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差转合”的“调和折衷”】 影调和反差

　　摘要：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第十四章“艺术的创造(二)”中出现了一条注解，以周作人与废名的创作观比附、阐释“反省”与“直觉”的创造方式。这是在误读克罗齐“直觉”说的基础上出现的纠偏，反映了“调和折衷”的美学思考对京派“反差转合”的文学趣味的呼应。朱光潜在文化共同体机制的权力运作中获得合法性地位的同时，也试图在学院环境中重建与传统和特殊历史体制的关联。但由于自身认识的局限，未能与社会维度合拍。《文艺心理学》及其早期“京派”语境下的探索的意义恐怕在于，探索“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关系，帮助自身实现认同和建构群体身份，并最终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关键词：《文艺心理学》；朱光潜；直觉；京派；认同建构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朱光潜在欧洲留学期间写成《文艺心理学》初稿，回国后用作他所任教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相关课程讲义，屡经修改增补，1936年方定稿，由开明书店出版。新增的五章内容以及原稿内部某些观点的调整，在反映作者本人美学意见“很重要的变迁”的同时，必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追求与当时的学院氛围及学术环境接轨。由于作者的主观意图乃是介绍西方美学，并以中国古典传统映证之，全书与现实语境及当时文学现场的联系多少被隐蔽在了“洋人”与“古人”的身影之后。《文艺心理学》的地位被定位为朱光潜早期美学思想的代表作，“京派”代表人物的文学主张的理论背景、思想基础。然而仔细观察，全书所包含的惟一一处提及时人为例的注解，显然是归国任教以后增补的，却恰好紧密地将《文艺心理学》与其文学主张直接地勾连起来，能够作为一个探索其知行合一的突破口。
　　《文艺心理学》第十四章“艺术的创造(二)：天才与人力”，根据里波等心理学家的论述，将文艺创造分为两种，反省的与直觉的。反省类的作者在创造之前已有明确的中心观念，直觉类作者则没有，只以平日普遍的修养酝酿观念，到时机成熟时以灵感的形式突然爆发，伴随着中心观念的发展完成作品。在并举歌德创作《浮士德》与《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不同过程为例之后，作者在括号中增添了一条注解：
　　“注：这种分别就是周作人先生所说的‘赋得’与‘偶成’的分别。‘偶成’全凭一时兴会，往往是长期修养后的收获。‘赋得’是有意为文，苦心刻划，许多大艺术家也往往走这条路，也不可一概轻视。据废名先生谈：他的散文小说都是惨淡经营的结果，他的诗则偶然兴到，一挥而就。这也是‘反省’和‘直觉’两种作法的好例。”
　　纵观全书乃至朱光潜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著作，这是极少见的在学术论著中明确提及时人的地方。以周作人与废名这两位“京派”代表作家的创作观，来比附心理学意义上“反省”与“直觉”的创造方式。此举无疑直接引出了两个问题：一、“直觉”说作为克罗齐的代表思想，在《文艺心理学》及朱光潜的早期著作中被反复论及，而此处引入里波等人创作论意义上的“直觉”，与在全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克罗齐哲学是否有关联?二、选择此二人的创作观为例，除却他们的观点带有的中国古典传统色彩，是否还有别的原因?与“反省”和“直觉”的生发又有何内在联系?
　　误读与纠偏
　　从“作者自白”来看，比起初稿，正式出版的《文艺心理学》对克罗齐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增补的五章中，有一章是专门的“克罗齐派美学批评”，开始“根本反对克罗齐派形式美学所根据的机械观，和所用的抽象的分析法”。虽然克罗齐的地位在定稿中已经有所下降，但不可否认“直觉说”仍是朱光潜前期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石。《文艺心理学》二十余万言，其核心是对“美感经验”的分析。他认为所谓美感经验，“就是我们在欣赏自然美或艺术美时的心理活动”，这种心理活动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克罗齐所说的“形象的直觉”。
　　外界事物被人的心灵感知，除了它的形象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相关的因素，如成因、效用价值等等；人们把握事物，除了用直觉以外，还要用知觉和概念等等。但是，直觉是对于个别事物本身的知，是“审美的知”；知觉是对于诸事物关系的知，是“名理的知”。在美感经验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而不是知觉和概念；物所以呈现于心者是它的形象本身，而不是与它有关的其他事项。因此，朱光潜指出：“美感经验是一种极端的聚精会神的心理状态。全部精神都聚会在一个对象上面，所以该意象就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美感经验就是不带实用目的、不用概念地对形象的凝神观照；超概念、超功利的直觉静观状态是美感经验的最大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朱光潜在阐述克罗齐理论的同时，结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实践进行了中国化的解说。这不可避免地给《文艺心理学》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如沙巴蒂尼所说，实质上朱光潜并不是克罗齐的虔诚信徒，他援用克罗齐的术语和理论，存在相当程度的误读。如克罗齐曾鲜明地反对用心理学学说来解决美学问题，而朱光潜恰恰“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作心理的事实去研究”。而更关键的是，克罗齐在创造论的意义上强调直觉，认为直觉是文艺创作的动力，心灵创造性地赋予材质形式，使它们成为明确可知的意象，即使有判断，所起的作用也远远低于直觉，并且应当服从于直觉。可是朱光潜明确反对这种看法。“在艺术活动中，直觉和思考更递起伏，进行轨迹可用断续线表示。形式派美学在这条断续线中取出相当于直觉的片段，把它叫做美感经验，以为它是孤立绝缘的。这在方法上是一种大错误，因为在实际上直觉并不能概括艺术活动全体，它具有前因后果，不能分离独立。”显然，在他看来，直觉只是凝神观照某一事物形象或创作过程中意象涌现的一刹那现象，在它之前与之后，抽象的思考、判断及道德、政治的观念等，都会对文艺创作发生作用。这与克罗齐把直觉看作创造的动因，统领整个创造过程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已经有研究者分析了这种误读的成因，首先是朱光潜留学期间接触的克罗齐译本并不完善，且以自身非理性主义的心理学知识背景去解读克罗齐；而相应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论多半基于体验式的反映论，极少分析综合性的创造过程，朱光潜习惯在传统反映论的框架内理解直觉，因而忽略了它能动的一面。直到四十年代，在着手翻译克罗齐《美学》原著之后，朱光潜才通过《克罗齐哲学述评》在这方面进行了突破反映论的纠偏。“这直觉不是被动的感受，而是主动的创造。主动者是心灵，被动者是直觉以下的物质，……印象成了意象，物质得到了形式，就是直觉，也就是表现。”
　　那么当他在“艺术的创造”章节中使用另一种意义上的“直觉”，并以京派作家的创作论比附、阐释时，便流露出了一种过渡阶段的非自觉色彩。他已然意识到“直觉”的价值应当突破经验哲学的反映论，但对克罗齐的理解的局限让他不能从“美感经验”系统之外来发掘克罗齐哲学中“直觉”的意义。于是选择了他熟悉的心理学知识背景之下，相对更浅显、常识化的另一个“直觉”，甚至可以说，利用字面意义上的重复多义的巧合，不自觉地来补完创作论上“直觉”的空缺。而深究起来，将“反省”与“直觉”的对立统一关系，与周作人“赋得”与“偶成”，以及 废名“惨淡经营”与“偶然兴到”这样充满传统文论色彩的论述接轨，除了与原有的习惯框架保持联系以寻求稳定结构与安全感的因素以外，更隐含有文化立场的复杂成分在其中。
　　文艺的双重维度
　　朱光潜推崇周作人的缘由，早在1926年《雨天的书》评论中便流露无疑。“像是偶然的凑合，但是实际上这并非偶然。”“这种清淡的文章比较装模作样佶倔聱牙的欧化文容易引起兴味些。”在1937年创刊的《文学杂志》“编辑后记”中，他留下了其学术生涯中少见的作品评论文字，认为周氏看似“偶得”的小品文，“思想宽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虫鱼之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看待”。对于废名的小说，他更是给予了极大的器重，然而强调的却是它与周氏小品文不同的“浓厚”、“彻悟”的一面。“《桥》是在许多年内陆续写成的，愈写到后面，人物愈老成，戏剧的成分愈减少而抒情诗的成分愈增加，理趣也愈浓厚。”
　　朱光潜对二人的推重，着眼点虽然不同，但其内在的共通之处是京派趣味的“反差转合”结构模式，周文的意义在于“言近旨远”，而废名的魅力则落实于“愁苦之音以华贵出之”，一方面，作品的言与旨或立意与情感之间，态势互逆，充满张力，但另一方面，互逆的双方在审美效应上又能“欣合无问”，共同形成厚重而有韵味的艺术整体。这种结构模式不仅存在于作家的创作实践内部，更存在于京派文人群体的构成关系之间。当朱光潜将周作人“偶得”之小品与废名“经营”之小说并举，认为“反省”与“直觉”不可偏废轻视时，无疑已经在学理化的《文艺心理学》中，不经意地完成了京派趣味的一次自我指涉。
　　对于各种“反差转合”，朱光潜有清醒的认识。“有意要调和折衷，和有意要偏，同样地是成见。我本来不是有意要调和折衷，但是终于走到调和折衷的路上去，这也许是我过于谨慎，不敢轻信片面学说片面事实的结果。”这话不仅适用于《文艺心理学》内部并非无懈可击的对思辨派与经验派的调和，也适用于京派趣味在现实中的尴尬立场。在当时的语境下，京派追求文学本身的内敛与圆融自足，依然具有其执着的现实目的：反拨左翼对文学的宣传工具化，反对片面强调文学的现实功能。但是京派文人松散的结构、学院派相对狭小的圈子以及疏离政治的态度，都大大限制了其影响的力度。调和折衷，在学理上和实践中，同时呈现为一种若即若离而力不从心的姿态。
　　后来，朱光潜还撰写了《诗的普遍性与历史的连续性》一文，进一步阐释京派的文学立场，认为“诗与艺术本来都是天机与人巧的配合，天机是情感思想与语文的孕育，人巧是洗净这三个要素的工具”。“诗的生命有纵横两方面：横的方面是当时全民众所能表现的公同的精神，纵的方面是全民族在悠久历史上的成就。”文学既是当时风气的反映，又是历史传统的继承。文章末尾尖锐地指出，文学不可能打破传统而生存，新文学惟一的出路是恢复传统，文学在不了解自己的民族传统的同时盲目移植西方传统，同样只能流于空洞，疏远民众。其时与《文艺心理学》出版、《文学杂志》的发刊已经相隔十年，朱光潜经历了不断的反刍，将“反省”与“直觉”合一的京派创作论折射出的趣味观，上升到了“天机”、“人巧”乃至历史文化整体视野的高度，其间流露出的使命感与在新诗问题上的实践性意义，多少弥补了早期学院风格的不足。但是随即而来的一波波时局演变与政治风潮，已经不允许他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徘徊下去了。
　　认同的建构
　　通过一条注解折射出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到，以《文艺心理学》为代表的朱光潜早期美学思想与文学主张，借助有生命力的西方思想重新阐释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中国文化在内忧外患之下的曲而求生，但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文艺心理学》所蕴含的人文趣味远远超过了科学主义，与当时的社会维度也并不合拍。作为中西思想碰撞交汇的夹缝中的老一辈学人的代表，其经历的焦虑与抗争可见一斑。他们所面临的，既是一个语境转换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主体意识转变的问题。重新梳理以上的论述，我们或许能从一条注解的裂隙中，窥见变革中的文化共同体内，那一代研究者寻求立足点的认同过程。
　　首先，《文艺心理学》1936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后，曾一度引起热烈的反响。学术界对其评价极高，朱自清在代序中赞扬其为蔡元培“美育代宗教说”以来，第一部“头头是道”的书。朱光潜以其作为教材在北京数所大学设课，进一步奠定了自身在“京派”文化圈中的地位与影响。而来自梁宗岱、巴金等人少量的批评声音，也是伴随着对“主流”的敌意以及“边缘化”的自我标榜出现的。这些都从反面证明了朱光潜及其著作在当时学院之中的有力影响。他通过在学院环境中建立学术范式的实践活动，在文化共同体机制的权力运作中获得了合法性地位。
　　与此同时，身处不同文化力量的交错影响下，目睹学术界价值标准与话语方式的全面西方化，朱光潜也试图利用自身的合法性地位，在学院环境中重建、扩散与传统和特殊历史体制的关联。通过学理上的折中性，呼应标榜纯正的文学趣味，对抗社会政治对学术界的侵蚀和对文学主体性的压迫。《文艺心理学》及其早期探索无疑是一种乡愁话语，一方面由特定文化变迁催生，对现状产生应激，另一方面却试图与传统保持连续性，处处流露出危机感与否定意识。通过“调和折衷”的学院范式与“反差转合”的文学趣味自觉不自觉的结合，他在共同体中寻求到了情感依托，但是由于自身认识的局限，这种中和不可避免地存在捉襟见肘的漏洞，且态度相对过分柔和，未能与当时社会维度中处于时代强势地位的集体文化自我合拍，主体认同的分裂与迷离依然存在。
　　而纵观朱光潜思想的来龙去脉，《文艺心理学》及其早期探索的意义恐怕在于，他试图将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现代”视为对立物，继而进行思考、比较、引入、接合，以此逐渐建立起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所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并不单纯地以时间为分界线，而是以某种具体的文化观或者历史发展观为参照。而从代表时间意义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自然划分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关系的置换，帮助他们实现认同和建构群体身份，并最终推动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
　　从《文艺心理学》的探索以及在京派语境中的地位来看，个体只有在进入某种问题空间的范围内，通过和他人之间的对话关系才能确认自我的存在。在这种对话平台上，个体通过他人的指认来确证自身的存在和意义，同时通过文化观念的离合与其他个体构成张力，组成群体，并通过群体的牵绊稳固个体自我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中西文化观念在现代知识分子中生长扩展的话语空间由是生成。朱光潜等老一辈学人，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勾勒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雏形，体现出美学思考与文学主张的弹性与合力性。彻底摆脱认同焦虑的期许或许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与动力来源，而文化共同体就在延续性的坚守与时离时合的张力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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