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生概念生成逻辑的历史考察与当下审视|河大民生2018年最高分

　　摘 要：改善民生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之间通过“利益”构筑了一种和谐互动、良性循环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改善民生有助于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为改善民生引领方向。从两者辩证关系的视角出发，对文化民生概念进行多维度透视，可以发现文化民生概念之所以产生于今天，是因为它同时具备了逻辑、历史与现实三大前提条件：民生概念本身的宽泛性特征为文化民生的产生提供了生发可能与生长空间；中国社会民生实践是一种从物质性民生向非物质性民生、从单一性民生向总体性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文化民生正是这种实践的历史结果与表现；彰显文化的民生追求，补足民生的文化短板，以及维护人民的文化安全。三者共同构成了文化民生产生的现实动因。
　　关键词：文化；民生；利益；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6-00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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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文化民生作为新兴语词逐渐成为政界、学界、理论界、舆论界等各界普遍关注与重点思考的对象。在这股“文化民生”热潮中，也存在着“冷然不均”的现象。大家对于“文化民生”的关注与探讨，大多集中于“如何建设文化民生？”的方法论层面。对于“文化民生是什么？”即概念的界定，大都表述为“文化民生是文化层面的国民生计”。而关于“为何要建设文化民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等同于“为何出现文化民生概念”——的探讨最为薄弱。后者事关前两者的效度与深度，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基础问题。“前提性问题解决不好，科学理论的基础就不牢固，就有被从根本上颠覆的可能。”[1]（p.1）因此，本文试从改善民生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辩证关系的视角，考察与发掘文化民生概念生成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意蕴，以期彰显文化民生概念的学理价值与战略意义。
　　一、改善民生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辩证关系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p.550）对此著名论断，有观点认为某阶级一旦成为统治阶级，其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上升为主流；只要统治地位不变，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就顺理成章、毫无悬念，而所谓“认同危机”、“认同威胁”亦自会化为“杞人忧天”、“庸人自扰”。这种理解过于乐观并略显机械，其偏颇之处在于将意识形态主流地位视作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静滞状态。其实，马克思所做的上述静态描述与历史抽象，并未掩盖意识形态主流地位背后的过程性特征，该特征体现为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应然性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实然性转化；主流地位的必然性与认同的现实性互动；统治阶级的思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客观规律性与人民群众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观能动性的统一。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作为名词性术语对其决定力量——人民群众——的“隐藏设置”，并未“稀释”后者作为历史创造者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能动作用。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就是人民群众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人民群众是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行为主体，主流意识形态是认同的行为客体。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包括认知认同、情感认同与行为认同三个阶段。根据影响认同的动力源划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表现为三种类型——价值认同、制度认同与利益认同。其中，在价值层面认同主流意识形态是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最高水平，起引领作用；制度认同是中间水平，是价值实现与利益整合的载体；最低水平是利益认同，处于基础与前提地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离不开价值认同、制度认同，但只有以利益认同为基础与前提，并最终受利益认同的支配，价值认同与制度认同才能真正发挥实效。
　　关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经典表述：“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p.550）我们可做以下逻辑推演：彻底的理论才能说服人（获得认同）；抓住事物根本的理论才能获得认同；抓住人的根本的理论才能获得认同；抓住人本身的理论才能获得认同；理论要获得认同，必须抓住人本身。从中我们获得三点启示：第一，人民群众是理论认同的主体；第二，理论若要获得主体认同，必须抓住“人本身”；第三，“人本身”即人自身的（根本）利益。可见，利益是理论认同实现的关键之所在，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亦概莫能外。
　　对于人民群众而言，利益与民生是同一问题的两种表达。而利益理论与民生理论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同一问题的两种回答。民生是利益的具体表现，而利益是民生的本质所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并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实体现就是改善民生；中国共产党实现人民利益的历史就是改善民生的历史。通过改善民生，实现人民利益，进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智慧与实践总结。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围绕“利益”形成了系统的利益理论。中国共产党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利益理论，将其与中国语境的民生概念相结合，使中国共产党民生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中国化最重要的理论标志。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始终基于实现利益或者改善民生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之间辩证关系的视角。
　　利益问题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1842年至1843年间，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3]（p.588），正是对利益问题的研究使得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4]（p39）。他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p.187）马克思还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p.550）。思想不能离开利益，思想要以利益为基础，在唯物史观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人们全部行动和思考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联合起来。它以这个新原则为社会的运动奠定了基础。”[2]（p.550）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6]（p.320）；“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7]（p.411）人们活动的动机、手段都由利益来决定。 　　列宁认为物质利益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8]（p.189），因为物质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人们不能够长年累月地处于狂热的兴奋情绪中，而只有经济的需要才能促使他们工作”[9]（p.400）。正是利益“推动着民族的生活”，因此，1921年，列宁提出“从个人利益上关心”的原则。“没有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是什么也办不成的”，“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否则“不善于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走一步都吃到苦头”[10]（p.259）。
　　毛泽东认为“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11]（p.864）。1942年12月，他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12]（p467）“他们信服了，领导权就巩固了，否则会失去领导权的。”[13]（p.146）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进一步概括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1]（p.864）1948年，毛泽东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4]（p.1318）。
　　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15]（p.257）中国共产党“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16]（p.337）。一定要使人民得到实惠，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切身经验感到社会主义制度值得爱。邓小平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6]（p.337）。
　　江泽民在《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之一，即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出发点。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在建党80周年讲话中，他明确指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17]（p280）。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18]（p.11）。
　　胡锦涛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切身利益”，并第一次将利益与民生直接联系起来，在2007年“6·25”重要讲话中，他着重强调社会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社会建设，要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
　　如果从字面理解“民生”二字，民即人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行为主体，生即利益——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基础与前提，那么“民生”便有认同主体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之意，而民生问题实质上就是人民根本利益问题的具体规定。因此，可以说，民生关乎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根本、最重要的利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就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改善民生作为一种利益实现的现实机制就成为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具有战略意义的实现形式，而改善民生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互为出发点与归宿点，两者借助“利益”搭建成一对互生共存组织，形成了和谐互动、良性循环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以改善民生作为利益实现的现实机制，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提供基本前提。判断意识形态的优劣的标准在于是否以实现人民利益为目的。一般而言，每种意识形态都会给民众一种利益许诺，能够更好更快地兑现的意识形态就会获得普遍认同；倘若无法践行其利益承诺，将不可避免地丧失认同力。从根本上说，意识形态认同都在遵从这个简单的逻辑。人民群众一般不是以一种理论思维，而是以一种利益满足的状态去完成对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成败，也是以对人民的利益承诺能够及时兑现为根本条件的。因此，“离开意识形态与人民利益的高度契合，再精致的语言，再巧妙的宣传都会丧失意义”[19]。
　　另一方面，以改善民生作为利益实现的现实机制，必须坚持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为导向[20]。改善民生作为利益实现的现实机制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提供基本前提，并非否定后者的能动作用，而正是要突出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因为只有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之下，才能保证改善民生作为利益机制的社会主义方向与性质，所以改善民生必须始终突出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始终将保持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广泛性与持久性作为重要目标纳入改善民生的目标体系，始终以是否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作为检验改善民生的利益机制效度的重要衡量准绳，从而更高效、更全面、更持久地改善民生。
　　二、文化民生概念生成逻辑的历史考察
　　文化民生概念生成的基础是“民生”概念本身，而对后者的宽泛界定为其分支概念的发生与发展留下了生发可能与生长空间，使得关乎人民利益的任何方面，均可纳入民生范畴。得益于此，民生概念方可衍生出文化民生、政治民生、生态民生等次生概念，进而形成以原生概念“民生”为核心、其他次生概念为主体的概念群。但是，这也仅为文化民生概念生成由逻辑可能转化为逻辑必然，提供了一个必要非充分的逻辑前提。此外，历史可能转化为历史必然的历史前提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逻辑与历史是相互统一的。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这一思想方法做了准确的阐述，即“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3]（p.588）。历史与逻辑之间，历史处于第一位，逻辑则严格建立在历史之上，脱离历史的逻辑，只能是不堪检验的臆断。因此，我们对概念生成进行逻辑剖析之外，还须加以细致的历史考察。
　　在我国，“民生”一词古已有之。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栾书提出的“民生之不易”和“民生在勤”（《左传·宣公十二年》），是目前“民生”概念的最早出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楚辞·离骚》）饱含了屈原的民生情怀。《尚书·夏书》中的“厚生”作为“厚民生”的略语，已蕴含有“民生”之意。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说：“民生敦庞，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左传·成公十六年》）其中，“民生敦庞”是民众为君效命的前提。现存经典中“民生”概念不多，且没有明确的界定，但被数个朝代（如夏、西周、春秋、战国）、数个诸侯国（如晋国、楚国、齐国）的人长期且广泛地使用，说明社会对其意蕴已形成基本共识，这对后来民生概念的演化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
　　1905年11月，孙中山就为何如此关注民生概念，在《民报》发刊词中做了回答：“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擅扬时代也。”20世纪民生主义将风靡世界，而“这民生主义，是到十九世纪之下半期才盛行的，以前所以没有盛行民生主义的原因，总由于文明没有发达。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21]（p.327）。孙中山所指社会问题的核心即民生问题。
　　通过文献考察，孙中山首次正式使用“民生”概念是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上而军国要需，下而民生日用。”“徒削平民之脂膏，于国计民生初无裨益。”“民生”与“日用”并列以对“军国”与“国计”，意指人民日常生活，侧重物质层面。孙中山对于民生概念的首要贡献在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概念界定：“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生计、群众的生命”[22]（p.355）。
　　对于民生概念的外延，孙中山多次将其阐发为衣食住行四大方面。比如：“国家必有四大主旨，一为国民谋吃饭，二为国民谋穿衣，三为国民谋居屋，四为国民谋走路。”[23]（p.322）“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国家皆有一定之经营，为公众谋幸福。”[24]（p.39）“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22]（p.355）
　　1912年12月，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民生主义有四大纲，即资本、土地、实业与教育。1920年3月，孙中山手订《地方自治实行法》，指出“学校者，文明进化之源泉也，必学校立，而后地方自治乃能进步。故于衣、食、住、行四种人生需要之外，首当注重于学校也”[25]（p.224）。“四大纲”与“五大需要”共同标志着孙中山关于民生概念的理解突破了物质层面的局限，将学校教育纳入其中，达到了新的高度。
　　孙中山民生概念对毛泽东的民生思想产生了直接影响。1938年，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建国方案，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所谓抗战建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26]（pp.189190）可见，毛泽东认同孙中山衣食住行加教育的民生观，但并未停滞于后者“四大纲”、“五大需要”的水平，而是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这种质的突破，是通过反复论述文化——尤其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性而实现的。
　　1940年1月，毛泽东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发表讲演（后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刊发，全文15节，6节专谈文化），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民族性、科学性基础之上，指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性特征。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性就是指文化要代表大众的利益，为大众服务。这种文化应该“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绝不能被“少数人所得而私”，“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7]（p.708）。
　　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而人民大众作为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决定了“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11]（p.864）。文化真正为大众服务，“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11]（p.864），只有这样，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才能得到真正实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正式开始改革开放，标志着我国民生建设重回正轨。1978年8月，针对当时文化民生领域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与黄镇、刘复之的谈话中强调：“文化也是行业，是个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文化领域必须解决读物的问题，要有东西给人看，人就不去看《少女的心》了。现在文化生活贫乏，太贫乏了，文化部任务大。人们上班之前，下班之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那怎么行。……电影不够，读物很少，……普通群众想看电影连票都买不到。”对此，1979年，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祝词》中，邓小平重申“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16]（p.337），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满足人民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的精神需要。 　　邓小平从两个文明建设的高度，践行自身的民生理念，诠释对民生概念的理解。可以说，两个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在于“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6]（p.337）。因此，从一定意义而言，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进行两个文明建设，事实上就是建设民生，其中物质文明建设就是建设物质民生，“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而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建设文化民生，“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灵魂。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邓小平看来，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这种科学论断对于物质民生与文化民生同样适用。
　　江泽民十分重视民生建设，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三个代表’要求的最终体现。”[28]（p1471）他还多次集中论述文化方针，对于文化民生概念的形成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1990年，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他指出文化工作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向人民群众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1991年，在《团结奋斗，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讲话中，他强调文化工作要着眼于人民的利益。在建党70周年讲话中，他重申“我们的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29]（p.159）。1996年，他再次强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决定着我国文艺的性质和方向，……始终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30]（p.2150）。
　　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肩负的历史使命不断转换，从政治革命、经济建设、党的建设到民生建设，文化功能与民生建设的主题也不断演化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大众性特征及大众化趋向则越来越明晰，实现民生建设的全面性与平衡性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文化民生概念生成成为了文化与民生建设历史的必然结果。
　　三、文化民生概念生成逻辑的当下审视
　　除了逻辑前提与历史前提之外，文化民生概念生成的现实可能转化为现实必然，还有着重要的现实前提，对其生成逻辑加以当下审视，不难发现背后不可忽视的现实机缘。
　　（一）文化民生是文化为民的必然结果
　　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民生两个关键词逐渐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重心与工作重点。随着物质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文化复兴也迫在眉睫。文化的重要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民生与文化作为党的十七大报告与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关键词语与中心议题，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对两者的关注已经不单单局限于民族、国家、执政党等高大主体，也不仅仅是限定于文化教育的狭隘视域之中，而是突破了主体与视域的种种局限，第一次直接从文化主体——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的角度来谈。我们需要认识到文化是人民根本利益甚至基本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生产，还是消费，人民群众都是文化主体，人民群众不仅仅生产文化，更应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民生概念在党的十七大上首次进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本身就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双重意义。而尽管报告中没有特别明确地提出文化民生概念。但是，报告本身对于文化建设与民生建设所产生的双重启示则是不言而喻且影响深远的。我们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与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双重实践进程中，产生文化民生的概念是必然的，并对进一步推进文化建设与民生建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指导与促进作用。文化与民生在相同的历史时空相遇，共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主题与重点，这种双主题、双重点的格局，成为了文化民生概念生成的现实土壤。
　　（二）文化民生是文化利民的实践选择
　　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理解为改善民生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人民物质生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正如胡锦涛指出“当今时代，……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31]（p.33），人民对于文化的渴望也与日俱增，要求改善文化生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改善民生过程中相对于物质层面“经济赤字”而言，更多地面临着如何消除巨大的“文化赤字”的课题。
　　而改善民生的实践自身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文化缺口”，往往被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看作发动文化战争的最佳突破口，而“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借用文化载体影响、争夺人民群众的“名正言顺”的口实。在此旗号之下，借机炮制各种“口感”的“有毒”文化迎合人民群众的文化“胃口”，随之而来的是看似人民群众的文化餐桌丰盛，而实则人民群众文化营养不良的严重后果。对此，我们要认识到不断地缩减民生的“文化赤字”，就是在不断地改善文化民生，但不能机械地理解为文化消费品在量的层面上的简单增加，而关键在于质，这需要始终站在有利于改善人民文化生活的文化利民的高度。
　　（三）文化民生是文化保民的安全之举
　　文化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相互激荡，交流日益频繁、交融不断深化、交锋更加激烈。人民群众已不再简单扮演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围观者、受众的角色，更多情况下是以直接参与的主体身份出现。文化安全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国家层面、民族层面、执政党层面，它如同空气，与个体生命也息息相关。无论是对于文化的抽象主体还是具象主体，文化的穿透力、影响力与杀伤力都是不可小觑的。安全问题成为社会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文化安全又是安全问题极其关键的一环。文化安全，如同其他安全问题一样，都会或深或浅、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或短期或长期地影响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与生产。
　　而通过对人民群众的基本日常文化领域施加渗透、影响甚至操控，已经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向境内实施和平演变阴谋的重要伎俩。而苏东剧变之后，对普通民众的文化演变的战略意义也日益凸显。人民群众已经成为文化入侵、文化霸权、文化殖民的首要标靶。如果我们不能为人民群众提供真正有利于人民发展的文化，那势必会被其他文化所迷惑，最终危及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人民群众所处的文化环境，对于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根深蒂固的。文化安全问题不仅存在于执政党、国家、民族等层面，更广泛地存在于普通的基层民众中间。文化安全本身就是人民根本文化利益和基本文化权益的体现，而破坏人民群众文化安全本质上是对人民文化利益的一种腐蚀、消解与掠夺。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这种倾向和态势，要求我们重视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体现就要加强文化民生建设，进而巩固人民群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效度与深度。 　　总而言之，文化民生概念生成是在其本体逻辑、实践历史与所处现实三大前提之下得以生成，三方缺一不可。文化民生概念生成的逻辑、历史与现实，无不要求我们党和政府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继续改善人民群众物质民生的同时，加快文化民生建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的实践不断推向前进，从而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感召力与认同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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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8]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9]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0]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王 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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