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后世诗话先河的诗学理论著作是 中国三大民刊与《非非》的诗学理论建设

　　摘 要：在中国当代诗歌的三大民刊中，《非非》不仅容量最大，坚持时间最长，有着其它两刊无法相比的完备的刊物形式，而且还凭借着格外强势的理论化倾向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直接推进了当代诗学的现代性进程在理论上，它为中国新诗提供了新文学有史以来第一批本土原创的诗学理论和方法，促成了中国当代诗歌理论意识的全面觉醒；在创作实践上，它打开了当代诗歌写作的多种可能性，有力地推动和实现了中国当代诗歌的体制外向度和现代性转型。
　　关键词：民刊 ；《非非》； 诗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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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国当代“三大民刊”的比较考察
　　在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范畴中，有研究者将创刊于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非非》、《他们》并称为中国的三大民刊，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是基于这三种刊物对推进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代诗歌现代性转型的贡献。有论者（如于坚）甚至作出判断，认为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在这“三大民刊”所标举的诗歌审美观念的冲击之下，所有的主流诗歌刊物都失效了，一个诗歌写作者要想成为诗人，要想作为一个诗人被认可，只有通过这三个体制外刊物，在这“三大民刊”上发表作品和得到评价才可能实现。但将这三个刊物笼统并称是不够妥当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刊物的载体不同，二是这三份刊物坚持的时间长短不同，三是这三份刊物各自的容量不同。
　　先说刊物载体。早期的《今天》主要是油印本，《他们》则有油印也有铅印，《非非》则自创刊起就一直是铅印。
　　再看坚持的时间长短。《今天》杂志（油印本）自1978年12月至1980年7月，一年半时间共出版了9期；《他们》1985年出第一期，1986年空，1987年出第二期（油印本，40多页），1988年出第三期（铅印，50多页），1989、1990、1991、1992停，1993年出第四期，终结；《非非》则自1986年创刊，除中间两次短暂停刊外，一直坚持到现在，前后达二十多年。
　　最后是刊物的容量不同。《今天》9期油印本，每期字数在四、五万字不等（有两期不足4万字），总字数约38万字；《他们》前后一共出版了四期，（包括第二期油印本）每期平均字数大约6万字左右，四期总字数约25万字；《非非》的容量要远远大于《今天》和《他们》全部十二卷《非非》共计300余万字。以平均字数计算，一期《非非》杂志的容量相当于4-5期《今天》（油印本）；相当于四期《他们》的总和（四期《他们》的总字数约25万字）。2000年复刊以后的《非非》，每卷平均41万5千字，一期《非非》比九期《今天》（油印本）的字数总和还多，相当于《他们》全部四期字数总和的两倍。
　　“三大民刊”中，《他们》如果仅作为一份刊物来看，不管是刊物的形式，还是刊物的容量，以及出版的期数和坚持的时间，都是最不成形和最经不起打量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今天》早已于上个世纪移至海外，成为一份由国际资本赞助的、带有某种体制面貌的正式刊物了；《他们》于1993年出第四期后，十五年来一直偃旗息鼓，早就寿终正寝了；只有《非非》仍然不改初衷，一如既往地坚守在体制外先锋诗学的思想阵地上，一期接一期艰难地维系着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文化大时代的精神血脉，这不能不使得这种坚持带有几分悲壮色彩。
　　通过这些简单的统计和比较，《非非》在“三大民刊”中的突出意义便显而易见了。
　　作为一份体制外刊物，这种“突出性”不仅在于《非非》在“三大民刊”中容量最大，坚持的时间最长，以及其它两刊无法相比的刊物形式的完备性，还在于《非非》对中国当代诗歌秩序产生的巨大冲击和影响。
　　《非非》主编周伦佑在《非非主义：不可抗拒的先锋》一文中曾对此有过总结性的表述：“20年来，《非非》的每一次出刊都成为汉语诗歌界，乃至整个汉语文学界的一件大事。非非主义的横空出世和一往无前的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基本格局和习惯用语；评论界加之于非非主义的评语，诸如：‘前所未有的冲击’、‘七十年新诗史的第一次’（著名诗论家徐敬亚语），‘惊世骇俗的反文化、反价值姿态’（著名评论家唐晓渡语），‘抵达绝境的语言实验’（著名学者王一川语），‘中国新诗史上的丰碑’（著名学者陈良运语），‘展示了人类文化新的可能性’（著名评论家陈仲义语），‘振聋发聩’（前卫画家丁方语），等等，可以间接地证明非非主义对主流文学秩序造成的冲击是何等巨大！”①
　　不仅如此，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许多学者都陆续将《非非》纳入了他们的研究视野，《非非》进入了数十部现当代文学史的话语系统。一份非正式出版、非公开发行的体制外刊物能产生如此持久而深入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如果细加比较，便可以看到，包括《非非》在内的“三大民刊”，在共同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代诗歌现代性转型中所起的作用和贡献是各不相同的。《今天》的主要贡献是在“文革”结束之后，使诗歌重新回到了自我；《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延续“大学生诗派”的余波，进一步确立和普及了“口语诗”写作；相比于前面两个刊物，《非非》的贡献和影响要更全面，更广泛一些《非非》不仅推动和确立了中国当代最大的先锋文学流派非非主义，还在根本的意义上推进了当代诗学的现代性进程。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理论上，为中国新诗提供了新文学有史以来第一批本土原创的诗学理论和方法，促成了中国当代诗歌理论意识的全面觉醒；在创作实践上，打开了当代诗歌写作的多种可能性，有力地推动和实现了中国当代诗歌的体制外向度和现代性转型。
　　二 《非非》的理论化倾向或理论强势
　　毫无疑问，在中国著名的“三大民刊”中，《非非》是以理论为强势的。这是《非非》的重要标志，也是《非非》区别于《今天》和《他们》的主要方面。
　　应该说，从创刊起，《非非》就对理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这种对理论近乎狂热的重视是贯彻始终的，二十多年来从未减弱，更没有中断。
　　作为中国先锋诗歌的理论策源地，“朦胧诗”后二十年的中国当代诗歌写作转型，许多理论观点都是首先出现在《非非》上，由《非非》第一次刊布的。以下是对《非非》提出的一些诗学-文学理论观点所做的简要概括： 　　1986年：“语言变构论”、“艺术变构论”的提出和系统阐释论证；诗歌语言方面“非两值对立”、“非抽象”、“非确定”原则的提出和论证；诗歌写作中“语感”的提出与界定；当代诗歌“三次浪潮”（“朦胧诗”为第一浪潮，“寻根史诗”为第二浪潮，以非非主义、“他们”为代表的“非崇高”诗歌为第三浪潮）的划分与界定；对周伦佑提出的“第二诗界”概念的深度展开，两个诗界（官方诗歌第一诗界，民间诗歌第二诗界）不同艺术观和价值观的系统阐释和论证。
　　1988年：“第三代诗歌”概念的提出与系统论证，“非崇高”、“非文化”、“非修辞” 概念的提出与论证；“超表现”、“超情态”、“超语义”写作方法的提出与阐释；“反价值”理论的提出与系统阐释。
　　1992年：批判“逃避”与“闲适”，主张介入当下现实、“深入骨头与制度”的“红色写作”理论的提出与系统阐释论证。
　　1994年：“拒绝西方价值尺度”，强调“中国经验”，“建构中国本土文学及其批评话语”理论的提出与系统论证。
　　2001年：后非非写作理念的提出与阐释论证。
　　2002年：“体制外写作”理论的提出与系统阐释论证。
　　除此之外，考察《非非》的理论路线，还必须提到每一期《非非》的“编后记”。
　　《非非》的理论路线不仅绘制于它陆续刊布的那些宏大的理论文本中，也体现于每一期《非非》的编辑构想中。每一期《非非》长达七、八千字的“编后记”是《非非》杂志独有的一大景观，它不仅是每一期《非非》编辑构想的说明，也可从中解读到每一时期《非非》理论侧重的一些重要信息。
　　如《非非》第九卷“编后记”就明确反对“唯口语”写作和“翻译体”写作，认为十几年一贯制的“唯口语”写作是一种不知疲倦的自我重复和集体重复的写作，它抱持着接近于机械式复制和复印的陈旧形式和语言，不是对“第三代诗歌”革命性的继承和延续，而是背离和才尽；而醉心于西方文化语境的“翻译体”写作则“以西方人名、地名为诗题，与西方大师的幽灵对话，大量充斥于每一首诗中的外国场景与人物，扭捏作态的刻意断句和转行，不时插入诗中的对话和引语（一定要加引号），拖沓，涣漫的节奏”，如果放任这种醉心于西方文化语境的“翻译体”写作泛滥，当代汉语诗歌将在“与西方接轨”的鼓噪声中丧失它独立的审美品质。②
　　再如第十卷，“编后记”对《非非》提出的一系列写作命名（“红色写作”、“后非非写作”和“体制外写作”）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论证，认为这几种写作命名是相互依存，前后联系，内在贯通，互相包含，互为解说的；其中对诗歌写作中的“‘唯口语’意识形态”的揭露是最具有针对性的。文章认为，新诗一开始就叫“白话诗”，“白话”就是口语，所以，“口语”作为新诗语体之一种，既不是什么专利，也不构成任何问题。但从“口语”变成“唯口语”就很可笑了。作为书写语体之一的 “口语”一旦成为一种尺度和不能触犯的东西，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唯口语写作”也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写作。此外，对“写作是对不自由的意识”、“非非就是高于一切的自由”的表述，都是具有鲜明的当下指向和本体论意义的。③
　　三 《非非》诗学理论对当代诗歌的影响
　　《非非》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它对当代诗学的影响无疑最深入、最持久。知名评论家张清华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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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是一个‘谜’：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即便是在中国理论界的‘前沿地带’，关于‘解构主义’的知识也还是相当陌生的，更遑论成为一种哲学与诗学的思想和实践了。然而奇迹就这样发生了，非非主义的诗人们构造出了复杂深奥、庞大宏伟，而且充满了‘语言/文化的双重乌托邦’色彩的，具有着‘玄学’意味的解构主义的诗学理论。我想，这除了表明诗歌比哲学和其他理论更靠近‘思’与‘在’的本质之外，很难有别的解释。这就决定了非非在当代中国诗歌实践与诗学理论方面的地位可以说，在当代众多的诗歌群落与流派中，没有哪一个在诗学建树的深度、复杂和影响的深远方面，可以与它相提并论。”④
　　由于《非非》刊载的理论文本太多，建构的理论系统太庞大，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在此一一细读（如对“第三代诗歌”的形成和推动影响巨大的“当代诗歌三次浪潮”论、“第二诗界”理论、“第三代诗歌”的“非崇高”、“非文化”、“非修辞”理论，以及影响波及整个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反价值”理论等等），这里仅限于对《非非》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语言变构论”和90年代提出的“红色写作”（包括“体制外写作”）这两个标志性的理论作简要的解读。
　　“语言变构论”的提出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诗歌理论界的一个重大事件。
　　知名评论家徐敬亚说：“最早提出语言革命的大概是《非非》创刊号。1986年春，当时的中国文化界、批评界，还远没有认识这两个字。‘变构语言’成为《非非》泛文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⑤ “语言变构论”见于周伦佑的《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一文，该文刊登于《非非》1986年创刊号。
　　周伦佑在《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中是这样谈语言的：“语言是传统的主要负载者，集体意识的定值化便是通过语言实现的。同时，诗歌既然以语言为载体，便是接受了一种传统；它虽然通过对语法规则的偏离以超越语言，但它最终不能不接受一种限定：语言的限定。”那么，诗歌如何超越语言呢？周伦佑认为：由一定的语法和句法构成的语言系统从内部到外部规定着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这构成以语言为基础的“原构现实”（即一度结构）。“一度结构的投射到语言为止；诗人却还要以语言为中介，在原构现实之上创造一个新现实超原构现实。” ⑥这两句话可以缩写为：“传统到语言为止；诗从语言开始。”它比较简要地概括了《非非》“语言变构论”的基本观点：通过变构语言以变构诗学传统。
　　具体的操作方法便是周伦佑在《非非主义诗歌方法》中提出的：“非两值对立”、“非抽象”、“非确定” 。周伦佑是这样解说《非非》的语言变构策略的：“非两值对立”即是对隐含于语言并通过语言制约人类思维的“两值对立”结构的拆解，对语言系统中的价值词的清除，使语言由“两值对立”的封闭系统变为多值乃至无穷值的开放系统，这是语言变构的第一步；“非抽象”便是对语言中的抽象词语（特别是那些对事物性质作某种价值强加的抽象词语）的清除，因为它们妨碍诗人较为切近地感知和描述世界；“非确定”便是要一方面打破语言与经验世界的确定关系，一方面打破语言内部词语与词语之间的确定关系，以重新激活语言的生成力。⑦对语言的超越只能通过语言；对语言的变构只能在语言内部进行这使得《非非》的“语言变构论”在激进的姿态下保持了某种严肃性和可操作性。 　　《非非》的“语言变构论”是中国当代诗歌“语言革命”的真正发端，它直接影响和推动了当代诗歌写作及诗学研究的“语言论”转向；“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诗到语言为止”，或“诗从语言开始”都可以从周伦佑的上述论述中找到清晰可辨的出处。
　　1989年-1991年，《非非》经历了内部的分裂。中断两年之后。1992年夏天出版的《非非》复刊号，在卷首发表了周伦佑的长篇论文《红色写作》，拉开了非非主义乃至于整个中国新诗写作转型的大幕。
　　评论家张清华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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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就在内在逻辑上注定了非非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向由‘语言/文本’立场的写作，转向‘启蒙/人本’立场的写作。……周伦佑在1992年提出的‘红色写作’的主张，其意义我认为也正在这里，它不仅是对非非前期思想的反思超越，同时也是一种延续和继承。在反对新语境下的个人主义、蒙昧主义和缺乏现实及物性的‘白色写作’方面，敏感的非非诗人又做出了新的贡献。它有效地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歌中人本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的自觉。”⑧
　　《非非》的“红色写作”是对应于“白色写作”这个概念提出来的。
　　所谓“白色写作”，即指闲适的、逃避的、无所承担的写作。“白色写作”概念的提出者是法国作家、评论家罗兰·巴特。按罗兰·巴特的本意，所谓“白色写作”即零度写作。周伦佑则在文章中用“白色写作”来特指1989年以后漫延于中国文学界和理论界的那种逃避现实、躲进书斋、自我把玩的闲适性写作。“红色写作”则是承担与介入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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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白色转向红色，便是从书本转向现实，从逃避转向介入，从天空转向大地，从模仿转向创造，从水转向血，从阅读大师的作品转向阅读自己的生命。不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移置、模仿，不是从艺术到艺术的偷渡和置换；不是抽象智慧。深入肉体世界的一切险境，在摆脱了闲适与模仿之后，中国诗人用生命写出的真正中国感受的现代诗以血的浓度检验诗的纯度。”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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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种理论声音，在信仰崩塌，价值溃散，“逃避崇高”盛行，闲适写作泛滥的20世纪90年代诗歌界、文学界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2002年，《非非》又提出了“体制外写作”理论。关于“体制外写作”，周伦佑是这样界说的：“体制外写作”指的是一种独立的思想立场和写作立场，它不是职业的划分，而是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分野。“体制”这个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在小尺度的语境内，特指伪价值制度中的权力体制、思想体制、文学体制、学术体制以及新闻体制等等；在大尺度范围内，则指人类思想和文化中一切制度化的语言体制和价值体制。故而，“体制外写作”作为名词，是指自觉地置身于伪价值制度的权力体制、思想体制、文学体制、学术体制和新闻体制之外的，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立场、观念和方法的文学艺术及学术存在。作为动词，指对上述立场、观念、方法的自觉实践和展开。相对于体制文化，体制外写作一般具有独立性、异端性和先锋性的特点。如果从职业上划分，很多在体制外生活和谋职的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立场和价值观念往往是体制内的。而某些在体制内谋职的人，其思想立场和价值观念也可能具有体制外的向度。⑩
　　“体制外写作”理论对诗歌界和汉语写作界造成的冲击和震撼是巨大的，知识界关于“体制外知识分子”的讨论，杂文界有关“体制内思维”和“体制外思维”的争论，从时间前后上都可以看出是对“体制外写作”的回应。青年学者赵思运认为，《非非》的“体制外写作”主张，是对“红色写作”的接续和深化：
　　“‘体制外写作’是从‘红色写作’（1992）的基础上明确出来的，这是一次更为自觉的命名，因为‘红色写作’还只是一种比喻性概念，而到了‘体制外写作’，则是有特定内涵与外延的概念了，体现了一种价值观念自由、独立，这种价值观念在文学上外化为人与艺术的双重自觉。在当下自由而浮躁、缺乏深层价值根基的诗坛上，在我看来，这个同仁杂志成了‘秩序与责任’的象征，正像彼得堡之于俄罗斯文化精神，雅斯贝尔斯之于二战后德国知识界的沮丧、混乱一样，它无疑成了一盏照亮泥泞的中国诗歌的明灯’（借用程光炜语）。‘体制外写作’的概念，不仅对于诗界、文学界，乃至于学术界、思想文化界都具有反省的意义。”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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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思运看到了“体制外写作”和“红色写作”的内在联系，把握到了两种写作理论核心理念的互补性和精神的一致性。
　　由“语言变构”而“反价值”，而“红色写作”，再到“体制外写作”， 非非诗学的每一次变构，都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先锋诗学在完成它的现代性转型的同时，正在一步步走向一种独立、自由的体制外诗学的建构。这应该就是《非非》这份体制外刊物存在的意义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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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周伦佑：《悬空的圣殿》，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参见《非非》第九卷，香港新时代出版社2001年版，第456页。
　　③参见《非非》第十卷，香港新时代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486页。
　　④⑧张清华：《在“文本”与“人本”之间》，《上海文学》2005年4月号。
　　⑤徐敬亚：《失语的诗人》，《北回归线》1993年第3期。
　　⑥周伦佑：《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奉》，《非非》创刊号1986年版，第57页。
　　⑦参见周伦佑、蓝马：《非非主义诗歌方法》，见《非非》创刊号1986年版，第71-73页；周伦佑：《语言的奴隶与诗的自觉》，见《当代诗歌》1988年第3期。
　　⑨周伦佑：《红色写作》，见《非非》复刊号1992年版，第9页
　　⑩周伦佑：《“体制外写作”命名缘起》，见《刀锋上站立的鸟群》，西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页。
　　B11赵思运：《体制外写作：迟到的命名与吁请》，见《非非》2003年卷，香港新时代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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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 黄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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