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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戏曲艺术创作现状的反思] 艺术创作的价值与意义

发布时间:2019-01-24 06:29:39 浏览数:

  在信息化社会进程中,新的科学技术不断产生,人们的生活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艺术也是如此。社会的发展影响着艺术家的思想,同时新技术的产生也为艺术家的创作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
  在当代戏剧创作中,舞美、灯光等一系列高科技手段的运用带来层出不穷的大制作,与中国戏曲最本源的表现方式“一桌二椅”时期有了极大的不同。这种情况的产生让我们不得不去思索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戏曲到底该如何表现?
  戏曲的美学在于虚拟性与写意性,台上一人,即是千军万马;一个圆场,即是走遍了万水千山。或者是在时代的要求下,或者是在各种艺术门类发展的冲击下,现代的戏曲艺术似乎别无选择地加入到了大制作军团。不可否认,一定程度的现代化可以丰富观众的感官。但是这随即产生了另外一个大的问题:谁能够看到这些大制作?
  魏明伦老师在《当代戏剧之命运》一文中谈道:“现在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戏剧还比较活跃,地市一级就很差了,县乡一级很多地方就没有戏剧了。”笔者以为不甚全面。实际上,我们不难看到戏剧正处在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纺锤型结构。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由于经济发达,一些高科技大制作的戏剧纷纷产生。在县城乃至农村,则有许多演出传统戏剧的剧院或者民间戏曲剧团走街串巷,乐此不疲。反而是地市级别的地区,戏剧落入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境地。
  当代艺术所谓的当代性,与声光电等科技手段有着密切联系。在我国经济实力还不够雄厚的今天,一些大型的当代戏剧只能够在大城市、小范围内被观赏。当代性意味着艺术作品自身的创新性毋庸置疑,然而创新如果仅仅是体现在舞美、服装、灯光等辅助表现的技术手段上那也就成了本末倒置。
  艺术是生活的镜子。欣赏艺术作品,是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反思,是对庸常生活的丰富。一位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如果只想到自己,其作品能否流芳百世是很值得怀疑的。如果把中国当代戏剧的不景气归咎于经济实力的欠发达、观众的教育素质有待提高的话,这不过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寻找托辞和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
  如1990年,加拿大国家美术馆花180万美元购买了一位当代画家的画作。霎时间,举国声讨加拿大国家美术馆是“瞎了眼”“浪费人民的血汗钱”。引起这样愤慨的画作名叫《火之声》,画家是在高5.4米、宽2.4米的巨幅画布上涂了3条色带,两条深蓝夹着一条红色。不能说是加拿大民众不舍得美术馆出高价收藏作品。1992年加拿大国家美术馆又花320万美元买了一幅17世纪意大利画家的画作,却无人反对。从国民人均收入和人均受教育程度来说,加拿大整体水平是高于我们的,那为何接受起当代艺术来却也如履薄冰?
  这就是当代艺术创作不可回避的大问题,个人化与社会化该如何结合?在西方的近现代发展历程中,从加缪的《局外人》到卡夫卡的《变形记》,无一不述说现代社会人的孤独与疏离。艺术家本身是敏感的,感触到这些社会问题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揭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否则一个人的期期艾艾又何必要表现出来,一个人默默地欣赏着自己的作品不是更符合主题
  话题回到戏剧上,“样板戏”是中国戏剧发展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戏曲形式。其“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是不可取的,这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它在戏曲音乐的改良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戏曲配乐中西洋乐器的加入丰富了戏曲音乐的元素。现在即便是走街下乡的小民营剧团,也会有些电子琴、大提琴之类的乐器。但是如果走得更远,比如将新创戏曲剧目的音乐歌曲化,变成类似于戏歌的形式是否可取,则是有待商榷的。
  近几年的戏剧界有这样一个现象,大量的话剧导演投身于戏曲舞台,创作了一大批得奖无数的作品。在呼唤戏剧创新的今天,这些话剧导演纷纷获奖是有着其历史原因的。戏曲是个高度程式化的事物,在利用了话剧的表现手段后,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很多剧目与多年前戏剧界所反对的“话剧加唱”是否是一脉同源?一些导演自己也并不讳言自己不懂得戏曲的规律程式,对戏曲艺术独特的美学特征不甚了解,那么这些作品即便是给了观众视觉上的冲击,又能对拯救戏曲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对舞台之外的戏剧的关注,或者说将舞台的革新扩充到舞台的另一方的问题,构成了实际上现代戏剧革新的核心,并且从根本上主导了戏剧实践的‘生产方式’的彻底变质,同时也改变了戏剧功能。”蓝剑虹在《回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中如是说。这也就能够理解为何很多中国“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都有几部戏剧作品,或者说是话剧作品。
  文学是个大范畴,一个人从仅仅爱好小说散文到创作出一部优秀的戏剧作品是有很大鸿沟的。创作出一部优秀的话剧作品绝非易事,而创作出一部优秀的戏曲作品更是难上加难。这绝非是议论谁高谁低的问题,而是从表现手法上来说,戏曲高度的程式化等特有的规律,需要创作者在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同时,掌握更多的技巧。
  而从表现形式上来说,从承担社会功能上来说,话剧无疑有着更为灵活的手法。但归根到底,同属戏剧一门却因为其“生母”各异而各具其美的个体,互相学习、借鉴和渗透是艺术发展的大势所趋,但谁也不可能取代谁,谁也不可能掩盖谁。当一个导演一边说着自己出身话剧对戏曲不甚了解,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做着舞台改革的时候,所创作出的戏曲艺术作品是否能够成为有着明显民族美学特征烙印的隽永史诗被后人熟悉或珍视呢?
  笔者认为,在当代戏剧的创作过程中,其出发点应该是由具有戏曲功底的创作团体去吸收新的事物,而不是让不懂得戏曲的创作团体根据自己的臆想肆意地改头换面。当代艺术有一个弊端,就是慢慢地趋于庙堂化。如果说一种艺术形式过于被群众喜闻乐见,这样的作品技术含量不高是事实的话,那么过于曲高和寡,只限于小范围内流传,也无疑是走向灭亡之路。
  在中国戏曲史上,“汤沈之争”是个大的话题,今天的我们都知道,戏曲当然是创作得自然一些,不完全拘泥于条律更为人们所接受。那么“案头派”与“本色派”争端的高下也显而易见。昆曲被列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如此,与其过于文雅的知识分子创作是有着一定关系的。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说戏曲不景气是不客观的。也许对于一些大篇章、大制作的戏曲作品来说,脱离了舞美等技术的声光电效应,就无法深入基层演出,但是如果只能在大型的舞台上表演一番,那么所谓的创新,所谓的拯救戏曲,意义又何在呢?
  笔者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很多经常下乡演出的剧团生活还是过得不错的,这也就证明了戏曲还是有其广大的市场与受众。在文化下乡活动中,每场演出经常会来上万名观众欣赏,这证明了群众对于文化的需求是非常大的,绝对不是说有了电视等现代传媒手段就分流了受众。
  戏曲,发源于农耕社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改变着也不曾改变。事实上,没有一种艺术是因曲高和寡而流芳百世的。如果不去抓住观众,那么这种艺术也不能被称为艺术。凡事都有一个度的考量,为戏曲现代化进程作出不懈努力的人们,值得我们学习;但如果将戏曲最终涂改得面目全非,变成庙堂之上、远离人群的事物,这应该受到谴责。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呈螺旋形向上的,所谓螺旋形也就是有高有低,但总体向上。作为一名戏剧工作者,笔者相信中国的戏曲会持续发展并且经久不衰,毕竟它代表了我们民族的文艺美学,记录了我们的民族性格,寄托了我们的民族情感。如果在所谓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脱离了自己的本色,忘记了观众,那才是当代戏曲艺术工作者最大的悲哀。所谓的现代化,绝对不是西方化。正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果我们在时代进程里丢掉了自己,那么这种沉重的历史十字架,是谁也担负不起的。
  作者系安徽艺术职业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曹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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