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博物学家 当英国博物学家来到中国

　　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 　　[美]范发迪著，袁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本书探讨了近代西方博物学家如何在清代的中国进行博物学考察的问题，是科学史的一部力作。科学史这个学科在国外经过100年的发展，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大多在历史系。在国外学术界，科学史描述的图景已经被较好地整合进一般的历史中，但因种种原因，国内史学界大多集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对科学文化涉及很少。事实上，自西方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对西方社会以至世界范围影响深远。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扩展了该丛书系列的关注范围，展示了一个更为完整的清代历史。
　　绘画作为工具
　　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大致是从清初到鸦片战争之前，这段时间清政府对外相对封闭，导致英国博物学家难以深入中国内地，植物采集和收集活动基本集中在大陆沿海的开放城市――广州，这一时期被称为“旧广州时期”。英国博物学家穿行于洋行、广州城边的园艺市场：花棣，以及中国大商人自己的私家花园中。这时的博物学实践活动更多借助于其商业活动展开，欧洲的专业科学家安插植物采集者到诸如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地方，告诉他一些指示，这些植物水手就在广州城各处活动。
　　由于西方博物学家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广州，所以洋人需要依赖当地中国人来帮他们收集动植物标本，但由于语言不通以及当时植物的中文名不统一，加之俗名太多，使用文字交流相当困难，而博物学绘画就能较好解决这个问题。此外，即使他们成功收集到动植物标本，怎么把这些标本中体现的科学信息传递回欧洲科学中心，也是个很大的问题。长途输运标本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更不用说像鱼类这种十分不易保存的标本。于是，在这期间，在华西方博物学家便充分使用博物学绘画来给欧洲的科学中心传递信息。约翰・里夫斯的博物学图画是其中的佼佼者，多达1000多幅。约翰・里夫斯本人其实不是一个造诣很深的博物学学家，他雇佣的那些中国洋画行的中国画师更缺少专业知识，但是这些画作却被欧洲的专业博物学家视作比较可靠的科学信息来源，作者认为这至少可以看出当时博物学信息的来源是十分广泛的。这些绘画的风格混杂，中国本来就有花鸟画的传统，它不同于抽象的文人画，极具写实性。但是这些终究还是很难达到足够的科学精确性，而这种精确性是博物学图鉴所必需的。但是里斯夫定制的那些画显得科学性很高，范发迪具体分析了一幅关于成熟的槟榔树的绘画，这幅画作展示了大量的科学信息，而里斯夫定制的许多画作都描绘了分类所必需的花朵信息，这些对于传统中国画师是十分新鲜的。尽管如此，范也指出这些画表面上符合博物学绘画的典型风格，但是画作中的一些细节还是暴露了其中国特色，比如对光影运用的不娴熟。
　　与“非正式帝国”的文化遭遇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在中国取得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的特权，那些在华的英国博物学有了更多的机会深入这个衰落帝国的腹地。在中国，英国在华的领事机关、中国海关、新教传教士，以及香港植物园这些机构中的博物学爱好者和那些分布在不同省份的动植物采集者渐渐构成了一个“非正式帝国”。中国始终没有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所以这个非正式帝国收集信息的方式更多是磋商、谈判、协调。
　　香港植物园是英国博物学大本营邱园的一个卫星植物园，作为邱园的卫星植物园，邱园的管理者希望香港植物园作为中国内地植物信息的来源，应该多一些科学研究。不过它又隶属于香港的政府行政系统，当地政府的兴趣更多地放在“绿化全岛”以及“鲜艳的花卉”而非“干枯的植物标本”上，在这种张力下，香港植物园终究没能成为在华植物学交流中心。这个交流中心是领事体制中的亨利・汉斯庞大的个人植物标本室和广阔的植物学信息网络。事实上，1871年上任香港植物园总督的查尔斯・福特反而是向汉斯请教问题，进而构成了汉斯植物学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汉斯只是黄埔的一个副领事，但是他在中国居住了30年之后，在去世的时候已经是中国植物界的世界权威了。而他依靠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在华的通信人，通过遍布在中国各地的朋友，他得到了大量关于中国植物的标本。他的科学生涯展现了在一个科学不发达的中国，英国博物学家如何借助一些非科学组织也照样能够发展出强大的科学信息网络。
　　18、19世纪，欧洲博物学家到世界各地采集植物，林奈派出的学生到世界各地采集植物的活动影响巨大，欧洲科学巨人亚历山大・冯・洪堡和他的同伴于1799－1804年在中南美洲的博物学科考之旅也轰动了整个欧洲的科学界。然而中国和美洲等地的不同在于中国自身有着很悠久的对于动植物观察的历史，相关文献数量巨大。在华的博物学家也有选择地利用了这些数量巨大的中文动植物文献，他们有的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比如特定植物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意味)，另外一些则是出于对中国大自然本身的兴趣。此外，他们对植物地理学和植物栽培史的兴趣也使他们转向查阅中文书籍。其中，他们最为看重的书籍是《本草纲目》和《植物名实图考》，而地方志中的记载因为与科学要求距离太远而只能作为一个出发点和关于线索的提示。对于中国自己的分类系统，西方博物学家是不怎么看重的，他们先验地预设了西方科学知识和体系的优越性，他们更多的是从里面寻找“有用的信息”和“取珠于泥”，中国的博物学著作的知识体系被肢解。
　　范发迪在这本书中展示了广博的学识，勾勒出极为丰富的历史图画。本书主要从西方博物学家的视角看问题，对于中国本土的博物学思想文化落笔甚少，这当然不能说是本书的缺陷。虽然中国古代的鸟兽虫鱼之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知识兴趣，在清代也有不少本草书籍和动植物图谱出版，还有像吴其浚这样伟大的植物学家，但是西方的博物学终究没有和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博物学家相遇。
　　本书除了更好地帮助理解清代的历史之外，从科学史学术传统来看，其开创意义也许更显巨大。在传统的西方科学史眼光中，世界科学史是一个由西方科学(尤其是数学、物理、天文学等科学)在欧洲希腊萌芽，经过中世纪的黑暗，然后在文艺复兴之后大放异彩的单线条叙事。至于现代科学在世界的扩张，也是一个从欧洲中心向非西方国家的扩散过程。在过去的100年里，西方科学史学者经过艰苦研究，对这一图景进行了极大的修改，虽然如此，最开始的修正也主要针对数学、物理、天文学科(比如科瓦雷的《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博物学历史和文化史在传统西方科学史界也不受重视。随着反辉格史观在科学界逐渐深入人心、新史学的兴起，博物学和文化史的天然亲近得到了重视，最近30年，博物学史研究在西方成为一种潮流。本书也是这股潮流中的一个产物。
　　相对于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研究的西方博物学史，中国博物文化史研究几乎尚未开始，国内只有少数学者如北大哲学系的吴国盛和刘华杰等作过零星的介绍和阐发。但在中国古代的知识系统中，这些知识也许更为重要，是中国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研究中国古代博物学文化和思想对于完整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是极为重要的，而这也正是本书作者希望后来者的思考方向。
　　国内出版的科学史书籍已然很多，但大多还是囿于未经反思的辉格编史纲领：内容上以西方现代科学为中心，眼光上经常以20世纪科学已有的成就为标准来回视过去的科学实践，学科上以数学、物理、天文学这些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所谓的硬科学为代表。中国出版的西方科学史书籍大多千篇一律，而此书刚好是和上面三种国内科学史书籍倾向相反的。作者研究的国家是中国，研究的时间是近现代。至于已经出版的研究西学东渐的中国科学史著作，也多以研究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等学科怎么传人中国为重点，很少关注不那么“高深”的博物学。但事实上，植物学是18、19世纪的大科学，也是西方人在中国参与人数最大的学科，而数学、物理等学科其实更多的是少数天才的游戏，无论在西方和中国都是如此。至于国内出版的关于中国科学史研究，大多以西方科学范式为标准，对中国古代知识体系进行不加反思的肢解，未能真正贯彻历史同情之理解的精神。本书作者对于历史学方法有明确的自觉和反思，爬梳文本，展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科学史图景。
　　(责任编辑　王一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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