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文学中的“复仇情节”分析 红色经典朗诵稿3-5分钟

　　摘 要：“红色经典”文学中的“复仇情节”在设置上别具匠心。首先，它对复仇的对象进行了新的界定，从向某个仇人复仇扩大到向仇人所在的阶级复仇；其次，对复仇的动机，文本同样做了提升，将“私仇”与“公愤”结合，从而用阶级革命置换了私人复仇。
　　关键词： “红色经典”、复仇情节、复仇动机、复仇对象
　　作者简介：李新，女（1976-），辽宁葫芦岛市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3-0208-02
　　一般将 “红色经典”视为以抗日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革命故事为背景的文学作品。重新审视“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复仇”形象，我们必须保持一种平和而客观的历史价值尺度。正如黄子平所概括总结的那样：“（红色经典）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 【1】故而，在某种意义上，“红色经典”文学作品的产生与推广，绝不是纯粹审美意义上的文学行为，而是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中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历史举措，是论述革命历史的正确性与必要性，从而，证明现实社会共产党、新中国建立的合理性与先进性的需要。
　　“红色经典”文本的创作大抵离不开国仇家恨的描写，譬如中国在抗战时期对于日本人的仇恨是很难从人们心头抹去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才让我们拥有了无数的“红色经典”文本，譬如《敌后武工队》（冯志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铁道游击队》（刘知侠著，出版社出版）等作品就是很好的代表；而以国内革命战争为主要题材的“红色经典”作品，如《红岩》、《红日》、《保卫延安》等，则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困难生活的叙述。这样的题材选择更有利于激发读者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绪，从而使得文本具有了合时代、合政治化的深刻的思想内涵；而复杂纠结、波折重重的复仇情景模式也能够演绎出更多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从而增加了文本的趣味性与可读性，让读者欲罢不能。所以，“复仇情节”的设置，可以说是“红色经典”文学中是常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元素。
　　与传统复仇文学作品比较，“红色经典”文本在“复仇情节”的设置上在借鉴了许多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出色的创新，这些创新最主要表现在对复仇对象和复仇动机的表述上。
　　首先，从对复仇对象的表述来看，在传统的复仇文学中的复仇对象往往十分明确，即对自己及家人造成伤害的仇人本身，即使偶尔有的作品将复仇对象扩大也仅仅是按照所谓“父债子还”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将复仇对象扩大到与之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范围。而在“红色经典”文本中，传统“父债子还”的家庭伦理观念得到继续的同时，又以现代的阶级伦理对其进行了取代：“父债子还”的合理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父子亲人，更是因为他们从属于相同的阶级阵营，由阶级属性而非血缘亲情决定仇人及其家属的道德善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杨沫的《青春之歌》中的于永泽与宋郁彬两位“少爷”的形象。无论是于永泽还是宋郁彬在其出场之初所表现出的都是以不同于父亲的“善”的行为：于永泽救了欲跳海自杀的林道静，宋郁彬更是大谈对父亲过于苛刻地剥削农民的不满，年轻的林道静被这些表象迷惑，先是嫁给了于永泽，而后又认为宋郁彬“比老头子好得多”【2】；文本中适时的揭露了于永泽与宋郁彬的丑恶嘴脸，在结婚后，于永泽逐渐流露出他的自私与狭隘，而在同乡借贷被拒一节，更是将他与传统地主的冷漠重叠；对于宋郁彬则是通过宋家的长工、女佣的揭露，暴露出他淫乱无耻的邪恶本质：“少东家，――你看他表面上挺和气挺规矩，可是，他专门在外头找年轻漂亮白的大姑娘，弄上手玩些日子就不要了。他有钱，又有心计，所以连少奶奶、老东家都不知道他那些缺德事。”【3】故事情节如果仅止于此的话，那么难免落入传统的“爹是英雄儿好汉，爹是草包儿混蛋”的血统论的俗套之中，“红色经典”文本并没有将这一切归因于家庭影响，而是归结于“阶级出身”的宿命：“你说他好？记住，一个茅厕里的蛆――没有两样货! 姑娘，你们都是念书人，我不能不嘱咐你两句：什么时候也别忘了咱们姑姑的话；什么时候也别忘了你是来给他家教书的跟做活的一样的教书的。他可是咱们的阔东家!”2无论是于永泽的自私狭隘还是宋郁彬的淫乱无耻，皆源于其从属于“有产阶级”的阶级阵营之中，而他们作为有产阶级，作为“少东家、阔东家”的阶级身份与作为“做活的”的无产阶级是根本对立的。通过这样的论证，“红色经典”文本成功的以阶级出身的不同划分了道德善恶的对立，从而将复仇的对象从仇人上升到仇人所在的阶级。《林海雪原》中杨子荣是阶级觉醒的典型代表：“他的心已奔向仇人，这仇人的概念，在杨子荣的脑子里，已经不是一个杨大头，而是所有压迫、剥削穷苦人的人。”【4】
　　其次，从对复仇动机的表述上看，传统文学的复仇动机都十分简单，即常说的报“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而“红色经典”文本则为这一复仇动机穿上了阶级复仇的外衣，在传统的私人复仇的前提下，赋予复仇以阶级革命的时代意义。以《林海雪原》为例，它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而写成的。书里所写的是有关于1946年冬，东北解放军一支小分队在团参谋长少剑波的率领下深入林海雪原剿匪的故事。而在出发前夕，忽然少剑波的姐姐――共产党员鞠县长和县领导同志为保护土改成果而被土匪残忍杀害：“六男三女，都用刺刀剖开了肚子，肝肠坠地，没有了一只耳朵，只留下被刺尸掉的痕迹。”【5】这样，“剿匪”这一行动在原有的为国家民族、为胜利解放而战的意义上，又增添了新的内涵――为姐姐复仇，自此，公愤与私仇因复仇对象的相同而得到完满结合。之后一切情节的展开、矛盾的设置、故事的铺排全都围绕着“复仇”这一目的进行。同样是在《林海雪原》中，几乎每个战士都是身带血海深仇的，而这仇恨的对象，又恰恰就是这次剿匪行动的对象――土匪，于是，个人的复仇行为就变成了集体的剿匪行动，个人的某个仇恨就像就扩大为整个国民党匪帮，“我们为鞠县长和死难的同志们而悲痛......”接着他抬起头，挺起胸，举起了拳头高呼：“我们宣誓:彻底干净消灭国民党匪帮，为死难者报……”……“报仇！报仇……”全体战士和老百姓随着刘政委的呼声，发出了像轰雷似的宣誓。“我们要讨还血债!我们要报这血海深仇!”【6】每一个战士的血仇都能引起所有小分队成员的共鸣，“这笔血债刻在战士们的心里！”，“血海深仇燃烧着战士们的心!”“奋勇!前进!报仇!雪恨!”战士们每一个细胞里部充满了这样的意志。【7】这种“公愤与私仇”的完满结合，成为“红色经典”复仇情节的一个重要特点，被其他文本所不断模仿，反复借鉴：《红旗谱》中朱老忠严志和等人领导村民发起“反割头税”运动，这无疑是由于国民政府的横征暴敛引起群众的公愤，而另一方面，无论是朱老忠还是严志和均以“割头税”的执行者――冯老兰有着渊源久远的私仇；《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在共产党员卢嘉川和江华等人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虽然是因着“我憎恶这个万恶的社会，我要撕碎他。”【8】但是，另一更深层的动因是为自己的苦难经历、为自己被迫害而死的母亲、为理想中的恋人复仇的信念的支撑……通过对“私仇”与“公愤”的结合，一方面，传统个人的复仇行为在现代集体的革命事业中找到了伟大的属性，具有了先进的意义；另一方面，现代集体的革命事业也在传统个人的复仇行为中找到了道德伦理的支持，二者互相依托，互相借重，赋予“复仇”以传统的、现代的、伦理的、道德的、个人的、国家的合理性。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红色经典”文本中的复仇情节在设置上，实质上并没能超越传统复仇情节，他在很大成分上是对传统复仇情节的借鉴：如开场即表述血海深仇的起源，然后幸存者偶遇高人指点种种忍辱负重的复仇经历，故事的结局是历经波折后血仇终于得报的大团圆复仇结局等。然而，“红色经典”作为“革命历史小说”，其负载着“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和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和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9】的任务和使命，就必然决定了其在文本创作上，要突出“红色”即“革命”而非“复仇”。聪明的“红色经典”作家在不断的实践和摸索后，终于创作出了新的“复仇情节”模式，即以阶级革命的外衣包裹下的传统个人复仇故事。而这一“复仇情节”模式的产生以及这一模式的组成：复仇动机、复仇对象、复仇手段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的地方，这可能是“红色经典”文本对于文学史的另一重要意义所在吧。
　　注释：
　　【1】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2页。
　　【2】《青春之歌》，杨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月北京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291页。
　　【3】《青春之歌》，杨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月北京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312页。
　　【4】曲波：《林海雪原》，河北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202页。
　　【5】曲波：《林海雪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8页。
　　【6】曲波：《林海雪原》，河北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5月,18―19页。
　　【7】曲波：《林海雪原》，河北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5月,30-31页。
　　【8】杨沫：《青春之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45页。
　　【9】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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