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政绩考核指标 法治建设成政绩考核指标

　　《法治湖南建设纲要》希望通过持续多年的努力，“营造公开、公平、公正、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年底将临，湖南省的官员们又将接受“法治建设”这一指标的考核，考评情况将关系到他们的升迁。一年前湖南省颁布《法治湖南建设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意在使一切行政不逾法律，其目标之一是使“公共权力运行规范，公民合法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法治考核影响“位子”
　　8月7日，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在当日召开的湖南省委常委会上表示，“领导干部不要干预依法办案，以保证司法部门依法办事，公正司法。”
　　尽管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听取湖南省联席办和信访局关于第七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精神及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但周强的表态被认为是“唐慧案”出现转机的重要原因。
　　“法治湖南建设”的难度由此可窥一斑。细读《纲要》，无论是“公共权力行使得到有效规范和制约”，还是“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核心要旨均离不开“控权”，这在过去三十年改革进程中，始终是改革的深水区。
　　显然，也正是认识到此种难度，湖南的主政者决心使用官员升迁指挥棒来促使各级官员观念的转变。今年2月29日，在中共湖南省委法治湖南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成员会上，周强提出，要把法治湖南建设“列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
　　周强亲自兼任法治湖南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包括两位省委常委，人大、政府、政协分管副职以及法检两院正职悉数纳入进来，成员则主要为各厅局正职。其规格之高，在各类领导小组之中少见。
　　周强亦具体提出，“年底要对各地各部门落实《法治湖南建设纲要》的工作情况进行综合考评，将考评情况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任期目标考核和年度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
　　湖南省绩效评估办副主任钟国说，“法治湖南建设，没有抓手不行。将细分的、具体的指标纳入绩效考核，实际上就有了抓手。”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处长吴志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原来并没有把考核成绩和领导干部的提拔紧密联系，原来只考核事，现在要逐步将考核事和考核人结合起来，和干部提拔有机结合起来。”
　　结果很简单，法治搞得不好，就会影响到“位子”。
　　周强在湖南省省长任上的2009年，湖南就开始了将法治政府纳入政绩考核的探索。“我们在2009年和省政府法制办一起，抓重要指标，比如依法行政。不过具体的指标都是分散的，没有提到二级指标这样的高度上来。”钟国介绍说。
　　2012年，“法治湖南建设”作为二级指标被单列出来。在省直机关考核中，该项被列为“履行职责与机关建设”的指标之一，其下又包括“依法办事”“信息公开”“学法用法培训”“建议、提案办理”四大方面。
　　而评估内容和计分方法更是既具体又明确。“依法办事”项中，单位违法违规的，每起扣1分；重大决策未举行听证会的，每次扣1分。
　　从分值来看，“我们今年在法治湖南的考核上加大了分值权重。比如省直部门的考核除党建之外总分是600分，‘法治湖南建设’为50分。”钟国说，“考核涉及方方面面，差几分名次就可能差好多，50分对考核结果的影响是很大的。”
　　对市州的考核，“法治湖南建设”被置于“社会发展”一级指标之下，包括“依法行政”“政务公开”“人民调解”等方面共计30分。
　　钟国解释道，考核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法治湖南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我们每年的考核内容甚至考核重点会有一些微调。通过设置不同的重点，推动相关方面工作的进展。”
　　权力与权利的交锋
　　随着主政者对“法治湖南”的持续推进，早先是否会流于运动形式的担忧逐步得到回应。“法治”的话语权逐步加重，在实际的政治生态中，亦发挥出作用来。
　　长沙市政府法制办主任陈剑文对这一点体会深刻。法治湖南建设的考核，落实到依法行政层面，她掌握着重要的2分（总分为100分）。看起来分值不高，却直接关系到排名先后。
　　“这个两分的重要性可以从排名来看，我注意到，我们考核中第一名到第九名，最后就差零点几分，这个2分丢了，肯定就没法排到前面去。”陈剑文说，“2010年有一个部门的领导班子在依法行政方面记了0分，评了三等，被市委领导诫勉谈话，以后他就不能不重视法治工作了。”
　　不过2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2009年陈剑文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到法制办担任主任，那个时候法制办在依法行政中的话语权十分有限。最典型的莫过于，虽然中央早就提出要建设法治政府，可在依法行政的考核中，法制办掌握的分值竟然为零。
　　在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下，陈剑文带领法制办一班人，理清工作思路，使得法制办在重大行政决策、规范性文件审查、行政案卷评查、行政复议、行政执法监督等涉及法治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的工作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法治”的力量被不断释放出来，这个分值从0分到1分又增加到2分。
　　更为重要的是，对各个部门的依法行政工作由法制办确定考核范围，量身定制。陈剑文说，“各个部门在依法行政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和短板都不一样，我们有针对性地确定考核范围，这些部门就要改正，否则就无法得分。”
　　分数在陈剑文和法制办手中不仅仅意味着权力。“平时日常工作中，我们始终和区县（市）以及政府各个部门沟通，最后哪里扣分，我也要告诉你，扣分只是手段，达到依法行政才是目的。”陈剑文说。
　　在给法制办增加分值之前，长沙市有领导说，“不给你分是保护你，免得你得罪人。”而陈剑文的想法是，“如果依法行政没有独立的考核分，政府法治建设就很难实质性地推进，所以即便是得罪人，也要考核”。事实是，从依法行政单独考核以来，每年都有被考核单位扣了分，但法制办并没有因此得罪人。
　　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明理由和排除质疑。对等的，市政府法制办对市直工作部门扣了分，绩效办如果不采信，也要说明理由。陈剑文把扣分说明理由也看成是“法治”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公正性有保证。
　　不仅仅是长沙市，在其下的区县层面，主要领导都对此予以重视。从法制办的人员编制来看，以长沙县为例，正式编制达到10人之多。就承担的具体工作而言，从重大决策到政府合同管理等，涉及依法行政的方方面面。
　　据湖南省委法治办公室刘委东介绍，除长沙外，湖南其他地方的工作也不乏亮点。“比如，常德的领导班子在讨论‘法治常德建设’时，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把着力点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全市查找出涉及依法决策、依法办事、公正司法、经济发展环境等10个方面的突出法治问题668个，并制定整改措施2295条。”
　　从具体效果来看，即便不能全部推进，对于硬性规定的任务比如集中清理规范性文件，根据《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的规定，常德要求市县两级党委办、人大办、政府办、政协办牵头，对各地各部门正在施行的文件和制度进行全面清理。
　　不过，《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也注意到，湖南部分地方政府领导人对“法治”的重视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
　　当“唐慧案”发生，人们意识到，“法治湖南建设”所涉及的利益博弈将在未来逐步凸现出来。无论是“规范公共权力运行”还是“保障公民权利”，其背后的权力与权利的交锋，观念的冲突将更加激烈。
　　姜明安认为，“一个地方，特别是一个大的行政区域，如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较大的市，无论如何推进法治，要完全不出问题是不可能的。对一个地方执政者治理水平的考量、评价，不仅要看他们管辖的地域是否尽量避免了出大问题，尽量避免了出不应该出的问题，还要看在问题出了以后，他们如何面对，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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