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情爱故事的书写原则及明代市民的社会心理】 化学方程式书写原则

　　摘要：“三言”情爱故事的书写原则集中表现为形象对称、伦理优先与完美，书写者之所以遵循这样的原则，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市民追求身份提升的欲望，呼应市民崇尚家族伦理，投合市民审美情趣，进而为评弹说唱吸引客源。可以说，“三言”情爱故事书写原则的确立既是中国古典小说写作技巧的重要尝试，更是明代市民娱乐消费市场的产物。
　　关键词：三言；情爱故事；书写原则；市民心理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2）04-0048-04
　　在“三言”文本体系中，两性之间的情爱能否以完美收尾，达到夫妻恩爱永生不渝、子孙繁盛、福泽绵长的理想化境地，关键在于双方是否能在个人形象、家庭出身、社会身份等具体领域遵从一定的硬性原则，从而确保婚恋关系耐受考验、稳固长久。事实上，普及并遵守这些写作原则是创作者为顺应明代市民社会心理而采取的写作策略。
　　一、三位一体：“三言”理想化情爱的书写原则
　　（一）均势至上：采用多重对称的形象塑造
　　在“三言”涉及情爱的篇目中，婚恋关系的成功关键在于彼此的才貌、家境能够达成均势（或曰平衡）。这样的均势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男性相貌才学与女性品貌素养的对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组合包括玉郎与刘慧娘（《醒世恒言》第八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秦观与苏小妹（《醒世恒言》第十一卷·苏小妹三难新郎）、蒋兴哥夫妻（《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张浩与莺莺（《警世通言》第二十九卷·宿香亭张浩遇莺莺）、吴清与褚爱爱（《警世通言》第三十卷·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在这些组合中，男性的突出特点为才华横溢、体貌端庄，女子富有才情、窈窕清丽，男女双方往往会在偶然相遇时一见倾心或在意外邂逅中情定终身；第二，双方家庭背景、出身际遇极其相似。其代表作如《穷马周遭际卖缒媪》（《喻世明言》第五卷）、《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第三卷）。《穷》的男主人公马周出身贫民，先是投身军旅后无业安身，《卖》里的秦重自幼失怙，并见弃于兄嫂，日日走街串巷倚靠小本生意勉强谋生；《穷》中的卖缒媪年少寡居，抛头露面经商度日，《卖》中的王美娘幼年被拐，委身青楼卖笑为生。可以说，两组人物共同厕身社会底层，彼此由偶然结识到惺惺相惜再到相濡以沫、相扶相持，其感情的发生轨迹如出一辙；第三，男子“未来”的发展远景（特别是仕途）与女方“现在”所处的门第之间构成“时差”上的匹配关系。以《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醒世恒言》第七卷）为例，钱青虽为清苦书生，但“饱读诗书，广知今古，更兼一表人才”，经过一番偷龙转凤、阴差阳错后，与家大业大的高小姐弄假成真。情事败露后，高家长辈初以怨怼待之，未几将错就错，终而青眼有加，倾力培养钱青这位青年才俊，帮助其成功致仕，也为自家女儿博到了“泼天富贵”。
　　（二）伦理优先：张扬人伦序位的写作主旨
　　因受到礼教传统的严重压制，社会组织的构成因素实际上乃是无数对自身命运无法自主的“小写的”个人，他（或她）永远处于族权、祖权、父权的多重统制下，呈现出典型的工具性特征。相应地，在情爱事件中，尽管男女之间会自动生成强烈的情欲冲动，但当此种冲动随着时间推移而慢慢降温并最终面临礼教传统尤其是伦理关系的考验时，曾经的山盟海誓、花前月下便会立即支离破碎、化为乌有。以《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为例，该篇目堪称三言文本体系中的另类，有别于宋元话本贯用的创作套路（恩爱始终的情感模式、四平八稳的情节脉络、完满团圆的喜剧情结），《杜》绝少说教气、八股气和廉价的美妙结局，多的是令人切肤啮齿的宿命感和沉郁难解的悲壮感，而女主人公杜十娘正是这宿命感、悲壮感的生动化身。尽管她与李甲男才女貌，不愁温饱，本有可能成为人人称羡的神仙眷侣，但其最终竟难逃被旧爱抛弃、转卖的命运。究其原委，除了男权中心说、性格软弱说、世态炎凉说之外，我们应从李甲对杜十娘情感变化的各个阶段中看到伦理机制所起到的核心作用：第一阶段，离“家”千里，情比金坚：李甲是在北京结识杜十娘的，此地与其故乡绍兴之间路途遥远，使独身一人的李甲暂时摆脱家族的羁绊，获得了释放情感的自由空间，誓与杜十娘共度余生；第二阶段，离“家”越近，情若苇草：在偕同杜十娘返乡的路上，李甲对爱情的态度明显动摇，甚至坦言“老父盛怒之下，若知娶妓而归，必然加以不堪，反致相累。展转寻思，尚未有万全之策”，寡言少语，一再落泪；第三阶段，“家”在眼前，情断义绝：李、杜乘船至瓜州（在今扬州市南）时，徽商孙富看出了李甲郁郁寡欢的根源，借助“父子天伦，必不可绝。若为妾而触父，因妓而弃家，海内必以兄为浮浪不经之人。异日妻不以为夫，弟不以为兄，同袍不以为友，兄何以立于天地之间？”的伦理说教摧毁了李甲对杜十娘仅存一息的温情。事实上，与其说孙富的“成功”有赖于商人的洞察力，倒不如说李甲内心早已对父母、妻子、情人的亲疏序位做了不可撼动的安排，事已至此，杜十娘注定“被牺牲”。
　　（三）花好月圆：彰显完满无瑕的审美趣味
　　“大团圆”结尾历来是古典小说、戏曲在结构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在文本中、戏台上随处可见，并衍生出以平冤昭雪、骨肉团圆、天下大治等具体形式来标示出个人、家庭乃至国家层面上取得终极性成功。在“三言”情爱故事的收束部分，这样的“大团圆”结尾普遍存在，除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一特例，其他作品无一不以圆满无瑕的方式结束全篇。大体而言，“三言”“大团圆”结局的构成要素至少包括四种：夫妻情比金坚、白头偕老；丈夫学而优则仕且封妻荫子；后代科场成名富贵不绝、家族兴旺子孙繁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要素都是以复合状态集中出现在情爱故事的结局，诸如“同榜登科，俱任京职，仕途有名……一门亲眷，富贵非常”（《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偕老百年，后生二子，俱擢高科”（《宿香亭张浩遇莺莺》）、“夫妻偕老，生下两个孩儿，俱读书成名”（《卖油郎独占花魁》）的叙述便是实例。相比之下，仅仅用“百年偕老”一笔带过、草草煞尾的，仅有《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一例。事实上，“大团圆”结局的广泛使用，不自“三言”始，不以“三言”终，它和均势至上的形象塑造、伦理优先的写作主旨一起，都是儒家文化传统、市民社会心理糅杂合成的结果。 　　二、制造完美：市民心理统摄下的情爱叙事
　　中国古代城市的规模化发展肇始于隋唐，定型于两宋，至明清时登峰造极。在这一进程中，城市的休闲功能逐渐得以强化，使市民阶层的娱乐活动从相对单一向形式多样、消费多元格局过渡。这一过渡完成于明代中后期，并与明代商品经济的勃兴几乎同步。仰仗城市经济的持续繁荣，娱乐活动兴旺发达，其中，说书弹唱尤其广受青睐。而说书弹唱从业者的行业底本正是集历朝话本、拟话本之大成的“三言”。[1]作为“三言”文本体系的支柱之一，情爱故事能够被市民阶层接受的关键至于，它必须与这一阶层所持有的社会心理保持一致。
　　首先，情爱叙事满足平民阶层提升社会地位的朴素愿望。
　　考量一种社会形态是否健全的标志之一，乃是这一社会体制是否向平民提供相对公正的上升管道。[2]就中国封建社会而言，这种上升管道的突出代表就是科举制，它首创了以考试代替举荐的文官选拔机制，从理论上让平民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机会，属于“消极的民主”。 然而，科举制只能够实现一小部分平民精英的进仕之梦，多数的平民（包括知识分子）囿于经济状况、教育程度等因素，与金榜题名无缘可言。在这种情况下，改变贫贱出身（变泰发迹）必须要通过“非常”途径，在科举制之外另辟蹊径。为达成这样的目标，“龙虎君臣，风云际会”的叙事模式在戏曲、话本的创作中应运而生。[3]这一模式可以概括为：君主偶遇隐居的高士，诚邀其出山；后者感遇前者的礼遇终而投笔从政，明君贤臣共谱一段美谈。在“三言”里，《俞仲举题诗遇上皇》（《警世通言》第六卷）、《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喻世明言》第十一卷）与《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喻世明言》第十五卷）便是实例。就婚恋关系而言，它的叙事方式及功能与“龙虎君臣会”同中有异、异质同构，即女性先对男性进行“投资”，再由男性博取“成功”，最后双方共享“收益”。以卖缒媪、王美娘、高小姐为例，她们自身的经济条件良好，所器重、嫁与的男子同属于草根阶层。然而，她们义无反顾帮助、提携自己的爱侣摆脱生活窘境，或襄助其投军，或扶持其经商，或资助其科考，使他们迅速跻身上流社会——当然，她们得到的回报自然不菲。显然，这一叙事方式和“龙虎君臣会”所相同者，在于双方社会地位上的飞跃；所相异者，乃是夫妻之间的协力合作替代了君臣之间的鸿沟。就这样，故事中的平民（贫民）男子平步青云。故事外的听众在心理上弥合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享受由“虚妄的希望”所带来的欣然自喜。
　　其二，情爱叙事呼应明代市民对维系婚姻的社会伦理的尊崇。
　　社会伦理法则的核心是家族本位、男权本位。遵循伦理序位，实际上就是贯彻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度，从而严格区分并巩固上下、内外、妻妾等一系列等级关系，达到各种关系之间的绝对稳定。在“三言”设计情爱的篇目当中，宗法制度直接导致“家里人”与“外头人”之间的紧张与排斥。男主人公无法或无力处理、疏导好这一僵局，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悲剧（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相反，若处理得当，则内外相融、家事宁顺。为化解僵局，女性必须自觉让步、自我牺牲。例如，名妓玉堂春一见情夫王顺卿正室便主动以妾室自称，令“公子喜不自胜。当日正了妻妾之分，姊妹相称，一家和气”（《玉堂春落难逢夫》），白玉娘“因自己年长，料难生育，广置姬妾”使丈夫“连得二子”（《白玉娘忍苦成夫》）。简言之，家族伦理接纳女性的情况有二：要么，“外人”（妾）自觉维护“内人”（妻）的优先位置，无怨言、不儹越；要么，“内人”（妻）以“当家人”（夫）为重，不擅权、不专断，共建和谐的家族体系。此外，伦理序位还表现为，在各方面高度对应的人物实现配对，“郎才女貌”情结由此而生并被实在化。于是，将男女主人公在自身形象、家境、修养等诸多方面的“好”进行简单叠加，堆砌出“优势互补”、“强强联手”的态势，在“三言”里屡见不鲜，几乎可划归老生常谈的范畴。然而，老生常谈不等于没有新意，譬如，《钱秀才错占凤凰俦》所提供的“时差”型均势颇值得重视，其原因在于，这种均势存在极大的变数，易构成耐人寻味的情节冲突——无可否认，“十年寒窗无人问”的男子在一招得势、具备变心的实力之后将会怎样使用（或不使用）这种实力比廉价的功成归家、夫妻白首更扣人心弦和贴近人情世故的本相。面对诱惑，有人企图杀妻另娶（《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莫稽），有人品性端正不忘旧情（《白玉娘忍苦成夫》中的程万里）——他们究竟会如何选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出现丰富了情节自身。
　　其三，情爱叙事市民的及时行乐心理，有效吸引客源。
　　有明一代，城市娱乐的消费者带有很大的流动性，他们当中，既有进城谋生的农民、手工业者，也有来自异地的商人、游历的士人，更有本土的百姓、士女，等等。在明政权较为稳固的时期，一俟华灯初上，“酒醉饭饱，呼群三五，挤入人丛……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张岱《西湖七月半记》）的喧闹情形便会在以杭州、扬州、金陵为代表的南方都市和以北京、大同、太原为代表的北方城市一次次上演。[4]从事娱乐消费的市民固然数量可观，但将其消费的重心落到说书弹唱上绝非易事。其原因在于，明代城市娱乐活动的可选择余地充裕，市民可以在杂耍、口技、酒楼、茶肆等方面寻求身心的愉悦，未必会成为说书弹唱的长期拥趸。有鉴于此，说书弹唱便被赋予鲜明的“快餐”性质，即强调感官刺激和情绪宣泄，承受时间、场地与人流不确定的三重限制。在这种情势的左右下，话本的创作模式不得不体现出这几种特征：折（幕次）数少，一般不采用多重线索并进的立体结构；情节曲折，以脍炙人口、回肠荡气为佳；设置无悬念的完美结局以大快人心。这样的处理，一方面增强了故事的可感性，另一方面削弱了故事的现实性。就“三言”的情爱叙事来说，绝大多数的男女之情都被设置为“开端很顺利、过程小波折、结局无悬念”的结构形制——“他”与“她”的相遇往往发生在公共领域（街道、寺庙、道观、青楼），接着彼此会自然吸引，而帮衬牵线的配角总会适时出现，当两情绸缪却遭遇意外侵袭时（例如，受到来自父亲或母亲的压力、幼年时婚约的羁绊、恶人的骚扰），便轮到强有力的“拯救者”（明白事理的官员、大义豁达的家长、舍身为主的丫鬟等）来化解危机，促使他们的爱情走向婚姻，更无疑义的是，他们的姻缘“必然”美满无瑕——就在观众的唏嘘、欣慰的同时，深沉、崇高的悲剧性被悄然化解，而话本的编纂者、使用者正是利用这种“肤浅”的“俗套”留住观众（听众），换取丰厚的回报。
　　三、结语
　　总而言之，“三言”情爱故事的书写原则体现出了明显的对称性（人物设计）、对应性（人物背景）、和谐性（情节铺排）与完满性（结局安排），这样的书写原则看似不利于叙事方式的改进与更新，从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古典小说在叙事模式、写作技巧上得到具有里程碑式的突破与创新。实际上，“三言”情爱故事的书写者迫于娱乐消费市场的无形压力，为契合市民阶层社会心理而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将话本与民心、故事与民俗、说唱与市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情爱书写的多重格局。
　　参考文献：
　　[1]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68.
　　[2]杨文圣，焦存朝.社会形态嬗变与人的发展进程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102.
　　[3]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北京：商务出版社，2011：41.
　　[4]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第二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92-93.
　　（责任编辑 钱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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