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共和与解放]李志科学自由图片

　　大不列颠号称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率先告别了中世，将“现代”领进了人世。自此，人间别开生面，大家恍然原来还有这么一种活法。它有趣复无聊，贪婪还节制，残酷无情却又生机勃勃。
　　
　　一
　　自“大宪章”开始，中经“光荣革命”这一走兽蜕变为飞禽的试炼，英人以自由（liberty）为鹄的，在追求自由的进程中，实现了现代治理，所谓“民主”“法治”者也
　　
　　 据说，英国也是地球上第一个民主国家，用民主诠释“现代”，为“现代”张本，更不用说那源远流长、引以为豪的普通法传统。
　　不过，推究其源流，细审其发家致富的历史，后人发现，它本无蓝图。毋宁，摸着石头过河，一步又一步，跌跌撞撞，在试错中慢慢到了彼岸。经磨历劫，英人提炼出经验主义的看家本领，并且一路循沿着经验主义的固有路径，顺风顺水。
　　普通法体系其实就是习惯法的文人化结果，也是法律家职业集团千年文火慢炖的老汤，一如所谓的民主本不过源自恃势分利的讨价还价，逐步水涨船高，最后居然引入了“人民登场”这一出。
　　是的，约摸自“大宪章”开始，中经“光荣革命”这一走兽蜕变为飞禽的试炼，英人以自由为鹄的，在追求自由的进程中，实现了现代治理，所谓“民主”“法治”者也。
　　换言之，它并无一种叫做“民主”“法治”的制度愿景和政治预期，是在无此预期及其宏大描述的情形下，为了应对眼前火烧眉毛的急差，不期然间踏上了后来称之为民主法治的这条道路。这就是希腊以降古典政治哲学的路子，直接面对现实政治生活，剖析其机理，提炼其道理，再辗转而为学理。先有实，后有命名，追授就是反思，也是凝思，以利再行，而创造新的现实。
　　“民主”“法治”诸项，“现代国家”的玩意儿，属于后世好事者之烟丝皮里纯（inspiration）。其于先发国家，是不期然的结果，而于后发国族，却是理想摹本，鼓动当下行动的未来愿景，直是要死要活呢！
　　这不，人间许多事，好事与坏事，赏心乐事与伤心糗事，开头莫不如是。所以哲学家感慨了，“习惯的锁链在强大得难以挣脱之前，又总是细微得无以察觉”。意犹未尽，怕人听不懂，再加一句，“踏进地狱的道路在修建通往天堂的电梯时一并完工”，云云。
　　就英国案例而言，其间往返，不仅是歪打正着，“运气”使然，而且，表明了英人奋力找寻惬意生活的意愿和能力，一方面不服不行，另一方面鼓噪还原论的吹牛皮也没啥意思。
　　苦寒之地，人民要么勤劳，穷则思变；要么抱残守缺，苟活了事。何去何从，端的看机运了！而时者，势也；命者，运也！中国古典智慧经风历雨，早已看个通透，因为通透所以大而化之，终究不了了之。
　　
　　二
　　英美立国，走向现代，以社会为本体，法德依恃国家，苏俄和国民党都靠党国。到后来，程度不等，似乎都万流归宗，均须向社会本位的路子靠拢，才能收拾得住
　　
　　 相比而言，美国佬――那时还没有“美国佬”――是在奔向共和的独立战争中，以个人自由（freedom）为鹄的，为此建制立规，而达臻民主之境的。
　　拓殖地的人民誓言分家立业过日子，不再受母邦辖制，要将那制度性羞辱连根拔掉，宁愿在共和的旗帜下单挑，于和舟共济中开张自家的基业。
　　这恰恰是源于母邦自由的思想，也是源于法式平等的理念，两相交汇，有以然哉。为此，他们不惜动刀动枪，兄弟阋墙，闹翻了事。干的是立国的勾当，出的是一口恶气，图的是不受欺辱、自由选择的舒心日子。
　　因此，它首要独立，建国，向外要平等，标立新社会，而国家还是那个旧国家。或者说，表征国家的政制原不过老套路，源自对于母邦的政治想象和政制模仿。维持大型共和国的秩序与自由之兼得的悖论，使得联邦制成为必然选择。
　　后世之人，遥看先贤，以新旧对举、社会和国家两清，品评当年的英美，指谓前者是“新国家，旧社会”，后者是“旧国家，新社会”，说得在理。
　　的确，挣脱母邦者，虽说开口洛克，闭口孟德斯鸠，内里，其立国规制不过拷贝自都铎朝纲罢了。那边厢，此套旧制，母邦渐然弃如敝屣，焕然一新了。新大陆不明就里，还在萧规曹随，原来有个时间差呢！
　　要说“创新”，新大陆的厉害之处是社会变了，天翻地覆了。在国家尚未变天之际，社会不期然间成长壮大，任何政制便再也无法强其所难。
　　当年托克维尔边走边看，边看边唱，以“自由的技艺”（the art of liberty）和“自由的习性”（the habits of liberty）两辞，分别为民主政制的制度实践和人民生活的政治实践定位，伸言后者较前者更重要，才是真正的立国基础，可谓一针见血。
　　 转用吾国先贤的表达，则技艺者，政也；习性者，俗也。宋儒吕祖谦就曾伸言，“观政在朝，观俗在野。政之所及者浅，俗之所得者深�盖善政未必能够移薄俗，美俗犹足以救恶政。”（《东莱博议・卷八》之“齐仲孙湫观政”）往前推，荀子早就讲明了，“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君道》）职是之故，“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致士》）
　　在此，良法属政，属技艺；君子为俗，为习性。它们道出的还是社会比政制强的道理。
　　所以，英美立国，走向现代，以社会为本体，法德依恃国家，苏俄和国民党都靠党国。到后来，程度不等，似乎都万流归宗，均须向社会本位的路子靠拢，才能收拾得住。
　　其中，中俄虽说均以民族国家、邦国主义定位，可却依然残留着帝国情绪，老美新贵，更是真正的现代帝国，这便又说明纵然社会成长，性格早已积淀于国族生活深处。虽说如此，当其时，美利坚这个新社会整日价鞭打黑人，枪杀褐人，赶杀黄人，其邦虽新，而心性有待提澌，格局终究有限。
　　所以说，自“立国”而至于民主，并终以公民自由立国，需转不少弯子，包括立法废除万恶的种族制度，前面尚有百多年在等着呢！
　　
　　三
　　持续的匮乏一直存在，只有此时才成为政治力量。也就因此，此时此刻的革命所追求的不可能是自由，而只能是“解放”。解放意味着暴力的正当性，对于暴力与自由之间必然性的肯认。于是，革命变成了乌合之众的持续骚乱
　　
　　 法国革命惊天动地，不大的地界，却搅翻了天。其之余音，袅袅婷婷，今天犹在全球打圈儿，让人类不得安生。想当年，它标举“自由、平等和博爱”，真正是激荡亿万人心呀！――想一想，小老百姓啥时候这么理直气壮过！众愚登场，众声喧哗，一时间大家其实也还都不太适应。
　　今天巴黎繁华尤盛，五色杂处，黑白搭配，让人看花了眼，时不时闹点儿动静。遍布街头巷尾的小饭馆、小旅舍，不少还在醒目位置依旧镌刻着三辞箴言，怕也是信不信先挂上，既然挂上了就挂着吧。
　　虽则他们口口声声，自由来自由去，为侬生为侬死，其实，高卢雄鸡追求的是“解放”，以“解放”和“平等”为宗旨，重在“人民的出场”，而掩压了liberty，也一度放逐了freedom。
　　“巴黎市民又上街了”，两百年的动能，刹不住车，要的是平等，自由不过是平等的调料，就像民主是自由的官方名称。法国人将官僚做派演绎得无以复加，令人深恶痛绝，革命前后一脉相承，区别只在多了这一枚官方名称。而名实扣合，大家便能忍受了。这便是“技艺”的超绝所在，“习性”依了它，它就喂养着“习性”！
　　历史视野中，多元比勘，如果说英国人是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摸索出民主，老美为了共和大业而顺带过渡到民主，那么，法国人则是因为致力于解放才想起了民主，用上了民主，用民主保障自由，以自由争取平等。――而平等，从来就不曾真正光顾过人间，所以愈发地叫人想念，想得心里痒痒，懊恼而兴奋。其间，动不动上街，间或人头滚滚，盒子炮乱放，不是太好玩，一般人玩不起，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玩。
　　在此，革命所涉及的“自由”和“解放”两项，分别源于并因应着“政制问题”与“社会问题”，都为立国大业的头等大事。
　　就法国情形而论，“社会问题”成为革命肇因，在于神圣幸福不再，世俗幸福进入市民生活的历史必然性前景。因而，不是自由，而是富足，是平等与均富，成为革命的魂幡。
　　由此，社会问题成为政治力量，或者，被塑造成为政治力量。后世马克思们所着力用功的革命发动装置，靠的就是这一机理。
　　所以，不难理解，所谓“人权”变成了“无套裤汉”的权利，表明革命出现了转折，意味着穷人“持续的匮乏和极度的苦难”变成了证真其历史正当性，从而成为满足胃的需求这一“生命过程本身的迫切性”的确凿证据。――持续的匮乏一直存在，只有此时才成为政治力量，汉娜・阿伦特的识见高人一筹者在此。“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碗来骂人”，吾国曾有的喟叹，情形相反，而道理同一，不奇怪。
　　也就因此，此时此刻的革命所追求的不可能是自由，而只能是“解放”。解放意味着暴力的正当性，对于暴力与自由之间必然性的肯认。于是，革命变成了乌合之众的持续骚乱。――“巴黎市民又上街了！”
　　所以，阿伦特所说的“同情的激情”在法国担当主角，而在美国革命中就不曾发挥过任何作用，就在于美国此刻不存在法国式的社会问题，引发法国革命的社会问题早已获得了解决。
　　没有社会问题横亘于前，美国革命遂着力解决政体问题，然后再以此因应社会问题，其进程一直至少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此处的社会问题不是“持续的匮乏”，而是“种族”和“男女”，其平等与共存。事到如今，解决得不错，白宫里终于出了个黑主。――朋友，依照塞缪尔・亨廷顿的说法，美国总统的实质是“民选的皇帝”。美国宪法第13、14和15修正案之所以被视作“第二部宪法”，原因在此，不得不然。
　　那边厢，法国革命既然基于“同情”，以因应社会问题，遂将政治进程搁置，一直要到1958年的第五共和国及其立宪，才告解决。若以吾国情形比附，则“民国”旨在解决政体，为“现代中国”搭起一个政治框架，“共产”针对社会问题，“同情”发挥着匪夷所思的作用。所以，现如今，海峡那边政治问题基本落定，全力要对付的是社会问题。海峡这边则正面临政治问题过关的挑战，看上去属于社会问题的问题，其实多半源自政治问题。
　　
　　四
　　只有将对于自由的憧憬经此公共化之后，变成公民自由，才能导向以自由立国。进而，由此实现现代国家建构中政治权力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有效消解它与国家的普遍性、抽象性之间的紧张，最终导向优良政体
　　
　　实际上，法国革命前，大而化之，存在着两种思路。一是关注财政、税收和国家能力的国家理性一脉，所谓的“黎塞留路线”，另一脉是卢梭、伏尔泰的“革命学思”。二者未能合流，终而分道扬镳，导致“大革命”以“群众运动”的方式骤然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
　　与此相反，美国革命并非是由“文人和职业革命家”所领导的，毋宁，一群秉具实践理性的干才充任了历史机遇赋予的角色。这群后来被称作“国父”的富贵阶级，既受母国文教熏陶，亦复感受法式理想，具有“文人”与“黎塞留们”的双重经验，因而得能担当其双重职责。上述法国式的二元强烈对立，在此居然消隐于无形。
　　在美利坚独立革命中抛头颅撒热血的“文人和职业革命家”及其对立面，许多是来自法国的志愿者，在此先行试炼了一把。
　　今日大家看电视听广播，万里外钦羡美利坚政学两界的鱼水情谊，一大感喟是其地学府和官府既井然分际，又栈道暗度、陈仓明达，今天学府教书匠，一转身，明日华府国务卿，就在于人家原有这个传统，当年举事的时候不巧就这么形成了。抛开德性和心性不论，不妨说，一流的大脑才能有一流的视野，进而可能成就一流的事业。
　　就此，如前所述，因为社会早已成长发育，不存在急切的社会问题，因而，对于美国革命而言，革命是为了保留已有的公共空间，而非凭空创立。因为经验告诉他们，皇权之下是存在公共事务和公共空间的。
　　而在法国，文人们不曾意识到这一可能性，或者，路易与黎塞留们未及提供这一现实性。而现实的政治权威危机迫在眉睫，历史不遑给予二者达成谅解与共识的机会了。毕竟，公共自由是被建构出来的，也能被毁灭掉。而公共幸福是被体验出来的，是存在公共自由的结果。
　　换言之，公共幸福即关于公共自由的愉悦感受。美国人于立国之后，迅疾经由立宪，将对于公共自由的追求化约为公民自由，化解了源于革命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私人与公共、个体福祉与公共幸福的对立和紧张。法国相反，未能以公民自由化解上述紧张，于是，但凡妨碍上述四种利益的均为革命对象，例属“暴政”；革命一经启动，便不受革命者控制，从指向君宪的有限革命，一路狂奔，扑向共和国建构，却终究吞下了“革命”原是“复辟”这一苦果。
　　也就因此，与法国革命相反，以公民自由为基础的美国革命强调立宪政府，由立宪来组织权力，而非否定或者回避权力，经由施行有效统治，走向政治文明。有效统治恰恰在于分权，纵向和横向上的权力的分享与约制。毕竟，革命不是革命家所发动的，相反，革命和革命家都是政治权威崩溃的结果而非原因。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说，以法美革命为标志的西方现代转型，是古罗马宗教、传统和权威三位一体瓦解过程的连锁反应，正如“历史三峡”的远源应当追溯至王安石变法失败。革命如果未能提供有效统治，则革命无异于另一场灾难。与此相反，这边厢，法国革命的“文人和职业革命家”诉诸天赋人权，未曾划分人权与公民权，导致权利的绝对性，政府遂建立在流沙之上，无政府主义应运而生。
　　 的确，在当时的法国，革命起源于对于苦难和匮乏的同情，源于对此怜悯的无限化，而这同时即意味着仇恨的无限化。“诉苦运动”的根由及其政治功能，只有从此溯源，才能理解，但若无法转化为对于公共空间中的公民自由的追求，则不仅无法化解，反而可能变成一种破坏性力量。
　　从而，正是仇恨，而不是正义，左右了法国革命的进程。又因为苦难是具体的，而这些仇恨都是抽象的，因而便是冷漠甚至残忍的。“人民”取代了“共和”，而非如同美国那般自始即高举“共和”大旗，而恰成暴政。进而，“公意”置换了“同意”，代表了一种必然性，恰与解放和自由相悖。对于忠诚、美德的绝对化，以及对于背信、“背叛革命”、“出卖革命”的处罚，换言之，对于善的绝对化，恰恰造成了伪善，甚至是普遍的伪善。革命成为普遍伪善的万能饰口，其结果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社会的自我发育所形成的公共空间，是自由的蕴涵之所。在此空间内，个体有望成为公民，“人民”不再只是“百姓”，而进阶为一种建构性的政治存在。
　　所谓自由，从来都是在分享公共权力的进程和结构中才能实现的，因而，都是公共自由。换言之，只有将对于自由的憧憬经此公共化之后，变成公民自由，才能导向以自由立国，亦即分享公共权力的政治进程中对于公民自由的感受和理解。
　　进而，由此实现现代国家建构中政治权力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有效消解它与国家的普遍性、抽象性之间的紧张，最终导向优良政体。反过来说，优良政体是承载国家理性和公民理性，实现二者于张驰有度中和谐共处的最佳制度安排。
　　中西方既有的历史表明，经过那么多年的选择，承受了那么多的苦难，立宪的自由民主政治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公民自由，乃是一种最优化的立国之道，也是上述革命早早晚晚的殊途同归之处。
　　
　　五
　　不能将亿万人对于公民自由的追求简单化约为民生项目，一如不能以治安来对付政治。现实的，也就是功利和德性最大化的做法，还是要放开社会，开放政治，经由立宪时刻一统于立国政道
　　
　　 所以，“革命”是一个开端，意味着解放，但未必带来自由。仅当革命缔造了公共空间，使得私人转化为公民，即进入公共空间和政治议程，成为公共存在，才能实现自由，而获秉一种政治生活方式。
　　而“政治”不是别的，如希腊先贤所言，它恰恰是一种城邦与灵魂的一元结构。在此，自由的承载体不是国家，也不是个人，而是作为具有公共相关性的公民政治生活方式，一种政治公共空间。
　　说到底，自由在于分享公共权力。由此，它消解了或者调和了国家与个人的紧张，一统于一个“分享着公共政治空间”这一生存论意义上的人类境况。不是最好，但是较好的瞬间。就是说，政治是一种公共事务，自由则属于世界性、公共性的利益。――一句话归总，自由者，公民自由也。
　　由此不妨说，“我欲”并不能构成权利的政治基础，“我能”才是权利的真正基础。而“我能”以政治共同体存在为条件。
　　换言之，一个人只有将自己汇入公民联合，才会存在权利问题，进而有政治。也就因此，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之间恒具紧张，因而需要“公民自由”来调节和化约，而一统于立宪，以提供政治的真正基础。――如果说经由公共政治进程将私人变成了公民，人民才会成为一种政治存在的话，那么反过来，人民出场之后，必须是公民在场，才可能形成政制和政治，进而经由立约完成立国。
　　对于当下的吾国吾民而言，可能，社会的成长和公共空间的发育，公民自由而非仅仅针对匮乏与平等的解放诉求，是其中富含教益的项目。也就因此，不能将亿万人对于公民自由的追求简单化约为民生项目，一如不能以治安来对付政治，可能，才是最具警示意味的项目。
　　对于民生的无限许诺，以福利的透支来换得政治正当性，总是暂时的，也是脆弱的，因为，道理很简单：欲壑难填！以治安术暂时屏蔽、消解政治参与热情，注定了只能是扬汤止沸，效果或许是灾难性的，因为，道理同样很简单：民不畏死。
　　现实的，也就是功利和德性最大化的做法，还是要放开社会，开放政治，经由立宪时刻一统于立国政道。
　　上述四种“自由”以及“共和”与“解放”，“社会”与“国家”，以及“民生”、“治安”与“政治”，卿卿我我，纵横交错，构成了三起民主个案各自的题词，也是三大革命的不同旨趣，表明“现代”自登场起就是一个复数，哪里有什么现成的模子。
　　波兰和苏东1991年变天后，忽略社会问题，一心关注政治和经济转型，结果导致2009年哈维尔所说的“回到面包”的窘境。可问题是，倘若缺了这几样佐料，动不动“N不搞”，就断然不是“现代”，虽然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譬如，“人民民主共和国”之类。毋宁，前现代，非现代，反现代，抗拒现代，就是不现代。
　　这时候，生活陷入较差的人类境况，既无个人自由，更无公民自由，闷局的结果可能是爆炸性的瓦解，玉石俱焚矣！
　　各位方家，三方四国的人民，不知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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