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贺龙的点滴交往|拾起的回忆点滴作文

　　贺龙是我军创建者之一，是我军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其历史功绩岂容扼杀！是非功过，天地明鉴！他含冤去世，常使我深为悲恸！　　第一次聆听贺龙的讲话是在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当时我在此校任教。在抗大听过贺龙介绍八路军一二O师作战经验的报告。他随口道来，内容实在，条理清晰，事例生动，真可谓出口成章。可惜当时没有录音设备，否则当场录制下来就是一篇完整的无须修饰的好文章，所以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面见贺龙是党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当时我病未好，便去找贺龙、萧克两位首长，要求回一二O师参战。他们见我情切也就同意了，让我去总部办理手续。延安一别，光阴荏苒，直到1957年底之后，我才得到机会与贺龙接触，使我对贺龙的为人处事诸方面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自然更加尊敬爱戴这位老首长。
　　顾全大局，不计名利
　　1959年，为迎接建国10周年大庆，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筹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我有幸被抽调从事筹建工作并被任命为馆长。
　　我曾亲自登门贺家，向贺龙汇报军事博物馆筹建工作进展情况并提了关于征集文物的事宜。贺龙不仅认真听我陈述，表示关心和支持，并亲切地对我说：咱们红二方面军有件很重要的历史文物，就是两门德国造的克虏伯山炮。这两门山炮是我们红军战士长征时用肩膀扛出来的，也是红军三个方面军唯一保存下来的山炮，你们必须把它找到。至于我自己的文物并不重要，你们可以根据陈列内容的需要，只要有合适的东西，你们就可以拿走。这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拜访。
　　军事博物馆布展后，贺龙多次来馆审查布展情况。如1959年初，贺龙在土地革命战争馆审查时，对我们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陈列务必突出红一方面军。因为它不仅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的工农红军主力，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工农武装革命力量，而且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作为首选的，以重兵进行“围剿”的作战对象，所以在陈列内容上无论如何都要注意突出宣传中央红军。我立即告诉他：“在陈列中我们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了。红军时期陈列有关文物中，我们已经注意突出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直接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了，请首长放心。”他满意地说：“这样就好了。”关于陈列展览中突出中央红军之事在贺龙心中非常明确，特别重视，多次提醒。他总是从我军整体出发，摆正各方面军之间的关系，以此加强军队之间的团结与统一。
　　又如，1959年为贯彻中央军委关于编写中国工农红军战史的决定，成立了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主任委员贺龙，副主任委员许光达；编委：萧克、王震、李达、张子意、甘泗淇、廖汉生、王尚荣、黄新廷等等，我也是成员之一。因编写工作，有机会多次聆听贺龙的指示，几乎每次他都强调编写我军战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突出重点，摆正关系，认真总结正反面的经验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即使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贺龙也是从全军考虑，要求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认真地处理好各种关系，恰如其分地展示红二方面军在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
　　众所周知，贺龙是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其作用和影响是很大的，但他从未谈自己的功绩。当他审查军事博物馆土地革命馆，见到南昌起义的陈列时，他说：“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向国民党军队打响的第一枪。宣传八一南昌起义，主要是要宣传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不能把我突出起来。”这是他见到南昌起义领导人的排列油画后说的，其实他并不知道这张画的来由。我立即说：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5位领导人的排列顺序（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是经周恩来总理审定的。听后，他才点点头。这本是历史，贺龙似乎很不在意自己当时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但我们必须向群众如实地介绍历史。
　　从贺龙言谈细节我深深地感觉到，他忠心耿耿，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我们的军队，胸怀坦荡，不计名利。
　　解决争议，实事求是
　　军事博物馆布展时遇到一些争议的问题，往往是我们有关的主要领导人站得高，能客观地看待问题，公正地处理问题而得到解决。贺龙就是其中一位。
　　比如，关于井冈山与湘赣苏区陈列的争议。军事博物馆根据历史材料所提供的事实，按时间顺序把1927年秋收起义上井冈山放在前；将1929年5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重返井冈山，使湘赣苏区得以恢复和发展，于1931年8月成立中共湘赣临时省委，10月正式成立了中共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放在后面。对这一陈列位置的前后问题，当时有位湘赣苏区的同志提出异议。他认为1931年8月成立的中共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是可以把1927年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红军和其边界斗争作为湘赣苏区的一部分。这就引出了是先有井冈山，还是先有湘赣苏区的争论。我们曾向这位老同志摆事实，作解释，他仍然不同意。于是他给贺龙写信反映了这件事。
　　1959年初，贺龙通知在京原红六军团团职以上干部，到北京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开座谈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开会时，贺龙将信件交给萧克、王震，接着他说：关于红六军团的问题，我不了解，请萧克、王震同志决定。萧、王是原红六军团首长，他们看信后问我：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我说：简单说就是先有井冈山后有湘赣苏维埃，还是先有湘赣苏区，然后就包括了井冈山。
　　萧克、王震一致认为：应先有井冈山，后有湘赣苏区；湘赣苏区包括不了1927年由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所创建的根据地。军事博物馆的陈列是对的。通过会议统一认识，解决争议，当事人也同意大家的看法了。可见，贺龙解决有争端问题的做法很明智，重事实，推崇了解情况的当事人当面讲述，使大家能心平气和地解决争议问题。
　　关心支持，注重细节
　　贺龙对军事博物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凡与此有过接触的人是有口皆碑的。
　　文物征集前面已经提到。当我回馆向文物征集处的同志传达贺龙讲的话，他们听后都很高兴，立即派人登门征集文物。贺龙就叫秘书把自己珍藏的历史文物都取出来，让他们挑选。在这些文物中居然找到了1927年以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的名义发布南昌起义的公告。这幅公告给我们提供了历史证据，使我们进一步考虑贺龙在南昌起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才有我询问周恩来总理并得到明确的答复，纠正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一书中周、朱、叶、贺的排列法，恢复了历史原貌。 　　有一次，贺龙陪同外宾参观军事博物馆后，他对我说：“现在参观军博的人很多，有国内广大群众，还有许多外宾。在外宾中有和我国建交的政府首脑、官员和群众；还有尚未建交的知名人士；也有正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组织成员等。因此，军博在接待不同国家的外宾时，对解说词应有所区分，注意分寸。”接着他又强调说：“涉外无小事。我们不但在解说词方面要有区别，还要在礼仪上加以注意。比如，接待人员的仪表，说话的语气、态度等。特别是要防止态度傲慢或出现大国主义的表现情绪等。”
　　临别前，他还叮嘱说：“军博的解说员既有来自军队的成员，又有从学校招聘来的学生，你们领导和老同志一定要从政治上、学习上、生活上关心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在我们人民军队的工作和生活中不断成熟，茁壮成长。”我说：“感谢老首长对解说员的关心和爱护。当前我们除了生活上按军队条令法规的要求外，正组织他们学习《党史》、《军战史》及英语，以提高业务水平和讲解能力。我们力求在实际工作中把他们培养成德才兼备，熟悉我们党的历史和我军战史方面的人才。”贺龙露出欣慰的笑容说：“那就很好，你们关心年轻一代的成长很好，在我们这个革命大熔炉里锻造出有用的人才！”
　　又如，有一次贺龙陪外宾参观，送走外宾后，他立即对我说：“军博展出的面积很大，逐个参观历史馆至少要一天时间，所以我想军博应该有一个综合馆，把我军的历史压缩到一个馆中，这样外宾参观的效果可能好些。”我说：“您的指示很重要，我们现在正同有关单位商议这件事。准备把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现代馆的陈列内容压缩成一个分馆（即综合馆），用于接待外宾，既可以了解我军历史概貌，又可节约时间。”我们正准备筹建分馆之事和贺龙想到一块了，他高兴地说：“这样很好！”
　　贺龙的建议推动我们加速综合馆筹建工作的进展。不久，综合馆建成立即投入接待外宾。
　　对待部属，既严又慈
　　1957年底，叶剑英指名借调战役系刚毕业的我到军事科学院参加筹建工作，由于军事科学院营房正在兴建，科研工作尚未开展，军科领导鉴于我于20世纪30年代初离家至今还未回乡探亲，借此空隙批准我返乡省亲。临别前，我去贺龙住处向他告辞，这也是建国后我第一次拜访他。我说：“我去四川探亲，您有什么事需要办的吗？”贺龙说：“你离家20多年了，应该回去看看。解放后家乡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作为军人和共产党人务必注意遵守党的纪律、军规、国法，协助当地党、政、民领导机关做好当地群众的工作。”老首长还把我当孩子似的叮咛，我听后心里乐滋滋的。另外，要我请贺炳炎（ 四川军区司令员）帮助他买两双“三江鞋店”产的布鞋。
　　到成都后，我见了司令员贺炳炎、副司令员黄新廷。他俩都是红二方面军二军团的干部，十分熟悉。黄新廷同我是战役系的同学，我们同住一幢楼，他住楼上，我住楼下。大家是老朋友，谈话十分随便畅快。我把贺龙委托买鞋的事告诉贺炳炎。这时他们说贺老总任西南军区司令员时有个规定：凡住军队招待所的干部，每人按级别大小每天交四角、六角伙食费。原因是：一、现在实行薪金制，军官本身都有自己的薪金，自然包括生活费用了；二、因公出差的军人，都按规定发给出差费。故作出这一规定。当时，总参谋长黄克诚也住军区招待所，我们同桌吃饭。我们一致认为军官住招待所交纳伙食费的做法是正确的，合情合理，也是公私分明的体现。这在今人可能视为小事一桩，而那时作为西南军区的第一长官却能从细小的地方做起，注意公私分明。
　　上世纪60年代初，有次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在贺龙住处开会，与会者都是红二方面军有关人员，大多是长期和他共事的部下，大家相处的非常融洽，有说有笑。会前有的同志向贺龙讨烟抽，他们知道贺龙爱抽四川金堂县生产的雪茄，就向贺龙要这种烟。贺龙乐呵呵地笑着说：“这烟不多了，在卧室里，你们自己去拿吧。”这几位爱抽烟的同志马上跑到卧室去拿烟卷，几乎把剩余的雪茄都抄了出来。这些人都是将军，却像孩子似的天真、无忌惮。让我不会抽烟者静坐观看，十分羡慕像家人似的随便、融洽，贺龙在一旁看着乐。这种亲密无间的上下级关系多么可贵！我十分敬佩贺龙对部属的坦率真诚、慈爱亲切。
　　狂风折松 ，丰碑不倒
　　1967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我接到叶剑英同志办公室的通知，要我立即到军事科学院叶帅处。我立即驱车前往，抵达叶办后，叶剑英叫我马上通知驻京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主要领导人，到他这里听军委的重要指示。听后，我感到很惊讶。按理叶办就可以下达通知上述人员来开会的，为什么要我代表总政下达通知呢？（我当时任总政代秘书长）既然是军委领导的指示，我就向驻京各大单位主要领导人下达了通知，要他们上午9时到叶帅驻地开会。
　　上午8点50多分，与会人员已到齐了，我就向叶帅报告。叶帅说：现在还有×××同志未到，必须等他到会后才能开会。不一会儿×××同志到了。叶帅要叶办主任莫阳下发参加军委会议人员的文件稿，人手一份。这些发言稿的内容综合起来就是指责贺龙对党中央的不满，甚至企图搞“兵变”。更奇怪的是以往称赞贺龙南昌起义失败后，回湘西以“两把菜刀”闹革命，建立了根据地者，而今却妄说贺龙是个老军阀，是阴谋造反的“野心家”，并把贺龙奉命从西北入川说成是抢地盘，又将八路军一二O师在晋西北因地薄人稀，部队发展比其他地区慢的事实，说成贺龙对此不满。以及把电影《洪湖赤卫队》说成是为贺英树碑立传制造舆论，用以宣扬自己等等。这一反常态的言论和指责让我着实吃惊。
　　当时，与会的红二方面军的一些同志心情沉重，无限困惑。我冷静细想从我与贺龙的接触过程，从未发现贺龙对党中央、中央军委以及对自己所担负的工作有什么不满的言论，对毛泽东有什么不尊敬的地方，哪怕是只言片语。怎么会空穴来风编织如此“罪状”，令人震惊，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只能沉默，再沉默！
　　所谓“兵变”是什么呢？就我所知是指总参外事局设在军事博物馆的援外武器陈列室。
　　军事博物馆建馆开展后，参观的外宾中有通过与殖民主义者斗争后取得民族独立、建立政权的国家，还有正在进行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革命组织成员，他们到军事博物馆参观是为了吸取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并希望得到我们的援助，其中亦包括武器装备的援助。为了兄弟国家革命斗争的需要，我们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援助。为了他们的需要，经中共军委领导批准，总参外事局在军事博物馆设了一个自产武器的陈列室，让外宾参观自行选择。
　　贺龙当时是兵工生产的负责人，根据总参谋部的要求，将所生产的轻型武器送到军事博物馆武器展室展出。他要求我们对武器进行解说时务必实事求是，不可夸张，以免误导。对武器的战术、技术性能和使用方法一定要仔细解说。这在当时是作为国际主义精神进行宣扬的，是公开的秘密。可是现在却变成了“贺龙兵变”的罪行，甚至把所陈列的空枪、空炮都说成装了弹药，目标是炮打钓鱼台和京西宾馆。这种凭空捏造，真是可恶至极，也十分可笑。
　　后来我亦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打入囹圄，罪状之一是贺龙的黑爪牙，参与“贺龙兵变”。
　　以上叙述虽属零星片断，却是难忘的记忆。贺龙的音容笑貌深藏我心中，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贞，对人民群众的热爱，对祖国繁荣昌盛的渴望与关怀，对工作的尽职尽责，不计名利，不彰功勋，对部属的亲切关爱等等，全部能透出他那思想品格的光辉！我不禁发自肺腑感慨：“含冤仙逝功业在，长留美名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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