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强集体荣誉感 [中生代导演集体爆发]

　　“我觉得，目前中国电影的问题并不是‘审判’烂片，而是如何自我反省。因为许多烂片正是那些口口声声骂中国电影烂的人自己的作品。到底什么是烂片？是票房成绩？电影语言？思想体系？没有标准很难评价。我之蜜糖，汝之砒霜，众说纷纭。”导演乌尔善几日前于凌晨给我回了这样一封邮件。对于中国电影的现状，乌尔善一言难尽。
　　因为去年一部《刀见笑》，这位自由艺术家被冠以“先锋导演”之名，并获得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
　　从4月开始，与乌尔善年龄相仿的几位青年导演的作品相继上映。国产电影像一股春风，飘然而至。
　　4月，宁浩《黄金大劫案》、杨树鹏《匹夫》、管虎《杀生》；5月，张扬《飞越老人院》，王小帅《我11》；6月，乌尔善《画皮2》；王全安《白鹿原》、娄烨《浮城谜事》（时间待定）……
　　尤其在经历了去年华语片创作低迷期之后，“无论是艺术还是商业，这批电影都隐然有‘翻篇儿’之势。” 早前，影评人张小北就曾预告。
　　曾几何时，一说“中国中生代导演”及他们的作品，就说小众、票房差、挑战权威、不可思议的群体。反正，就像时代的怪物。
　　若干年后，曾经不合时宜的他们似乎有破茧而出、集体蜕变之势，亟待观众检验。
　　《匹夫》正式上映前20天，杨树鹏转发了一条“中生代导演集体爆发”的微博，其中宁浩的一句“我们团结，中国电影才有市场”让杨树鹏动容。
　　而宁浩看着自己《黄金大劫案》的海报，形容为“花花世界粉墨登场”。
　　王小帅1996年执导的第一部体制内电影《扁担姑娘》，历经了3年的审查与修改后才获得通过。如今，王小帅的自传式电影《我11》在筹拍多年后选定“5月11日”上映，他说：“只要你勇于争取你的权利，没人可以禁你一辈子！”
　　《浮城谜事》，是娄烨解禁后的第一部作品，如同影片的名字，无论导演本人还是电影，都是个“谜”。现在随着剧本过审，影片杀青，一切事情逐渐明朗化，《浮城谜事》也可以浮出水面了。
　　“审查的事情先不谈了。我试着把‘被禁’这个阶段的感受，放到了新片里。” 娄烨说。
　　电影市场，硝烟滚滚。评论人士喜欢给中国的电影导演贴标签，以群体划分。但无论他们属于“第六代”还是“第七代”抑或“新生代”，标签并不重要。他们中的人，会拍出各种各样的佳作，也会拍各种各样的烂片。总之，他们已经走向各自不同的领域，存活了下来。贾樟柯自嘲：这是一群打不死的“第六代”，我愿意属于它。
　　北岛的诗：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贾樟柯加了一句：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中国本土“独立电影”的发展，从1990年张元导演的故事片《妈妈》为起点，这是中国“独立电影”潮流的发端。张元在《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一书中这样写道―
　　
　　在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大家未曾看到的东西。但，也许正是因为还没有看到这些东西，因此更具有存在的意义。
　　这些影像之所以弥足珍贵，全拜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所赐。因为也就是在许多年前，在这里，用这种方式、这样去表述的电影作品是不可以存在的。
　　我的童年，是革命样板戏的天下，电影都有点疯狂，如同那个时代。不是被无产阶级弄得哭哭啼啼，就是被悲惨人生搞得稀里糊涂。直到我进入电影学院第一次看国外影片，观看的是德国导演施隆多夫的《铁皮鼓》，当小侏儒钻进那女人的裙子里，听到那女人几声“嗷嗷”的叫，我惊呆了，才知道：喔，电影，还可以这么拍。
　　我在电影学院即将毕业那会儿，“第五代导演”都已经完成了各自的处女作。然而中国电影体制依旧遵循苏联的老一套。他们认为，电影是暴动，电影是革命，仅仅把电影当作强有力的宣传工具。当时，只有在16家国家电影制片厂才拥有拍摄影片的权利。
　　在未毕业之前，我以一个摄影师的身份，参加了一部影片的筹备工作。但经过两个国家电影制片厂的审核，也没有得到通过，这部电影悲剧地下马。懵懵懂懂之时，我筹集了很少的钱，在西单的小胡同里，把自己家作为主要场景，用14天时间，拍摄了我的处女作《妈妈》。我才发现，原来用自己的方式，也可以完成一部电影。于是我又接着拍摄了《北京杂种》、《东宫西宫》……那会儿，小帅、娄烨也相继完成《冬春的日子》、《苏州河》……再后来，小贾拍摄了《小武》，一批独立电影接踵而来……当然，这些作品都有个共同的名字：地下电影、禁片。
　　这些影片的命运，是不可以进入国内院线，它们通常只能被一封封牛皮纸带装着，像过去的手抄本一般，在少数人中传阅。这些被称为地下导演的同志，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的作品，寻找一切可以放映的地方。当然，因为这些电影的出世，人们已经再也无法回到只有样板戏的时代了。
　　这些作者代表的当代独立的声音，并不弱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电影。他们代表中国，赢得了世界各地的掌声和奖项。这一切源于他们对电影的痴迷。
　　而且在当时，胶片是一个大问题。我拍摄《妈妈》用的是保定的过期胶片。《北京杂种》是杜可风一卷一卷从香港背过来的。而现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任何人只要有冲动，拿着相机、甚至是手机，都可以去完成属于自己的影像。
　　在国内，很多独立电影依然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播，或者流转于各个电影节。应亮、甘小二的影片，我就是在西班牙格拉纳达电影节看的；赵晔的电影我是在新加坡电影节看的。其实，在我们国内，也存在几个独立电影的福地，例如南京独立影展。在那里，独立影片很幸运地能够跟自己祖国的观众相遇，这些年轻的导演们也能和自己祖国的影迷相见。为什么有这样一些影片还存在着，是因为这些年轻作者的顽强的意志。他们大部分人，都是非常艰难地完成了作品。前几天，听导演王笠人讲述拍摄《刺青》时的困境，很让人难过。现在就是因为审查和所谓的商业，这些影片无法发行。因此，这些年轻导演的作品被禁止，只能缓慢地流传。
　　电影，我常常想，它应该是门有个性的艺术。虽然在整个人类的艺术发展史上也就出现了100年。但是我们肯定不想回到歌颂纳粹的《意志的胜利》的时代，也不想再回到样板戏的时代。
　　今天，电影完全可以像作家的纸、笔，可以像画家的油彩、画布，让年轻的作者能自由地去表达自己独立的思想。这些，让我这样一个悲观的人，感觉到还是会有希望的。因为，至少可以使电影这样一个工具，去进行自我的认识，去发现我们同情的人，去聆听这个时代的声音。
　　两个月前，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在北京开迎新年会，会长李少红特别邀请了娄烨、李玉等还不是协会会员的导演参加。娄烨是第一次参加导演协会的活动，“组织终于找到我了。我终于有一个归属感了，感觉自己是中国导演的一员”。
　　去年9月1日，威尼斯电影节开幕。娄烨执导的《花》是“威尼斯日”单元的开幕影片，全球首映。他身上为期5年的“禁拍令”也到期了。
　　2006年9月1日，娄烨和制片人耐安到电影局，听一位副局长宣读对他们的处罚决定。这年5月，娄烨导演的电影《颐和园》在并未通过电影审查的情况下参加了法国戛纳电影节的竞赛，违反了《电影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他们得到的处罚是“5年内不得从事相关电影业务”。
　　去年，正式“解禁”之前的两三个月，娄烨已经按正规流程进行他新片的工作。现在，影片《浮城谜事》已在进行后期制作。这将是娄烨再度回到电影体制内的作品。娄烨惟一在内地公映的作品，还是2003年的《紫蝴蝶》，全国票房仅约600万元。
　　从《苏州河》、《紫蝴蝶》、《颐和园》到《春风沉醉的夜晚》，娄烨的电影始终描写无助甚至绝望氛围中的男女爱情（或者男男爱情）。新片《浮城谜事》还是现代情感故事。
　　从剧本大纲报电影局备案，到最终获得电影拍摄许可证，《浮城谜事》用了5个多月。“要调看剧本，然后送剧本，按规定30天内要给回复，差不多就等足30天，拿到意见。我们修改再送，再等30天……我们一直在做，一直沟通，剧本最后通过了，特别高兴。”娄烨说。
　　娄烨在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上发言，简略讲了自己5年来在外拍片的经历，他见到不少多年未见的熟人。
　　在这之前的2010年7月22日，王小帅的电影《日照重庆》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试映，他叫来贾樟柯、娄烨共聚。影片映毕三人上台，贾樟柯花整整15分钟念了他刚发表的文章―“我最难忘的是在2003年，在北京电影学院，那天大部分所谓的‘第六代导演’被宣布解禁。有一位政府官员说，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随后将近6年的时间，我亲身经历了新的、来自市场的冷酷。”
　　这几位“第六代”的标志性人物，娄烨当时还在禁令中，贾樟柯和王小帅坚持经营着个人创作，他们的电影本不属于商业片市场却只能在商业片市场里勉强挣扎，过得很不舒服。
　　如今，进口分账影片年配额增加到34部，艺术电影或作者电影的空间势必更小，贾樟柯已经在北京东郊找地盖一间100座的影院，“好好为文艺青年服务”。
　　娄烨不太在意商业或艺术的取舍，“实际情况是90%的商业电影和90%的艺术电影都是赔钱的。你愿意做表达自己感受的电影，不一定挣很多钱，但是会得到每天累死累活拍大片的导演得不到的感悟。”
　　电影业内有观点认为进口商业片数量的增加，会间接推动国内电影审查的宽松。娄烨的看法显得“保守”：“好莱坞影片大举入侵在即，可是我们还没解决自身的电影检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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