通过不平等关系进行扩张。人们多次试图制定完美的政策框架，以利用开放金融市场的好处，控制开放金融市场的弊端，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例如“华盛顿共识”名誉扫地，“新金融设计”已不复存在。但是，国际金融机构仍然为全球金融体系设立接纳和排斥金融化的政策条件。在放开金融市场或私人资本流动是否能带来预期的经济发展的问题上，虽然现在做判断还为时过早，但至少在目前看来，不平等和不稳定是其主要表现。
　　分析了世界金融和国内金融的联系，我们就能更深入地理解金融扩张与不平等加剧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金融化的发展，英美的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加剧。但对不平等加剧的政治分析主要停留在市场主体之间的无序操作的层面。或者，不平等被视为批发和零售信贷市场金融创新的产物。有一个角度被忽略了：金融向家庭部门扩张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储蓄(进入投资机构的储蓄)／投资基金、抵押贷款和消费贷款发放机构的权力和利润率。
　　如前文所述，家庭储蓄大规模流入投资基金是家庭影响金融化进程的重要方式，突出表现在股价上涨和大量中产阶级的储蓄通过家庭投资工具涌入市场。这同时导致机构投资者权力的不断扩大。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使金融化获得了一些合理性。不断流入的家庭储蓄推动着股价上涨和财富增加的良性循环。
　　金融化文献忽略了多种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机制。例如，作为被动的长期储蓄者，大部分家庭只是简单地将家庭储蓄转账到投资机构设计的投资计划中，只有极少数家庭直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被动投资往往是将规定数额的资金从当前账户直接划拨到专业机构管理的投资基金中。这些储蓄计划确实有提升股价的作用，但也帮助了投资者：往市场中注入新的流动性可以使投资者规避市场低迷的风险。进入金融市场的权力的不平等有着重大的影响，因为主动投资者总是在市场低迷时出售股票或市场头寸“逃离”市场。基金经理在市场低迷时把源源不断的家庭储蓄重新投资，在市场上扬时获得不菲的佣金。
　　金融化文献往往只讨论那些参与长期投资计划的个人，或有能力、有意愿大笔借款的个人。相比许多无法接触主流金融产品或没有足够的额外收入进行储蓄的个人来说，这些群体毫无疑问拥有着特权。在美国和英国，只有40％的家庭可以参与养老储蓄，超过半数的人口在年老时没有足够的保障。自次贷危机以来，研究者开始关注为数众多的无法承受抵押贷款的低收入的美国人。实际上，七年的金融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发放给低收入人群的利润极高的贷款，然后用这些贷款补贴发放给投资主体(主要是中产阶级)的贷款。但是，即使对于那些可以参与到金融化过程中的个人来说，近来的市场低迷可能已经使他们在过去七年中(自从2000年的股市崩盘)获得的收益损失殆尽。将这些有能力参与到金融化中的个人与使他们有能力参与金融化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割裂开来，就忽视了金融化的核心――不平等和权力关系。
　　在英美金融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另一种不平等：家庭借款的增加。金融化文献着重研究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资产证券化等结构性金融产品的重大创新。这些金融创新创造了更多的贷款。从根本上说，金融创新促进了个人和家庭参与金融活动。这种信贷循环自我维持、生生不息。就像储蓄增加导致股价上涨一样，抵押贷款的增加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MBS)允许贷款者制定“诱惑利率”和发放“只需支付利息”的抵押贷款。此举吸引了无法获得常规 抵押贷款(计算本金和利息的还款计划)的借款者。许多人利用“只需支付利息”抵押贷款购买住房，或购置第二套房产。“只需支付利息”的抵押贷款为个人提供了机会：用几千英镑投资房地产，就有可能从房地产价格上涨中获益，因此这种贷款越来越成为一种投资工具，英国的“先买房后出租”市场成了穷人的对冲基金。在美国，“只需支付利息”的抵押贷款更多是为了那些既是房屋所有者、也是居住者、同时无法承受其他抵押贷款产品的人(经常是次级贷款借款者)设计的。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高度繁荣时期，家庭被视为金融化进程的主要受益者，因为经济繁荣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在抵押贷款大量增加的同时，美英两国的家庭消费贷款也加速增长。消费信贷的发放机构利用资产证券化(ABS)，设计出具有“诱惑利率”的消费信贷产品，如固定期限零利率余额代偿或零利率零售商品购买等。这些产品是以消费者为目标的，因为利润极高，消费者不用支付全部的欠款余额(被称作循环贷款)。
　　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化是深深植根于不平等关系并从不平等关系中获利的过程。抵押贷款的增加、消费贷款水平的上升，这些宏观趋势从侧面证明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要从家庭借款中获利，就需要借款人长期还款――这就是银行和专业贷款机构设计更多的、更有创造性的产品，吸引新的借款者的秘而不宣的逻辑。但该逻辑成立的条件是：全球金融市场能够快速转卖各种结构性金融产品。当这个金融化的特殊阶段明显处于尾声的时候，美英两国的投资主体的成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但中产阶级投资者和借款者被留下来慢慢承担金融化扩张的后果。
　　缩小批判分歧
　　本文评价了两种不同的分析金融对当代资本主义重要意义的批判框架。我认为，两种批判框架之间的互相借鉴将开辟更有成效的研究渠道；或者至少要比继续辩论主流正统观点更有成效(主流观点的支持者似乎越来越无意于研究批判性文献)。
　　金融化文献对金融力量的分析较金融“抽离”或“脱节”于社会经济的理论更为可信。研究当代金融力量时，坚持金融与社会政治制度和生产工业分离的观点是以偏概全。当代金融的力量主要来源于金融与社会文化活动的深度结合。金融化认为个人、企业和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建立了新的联系，并越来越受到金融市场的影响。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相比，当代全球金融与经济实践的社会联系更密切。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应从现在起更密切地关注这些问题。
　　未来的金融化文献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全球金融框架进行更多的研究，从而可能超越自身对美英金融扩张的狭隘的、去政治化的分析。金融化只简要地分析了美英两国金融市场对社会关系的影响。这就把国内金融市场从其运行的全球金融网络中分离出来。此外，美英两国是全球金融中心，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美英两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对整个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点往往被金融化文献忽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把全球金融放在重要变革的核心，把金融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政治化。国际金融和国内金融的联系塑造。了地缘政治的格局。例如，不同的国家政治体制和制度导致全球金融通过新兴市场和发达的全球金融中心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扩张。大部分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的金融化文献明显忽视了这些不平等。国际政治经济文献把权力和不平等放在研究金融扩张的全球动力的核心。
　　当前的金融形势要求金融化文献更深入地关注不平等问题，并研究美英金融业衰退对全世界地缘政治的显著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应该摒弃原来的基于事件的危机分析方法，放弃用金融从社会中“抽离”或与生产“脱节”等陈旧理论诠释每次危机的特殊成因。
　　(责任编辑　刘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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