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莫高窟》的历史感与创新性_莫高窟课文

　　王登渤、姚运焕的长篇小说《日落莫高窟》，是一部在对敦煌莫高窟的历史深入研究基础上潜心进行艺术创造的成功之作，在同类题材中具有独特价值和创新意义。 　　 　　其一，在广阔的时空背景和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多角度地俯瞰莫高窟的遭际，清晰而有深度地揭示了“日落”时分莫高窟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作品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和沙皇政府垮台、中国封建制度解体和社会动荡、帝国主义列强觊觎中国并各怀鬼胎染指西北的宏阔背景中，描写了孤悬关外的莫高窟被世界的关注和厚爱、所遭受的凌辱和破坏。以阿连阔夫少将为首的俄罗斯阿尤古斯军团溃败进入新疆之后的野心和作为，中国中央政府和西部地区军政官员的复杂关系和微妙心态、日本文化间谍山田的居心叵测、对莫高窟怀有敬畏之情的艺术家和广大民众对莫高窟的奋力保护等等，都活跃在这个历史舞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交织成一出令人扼腕切齿的悲剧。这部小说与以往敦煌题材小说的不同之处，首先便在于此。它写了莫高窟和敦煌的历史，也部分地写了当时世界的历史，写了历史过程中人的欲望和动机。能感觉到作者对中国近现代史、西北边防史、中日俄关系史、敦煌史都有深入的研究。既不是史料的堆砌、演绎，也不是天马行空、一头雾水的主观臆造，而是在吃透历史精神基础上的艺术创造。敦煌历史曾经发生的和没有发生但可能发生的事件，历史上曾有的真实人物与艺术塑造的人物，共同呈现了日落莫高窟的历史情境和细节，扫除了蒙在莫高窟上的神秘色彩和历史尘埃，也从人类的敦煌曾经遭受的磨难中，映现了人类的真善美与假恶丑。
　　
　　其二，矛盾冲突的尖锐性和内在的关联性，决定了小说在情节结构和故事线索的安排上，视野开阔、气度不凡、大开大合、纵横交错，立体地呈现了莫高窟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氛围和矛盾关系。书中与莫高窟相关的几种力量的对抗和冲突，既是有行为动机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各自的目的驱动着他们，使他们停不下来；也是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抗衡，个人的欲望、动机不是简单的好人或者坏人的品行决定的，而有深层内在的现实的、历史的、文化的各种原因，因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克服的。比如，尤古斯军团进驻莫高窟及对其造成的无法估量的破坏，是由几种原因合力造成的：从阿连阔夫的角度看，他企图借中国西北地域东山再起，在迂回中不得已按中国政府的安排，将莫高窟当成了军营，之后，野蛮的哥萨克在穷途末路中对莫高窟进行疯狂的报复和破坏；从中国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角度看，他们的无知、无能、不负责任，他们的相互掣肘和自私自利，使得莫高窟遭受劫难，如此等等，都在偶然中有必然。在艺术构思上，先是几条线索符合各自逻辑地发展，之后形成尖锐的矛盾冲突并逐渐聚集，顺理成章，达到高潮。小说写了来自几方面势力对莫高窟的威胁，也写了白草、邹季南、安德烈、吕山长、吕彤、李雨东等对莫高窟的呵护，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时而剑拔弩张，时而潜流涌动、舒缓自如、错落有致。这种叙事的大气与从容，在以往甘肃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并不多见。冲突的尖锐和故事的精彩保证了足够的艺术张力和可读性。作品弥漫着浓重的悲剧气氛：有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暂时不能实现的悲剧(如敦煌价值的被发现却因祖国的贫弱和积重难返遭受的蹂躏，如李雨东的牺牲)；有将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的悲剧(沙俄军队对莫高窟壁画和塑像的破坏，白草父亲的被陷害)；有命运悲剧(白草)等等。
　　其三，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塑造。阿连阔夫不甘失败的狂野、军人气魄和哥萨克民族精神，邹季南的儒将风度和社会良知、艺术家气质和无法解脱的道德冲突，白草的不幸遭遇和视艺术为生命的特立独行，安德烈对艺术的虔诚和人类性境界，李雨东的忠于职守、视死如归，以及吕山长、吕彤、巴罗切夫、谷达云、关启仁、季伯循、史晋康、山田、陆甫澄，乃至那个名气很大、着墨不多的王道士，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沙俄军人形象和中国西北地方军政官员大小形象的描写也颇为出色。
　　其四，艺术表达的创新。作品虽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叙事，没有手法上的标新立异，整部作品朴实而又整饬，但是依然在艺术上有新意。比如，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从一开始的“引子”就体现得很充分：远景――博尔塔拉草原，夕阳；中景――马队的奔驰；近景――马队、军人，配以马蹄声和马的嘶鸣，加上地理背景和历史背景的交代，等待大幕的拉开。这种强烈的画面感和节奏感，给人视觉的冲击和想象的空间。我以为，这种多处使用的手法，并不影响它作为小说的基本特点，没有破坏小说的基本元素和艺术特性，况且，小说本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另外，语言也很有特点，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经过锤炼，准确、严谨、有力度。比如，谷达云与徐抱朴的对话，文白夹杂，符合他们的身份；土匪抓住白草后的语言，方言的适度运用恰到好处，语言后面有地域文化意蕴；邹季南与白草的对话，温和文雅中有小心和隐忧，等等，都增加了阅读的快感。
　　任何作品都会有缺憾，读者也见仁见智。本著在叙事的重点和分量上，阿连阔夫及其阿古尤斯军团着墨很多，分量较重，并以阿连阔夫进入中国新疆开始，又以他在兰州阿甘镇的自杀终结，这与读者关注莫高窟命运的期待视野多少有些出入，也与“日落莫高窟”的寓意有些不合。这是情节安排的需要还是另有寓意?或是艺术构思上的瑕疵?还有，白草父亲许孟潇被陷害，而凶手就是白草的恋人邹季南。他受了边关道尹杨丙荣、知事刘锡鑫的挑拨和激将，采用极不正当、惨无人道的手段将受人尊敬的大书法家许孟潇突然杀害，这成为他永远的隐痛和悔恨。这样的构思增加了作品的悬念和吸引力，书中也不断地铺垫和暗示，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对于邹季南这样一个成熟的有文化的也有道义感和责任心的儒将来说，这样的举动依然感觉太出乎预料。这是作品艺术构思的成功和巧妙?抑或是过分追求悬疑而伤害人物性格逻辑造成的痕迹?读者也许会有不同的解读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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