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电视剧如何从边缘走向主流_恶搞文化：从边缘颠覆主流走向主流的瓦解

　　摘 要：本文通过早期恶搞现象与当下恶搞现象的对比，从文化角度分析恶搞文化的现实走向。认为，恶搞文化在恶搞主体、客体、恶搞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的现实路径为：前期发展阶段，边缘文化为了靠近主流文化采取迂回的方式颠覆主流文化；当下发展阶段，边缘文化突破主流文化的限制表现出对主流文化的消解和主流文化局部自身的瓦解。
　　关键词：恶搞；恶搞文化；边缘文化；主流文化；江南Style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1-0053-02
　　目前，伴随出于不同目的的网络恶搞现象成风，恶搞文化大有再次升温之势。7月中旬由韩国“鸟叔”朴载相（Psy）演唱的歌曲MV“江南Style”爆红网络，自播出以来已成为响遍欧美，席卷全球的网络神曲。对于这种现象，人们表现出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糟蹋传统文化的行为，是在“拔文化的根”；有人认为这是艺术的再创作，是一种积极的文化现象；也有人从文化本身考量，认为恶搞文化考验着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恶搞文化究竟如何，使得我们不得不关注其文化走向。
　　一、看胡戈们：边缘颠覆主流
　　2006年，网民胡戈将电影《无极》改编为网络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馒头血案”一时成为社会各界、全网上下最引人关注的词语。在胡戈大胆恶搞的带领下，中国“恶搞文化”登堂入室，掀起高潮。诸如《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大话西游》、《东方红》恶搞翻唱版等一系列恶搞作品的横空出世和恶搞之风的盛行，着实对当时恶搞文化的流行与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结归纳一下，其最大特点即：草根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冲击和反思、质疑和讽喻。
　　1.恶搞的主体大多数是草根、平民、社会底层，表现出浓郁的亚文化群体特征
　　首先，从参与恶搞的人群看，其创作者大都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或者80年代[1]。这个年龄段的人们的成长正处于“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期，深受多种文化、多重价值观的影响，自我意识浓重，而社会话语权不够，因此具有很深的主体矛盾性。表现在行为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崇尚个性张扬和自我表达，渴求标新立异和一朝成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恶搞文化被认为是青年文化的一种。其次，从恶搞主体的身份来看，其年龄和社会现实决定了他们尚处于一个上升发展且刚刚起步的阶段，属于社会底层，具有很强的草根性和平民性。因为年龄不大，涉世未深，恶搞主体所从事的工作基本处于社会最基层或无业，人微言轻，影响力不大。而这群人对社会对生活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关注社会变化和自我完善，在二者的压力中寻找突破口的欲望强烈。恶搞无疑是某些处于夹缝中的呼声得到了合法渠道的宣泄。这种来自底层的呼声和青年文化一样归属于社会的亚文化范畴。早期的恶搞主体们正是这种亚文化的践行者，向往主流文化，却融入不了主流文化，最终以边缘文化的姿态游离于主流文化周边，对主流文化进行解构、颠覆、批判，体现出一种“游牧式主体性”和后现代精神。
　　2.恶搞的客体基本限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中的文化元素或符号
　　虽然恶搞文化声名鹤起，恶搞行为无处不在，恶搞作品比比皆是，但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恶搞并具有价值意义，恶搞的客体有特殊指称。纵观早期恶搞作品，恶搞客体大致如下：一、艺术作品或知名人物，如名人、名著、名剧、名曲、名物等等。早期恶搞作品基本上都是边缘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戏仿和反讽，而能更好体现主流文化思想的无疑是具有一定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艺术作品或人物，如电影《无极》、红歌《东方红》、模范人物雷锋、女诗人赵丽华的诗歌、社会名流的照片等，利用对这些有利元素的颠覆、拼贴、移植、戏仿进行文化突围无疑选择了一条“终南捷径”，并且在冲击主流文化的效果上更具讽刺和荒诞意味。二、公众熟悉的人和事物，包括社会现象、社会群体、社会价值观念等。这类恶搞客体跳出了“出名”的局限，走向普通却熟悉的领域。它可以是芙蓉姐姐的S型身段，“我的爸爸叫李刚”的社会问题，也可以是对《新闻联播》的价值意义反思。究其原因，这种对源自文化经典或者熟悉事物凝聚下来的无形文化资产进行拼贴、移植、颠覆，更易于调动受者的兴趣而实现“注意力”经济[2]。
　　3.恶搞的方式一般是通过互文等手法对原文本进行解构和二次创作，体现出后现代主义多元化的方法论特征
　　早期恶搞惯用戏仿、拼贴、移植、反讽、杂糅等手法，极尽后现代碎片化与荒诞化的风格特点。因此在具体的恶搞作品中，我们更多的体会到一种“最熟悉的陌生人”式的表达方式。通过对熟悉的人和事物的“陌生化”追求、反映、表现，使之产生幽默、讽刺的效果，最终达到创作者的目的。伴随这些手法的成功和一批恶搞者的成名，恶搞的方式得到最大化的普及，并且成为商家追逐利益的手段和焦点。
　　4.早期的恶搞作品大多建立在创作者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反思基础之上，呈现出积极意义
　　由于创作者对社会的认识深刻，随即产生对现实的不满和自我意识的强烈追求，但是苦于没有在主流话语空间的表达机会，转而采取戏谑的言说方式对现存社会问题进行嘲讽和批判。“这个过程往往体现了作者深刻的洞察力和过人的智慧，一般应该具备居高临下感、超脱感和愉悦感。[1]”是某些智者以游戏的心态对现实的讽喻和批判，是一种智者的游戏。诚如李娟所言，恶搞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创作者的文化理想，让他们暂时从理性的现实世界进入到狂欢的彼岸世界”，以后现代的手法“在反叛的语境中寻求本我的认同”[1]。这是一种边缘文化对主流文化的积极对抗和颠覆，也是边缘文化寻求自身栖身之地的游击妥协。
　　二、看鸟叔们：主流走向瓦解
　　前者是才思敏捷的“胡戈们”，后面更有不甘示弱的“鸟叔们”。早在鸟叔红遍大江南北之前，中国大陆已经刮过几阵类似的全民恶搞风，典型的代表作即意外走红的“神曲”：如《爱情买卖》、《忐忑》、《最炫民族风》。这次鸟叔的力度更大，地跨亚欧美洲几乎形成全球恶搞。然而有所区别的是，鸟叔现象不但引起草根平民的参与，更引起无数明星大腕加入其中，甚至惊动主流媒体，得到官方默认，某种程度上应证了某些学者所谓的“全民反讽时代”的到来。事实如此吗？结论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在所谓“全民反讽”的浪潮中，恶搞文化在解构主流文化的同时正悄悄瓦解着部分主流文化。 　　1.恶搞主体跳出草根和平民的局限，扩展至名人、精英、大众文化明星等主流文化群体
　　区别于以往恶搞主体身份，由“鸟叔”带动起来的恶搞风不仅掳获平民大众欢心，更击倒了大众明星这些所谓主流文化群体的大众文化精英代表，再由文化精英的明星效应二次带动，冲击着网络。国际上，如音乐界巨星“小甜甜”布兰妮、亚瑟小子，体育界明星小德、“魔兽”霍华德、F1赛场。国内，从香港演艺界大腕钱伟国、郑伊健等到大陆知名主持人毕福剑、赵忠祥等都难逃“骑马舞”的诱惑，以各种方式恶搞“江南Style”。恶搞不再只是平民草根表达的专利，它的主体正悄悄向更大范围蔓延。虽然这些表现是个人行为，但大众媒介伙同主流权威人士或者行业精英赋予了“恶搞”显著的社会地位，默认并肯定了它的价值所在。所谓主流文化“精英”就在这种默认和肯定中“堡垒”被部分攻陷、主流文化的精英阵营被部分分解。精英们再也坚守不住自己的阵地，跳下神坛与人共舞。另一方面，恶搞主体的群体行为由先前的群体无组织演变为以集群为单位的集合有组织的行为，如各行各业版的“江南Style”。这种势将恶搞进行到底的行为虽然有组织，但仅限于精神消遣式的娱乐主义，在文化领域最终将陷于无政府状态。
　　2.恶搞的客体发生了变化
　　首先，主体对客体的解构和创作是全方位的，从创作者、表演者到作品几乎要么是抽筋剔骨的演绎，要么表现的漠然无关。早期的恶搞作品主要限于对作品形式和内容的颠覆。而“江南Style”不仅仅颠覆“鸟叔”形象，拼贴移植MV内容，而且模仿骑马舞步，使“马式舞步”成为了全球流行的标志之一。就其火爆程度而言，中新网发文报道《专家预测再火3个月：走红与歌曲无关》，与歌曲无关却能红到发紫确实是神曲。其次，被恶搞的对象其客体身份突破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范畴，被部分亚文化、甚至非主流文化偷偷置换。恶搞不再是对主流的恶搞，而是流向非主流一端。如果在神曲《忐忑》、《爱情买卖》、《最炫民族风》的恶搞中我们还能勉强接受恶搞对象的大众文化身份，那么在《江南Style》的恶搞之中，恶搞的对象更应被看作是亚文化或者非主流文化的元素。无论从歌词、曲风，还是MV里另类的表演，这首神曲都不能被视作主流文化的一支，充其量只是当下部分年轻人熟悉的一种生活再现。这种夸张的再现和表演不同于胡戈们颠覆和追捧的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而表现出年轻人面对生活的一种幽默、乐观又有些自嘲的调侃态度，“走红与歌曲无关”，和高雅艺术更是无关。
　　3.恶搞方式沦为徒有游戏形式没有新鲜价值的“空心戏仿”
　　尤其是迥异于以往恶搞掀起的学习、模仿旋风，表现出对主流文化的瓦解之势，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恶搞文化自身已经走向价值虚无的瓦解之境。恶搞本身的初衷是通过批判进行表达，而其发展的现状却无限崇尚快乐主义，消解理性批判精神，变成了只有解构没有架构的娱乐方式。同时由于媒介和恶搞主体过分看重商业价值、经济利益，恶搞作品大多沦为文化工业下的复制产品，同质化比比皆是，个性泯灭，批判不在，有的仅是“快乐工业”下的娱乐消费意识形态，秉持的是“快乐也是一种逃避，但并非如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对残酷现实的逃避，而是要逃避最后一丝反抗观念。娱乐所承载的自由，不过是摆脱了思想和否定作用的自由。[3]”恶搞文化最终不得不走上由娱乐精神开始、陷入商业逻辑而终的道路。当下媒介文化中对恶搞文化中能调动受众情绪的部分如“马式舞步”极力宣扬，而对本来恶搞客体所要表现的韩国首尔江南地区奢华之生活方式轻描淡写，对歌词的低俗熟视无睹，却着力狂欢陶醉于一个细节，并有媒体呼吁“《江南Style》跳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尴尬”，实在是文化的悲哀。恶搞本是对经典话语方式的质疑，并努力用一种误读的方式解读、异化已成经典的故事文本，作为某一个案，争论本身仅仅是一个事件，但恶搞事件本身隐含着某一更深刻的东西，即存在于人类文化中的两种话语方式的碰撞和斗争[4]。而当下，两种话语方式的斗争明显缓和了，不是边缘文化被主流文化有意收编限于自满的冲击放松，就是主流文化在边缘文化的游击辐射中默认妥协内部瓦解。温床向来更有利于细菌的成长，在这样的境遇里，我们宁愿相信的是前种状况。
　　参考文献：
　　[1] 李娟.“恶搞文化”：理应成为一种智慧而严肃的游戏[J].社科纵横，2008（6）.
　　[2] 朱其志等.透视网络“恶搞”文化现象[J].时代人物，2008（6）.
　　[3] 于永宏.权力异化：媒介视野中的“恶搞”文化分析[J].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2）.
　　[4] 刘雪玉.“恶搞”文化：一种狂欢化的诠释[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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