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济学名家杂忆】经济学家

1947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后留校任教，至今已65载。北大经济系是中国经济学界重镇，有不少大家、名家曾在这里执教。我有机会和他们一起共事，深感荣幸。

马寅初校长我刚留校工作的时候，北大经济系主任是赵迺抟，经济学教授有周炳琳、周作仁、蒋硕杰等。马寅初还没有到校，校长是胡适。马寅初对北大是很有感情、很有贡献的。他五四时代就在北大担任教务长，后来到南方参加革命。他一直奋力反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有一种不怕死的精神。1949年春，他从香港坐船到大连，路上打扮成大菜师傅，也就是做西餐的厨子，然后转车到北平。到北平第二天，他只身一人来到北大，探望他五四时代的两个学生——周炳琳和赵迺抟。我在北大的北楼门口，给他们照了一张相。马寅初说回到北大就像回到家似的那么亲切。1951年他回到北大当了校长。顾孟余先生五四时代北大经济系主任叫顾孟余。顾孟余对北大经济系的建立是很有贡献的。北大原来就有经济门，顾孟余从德国留学归来，按照德国大学的模式将它改造成北大经济系，同时建立北大经济系的图书馆。那个时候不叫图书馆，叫Archives，是文献资料室的意思，后来翻译成中文，先叫经济记录室，后来叫法政经济记录室。地址在北河沿北大第三院，有一个尖头的小钟楼，这个楼现在还在。后来，顾孟余到广州参加革命工作，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中央秘书处工作。再后来，当了南京政府的铁道部长。他当铁道部长时，请来一位名叫列昂捷夫的德国人当顾问。列昂捷夫那时才20来岁，后来成为很有名气的经济学家，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解放后，列昂捷夫到北大访问时，提起过这段经历。顾孟余曾是汪精卫手下的一员大将。汪精卫叛逃后，顾孟余同他决裂，坚决不与他走。蒋介石当时要奖励顾孟余，就指派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可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要选举，他没有被选上。后来蒋介石又派他当中央大学校长，这时有人对他五四时期的学生周炳琳说：“他当中大校长了，你要帮助他呀！”周炳琳说：“当然，当然，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1948 年夏，顾孟余到北平，匆匆忙忙跑到周炳琳家中看望。我看到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顾孟余1949年定居香港，后定居美国加州伯克莱。1969年到台湾定居，1972年6月病逝于台北。周炳琳院长在我读书时，周炳琳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那时的法学院实际上是社会科学院，包括经济、法律、政治三个系。周炳琳讲授的课程有“经济学概论”、“欧洲经济史”、“经济理论”等。“经济学概论”是一年级上的课程，当时用的是费尔切尔德等人写的美国教材。“欧洲经济史”是三年级的必修课，用的是海顿写的英文教材。四年级的“经济理论”用的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他用过的《经济学原理》是赵迺抟送的。赵先生在书上题记为：余治经济理论有年，愧无一得之愚，去秋枚兄（周先生字枚荪——笔者注）返校主讲马氏之学，用赠此书以供参考云尔。 枚荪兄存阅弟廉澄持赠1940年冬日?昆明周炳琳当时是怎么教的呢？首先，他把书中部分内容的要点用英文写在黑板上，同学们一边抄写内容，一边听他讲；然后再写新的内容和讲解，所以上经济学课程有点像上英文课似的。学生们给他的课程起外号：“欧洲经济史”是三年级课程，就叫“大三英文”；“经济理论”是四年级的课程，就叫“大四英文”。北大法学院在沙滩北大北楼，也就是图书馆后边那栋白颜色的三层楼。北楼里有文学院长和法学院长的办公室，以及文学院各个系的办公室和法学院各个系的办公室。从北楼门进去西边第一间房子就是经济系的办公室，当时经济系只有一间房子，大概20多平方米。第二间是政治系的办公室。第三间是法律系的办公室。再往里边有一个套间是法学院院长办公室，其中里间是院长本人的办公室，外边一间是院长会客室，法学院秘书熊正文就在这里办公。那时候熊正文既是北京大学校长办事处秘书，又是法学院院长秘书。在院长办公室北边，是经济系的图书室。图书室书库约20平方米，藏书很丰富，包括中英文等图书。书库外有一间40平方米的阅览室。它们之间有一个门相通。当时，我在经济系做助教，兼管图书阅览室。北大地下党的教员支部经常在这里开会，有时通宵达旦。说到地下党，我想提一下周炳琳与李大钊的关系。这是周炳琳亲口告诉我的。1925年，周炳琳从国外留学回来，在北大教书，李大钊就在红楼一间教室里找他谈话。李大钊说：现在国民党的北方支部是我在领导，共产党北方支部也是我在领导，想发展你入党，入哪个党都行。周炳琳问了一个关于革命前途的问题，之后参加了国民党左派。后来，经顾孟余介绍，周炳琳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在国民党某次会议上被内定为中央委员，可是他和何思源两人同当权派闹翻了，没有当成。快解放时，周炳琳出席国民党中央全会，跟冯友兰一起被内定为中央委员，但那时他对蒋介石已不抱希望，就中途退出了。冯友兰也没有当中央委员。提到冯友兰，他和周炳琳也是颇有渊源。上面说的两人同拒国民党中央委员是一例。30年代初两人同拒清华大学校长职务又是一例。30年代初，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被学生驱赶走了，南京政府来电派周炳琳代理清华校务。周炳琳坚决不当，说：我是北大毕业生，不能当清华校长，我要当清华校长，人家会以为清华变成了北大的“殖民地”。后来，南京政府又来电报叫冯友兰代理，冯友兰说：我也是北大毕业的，也不能当。周炳琳还曾营救过冯友兰。1934年冯友兰出国访学，先到英国讲学，后去法国、瑞士、德国、苏联，最后参加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哲学会议第八次会议。1935年回国后，冯友兰作过一次讲演，讲他所见到的苏联，立论比较持平，说了苏联几句好话，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抓起来，送到河北保定关押。当时保定是河北省政府所在地。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宣马上找到周炳琳，给他磕头，恳求他救冯友兰。周炳琳和夫人魏璧女士立即将任载宣扶起来。周炳琳那时是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委员，又是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马上出面将冯友兰救出来，接回北平。后来，冯友兰在他的“贞元之际所著书”中写到，我被抓到保定，虽然在那里只关了一两天，感觉好像被关了好几年似的。他的意思是“有事则长，无事则短”。我在西南联大听过冯友兰的伦理学课。伦理学是文法学院必修的大课，学生很多，教室坐不下。冯友兰在云南知府衙门内花园站着讲，我们也都站着听。我曾同别人合写一本书，专门讲冯友兰，书名叫《实说冯友兰》。 赵迺抟主任我读书时，赵迺抟既教一年级的“经济学概论”，也教三年级的“经济思想史”。他把讲授的经济思想史讲稿印成书稿，名字叫《欧美经济学史》，是我做的文字校对。校对好的书稿后来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要去，当成重要文物收藏起来。1948年，《欧美经济学史》交给正中书局出版。正中书局1949年搬往上海，再后来搬到台湾，结果这本书最终在台湾出版，一共出了9版。1959年，中国美术馆搞了一个图书展览，我和赵迺抟一起去参观，看到这本书。这本书出了那么多版，赵迺抟一分钱稿费都没有收到。有人替他打抱不平，要求正中书局给他稿费。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最终还是没得到稿费。提到赵迺抟，还有一件事要讲到。赵迺抟夫妇是钱学森的老师。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字均夫）是杭州府中学的校长。钱学森小时候到北京考北京高等师范学院（北师大）附中，当时这是最好的中学。钱家治怕钱学森考不上，就找赵迺抟给其补习中文、英文，找赵迺抟的夫人骆涵素给其补习数学、物理和化学。结果，钱学森如愿考上北师大附中。“文化大革命”期间钱家治去世，钱学森点名要赵迺抟参加追悼会。那时，北大经济系教师被集中圈在37楼，睡在地板上。钱学森家人通过北大军宣队的特许，找到赵迺抟，请他参加钱家治的追悼会。厉以宁同学厉以宁是我的学生。他原是北大经济系的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北大经济系的大部分学生要分配到中央财经学院，小部分政治条件好的才能留在北大经济系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当时，主要是三个人负责这件事：陈振汉代理系主任、我，还有学生党支部书记。说到厉以宁的时候，学生党支部书记说，这个人不行，不能到北大。陈振汉问，为什么？学生党支部书记说厉以宁书读得多。陈振汉问，书读得多怎么不好？学生党支部书记答不出。最后表决结果是二比一，陈振汉和我两票同意。这样，厉以宁才分到北大。1955年厉以宁大学毕业，我那时是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我说了话，让他到经济史教研室当资料员，实际上是给周炳琳当助手。厉以宁一直非常感激周炳琳，专门写有怀念周先生的文章，发表在《百年潮》杂志和《北大校友通讯》上。过了几年，政治空气放松以后，周炳琳才把厉以宁改成助教，以后我又支持他同胡志仁、张秋舫同一批升为讲师。林毅夫同学林毅夫在台湾时，曾就读于台湾大学。曾经代理过北大校长的傅斯年曾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去世后，台湾大学给他修了一座很大的坟墓。林毅夫在台湾受到北大的影响，很向往北大。1979年，林毅夫到了大陆，来到北京大学上学。他做了我的研究生，并在北大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林毅夫读书期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来北大作学术报告，由他当翻译。事后，舒尔茨向陈岱孙老师提出：这个学生很不错，我还没有培养过中国学生，想让他做我的中国学生，来美国读博士学位。陈岱老说，林毅夫正在读北大的硕士，等他拿到硕士学位，再到你那里吧。就这样，林毅夫硕士毕业以后，就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舒尔茨的博士。蒋硕杰教授蒋硕杰，辛亥革命元老蒋作宾（原国民党内政部长、安徽省主席、驻德大使）的四子，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哲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46年，蒋硕杰出任北大经济学系教授，当年只有28岁。1948年，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次院士选举，找一些人提名。胡适是提名人之一，他对人文学科领域比较熟悉，知道该提名哪些人，但是对法律、经济学科不熟悉，就写信给周炳琳，请周炳琳协助。周炳琳就提了一个名单，名单里有陈岱孙、赵迺抟等，也有年轻的蒋硕杰。周炳琳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我提到的这些人，有老的也有年轻的，年轻人中有蒋硕杰。可惜，这次院士选举名额实在有限，蒋硕杰没有被选上。后来，蒋硕杰到了台湾，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蒋硕杰是1949年初离开的，我送他到王府井南口。那个地方有航空公司。航空公司门口停着一辆轿车，我把他送到轿车上。轿车开到南苑机场，他从那里坐飞机离开北平。之后，按照他的嘱托，我帮他还掉了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籍。蒋硕杰对战后台湾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此，蒋介石曾专门宴请他，并同他合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两岸关系缓和，蒋硕杰曾回到北大，在图书馆作学术报告。当时，我和林毅夫陪他一起吃了饭，还照了一张相。蒋硕杰在中间，林毅夫和我在旁边。后来，蒋硕杰的夫人和女儿也曾来过北大，我领着她们参观了圆明园等地。1993年，蒋硕杰生病，住进美国芝加哥医院。做手术时，医生给他打麻药，打多了，结果不幸去世。医生是按美国人的标准打的麻药，中国人适应不了那么大剂量。（责任编辑?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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