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与杭州:13世纪前后城市布局和空间的比较研究]佛罗伦萨足球俱乐部

　　摘要：城市的布局和空间受到特定的经济形势影响，但也与政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不同的环境构成不同的空间表达和诉求。13世纪前后的佛罗伦萨和杭州表现出惊人相似一面的同时，也由不同的背景衍生出相异的城市空间，体现了东西方历史上城市化的不同特点。
　　关键词：城市布局；空间；佛罗伦萨；杭州
　　
　　Abstract：The Urban fabric and space are effected by specific economic condition, while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different environment determined different expression and appeal in the aspect of space. Florence and Hangzhou in the time of 13th century reflected astonishing similar points, in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 they also produced dissimilar urban space, reflecting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oriental and western urbanization in history.
　　Key words：Urban fabric；Space；Florence；Hangzhou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3-55（8）
　　
　　13世纪前后的佛罗伦萨和杭州有诸多相似之处，迅速发展的工商业，广泛联系的行会组织，以及崛起的市民阶层，都深刻影响了城市的结构和面貌。
　　在商业化的背景下两座城市都进行了适应经济发展而进行的现实主义城市规划。这时期杭州出现了从坊市制向厢坊制的变革，御街成为主要商业区域，而佛罗伦萨则以旧市场作为中心、鞋匠路作为中轴连接了城市的主要区域。在总体布局方面，市场和商业场所占据了城市最中心的位置，行会店铺遍布城市。然而不同的政治背景（杭州作为宋元朝代的重要城市，而佛罗伦萨则正处于共和体制）使两个城市的演变出现了不同的布局和结构。在城市建筑方面，佛罗伦萨的市政厅体现了城市自治和行会统治的象征意义，鲜花圣母大教堂成为城市精神和身份的体现。而杭州的城市空间表达则主要体现在西湖区域的改造等，体现了与西方不同的权力归属和空间形态。
　　本文将使用城市规划的方法，利用史料中对城市的记载和地图资料，从城市空间的视角分析比较早期全球化时代的欧亚大陆两端的这一对相似的城市，从微观层面进行比较，从中看出中西城市空间建设的不同特色和发展殊途。
　　1城市发展的经济背景
　　13世纪前后，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意大利和中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商业化的进程，而佛罗伦萨和杭州正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商业革命的东西两个中心。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落和溃退，从10世纪起，意大利在地中海地区又恢复了经济活力，他们重新占领地中海市场，尤其是10到14世纪期间，以贸易为主的增长引导欧洲经济迅速发展。在一系列的扩张中，意大利商人成为其中的先锋，这个以比萨、热那亚、阿马尔菲和威尼斯为首的航海共和国，处在欧洲内陆和东方之间，成为了商业运输和贸易交往中举足轻重的成员。东西方产品以更大的规模展开贸易，东方商品有香料、宝石、丝绸、纸张、金属器皿、瓷器、地毯等手工业产品，而西方商品多为原料和初级产品，如毛皮、木材、金属、农产品、毛织品、丝织品。这一时期，意大利也积极采取了进口替代措施，兴起了高级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如纸张、瓷器、玻璃、棉布等纺织品，进一步出口到东方市场。同时，南北欧之间的贸易也大规模展开，除了陆路还开通了海路，在这一蓬勃发展的经济体中，意大利与西北欧成为南北两个极点。意大利商人率先发展起商业公司，依靠出口贸易和生产，以及东西方之间的关键位置使意大利变得日益富裕。[1]
　　在竞逐利益的过程中，佛罗伦萨所在的托斯卡纳地区成为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虽然这一带处于山区，却有着良好的基础设施，比萨港作为与海外市场的连接点，阿尔诺河连通内陆和地中海，法兰契杰纳大道成为沟通南北的交通动脉，还有众多城镇分布在广阔的腹地。率先发展起丝织业的卢卡和拥有强大金融业的锡耶纳成为其中的佼佼者，相比之下，佛罗伦萨是个后来者，但到13世纪末它却超过所有其他城市成为国际大都会，同时在国际商业、银行业和呢绒业三大领域取得超前地位。[2]与佛罗伦萨经济复兴紧密伴随的现象就是快速的城市化，城市吸引了大量的乡村居民迁入，1200年前后佛罗伦萨的人口达到了1.5到2万，14世纪则增至9到13万，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
　　无独有偶，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中国的经济从宋朝起也开始出现了飞跃，被列入“中世纪经济革命”的范畴，为西方学者所津津乐道。[3]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更是将这时期称作“9~13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商业革命、城市革命的颇具代表性的一个范例”。[4]从开封到杭州所出现的蓬勃发展的商业活动，正是这种经济革命的充分体现。即使到了元初，临安改名杭州，但并未带来太大的破坏，杭州仍然是城宽地阔、人烟稠密的国际大都市。在宋元时期，在国内形成发达的商业网络，以及从大都市到地方市镇的城市体系；在海外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形成众多国际通商港口，如广州、泉州、宁波、杭州等，贸易范围也大大扩展，此前与中国通商国家多集中在东南亚，而两宋期间则越过马六甲海峡，南海商路一直向西延伸到印度洋，直至东非海岸和地中海。[5]《诸蕃志》中对13世纪这些商路及其流通的各种商品都作了细致介绍，体现了当时中国所达到的国际贸易水平。[6]商业市场的拓展也带来了金融上的变革，这时期出现了称作“交子”的纸币，这一划时代的变化也被誉为金融革命。经济发展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日本学者将其定义为唐宋变革，视作宋以后为“近世”的开始。
　　经济革命造成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经济中心南移，杭州就是在这股经济热潮中发展起来的，加上曾经作为南宋首都的有利地位更使其占尽优势，在13世纪成为马可波罗所赞誉的“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除了商业上的优势，杭州也是手工业生产中心，纺织、造纸、印刷、陶瓷、造船等手工业作坊都达到很高的生产水平，产量也足以供应全国乃至海外市场。《西湖老人繁胜录》称“京都有四百十四行”，可见其手工业之盛以及分类之细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这个国际大都市在当时达到16万户人家，人口最多时达到150万之巨。尽管在人口上相比，欧洲城市与中国城市有较大的差异，但仍可看出其城市布局的变迁及所受影响。
　　在这场商业化中，两个城市除了经济上的迅速发展以外，也都出现了大量的商人，形成新的阶层。商业的快速发展使佛罗伦萨的商人力量颇为强大，以这些中等阶层为基础的行会成员构成了平民阶层（popolo），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并缔造城市共和国，他们努力削弱贵族家族的权威，对城市生活也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南宋政府突破了传统重农抑商观念的束缚，大力发展商业，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提高。杭州城中非农业人口也不再受歧视，而是拥有了“坊郭户”的法定名称，市民阶层逐渐形成为一股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市民社会也日趋成熟壮大，达到了少有的开放和自由程度。这些新阶层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顺应商业的需要而大力发展城市化，同时也在城市中营造属于自己阶层的空间，创造自己的象征。
　　2商业化与城市的布局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佛罗伦萨和杭州在对城市进行设计和改造的时候都遵循了功能主义的原则。
　　在佛罗伦萨，中世纪早期遗留下来的建筑和城市面貌，昏暗拥挤的街道和砖木材质的建筑已远远不能满足这时期市民的需求，频频发生的火灾也使佛罗伦萨必需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城市重建。13世纪前后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大量涌进的外来移民，终于为佛罗伦萨提供了一次城市建设的契机，采取大规模的城市化来解决时代给予的难题。佛罗伦萨在13世纪末开始扩建城墙，以容纳越来越多的居民，城市面积增加部分与两个世纪之前相比增加了几乎15倍之多。但城市的设计和建设尤其是空间的组织也遵循了规律理性，拓宽道路，规范房屋，要求卫生美化，尤其是统一道路两旁房屋的高度和立面。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佛罗伦萨设定了一个理想的城市模式，崇尚规则，在城市空间实现整齐匀称的几何组织，由此开启了文艺复兴城市的特点，即向中心会聚的同时注重秩序和平衡（图1）。
　　城市内部的建筑也经历了较大改变。与商业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市场，也是市民生活的重要场所，佛罗伦萨最主要的市场广场坐落于城市的地理中心，如今称作“老市场（Mercato Vecchio）”，这里在古罗马时期是广场（forum），到19世纪城市改造时又被辟为共和广场。旁边就是谷物市场，亦称“圣米歇尔广场”；佛罗伦萨的崛起与其对外金融活动是分不开的，金融中心也成为城市重要的市场，位于老市场南边不远处，后来称作“新市场（Mercato Nuovo）”。圣米歇尔广场成为市政府着力建设的地方，由于这里关系经济民生，因此得到政府的重视。从13世纪末起，这个广场被辟为谷物市场，市政府予以积极干涉，控制着这里的物价和粮食供给。1336年一场大火毁坏了设在这里的管理城市市场活动的官员所用的木质凉廊，于是在此处立起新的建筑。新建筑高达40多m，完全由石块砌成，占据了大半个广场，四面均开口，是一个敞廊型建筑。当修建到第二层时，增建了围墙和拱廊，逐渐成为一个封闭式建筑。
　　圣米歇尔广场不仅是一个谷物市场，其中也被赋予了商人的信仰。从14世纪中叶起，这个商业场所的宗教氛围日益增加，圣殿中挂上了供膜拜的圣母画像，外面的墙壁上设立了神龛。1406年城市法令规定行会均需筹资捐献其保护神的雕像，置于建筑外面墙壁的神龛中。这一年佛罗伦萨征服了比萨，此举不仅为行会信仰之用，也是为了突显城市的名声。城市中大小行会共21个，中小行会捐献大理石雕塑，而富裕的行会则加倍出资捐献青铜雕塑，在神龛之上还饰有各个行会的徽章。[7]由此，这个商业建筑显示出城市权力的商业基础，同时还有一种商业与宗教并重的特征，商人的经济活动与虔诚的宗教活动紧密相连，不仅处在圣母圣人的注视下，而且此处还负责城市的慈善救济活动，对城市贫困问题的关注成为商人和行会的义务。
　　中世纪的欧洲城市中教堂往往遍布各处，尤其是修会和修道院也开始进驻城市，以满足城市宗教生活的需要，尤其是在13世纪后半期开始将教堂和修道院修建在靠近城市中心繁华处，以吸引信徒。方济各会的圣克罗齐(Santa Croce)教堂，多明我会的新圣母玛利亚（Santa Maria Novella）教堂，奥斯定会的圣神大殿(Santo Spirito)，圣母忠仆会（Serviti）的圣母领报大殿（Santissima Annunziata），加尔默罗会（Carmelitano）的卡尔米内圣母大殿(Carmine)，等等，都分散于佛罗伦萨城中各处。而这时最主要的教堂，即作为主教座堂的鲜花圣母大教堂也处于重建的准备中。
　　佛罗伦萨的城市布局和结构表面上看较为分散，不像意大利许多其他城市如帕多瓦、佩鲁贾、皮斯托亚等，经济和政治中心往往重叠，而且距离宗教中心都不远，主要的公共建筑都位于大教堂的广场周围。如上所述，佛罗伦萨的经济、宗教和政治三个中心分散在城中各处，长期以来独立发展，但城市化中的扩建道路工程将三处连接起来，这就是鞋匠路（Via Calzaiuoli）的拓宽，并要求路两边房屋的业主按照统一的标准重建其房屋立面。这条道路贯通南北，与西边一条副道路呢绒业行会路（Via della Calimala）一道，将大教堂、市场和市政厅连成一个统一性的整体。[8]因此，以北部的大教堂和南部的市政厅作为两极，以圣米歇尔谷物市场为中心，鞋匠路成为连接三者的中轴线，城市布局由此被整合，凸显了有机整体的结构感（图2）。
　　杭州与佛罗伦萨相似的地方在于，两个城市都是多山的环境，都以商业化为重要特征。杭州西邻西湖，南枕凤凰山麓，南宋时的皇城位于城南，因而形成坐南朝北的布局，官府和街坊都位于北部。作为皇城，宫廷区占地较多，包括皇宫、宗庙和郊坛；中央行政区紧靠皇城之北，集中分布着三省六部、枢密院等中央机构；地方行政区位于城西西湖边上的清波门至丰豫门一带，以临安府和两浙运司衙治所为中心。
　　虽然政治性建筑占据城市较多空间，但由于商业在城市中的重要地位，杭州的城市中心主要位于御街两侧。在城市化过程中，杭州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和改造，尤其是御街作为沟通南北的主干道和商业街衢被大力建设。御街又被称作“杭城天街”，街面用石板铺成，两边砖石砌出沟渠，为排水系统。[9]从经济地理上看，御街不仅连接城市南北，也连接着北边京杭运河和南边钱塘江。斯波义信总结道，大运河起点和终点的这种交通上的职能和伴随而来作为物资集散的商业中心的状况，是促使杭州城市化的基本条件，当经济活动沿着这条南北干线轴集中起来发挥功能时，就自然而然出现了中心区，这个中心区在城市总体布局中的位置是经济区，即御街及其两侧，也是交引铺、金银铺之类的资本和金融店镇的集中点。[10]
　　御街南起皇城北门和宁门，向北经过朝天门，略微偏西，一路朝北，穿过几座桥，直至城北的武林门。御街是中心商业区，也是城市主要的商业中心，这里商品云集，顾客众多。御街北部有专门为皇城和官府采购物资和负责市场监管的管理机构。大店铺大都设于此，金银店铺多达百家，还有各种商品的买卖。《都城纪胜》中记载：“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御街）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坝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11] 吴自牧曾调查过御街中段的店铺，在《梦梁录》中记载这里多达一百二十家以上的有名可考的大店。在众多店铺中，除了各种食店、酒肆、茶肆、药店、书铺、服装店、客邸、杂货铺外，金银铺、交引铺大量出现，尤其引人注目。杭州城内有数十家典当铺，规模都很大，当时称作“质库”。这时也出现了金银、盐钞引交易铺，盐引又称盐钞，是政府授权给特许商人支领和运销盐茶等专卖产品的凭证，也同金银一样进入流通市场，主要经营这些项目的交易铺为后来钱庄银号的前身。据时人记载，商人在御街中段即五间楼和官巷之间开设了一百多家金银盐钞引交易铺。[12]
　　除了御街上的集市外，一般日用品店铺则分散在坊巷之中，便于市民消费。两宋时城市商业活动的繁荣，达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过去的城市中往往采取坊市分离的结构布局，尤其是在唐朝时臻于完善，作为坊间的居民区和作为市场的商业区截然分开，形成严格的坊市制度，但到宋时则出现了坊市合一的现象。坊不再是封闭式的居住区，而用于标志居民区的方位，如清河坊、太平坊、积善坊、里仁坊等，共八十余坊。坊上设厢，城内有九厢，城外有四厢，分界线即为纵贯全城的御街。市场则遍布城市各坊的大街小巷，南宋杭州城的规划更是彻底打破了坊市分开的体制，演变成为以经济生活为主的坊市有机结合的新体制。正如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载道，“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13]，“坊巷桥门及隐僻去处，俱有铺席买卖”[14]。由此可见，至13世纪在杭州已经完全突破了传统坊市制度，大街小巷均有商业店铺存在，商人的空间在城市中得到了反映。
　　与此相似的是商人行会在城市中的分布。商人、手工业者和各行各业的成员组成了行会，涉及的行业非常宽广，有珠宝、刀剪、金银制品、古董、食品等等。《梦梁录》中称之为“团行”。这些团行往往分门别类地聚集于城市的特定区域，而街道、区域的名字往往也以该团行的名字命名，这一点与佛罗伦萨颇为相像，而且在杭州组成的行会对成员和产品的质量也有控制的能力，当然也起到互助的效果，为其成员协调与政府间关系。而且同样相似的是，杭州的行会也是一种宗教性的组织，各有各的祭祀行业神的年节，行会成员都会在此节日上聚会和庆典。[15]
　　与发达浓厚的商业氛围相映衬，这时期杭州的娱乐业异常发达，显现出一个崇尚世俗享乐的风尚。在城中为数众多的夜市成为商业发达的特征，瓦舍（亦称瓦子或瓦肆）的数量也非常多，远远超过北宋的东京开封，这是一种演出各种戏艺的大型固定游艺场，在城内外有二十多处。凡是表演的场所都围有花纹图案的栏杆，称作勾栏，瓦舍中往往有一到十余个。[16]据时人记载，这时期杭州瓦舍中的“百戏伎艺”多达六七十种，有各种说唱、曲艺、舞蹈、竞技、棋牌、杂耍等，服务业从业人员也突破到数千人。这反映出商业化浪潮中的市民文化的日益发达。
　　杭州的城市布局并不是非常规整，各个功能分区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虽然御街作为主干道连接南北，也是主要的商业区，但零售店铺和娱乐场所也分散在城中各处，这是宋以后快速商业化和坊市制度崩溃的结果。相比之下，佛罗伦萨的布局颇具匠心，以北部宗教区、中部市场区和南部市政区和贯穿其中的大道，形成三体一线的格局，分区更为明显。
　　3城市空间的创造
　　除了在城市布局和结构上的改造，象征城市空间的符号也被创造出来，用于彰显城市的身分和特色，但也体现了两个城市的不同政治环境和背景。
　　在佛罗伦萨，大教堂的修建成为共和城市的身分和象征。从公元3世纪起大教堂即已存在，称作“圣蕾芭拉塔（Santa Reparata）教堂”，逐渐成为佛罗伦萨的宗教中心和主教所驻地。11世纪以后，迅速扩大和发展的城市逐渐超过了大教堂的规模，二者显得不再相称，大教堂和主教面临着权威被削弱的危险，连周围城市如锡耶纳、比萨的新教堂也逐渐超过了佛罗伦萨的大教堂的规模。于是从1296年开始，佛罗伦萨开始倾其全力修建新教堂以取代圣蕾芭拉塔教堂，新教堂要与城市的规模相称并且能够为城市带来荣耀。教堂由当时著名建筑师阿诺尔夫（Arnolfo di Cambio）负责，主要部分很快就建立起来，但到1331年，当在教堂旧址下挖掘出佛罗伦萨首任主教圣芝诺比（Zenobio）的遗物后，市民的热情更加高涨，于是改进了工程计划，希冀建造规模更大更为宏阔的教堂。此后二十年主要是修建钟楼，由乔托等负责设计，到1350年代完工。而教堂主体的修建一直延续到14世纪以后，至15世纪初才被布鲁内莱斯基在教堂中殿的拱顶冠以全城瞩目的大圆顶，成为当时基督教世界最大的教堂。[17]
　　市政建筑也由于政治变迁而发生变化，愈发强调中心性。意大利的城市内外布满贵族家族(magnates)，在中世纪早期尤其明显，一个城市中往往有一两个势力最为庞大的家族和众多小家族。这些贵族的地位有的是随分封而来，有的是商业致富而得，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彼此之间私斗不已，仇杀频仍，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战争不断。在城市中，贵族家族往往都会在自己的宅邸建立高高的塔楼，一方面作为防卫和�望之用，另一方面也是家族的身份和象征，不同家族之间也以塔楼的高度竞相攀比。
　　1250年首次建立了平民政权（Primo Popolo），除了一系列新的立法和职位外，对城市空间也做了极大的改造。此前整个佛罗伦萨城仿佛一片森林，塔楼有的高达70m，大都超过布鲁内莱斯基在15世纪建造的教堂大圆顶的高度。为制约贵族家族和他们之间的巷战，平民政权勒令降低贵族宅邸的塔楼高度，规定不得超过29m。同时期也建造起平民自己的市政厅，即后来的巴尔杰罗宫（Bargello），要求任何塔楼不得超过市政厅的高度。此外，将塔楼被摧毁部分产生的石块，用于扩建阿尔诺河南岸的城墙。[18]1260年平民政权被颠覆，但不久又恢复共和体制（Second Popolo），平民政权于1292年发布“正义法令”（Ordinances of Justice），制定了针对贵族家族的更为严格的禁令，并且继续对城市进行改造，最为称道的就是从1294年起为执掌城市权力的最高执政官（prior，亦为行会领袖，Priorate of the guilds）建立新市政厅，称作“最高执政官邸（Palazzo dei Priori）”，至16世纪因美第奇家族迁往皮蒂宫之故易名为“老宫（Palazzo Vecchio）”，用作最高执政官的办公和居住场所，而此前城市政府是在从切尔基（Cerchi）家族租赁来的宅邸中办公的。市政厅选址在曾经不可一世的贵族乌贝尔蒂（Uberti）的家族宅邸旧址上，乌贝尔蒂被流放，为防止其卷土重来，市政府决定将其宅邸夷为平地，并征用作新市政厅的用地。新市政厅以其堡垒状的外形，罗马式的建筑和高耸的塔楼，成为平民睥睨贵族的象征。[19]这里也成为城市共和国的政治中心，市政厅为市政广场所包围，在西边和北边开辟出宽阔的广场，完工于14世纪80年代。随着佛罗伦萨的向外扩张，在市政厅和广场周围也逐渐增加建筑物。市政厅西边修建了凉廊（loggia），用于公共活动时最高执政官的坐台，这里成为仅次于市政厅的最耀眼的建筑。其他还有为军事长官、行会法庭等建立的官邸，铸币厂等，均面向市场，以及为其他市政官员修建的一系列略小的办公场所。整个广场和各个建筑有一个共同的中心点，就是市政厅的塔楼，以其无可比拟的高度和威严凸显了市政府的权威。市政府不容许广场上有任何的商业活动，使这里成为了一个纯粹的政治中心。[20]
　　与佛罗伦萨将大教堂和市政厅作为市政工程建设、并从中凸显市民的身份认同一样，杭州也将西湖作为重要的市政工程进行了长期的建设。从北宋起，西湖的治理就是官员到任必须重视的一项工程，到南宋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高度重视西湖的整治和管理，许多知府都将此作为政绩的体现。从1139年绍兴九年，即南宋定都杭州的第二年知府张澄治理西湖，到元军占领临安府的一百多年里，有记载的大规模治理多达七次。到元朝时，对杭州和西湖的建设也并未遽然而止，西湖的治理仍然作为城市的重要工程。
　　关于西湖治理较早的是北宋元�五年（1090年），苏轼任杭州知府时疏浚西湖并利用挖出的淤泥构筑而成的堤坝，后世名之“苏堤”。苏堤南起南屏山，北到栖霞岭，全长近3km，宽约36m，沿堤栽有树木，还建有六座石桥。从南宋开始，这里还以苏堤春晓被列为“西湖十景”之首，到元代又把六桥烟柳列入“钱塘十景”。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知府张澄上奏高宗请治西湖，得到批准，遂指定钱塘县尉兼管疏浚西湖工程，配以府属厢军二百人供调度，同时还公布法律条文，规定西湖边居民如有包湖种田和往湖中倒垃圾废物等都要受到重罚。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知府汤鹏举再次治理西湖，进一步完善负责厢军制度，并禁止在西湖中种植菱荷。到12世纪40年代淳�年间，知府建立了小新堤，并继续加强治理西湖。[21]从12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西湖不断受到治理，且越来越为朝廷和知府所重视，施以严格的湖水污染治理，并进一步将西湖之水通过凿井以供饮用和防火。
　　正由于市政的重视和一系列的工程，西湖逐渐成为杭州的象征。《咸淳临安志》中提到，“西湖……中兴以来，衣冠之集，舟车之舍，民物阜蕃，宫室钜丽，尤非昔比。”[22]西湖在被治理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著名景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就详细地记载和介绍了西湖风景区，主要分成七个部分，分别为南山路、西湖三堤路、孤山路、北山路、葛岭路、西溪路、三天竺路，各个部分都有名胜若干。[23]西湖的治理和改造，成为全城市民的关注焦点，不仅关系到公用便利，也是成为杭州城市的标志。到13世纪，已经形成了“西湖十景”的说法，它们是“苏堤春晓、曲院荷风、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两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西湖的重要景点已经被总结和提升，成为笼罩在杭州之上的著名光环，影响延续至今。
　　杭州并非完全世俗之城，宗教在其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咸淳临安志》卷七五《寺观》云：“今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在钱塘为尤众。二氏之教莫盛于钱塘，而学浮屠者为尤众。合京城内外暨诸邑寺，以百计者九。”杭州的寺庙数量尤其多，时人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三教外地》中说，“凡佛寺自诸大禅刹，如灵隐、光孝等寺，律寺如明庆、灵芝等寺，教院如大传法、慧林、慧因等，各不下百数所。” 佛寺中的人数也极其众多，总数多达数万人，号称“东南佛国”。与西湖相邻的是众多寺庙。这与中国的宗教观联系密切，中国的佛道庙观往往置于深山老林，而在城市中也倾向于建在山区风水绝佳处。杭州最有名的寺庙为灵隐寺，建于4世纪初，至宋易名为灵隐禅寺。其他主要寺庙大都坐落于附近，如上中下天竺三寺、法华寺、永兴寺、昭庆寺等。
　　仅次于灵隐寺的是净慈寺，坐落于西湖南岸南屏山，更加靠近城市中心，10世纪所建，南宋时期几经毁建，1204年焚毁后于1330年重建的净慈寺极其壮观，以“闳胜甲于湖山”而被列为禅宗五山之一，这时期该寺的主殿达到五层，两旁的偏殿及楼轩堂阁等有三十多座，僧人有数千人。到元朝净慈寺仍然地位较高，1290年被焚毁后再次被重建，很快又恢复旧观。作为重要禅寺，也受到元政府的较高礼遇和重视，但还是略有衰微。至13世纪末明初时净慈寺仍受到重视，不断被增建。而鼎盛时期是在南宋时期达到的，寺内钟声宏亮，并有雷锋古塔，被列为西湖十景中的南屏晚钟和雷峰夕照，成为杭州城市引以为豪的景点。
　　相比而言，佛罗伦萨的市政建筑是全民参与，主要以市政厅和大教堂为主，市政厅的修建是平民共和政权的象征，而大教堂的宗教意义远不抵它所承载的市民精神，主要成为城市共和国的权力的体现。在杭州，城市的焦点集中在市中心的西湖，虽然也有南部的皇城和中部偏西的府城，但最为耀眼的还是官员对西湖的治理，并且打造出著名的西湖十景，成为城市的标志。与西湖美景相映衬的就是佛寺，虽然作为城市宗教场所，但其赞助人往往是皇帝，多因受皇室宠幸而发达。被赋予官方地位的寺院除了日常为市民做法事外，更重要的是还要承担起为宫廷举行仪式的义务。就这一点而言，两个城市空间的象征物各有不同的背景，意蕴也各不相同。
　　4结语
　　从空间上比较早期全球化时期的这一对城市：佛罗伦萨与杭州，可以发现诸多异同点。在城市化的快速步伐上，二者有着极其相似的背景，在城市的布局和结构上也有相似处，但不同的空间表达和诉求，则显示出这时期东西方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正如德国学者申茨所言，中国城市文化和中世纪欧洲城市之间有着一种非常紧密的相似性，但其间最为重要的区别在于政治结构，以及因此政治结构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的政治作用。[24]
　　作为都城，杭州在13世纪及以前受到很大影响，从过去一个府城扶摇直上迅速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虽然有经济飞跃和商业化的因素，但杭州的发展仍然未摆脱作为皇城的框架。苦心经营下的杭州在规模和布局上都经历了极大的改变，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御街和西湖，形成杭州城市空间的特征，但也充满了皇城气派。同时期的佛罗伦萨，也经历了商业化带来的城市变迁，然而作为商人和手工业者群体的平民阶层，却对城市建设施加了很大的影响。这个群体不仅控制了城市权力，更是以一系列的市政建筑如市政厅、大教堂等彰显了共和国的城市空间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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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于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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