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与革命|改良与革命的区别

　　李泽厚有一句话，“我不写五十年以前可写的东西，也不写五十年以后可写的东西。……我只为我的时代而写。”五十年前梁启超是保皇党、反革命，绝对不可写，今日的主流话语也没有给梁摘帽改正，这么说来，写这本书似乎应该是五十年之后的事。可是，解玺璋现在就把它写出来了，这，是不是有点太超前？
　　然而，这本我所认为的超前之作，居然首印五万套，网上三大书店：当当、卓越、京东每天销量在三百套以上。购书之潮汹汹若此，出版方不得不在首印的当月，加印一万套。上述情况说明，这本超前之作，与当下的需求暗合。
　　暗合什么呢？作者借龙应台的话做了回答：“一百年之后我仍受梁启超的文章感动，难道不是因为，尽管时光荏苒，百年浮沉，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我自以为最锋利的笔刀，自以为最真诚的反抗，哪一样不是前人的重复？”一百年后还在重复，说明问题之老大难。台湾的龙应台尚且有如此感受，大陆的解玺璋的感受只能更痛更深：“从她回顾的戊戌百年，到今年的辛亥百年，又过去了十几年，中国知识界最关切的问题，应该说还是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文化的现代化，还应该包括国家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乃至政治领域的现代化—也即民主化。这些都没有超出梁启超的政治遗产和文化学术遗产的范围。有人说，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有一个承前启后的‘新道统’或‘新学统’，其主链即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或者还可以增加晚年陈独秀，在台湾还有殷海光和雷震，他们一代又一代、一波又一波所不断追求的，归纳起来就是宪政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解著下册，第333页）
　　如果有这么一个“新道统”？那么什么是“旧道统”呢？
　　作者用六十万言回答了这个问题：革命—伴随着暴力、破坏的革命。
　　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在革命：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战争、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思想革命、“文革大革命”……
　　三十年前就有一位美国的汉学家问我，你们革了一个世纪的命，为什么还要搞“文化大革命”？难道你们不厌倦？
　　厌倦？为什么要厌倦？
　　你看看，国家大剧院演的是什么？人民广场唱的是什么？电视台播的是什么？官书上写的是什么？《切·格瓦拉》呼唤的是什么……
　　别的不说，就说“为穷人说话”的《切·格瓦拉》。这部话剧把小剧场变成了大广场，把区区一部“红色话剧”变成了席卷全国的“红色风暴”。电视转播，各地邀请，媒体热议……血脉贲张的观众给编导写来了无数热情洋溢的信。请看清华大学教师徐彦辉给张广天（此剧的导演之一）的信。首先他向张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变化：他生长在辽宁农村，父母都是无权无势的农民。从懂事起，他“就看不惯不公平的事，看不惯当官的欺侮穷人，搞不懂为什么父母拼命干活收入却远远低于那些什么也不干的人，更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上大学后，书读多了，眼界开阔了，小资情调浓了，对劳动人民的关心少了。然后，他告诉张，这个剧给他的教育：他“告别了过去的生活，走上‘革命’的第一步，也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回归”。回归之后怎么办呢？他告诉张广天，“我们要站在劳动阶层一边，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忠于自己的信仰，我们要有行动。”什么行动呢？除了参军打仗之外，这位中共党员、生物学博士的回答是“薪”和“釜”：革命的薪，“燃烧自己，短暂的生命投入到革命中”；革命的釜，“理想如同深潭之水，不会遇到大风就起波澜，能够忍受烈火的煎熬。”（刘智峰编：《切·格瓦拉：反响与争鸣》，第166、167页）
　　徐彦辉是清华生物系博士，1998年入党，曾经做过生物系的团委书记，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即将担任四个班的政治辅导员。他告诉张广天，那天，他带了生物系六十多个同学看了这部剧，他很希望张来校与同学和党员座谈。“为了扩大影响，我们几个人做了一块大宣传板。”（刘智峰编：《切·格瓦拉：反响与争鸣》，第167页）
　　张广天在回信中谆谆教导这位教师：“我相信，时代的事实会教育越来越多的劳动子弟回到本阶级的立场上来，而且擦干革命先辈的血迹，接过他们的枪，重新奔赴战场。……只要时代需要，做革命的薪釜都在所不惜，牺牲在胜利之前，永远是不可避免的。”（刘智峰编：《切·格瓦拉：反响与争鸣》，第168页）
　　血、枪、战场、牺牲……革命在新生代的心中生根发芽。是啊，社会不公、贫富分化、官僚专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革命有功，造反有理。
　　这种情绪、情感，梁启超当年所见多矣。然而，他仍旧没有选择革命。因为在他看来，一、革命必施以暴力，引发战争，暴力战争会殃及无辜，令百姓涂炭。二、革命会诱发暴民，暴民会破坏社会秩序，造成国家分裂，列强会乘机瓜分中国。三、革命以暴易暴，革命成功之后，还要靠暴力维持，形成恶性循环。四、条件不成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
　　梁启超如此恶毒且系统地反对革命，在革命成功之后，自然没有好果子吃。不说史书，就说影视。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的梁成了一个跳梁小丑；电影《建党大业》里，他成了袁世凯的跟班，蔡锷护国讨袁被大书特书，而他这个讨袁主谋连提都不提。
　　其实，梁启超也不是生下来就反对革命，反对破坏。曾几何时，他也是个高谈破坏，倡导革命的激进派。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在日本主政《清议报》，即鼓吹革命、倡言民权，高谈破坏：“今日之中国，积数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怎么办呢？他开出了这样的药方：“故破坏之药，遂称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1899年，在东京办高等大同学校时，他和他的学生们“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 （解著上册，第274页）他曾夫子自道：“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疮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解著上册，第137页）
　　孙中山到了日本，康有为躲着不见。梁启超不怕，非但不怕，还对孙“异常倾倒，大有相见恨晚之慨”。（解著上册，第296页）有一次，二人在屋里大谈革命，梁启超的女儿梁令娴在隔壁听见，以为他们吵起来了，跑过去一看，“见其父来回踱于室中，孙先生则倚床而坐，各叙所见，状至融洽”。（同上） 　　本着爱吾师，更爱真理的精神，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直抒己见：“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解著上册，第137页）
　　梁启超不但说，还要做。革命、破坏，知行合一。
　　他与孙中山商议维新派与革命党合为一党，孙为会长，他为副会长。
　　他配合唐才常，组织和领导了自立军的武装勤王运动，并在最危急的时刻准备亲赴前线。
　　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他赤膊上阵，成为蔡锷的护国之役的“黑后台”。
　　但是，几年后，他还是告别了革命，回到了改良。1903年是梁思想转变之年。黄遵宪的“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成了他的宗旨。
　　梁启超思想转变，得力于他对欧美各国历史和现状的考察，也得力于康有为和黄遵宪的劝说。
　　康有为是革命的天敌，他对革命的观察和人性的体悟，超过了梁启超。请看他给革命开的罪状：第一、革命以恶为善，虚伪骗人。“言革命者，必谓非经大杀戮，不能得大安乐。故杀人数万万，原不足动其心。然使杀之而必能救中国犹可也，然自相残杀，剪其种族数万万，乃其本怀。”康看得很清楚，如若披上革命的华服，天下最大的恶—杀人，就会成为积德行善的理由。赤地千里，不过是进入人间天堂的门票；饿死上千万，不过是交给主义的学费。第二，革命是改朝换代，新瓶旧酒。“能以革命成大事之人，其智术必绝伦，又必久拥兵权者。中国枭雄积于心脑者，人人有汉高、明太之心。” 因此，康认为，即使革命成功，也不过是“李自成之入燕京，黄巢之破长安，且为刘、项之入关中矣”。康预见到，能当上革命领袖的人一定是权术、兵权兼备的枭雄，这种人嘴上说的是为人民服务，心里想的是当皇帝、搞独裁。“假令革命果成，则其魁长且自为君主，而改行压制之术矣。”（解著上册，第140页）
　　李泽厚称赞康有为有远见，选择了英国式的改良，以避免革命破坏。（李泽厚、刘再复合著：《告别革命》，第141页）但是南海先生也只预见到了革命会拿活人祭祀，不曾预见到青岛的红卫兵会把他的尸骨从枣儿山的墓地里挖出来，放到翻斗车里游街示众，还要在他的颅骨上贴上“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的标签，供人欣赏。梁启超逃过了这一劫—贺鹏飞率领的北京红卫兵只拆了清华的二校门，没想到挖一挖清华“四大台柱子”之一、老牌反革命梁启超的墓。在“破四旧”上，清华大学的红卫兵远不如青岛的小将们坚决彻底。
　　梁启超生前身后，最遭人诟病的是他的多变善变。谭人凤说他：“反复无常，甚至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李肖聃说他：“曲学阿世，且忍献媚小生，随风而靡。”连胡适也对他的善变颇有微词。（解著下册，第326页）
　　这些人，包括胡适，都忽略了清末民初的复杂情势，没有体悟到在夹缝中求存的改良之艰。在中国，保守易，革命易，改良难。保守派有政府，有国家机器，足以逞威于一时。革命派有群众，有枪杆子，搞暗杀，搞暴动，搞起义，办法多多，实在不行，还可以武装割据。改良派上无国家机器，下无群众武装，有的只是一支笔，靠的只是开明士绅、中产阶级。其能做的也只是办报兴学，普及新知，启迪民智，全是长久才能生效的文化软实力。尽管从长远上讲，这“软”才是国之命脉、民之根本；尽管武昌首义的成功，颇赖梁启超多年的启蒙，但是，人家“枪杆子”不认这个账。
　　不认账，更说明了改良之艰难。梁启超在国家最困难的历史关头，选择了人生最艰难的路。这条路，让他腹背受敌，两头作战—既要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袁世凯的称帝、孙中山的暴力；又要与他们寻找共同点，试探合作的可能。而最让他为难的，则是清政府死到临头了还冥顽不化—嘴上答应维新变法，心里想的是维护专制。人们信其承诺，以为很快就会改革，可清廷以此当幌子，苟延求活，极尽拖延、搪塞、压制，以及血腥镇压之能事。如此“唯恐国之不速亡”的做法，怎能不刺激革命？主张改良的梁启超尚且有“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 之时，何况主张暴力的孙中山。换句话说，梁启超之难，首先难在战胜自我—以理性说服情感，以大局安抚躁进，以超人的耐心和意志致力于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和积累。
　　现实之中，改良不敌革命，“笔杆子”不抵“枪杆子”。以“软”碰“硬”，梁启超就得不断地调整立场。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善变多变，必须“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否则就无法坚守改良。郑振铎说得好，梁变的是方法，不是宗旨。
　　李泽厚看到了改良的深远意义：“革命可说是一种能量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积少成多，积小成大，看来似慢，其实更快。”因此，李也最体会改良之艰：“实际上改良更加复杂，更加艰苦，更需要耐心，更需要毅力，更需要意志。做改良家不像做革命家，只要一腔热血、视死如归就行了。改良者需要更多的知识、经验和学问，要做许多更琐碎、更麻烦的工作……改良者需要与自己憎恶的人对话、协商、妥协、退让，需要和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交朋友，这非常不容易。”（《告别革命》，第72页）
　　当下的改革正如当年的改良，它要革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激进主义的非理性的命，要学会点滴进步，积少成多，理性耐心。对于富于革命传统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全新且艰难的课题，它要告别旧的思想传统和文化资源，建立新的传统，寻找新的资源。梁启超和他坚守的事业正是这一资源中最可宝贵的部分。大约十年前，焦国标先生给我看他写的电视连续剧《梁启超传》，愤然于没人投资。如果主流仍旧视改良为敌的话，就算有人投资，这个剧本也无法通过。
　　革命需要思想动员，《白毛女》让战士们血脉贲张，陈强演的黄世仁差点死于愤怒的子弹。改革拿什么动员？还是你死我活？还是暴力革命？还是忆苦思甜？没有新的，旧的就会复活。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赃枉法的现实将这复活的阶级斗争化成了这样的诗句：“启航，启航，前往陈胜吴广大泽乡，前往斯巴达克角斗场，前往昨天今天的三条石，前往姓张姓李收租院……前往巴黎公社战士最后倒下的地方。”《切·格瓦拉》以其感人的激情，呼唤着高校师生、呼唤着下层民众，呼唤着下一轮暴力革命、下一轮你死我活。
　　《切·格瓦拉》突显了这本书的现实意义。
　　然而，为梁启超翻案困难重重。半个世纪以来的教育灌输，“使得几代人都丧失了正确理解和认识梁启超的能力”。作为曾经的丧失能力者之一，作者写这本书，首先要战胜的是自己：“在我的意识里，有太多的与梁启超的思想和主张不能相容的东西，这些东西常常在我阅读、思考梁启超的时候跑出来，提醒我别忘了它的存在。……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因为对革命的崇拜和向往对我来说几乎是自青少年时代形成的、渗入骨髓的一种情结，一种诗意的想象，清除它犹如刮骨疗毒一般。”（《坦白与交待—回想〈梁启超传〉的写作》）
　　正是经受了刮骨疗毒般的痛苦，作者才有了如下的感悟：“如果说写作《梁启超传》让我有所收获的话，那么，最大的收获就是在现实情感、社会政治、思想理念等层面对革命进行了深入的再思考，使自己能在当下中国纷乱复杂的现实中找到一种比较理性的立场。有朋友开玩笑说，因为写作《梁启超传》，我变成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同上）
　　从激进到理性，由革命而保守，不限于作者，不限于中国。苏联剧变后，曾经被列宁斥为“自由派蠢猪”的“路标派”，成了民众的“先知教诲”。其代表人物别尔嘉耶夫在他的故乡得到重新肯定（金雁著：《倒转“红轮”—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第133、135页）。当年的红色兄弟们不约而同地认识到，除了革命之外，似乎还有别的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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