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下的对外传播新特征]非传统安全因素有哪些

　　在国际舆论环境中，安全原因已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从2001年的“9・11”事件以来，安全语境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在日渐彰显。对于我国来说，传统安全固然是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比如陆地邻国众多，海洋争端日渐明显，周边潜在军事威胁继续存在等。但非传统安全的因素也在塑造对外传播的新语境。而进入21世纪的十余年来，非传统安全更加直接地成为我国对外传播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它既是一种语境，又是一种议程，还是一种权力结构，当然也会成为一种新闻。
　　挑战
　　我国学者将中国非传统安全概括为六大类型，分别是：以民族分裂问题和宗教极端主义问题为基础的恐怖主义问题；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问题；以大规模流行疾病为代表的公共健康问题；环境安全问题；资源安全问题；毒品犯罪和洗钱的跨国犯罪问题。
　　在上述六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中，恐怖主义问题、经济安全问题和公共健康问题在当前中国的对外传播中尤为突出。这主要是指这三类问题一旦发生，事件本身比较具有新闻性，容易以小见大，放大社会心理中的恐惧。而政府部门对这三类问题的掌控能力相对比较弱。同时，国际舆论也很容易因为这三类问题，加大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不确定论”走向。
　　理想中的一个国家对外传播形态，应当是“稳定结构＋长期效果”。即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对外传播体系中，持续进行价值观和人民形象的双重塑造，并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传播态势，以期通过较长一段时间，塑造一个稳定的国家形象。但是自冷战结束以来，这种理想状态比较难以出现，毕竟一个国家的对外传播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安全环境的影响就是其一。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中国对外传播的主要挑战，在于两个具体的方面。
　　一方面，非传统安全威胁打破了对外传播稳定结构的要求，在转变国家战略的同时，往往会带来对外传播的目标和手段的偏向。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不可预期，具有爆炸性、偶然性、恐怖性、心理可传染性等一系列社会特点。如果没有“9・11”事件，美国整体国家战略的重点不会迅速转向反恐，势必会对亚太地区保持较高的安全威慑和意识形态压力。而对中国来说，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直接形成了“奥运会语境”和“后奥运时代发展语境”的话语危机，让中国的对外传播不得不分出具体的力量，来回答国际社会对这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质疑。
　　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威胁加剧国际国内的舆论分化。21世纪以来，随着新媒体手段的娴熟运用，全球舆论环境出现了结构性的变革，所谓的中心和边缘都在发生变化。尤其是维基解密现象的出现，使得传统的信息流动发生根本的变化，传播者和受众的信任关系发生了直接改变，传播者和传播者之间的平行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所谓的“忠诚度市场”也出现了萎缩。当前阶段，是新媒体产生以来对政治环境和传播环境影响最集中、最强烈的时期。非传统安全议题在这个时期的出现，分化了社会舆论，消解了政府部门、国家机器、舆论领袖和权威媒体的权威性。无论从时效性上、平衡度上、客观性上，非传统安全都产生更多个体化的表达、标签化的表达、极端化的表达，也更容易为袭击者或者威胁议题所操纵。比如2007年发生在印度孟买的大规模恐怖袭击，恐怖分子不但使用“恐惧的政治”这一手段，而且通过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直接了解外界的反恐行为。2009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一些流行传染病，总被冠以“末日”、“死亡”之名，就是这一体现。
　　特点
　　从目前来看，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为国家战略对象，已经势 在必行。除了各个应对部门之外，对外传播的国家队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也需要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在这个过程中，有必要了解非传统安全形势下对外传播工作的几个新特点。
　　恐惧的政治化――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政坛人物撒切尔夫人，就担心恐怖主义会用恐惧绑架政治，改变决策者的议程，或者改变议程顺序。所以大多数被称之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内容，都有政治化趋势。甚至有学者如Paul Wilkinson认为，“在民主社会当你说到‘恐怖主义’一词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说‘媒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典型的非传统安全议程：例如1993年的美军进入索马里；比如90年代以来的“全球变暖”问题；比如2001年的“9・11”事件。当然，我们不否认非传统安全很重要。但是所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进入新闻报道之后产生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议题政治化。在我国目前的对外传播工作中，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语境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我们更倾向于用文化内涵去塑造国家形象，但是恐惧的政治化，对于我们的习惯手段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
　　感知的集体化――坦率地说，今天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仍然不如传统安全的威胁，比如侵略、核扩散那么容易产生大规模杀伤效应，它往往是极个别的现象。但是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隐蔽性，反而容易让少数潜在的受害者，或者已经的受害者把个人感知上升为集体感知，推动社会舆论爆炸式的发展。比如我们在观看了莫斯科大剧院、地铁和机场的恐怖袭击之后，自然会产生集体反应，对我们身边的安全环境提心吊胆，这也给更多的恐怖主义者提供了新的手段。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模仿能力或者可复制能力极强，人们总是习惯把效果戏剧化，非传统安全威胁注重戏剧性的传播效果，为此几乎所有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也都自然和阴谋、恐怖、不道德、色情等带有人性上的弱点联系在一起。因此非传统安全有一套自行的传播逻辑，基本上可以描述为“事实――情绪――阴谋――新的事实”这样的环节。当然实际中也有这样的现象，比如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组织“基地组织”曾与美国情报机构有关，疯牛病又曾和实验室病毒相联系。因此在对外传播中，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事实和原因常常是分裂的。国际舆论容易接受对事实的描述，但是很难接受对原因的简单定性，也就不容易改变非传统安全的成见。
　　敌我的标签化――自“9・11”事件以来，全球反恐活动在传播行为上的一大特点就是贴标签。无论是“恐怖主义组织”，还是“邪恶轴心”，或者是“第二次非典”、“21世纪的黑死病”，还有“大萧条卷土重来”等等，这些都是标签性的新名词。有的时候这种标签有助于理解威胁，但是更多的时候标签化不给深刻分析留出空间。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媒体在非传统安全威胁发生时，如果不善于制造标签，就势必要追随标签。而在舆论上看，标签化产生的成本很低，传播效果又比较好，国际主流媒体在这方面常常获得先机。
　　这几个微观上的特点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对外传播来说，非传统安全在政治价值上可能赶不上全球性的某些大问题，但是从新闻价值上值得关注。举例而言，20国首脑的会晤可能产生更多的重要成果，但是会议期间的一次自杀性袭击可能改变媒体关注的顺序。美国国会研究部在1997年10月22日递交的报告《TERRORISM,THE MEDIA,AND THE GOVERNMENT: PERSPECTIVES,TRENDS,AND OPTIONS FOR POLICYMAKERS》中，曾专门就恐怖主义威胁的对外传播谈及五点应对策略，即：（1）资助政府－媒体联合培训；（2）建立政府层面的恐怖主义（非传统安全）信息中心；（3）提升多媒体使用手段；（4）提供无偿的媒体报道指导；（5）监控针对媒体或操控媒体的恐怖主义行为。当然这其中还没涉及媒体在非传统安全报道中的伦理问题。
　　而对于世界上许多主要国家来说，对外传播常常面临一种困难，用传统安全手段去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比如在恐怖主义袭击时展示军队实力，或者在经济危机时国家领导喊话，指望能够就事论事地平息威胁。这些并非完全无效，但是对外传播必须认真考虑，非传统安全摧毁的不是有形边境或者堡垒，而是国家和社会的共识基础，是人心和精神。所以在非传统安全语境下，必须重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塑造，要用更有力的价值回应，去解决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在恐怖主义发生时，对外传播要重视“自由和平等”；在公共健康议题中，回应以“关爱、人性和奉献”；在经济危机中强调“价值共同体”、“抱团取暖”，或许这是让非传统安全威胁无法彻底生长的一种办法。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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