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作家_“他走在了中国当代作家的前列”

　　在回答《人物》关于王小波与当代文学关系的以下问题时，赵勇特别强调，他曾在1997年买回了王小波在大陆出版的所有作品，并一一通读，甚至一些学者谈论王小波的著作，如《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等也均有涉猎。在他看来，“阅读王小波给我带来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感受和体验”。他说他更喜欢《时代三部曲》中的《黄金时代》，其中最为中意的是《革命时期的爱情》。而关于杂文和随笔，他认为“虽然不是篇篇都好，但总体上水准很高。”
　　记者：作为北师大文学院教授，您如何评价王小波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位，这个地位是否存在着一个标准?
　　赵勇：如果我来评价王小波，我会觉得他应该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享有较高地位。我认为他的写作是一种智性写作，甚至是一种带有解构主义色彩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而这种写作在当时具有超前性。他生前比较寂寞，死后享有哀荣，这固然与他的突然去世有关(这一点有点像诗人海子)，但也意味着大家对王小波及其作品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
　　对一个作家地位的判定可能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基本的标准应该有。要我来说，这个基本的标准就是思想性和文学性。我觉得王小波是将这两者结合得比较好的作家，符合我心目中的标准。
　　记者：您认为王小波的小说是否存在没有被经典化的现象?
　　赵勇：我不太愿意在“经典化”这个问题上谈论当代作家。我在2010年曾写过《谁在建构当代文学经典?当代文学能否建构成经典?――“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的反思》一文，其核心意思之一是：“文学经典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又对其艺术价值提出了很高要求。近20年的当代文学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但它们在艺术价值层面还或多或少存在着问题，且没有经过充分的历史沉淀。”正是因为我持有这一观点，所以我觉得王小波的作品能否成为经典，也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检验，15年左右的时间还太短。
　　但我也知道，当代文学界有一些学者是很在意“当代文学经典化”这个问题的，而事实上，他们也在通过各种方式，让一些他们所喜欢的作家成为经典作家。但在被经典化的作家作品中，王小波往往榜上无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小说的价值确实是被低估了。这也让我意识到，评论家，尤其是那些致力于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评论家，他们的评判标准、尺度等等可能会有些问题。他们还容纳不下王小波这个另类的作家。
　　记者：在当代作家、评论家这一方面，除了陈村、奠言、刘心武、朱文、林白、蒋平、许纪霖、崔卫平、艾晓明、朱正琳等少数几位谈及过王小波外。其余大多表示对王小波不很了解，不愿多谈，这与之前史铁生去世时的反差很明显，您认为其中原因是什么?
　　赵勇：如果真的读过王小波并了解他的阅读和写作情况，我觉得好多作家是应该感到惭愧的。王小波当年在美国时，读遍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我们现在的作家谁有这样的阅读经验?前几年顾彬说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语，马上引起了一些作家、学者的反感，并大力论证不懂外语也可以写出好作品。而在这一方面，王小波是远远走在中国当代作家前面的。
　　而关于史铁生，他也是很好的作家，这是其一。另外，他从出道起就一直在文学圈里，并在生前已得到了同行和读者的认可。而他的身体状况又让许多写作的同行和读者尊而敬之。还有，史铁生人缘非常好，许多作家都是他的朋友。所以，史铁生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突然去世，紧接着就在全国的多个城市形成一种自发或有组织的悼念和追思活动，应该有这样一层感情的因素在里面。
　　但王小波却是另一种情况。他生前并不在这个文学场里，也几乎没有作家朋友。一些作家愿意谈论史铁生，既是在谈一个作家，也是在谈一个逝去的老朋友；但王小波仅仅是一个英年早逝的作家，他们与王小波没有任何交情。
　　记者：不少学者都认为“幽默”这种写作手法是不入中国文学主流的，是很小的一个分支，仅鲁迅的《故事新编》、林语堂、钱钟书、张天翼有一些。对此您怎样看?王小波的小说充满了嬉皮式的黑色幽默，您认为这是他不被认可的一个关键吗?
　　赵勇：我基本同意这一看法。比如鲁迅，我们认可他的《呐喊》、《彷徨》、《朝花夕抬》和《野草》，但《故事新编》在学界至今依然存有争议。同时，由鲁迅开始，那种严肃的“为人生的艺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注意”式的做法，现实主义传统等等，也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小波的作品不在创作主流之中。
　　但王小波不被认可，既有这一原因，也有他对小说的理解、他所使用的小说笔法等等很超前的原因。他接通的是卡尔维诺等作家的写作传统，使用的是巴赫金所论述的那种狂欢化的笔法。这种写法对于90年代的中国作家和读者来说还比较陌生。所以，他的写作与接受之间存在着一种错位。
　　记者：王小波曾提到过要与虚无主义划清界限。作家李静也认为他的小说更像是自由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直觉和混乱，与莫言、贾平凹有很大区别，或者换句话说，王小波的小说思考和反映出的东西，或许是中国当代作家至今没有意识到的，对此您怎么看?
　　赵勇：认同这一看法。在我看来，王小波既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也是理查德-罗蒂所谓的“反讽主义者”。从哲学层面或世界观层面来看，他有自己清晰的理念，而把这种理念带人到小说写作之中，小说便有了根。像莫言或贾平凹这些作家有小说理念，但很可能还没有哲学理念。所以同样是写荒诞，我觉得他比莫言写得更深刻；同样是用反讽，他又比王朔用得更到位。
　　我也相信，一个作家拼到最后可能不是在拼直觉，而是在拼哲学理念。一些当代作家写着写着就觉得底气不足了，露出败相，我觉得是缺少哲学理念的结果。没有哲学理念的支撑，他们就会东倒西歪。有了哲学理念的观照，作家就会“看见”更多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小波所思考和表达的东西，走在了中国当代作家的前列。
　　记者：您周围的朋友、同事、学生是否曾提起过王小波，情况是怎样的?
　　赵勇：我并不在当代文学专业，所以我的同事提到王小波的时候不多。为了回答您的这个问题，我曾专门问过我的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他们大都读过王小波的小说或杂文，有的很喜欢，有的很不喜欢，还有的则感觉平平。我也在近200人的本科生课堂上问了问那些“90后”的中文系学生，根据我的统计，绝大多数同学听说过王小波，有将近一半的同学读过他的作品，但问到是否喜欢王小波的作品时，应答者却不是很多。
　　记者：您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体系结构会在未来10年内被重新搭建吗?
　　赵勇：这个不好说。当代文学体系结构的搭建可能隐含着文学与权力的关系。也就是说，谁掌握了文学评论的话语权，文学史的编写权，谁就拥有了这个文学体系结构的搭建权。就我目前的了解，如今是40－50岁左右的人已经或逐渐拥有了这种权力。这就意味着，未来10年，当代文学体系结构是由他们来搭建的。他们如何搭建，我似乎已看到了一些迹象。据我粗略判断，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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