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人口红利没了 中国还能靠什么

　　摘要：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国内学者蔡昉等（1999）根据1982-1997年的数据利用线性回归模型估计了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3.71%。我国并没有充分挖掘和消化“人口红利”带来的潜在的优势，至少在两个方面，还有进一步利用的空间。第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如何更好地转化为有效劳动供给；第二是如何使得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在结构上相适应。
　　关键词：人口红利；有效劳动供给；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01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8-0182-02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1年底，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8%，创造了一个增长奇迹，而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国内学者根据1982-1997年的数据利用线性回归模型估计了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3.71%。进一步的研究又将人口红利的概念拓展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指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转变阶段为经济发展提供的直接劳动供给增加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第二人口红利”则是指由于人们预期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如生育率降低和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等将导致总人口抚养比在将来的大幅上升等）会相应调整个人行为，做出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消费-储蓄决策从而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率推动经济的增长。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从1982年的61.5%逐步上升到2010年的74.5%，我国经济也进入了高储蓄、高投资、低抚养的“黄金时期”。但是，有学者指出中国很快将走出“人口红利”阶段，2015年前后进入“人口负债”阶段。但这里的“人口负债”是指因为婴儿出生率降低，人口老龄化问题加重而导致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所占的比重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
　　通过对1978-201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分析，可以得出在此期间实现的年均9.8%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流动过程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余下的未解释部分，可以看作是其他体制改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人口红利”对经济所起的作用在于其产生的有效劳动供给，并且这种劳动供给能够适应劳动需求，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并没有充分挖掘和消化“人口红利”带来的潜在的优势，至少在两个方面，还有进一步利用的空间。第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如何更好地转化为有效劳动供给；第二是如何使得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在结构上相适应。
　　一、劳动年龄人口如何更好地转化为有效劳动供给
　　由于工资水平、人口流动限制等因素，我国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我国也充分利用了廉价劳动力这一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以至于成为今天的“世界工厂”。但正是由于看似无限的劳动供给，加之企业利润水平低，社会失业保障体系不健全，使得工资水平一直处于均衡点以下。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0%以上，2001年以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6 年已下降到41%。在2000至2008 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但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5.7%。这表明，我国国民收入结构失衡，特别是劳动者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这就导致了一部分劳动适龄人口不愿意去工作。特别是农业人口，当实际工资水平低于他们的务农收入时，他们就会选择在家务农。大量分散的农村劳动力不仅不能对农业生产起到促进作用，反而会阻碍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会逐渐面临“刘易斯拐点”，这时，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水平开始上涨，原本不愿意工作的一部分劳动力会重新去工作。
　　我国一直以来实行户籍制度，根据地域和家庭成员关系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按照户口身份来执行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等一系列政策，带有明显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特征，由此产生了与户籍相关的“居住”和“暂住”等概念，事实上造成城乡之间、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在教育、医疗、社保、卫生等诸多方面的不平等。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结构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就需要大量的城市外来人口，即所谓的农民工。然而，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这些工人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而只是暂住人口，在各种福利待遇方面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水平，还会产生留守双亲，留守儿童等问题，这就使得很多能够并且愿意工作的人迫于各种现实压力和顾虑无法提供劳动。这一制度桎梏了城乡劳动力的合理迁徙，将很大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堵在了农村，使得有效劳动供给的量远远达不到劳动年龄人口的量。我国农业占GDP的比重已下降到10%，但据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刚刚降到50%以下。而从世界范围来看，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是超过5%的。这就说明，我国还有40%左右的农业人口需要转移。因此，我国的人口红利一直没有被完全有效利用，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会释放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口红利还会有很大一部分空间。
　　二、如何使得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在结构上相适应
　　我国利用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大力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属于粗犷型、低附加值产业，即使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继续保持增长，也只会使我国的制造业一直处于产业链的末端，而预计将在2015年转入下降的劳动人口比重反而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使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逐渐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这样就会释放一部分劳动力。但同时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就可能不相匹配，很多企业反映，普通的工人他们不需要那么多，熟练工人和高级技工他们想招却很难招到，这说明我国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问题已经开始凸显。随着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工人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结构性失业现象越来越明显，如果不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那劳动人口所占的比重越高只会导致剩余劳动力越多，加重社会的负担和影响社会的稳定。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缓解这一情况，如加普及基础教育，加强高等教育，发展继续教育、职业培训和岗前培训等。
　　中国就业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5%左右，发达国家普遍在40%以上，因此我国的人口红利并不会因为劳动人口所占的比重下降而消失，相反，我国的人口红利在人力资本上还有很深的挖掘空间。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蔡 昉，李 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56-65.
　　[2] 蔡 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一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
　　[责任编辑：王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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