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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怎样理性爱国】 仗义每多屠狗辈 负心多是读书人

发布时间:2019-06-05 07:00:56 浏览数:

  据说,普法战争结束的时候,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指着面前走过的学生,对身边的一群政要说:“我们能打赢这场战争,不是因为我们的士兵,而是因为我们的学生。”我之所以会突然想到这句话,是因为最近读了一批有关西南联大的书籍。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以及私立南开大学奉教育部命在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入滇,4月抵达昆明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三校各自返回平津,宣告结束,历时9年。作为战时中国最高学府(也是战时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在战火纷飞中弦歌不辍,进而书写了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除坚信中国不会亡、中国人能够站起来的民族自信心和抗战决心外,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战时教育政策以及联大师生书生报国的炽热情怀。
  与“一战”中英美各国以及“二战”中苏联征召大批大学生入伍充军战后却深感失策不同,中国政府打一开始就坚持“战时须作平时看”。教育部认定:“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需要。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为保存“读书种子”以及为日后建国储备人才,当局表彰热血青年投笔从戎,但不做硬性规定。正是因此,八年抗战中学者教授及大学生牺牲很少。以西南联大为例,西南联大纪念碑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参军人数834人,牺牲仅5人。
  读书人何以报国,这大约是每一个身处非常时期的知识分子都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在前线冲锋陷阵、浴血奋战是爱国,在后方坚守书斋、矢志学问,传承学术薪火、保存文化血脉同样也是爱国。正是出于读书人的天职,费孝通教授在炮火连天中翻译成《人文类型》;正是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先生在躲避空袭的间隙,冒着生命危险写成了日后被誉为是一代名著的《西潮》。对于西南联大教授们的这种以学问报效国家的爱国情怀,冯友兰先生曾有过精辟而独到的论述。他说:“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对于读书人而言,书生报国惟以学。
  窥一斑而知全豹,仅一个西南联大我们就知道了战时中国的大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八年抗战,中国大学不仅没有被战火摧毁,而且比战前还强大。抗战中中国大学的整体水平没有下降,相反很多专业领域还有了明显的提升。回到俾斯麦那句话,一个国家之所以强盛,关键在于教育而不是军队。一个用知识、思想和文化武装起来的民族是永远打不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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