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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靖（河北安新）　　看了贵刊7期下李泓冰的文章《请让孩子们知道饿死人的“家丑”》，他的观点我很同意，因此我就大着胆子，写下我亲历的一件往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正是三年困难时候，饿死人的事屡见不鲜。为了逃活命，村里有人偷跑到外地流浪乞讨。有一对母女跑到了深山区讨要，这位母亲竟把自己亲生的、16岁的黄花闺女嫁给了当地一位40岁的老光棍，理由是，这位老光棍家里有半囤山药干。这个故事的经过，印象深刻，记忆牢固，但那时不敢写日记、笔记之类的东西，所以具体日期就不能确定了。
　　刘曰建（北京）
　　四大名著，均是富矿，《三国》自不例外，因此淘金者采掘不止。狄马《酱缸文化中的“三国”英雄》（《杂文月刊》2012年9月下），独辟蹊径，视角和高度异于常人。讲《三国》的教科书功能，说“这又是一本老少不宜的‘坏教科书’”。《三国》在兵家是好“教科书”，能指导战争，在和平时期特别是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再将“诡道”“古为今用”，会产生灾难性后果。所谓的引蛇出洞、阳谋论、挖墙角、掺沙子、扔石头等，恐怕均是“诡道”。竖看历次“运动”，无不充斥其手段，极端者当属“文革”。在商品社会行业竞争用“诡道”已不足取，用于坑害“上帝”，受害的就不仅是消费者了。
　　评判历史事件，臧否历史人物，应该“站在历史的脊梁上观察历史”（《新疆史鉴》主编马大正语），而不能跪在历史的胯裆下用显微镜寻找所谓“趣味”，有良知的历史工作者不可不察。
　　陈成丽（广西合浦）
　　读了《杂文月刊》8期下的《谁泄露了政府机密》，我颇受感动。读该文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文章讽刺的社会现象在我们身旁似乎随处可见。文章的构思巧妙，作者用尖刻的笔触，把某些官员玩弄权术、虚伪狡诈的滑稽嘴脸刻画得惟妙惟肖，再现了一部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让读者在短暂的阅读中受到强烈的审美刺激，令人忍俊不禁，愈看愈上瘾！作者活跃的思维让文章变得针砭时弊，入骨三分，既幽默又辛辣。
　　李宜倩（江苏南京）
　　我的朋友看完了《穷人不宜炒股》（《杂文月刊》2012年9月下）一文后，感到非常后悔。他说，要是早看到这一篇文章，我也不会落到现在这样的地步了。证监会主席说得对，我就是没有掂量掂量自己适合不适合炒股的人。结果弄得妻离子散，孤苦伶仃一个人。
　　像我朋友这样的人，大有人在。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出，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豪宅、豪车多诱人，谁不想在股市里试一试身手、碰一碰运气？
　　读《人活着不全是为了幸福》（2012年9月下）之前，我曾含着热泪读完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心想，在国内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当中，他们三人吃了这么多苦，杨绛先生却仍说没有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幸福。这是一种多么高尚的品德！
　　杨孔翔（山东曲阜）
　　拜读风青杨先生的文章《中国人为什么不敢说真话？》（《杂文月刊》2012年9月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我们是一个勤劳务实的民族，实事求是历来被视为最高准则，而且现在还写入了国家和党的规章制度。但说假话流行开来，似乎愈演愈烈，远远比说真话来的容易，使人容易听，虽然大家心知肚明，那些美妙动听的话语纯粹是假话、套话，但听起来舒服，也就习惯了。
　　中国人不敢说真话，关键是说真话的环境、氛围没有打造好，说真话的代价太大了，甚至断送前程。在不少地方，上届领导决策的对错，在当届组织中是没有人指出来的，尽管有些政绩工程劳民伤财，很多人都看出来了，谁敢指出弊端呢？也只有新一届“事后诸葛亮”般地评论了，说得体无完肤也无妨。一个单位里，不管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是企业甚至个体企业里，唯唯诺诺大行其道，好好先生平安无事，一言堂的管理体制，让真话没有生存的土壤，你说领导的不是，你说上级的不是，你说单位的不是……你不是自找麻烦嘛！相反，说假话就轻松多了，奉承拍马屁几乎没有成本，得到信任，得到晋升，得到好处，把领导说得舒舒服服，得到的回报非常现实。所以假话、套话的美化作用，弥补了不足，修饰了政绩，扩大了成果，渐渐地，说假话越来越有技巧，越来越艺术化，有些人深得要领，发扬光大。这样，一个单位，一个组织，说真话的市场就越来越小了，也就没有人敢说真话了。造就说真话的大环境，关键靠法律制度的到位，让说真话者无后顾之忧，不至于经常被打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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